研究緣起：目前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鮮少溝通配合、各自發展，往往造成重複或浪 費現象，亟需統合，以謀求改進。 論文章節：第一章緒論分四節，第二章我國基層技術人力供需概況分四節；第三章 我國職業訓練現況分析分三節；第四章我國技術職業教育現況分析分三節；第五章 各國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制度溝通配合實施概況及其綜合比較分四節；第六章我國 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溝通配合之研究調查問卷分三節；第七章結論與建議分二節。 結論與建議摘要： 一、結論：1.重視企業界與教育界之合作；2.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統合並進；3.技 職教育內容兼顧學理與經驗之貫通；4.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兼籌並重；5.職業教育 和訓練課程能適應社會和個人的需要；6.技術教育的實施未忽視倫理的價值；7.職 業訓練及證書考試與就業輔導配合。 二、建議：1.觀念與作法方面；2.制度配合方面；3.任務分工方面；4.人力資源交 流方面；5.設備相互支援方面。 #2810420 #2810420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我國工業組織中主管、員工的人際溝通方式與員工工作滿 足的關係。共一冊，約七萬言，內分五章： 第一章 緒論，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敘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及依研究 問題而擬之假設。第二節是本研究專有名詞的操作界定。 第二章 有關文獻探討，第一節說明人際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的人 格理論，就其理論基礎，人格特徵等加以敘述。第二節探討因不同人格特質，而產生 的溝通方式及人際溝通的意義。第三節就人際溝通分析理論中有關動機與需求部分作 一介紹，並與各家學說綜合探討。第四節為員工工作滿足的意義與測量。 第三章 研究方法。包括受試者，本文研究調查對象是來自我國勞力較密集的工業： 紡織業、塑膠業、電子業等。第三節測量工具，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共兩種：一 為「人格特質形容詞檢定量表」；一為「工作說明量表」，其次為統計方法，本研究 係用多因子變異數分析、交互作效果，測度自變數與應變數的關係。 第四章 研究結果。就本研究所作的假假設、分析。驗證後的描述及統計結果分析。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對研究結果的討論及筆者的一些建議，並敘述本研究的限制。

「公共領域」是個有待詮釋的概念，任何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必然預設了某些存在於公╱私之間的區別，但是並沒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可以用來處理「公」與「私」這一組相對的概念。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哈伯瑪斯理論架構下，公共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公共性原則」在由自由主義民主轉向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受到包括市場經濟、媒體、文化消費、利益團體、廣告宣傳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破壞，造成公共領域功能衰退、公共性式微的各種問題。為了重建公共性，使公共領域能恢復不受扭曲的溝通功能，哈伯瑪斯轉向對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工作。在第三章中，本文以漢娜•鄂蘭對公共空間的闡釋來和哈伯瑪斯做比較。藉由哈伯瑪斯在「權力」和「真理」的概念上對鄂蘭的肯定與批判，帶出哈伯瑪斯在溝通理論上的建構工作。 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應用在民主政治理論上，成為所謂的審議式政治。其特色在於：（1）重視理想的程序性設計。其成功不在於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於相應的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以及程序與非正式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2）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概念，其中一方面指的制度化的民主程序，通常指的是議會的運作；另一種則是不受制度規範的非正式意見形成過程，也就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其中公共領域扮演的是發現問題、確認問題的有限角色，並不能取代政治系統進行治理和決策。 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提醒我們公共領域角色的有限性，以及公共領域和政府職能不可置換的特點。政治統治機制有其不可懈怠的責任和義務，而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互動也不必以得出「共識」為導向，因為它並不需要承擔任何決策的成敗，而主要是一種鄂蘭所說的展現功能。

本研究主要係延伸過去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模式，將老人研究中的「施惠語言」概念納入，探究記者在與年長消息來源互動時是否使用「施惠語言」，其主要形式為何？運用目的為何？與此種語言形式有關的「個人變項」及「情境變項」又是為何？ 本研究以四個新聞訪問個案進行分析，個案之選擇兼顧記者性別與年齡差異，並以語域分析法分析「施惠語言」形式，其後輔以深度訪談法探究記者對消息來源的外表生理特質刻板印象、對彼此互動關係及互動目標等情境認知，以進一步分析記者的個人變項及情境感知變項與「施惠語言」之關聯性。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施惠語言」是新聞訪問中常見的語言形式，包括「娃娃腔式談話」、「屈就或過份私密談話」、「命令或直接談話」及「膚淺或無關痛癢談話」等四類「施惠語言」主要形式均可在新聞訪問中出現，其中又以「屈就或過份私密談話」最被普遍運用。此外，記者的個人變項與新聞訪問的情境感知變項均會影響記者的「施惠語言」運用形式，亦即記者依據情境變化不斷調整語言形式以適應消息來源，使得一段新聞訪問中可能同時出現多種「施惠語言」形式。

隨著世界人口的激增以及對自然資源的迫切需求，每年都有許多自然災害、科技意外、人類衝突以及因管理疏失所造成的重大損失。遺憾的是，此類事故發生的頻率不僅逐日攀高，其形成大災難的例子更是隨處可見。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都無法忽視此一趨勢，特別是政府機關更應該避免因為危機管理不當而導致爭議、危及社會安全，甚至動搖國本。 「災害防救法」甫頒布，隨即發生象神颱風，各地方政府防救辦法尚不及訂定；災害發生後，呈現出邊作邊修正，防救工作執行上產生諸多爭議紛擾，不切實際之窘境；尤其因為政府與民眾對法制認知不足，使得防救處理過程，操諸於執政者一念之間，缺乏合理之決策過程，致下游的政策方案，產生結構上與執行上的不利影響。再者，防使災救災具有緊急性，就其政策性質言，危機管理之理論誠有其適用餘地，而政府與利益關係人關係之良窳對於災害預防政策規劃與執行成效影響至鉅。 民國89年的象神颱風對基隆市所造成的災害，祇能用「重創」二字形容之。截至當年十一月十日為止的災情統計資料顯示，死亡三十二人，受傷三十五人，受災戶六千餘戶，在不含公部門損失，民間部門的總體損失近百億元。對於此重大之災情，我國地方政府所採取各種預防措施為何？因應各種自然災變，準備方式為何？有哪些具體準備工作？在這過程中，政府如何與民眾、社區意見領袖與組織內員工等建立關係並就防災觀念進行溝通？與組織內員工、社區民眾等利益關係人宣導過程中，遭遇困難時，是如何排解？對具潛在危機業務，是否給予應有注意？ 本研究係從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天然災害時之危機管理概念下的風險管理與溝通、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進行基礎性的探討，未來的研究可從增加不同區域或個案，佐以本研究發現之基礎，進行更廣泛地研究。

本論文主要任務為探討哈伯瑪斯（J?rgen Habermas, 1929-） 於《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1981） 中生活世界概念與其普遍語用學之關聯

隨著企業全球化且技術逐漸進步下，台灣高科技廠商由專業代工慢慢轉變成自行製造且銷售，品牌對於廠商在進行新產品上市的影響將與日鉅增，其也將變成企業重要的資源之一。而台灣高科技廠商在品牌的打造上由於經驗不足，屢見失敗的例子。要順利的打造品牌，整合性行銷溝通策略將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唯有依據產品及品牌的特性來制定整合性行銷溝通策略時，可使溝通策略發揮最大的效果，進而強化品牌並累積品牌權益。 本研究旨在探討產品、品牌以及產業因素對於整合性行銷溝通策略之影響。在針對台灣的高科技廠商進行問卷調查後，其實證結果如下： 1.品牌強度越強對於整合性行銷溝通過程有正面的影響，將使得溝通整合程度提高、訊息一致性且清晰度亦提高。 2.溝通的訊息策略須依照品牌概念或產品定位來決定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如當品牌或產品為功能性概念或高科技定位時，當以屬性為主的訊息策略為佳。 3.高科技廠商在進行行銷溝通時，由於所處的環境變動性較高，對於行銷溝通有著負面的影響，如會造成訊息一致性降低、清晰程度降低，因此需加強其在行銷溝通上之努力，如加強溝通之整合或者訊息一致性。

本研究主旨在探究國立高中職教師對於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行為的知覺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相關性，以及不同教師個人變項、學校變項等因素與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以及教師作滿意度的相關性，同時進行理論模式驗證，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針對國立高中職教師對於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行為的知覺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相關性進行探究。本研究首先經由文獻探討與分析，建立研究架構與理論模式。在問卷發展方面，共分為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二部份，首先在預試問卷方面，以192位國立高中職現職教師為預試樣本，進行信度與因素分析，正式問卷則依據預試問卷的分析結果發展而成。正式問卷以台灣區國立高中職學校教師樣本，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共計回收有效樣本為642份。研究資料的統計處理與分析方面，包括描述統計、t考驗、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以及線性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目前國立高中職教師對於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行為的知覺是正面的，教師工作滿意度整體上是高的。 二、校長衝突管理的方式與行政溝通行為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三、校長衝突管理的方式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四、校長行政溝通行為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五、不同教師個人變項與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以及教師工作滿意度等部分因素呈顯著差異。 六、服務不同背景變項學校的教師對於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的知覺、以及教師工作滿意度等部份因素呈顯著差異。 七、教師對於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行為的知覺能有效解釋教師工作滿意度。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建議如下: 一、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 加強國立高中職校長解決組織衝突的能力、以及行政溝通能力。 (二) 適度增加教師薪資，以及升遷的機會。 (三) 國立高中職學校規模不宜太大，最好在40班以下。 二、對國立高中職校長的建議 (一) 加強學校行政領導，以提高教師工作滿意度。 (二) 提高解決組織衝突，以及行政溝通的能力。 (三) 重視教師個人變項對校長衝突管理、行政溝通、以及教師工作滿意度不同知覺反應。 (四) 重視學校變項對校長管理、行政溝通、以及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方面: 擴大研究對象範圍，提高研究價值。 (二) 研究方法方面: 量化研究方面可以增加校長自評，此外，可輔以質化研究，如訪談、實地觀察等，以使研究層面更臻完善。 (三)研究內容方面:　探討其他研究變項，建構新的架構模式。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eachers, and schools and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were also examined.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confirmed, and some research conclusions were made and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as well. This study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First, a research frame, and theoretical model were buil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estionnaires, 192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were chosen as the pre-test samples. Based on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validity analysis of the pre-test samples, the formal questionnaires were developed. There were 642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who were randomly chos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ir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data, and some statis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EM were employed. The major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perceptions from the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bout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re positive,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re high. 2.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nd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3.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4. Principals’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5.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 the perceptions of teachers on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re in part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6. With different school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perceptions of teachers on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re in part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7. The perceptions of teachers on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nd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The suggestions made by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The suggestions to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s: 1. Develop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capabilities to handle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and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2. Raise teachers’ salary, and provide more chances of promotion. 3. Limit school size under 40 classes. B. The suggestions to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1. Strengthen school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to rais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2. Equipped well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handling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and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3. Place stress on the effects of teachers’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4. Place stress on the effects of school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principals’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C. The suggestions to th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1. The research subjects: expand the research subjects to raise the value of the study. 2. The research methods: Besides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the visiting survey, case study, may be used to get holistic research results. 3. The research contents: Explore other variables, and establish new research frames.

歐盟於2003年2月公佈的「電子電機設備限用有害物質」（RoHS）指令規定，2006年7月以後銷售至歐盟市場的電子與電機產品限用鉛、鎘、汞、六價鉻、多溴聯苯與多溴二苯醚等對環境有害的物質。RoHS指令對以製造為主的台灣廠商造成重大影響，為確保廠商所生產的產品符合環境法令的規定，有必要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因此，引發本研究對此一議題的興趣，進而探討：電子業供應商基於中心廠的要求而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情境下，從供應商的角度探討，影響其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之因素為何？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中的紮根理論法，以深度訪談方式，訪問以S公司為中心的供應鏈體系中的四家供應商，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訪談結束後再謄寫成逐字稿。在整理與分析逐字稿，並經過開放、主軸編碼等過程，逐步地建構出一個從供應商角度，探討影響其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的因素模式。 本研究從個案訪談中發現，供應商在面對法規壓力、同儕壓力、與客戶壓力之下，會經過成本效益、認知風險與認知價值之考量後，決定是否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一旦決定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後，供應商須配合中心廠的諸多要求，而供應商是否達成中心廠之要求，則以供應商配合度來衡量，包括供應商傳遞資訊給中心廠時的資訊交換的及時性、資訊正確性、以及資訊完整性。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供應商配合度的因素有三類，第一類為供應商的技術與能力，此包括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及供應商與中心廠的專業輔導能力；第二類為聯絡人的特質，中心廠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同理心、供應商與中心廠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專業能力，此皆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第三類則為中心廠與供應商之間的溝通情況，此包括：溝通策略、溝通管道、溝通頻率、溝通內容等。 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後，發現本研究之成果與現有人際溝通的理論文獻相呼應，部分文獻指出溝通時個人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在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情境下，本研究亦發現中心廠與供應商雙方聯絡人的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此外，本研究亦擴充了溝通理論，例如：雙方聯絡人的溝通頻繁未必會提高供應商配合度。另外，本研究所提出的配合度概念，未見於其他文獻，此一概念可用於衡量供應商在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其執行面的成效，在未來的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不僅對理論上有所貢獻，更對廠商提出實務上的建議。 /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RoHS), which restricts the use of six hazardous materials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types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was adopted in February 2003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n took effect on July 1, 2006. The directive mak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which specializes in manufacturing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The firms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should implement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 to avoid contraventions of RoH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text described abov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ufacturer’s requirements while they were required to implemente GSCM.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explored in this study were proposed by the suppliers’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Grounded Theory was applied to develop a model explan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d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Besides, to collect the data needed, data triangulation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with suppliers’ and the collection of secondary data. The interviewees were the employees of the four suppliers of S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teps of Grounded Theory, the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was develop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sur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eer companies, and the customers, suppliers decided to implement GSCM after having take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perceived value and perceived risk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suppliers decided to implement GSCM, they ha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rom their manufacturer. Whether suppliers met the requirement from their manufacture was measured by the indicator, suppliers’ compliance, which referred to the ability that suppliers timely exchanged the righ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with their manufacturer. Thus suppliers’ compliance was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including information timeliness,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information integrit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three categorie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were discovered. The first kind of factors was suppliers’ capability, including suppliers’ capabi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plliers’ capabili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The second category w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 spanners, including boundary spanners’ empathetic mind and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e findings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imilar to the results mention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henomenon that a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did impact hi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GSCM was also discovered. The study mak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suppliers’ compliance.s. In addition, the finding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is not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The findings are also helpful for manufacturing firms that usually dom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s in their supply chain members.

本文研究者採取合作原則與符擔性理論的觀點，以在台灣特有的徵兵制度下形成的「站崗的女人」版面為田野，探究其使用者面對衝突事件時採取高度合作溝通行為的原因，其中特別關注在使用者最後決定採取高度合作溝通行為之前，她們如何思考自己與環境（社群／介面）以及她們與其他社群成員的關係。研究發現，「站崗的女人」版成員面對衝突時，並不尋求長足的討論並推衍出結論以解決該衝突凸顯的問題，而是採取情感取向的方式，求急切、快速地平息衝突；採取此溝通模式的過程中，她們透過文章與推文的文字感知到社群的溫馨氛圍，並修正自身的溝通方式，集體追求在短時間內平抑衝突以確保個人層次與社群層次溝通目的的存續。本研究並且發現，在她們的思考過程中，人際的因素比介面的物理因素影響其溝通行為更甚。 / This research aimed at taking an affordance perspective on the collective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f members of the GFonGuard discussion board amid conflicts in one of Taiwan’s most popular bulletin board systems (BBS). The researcher was most interested in the reasons behind the conflict tackling mode of members of the GFonGuard – an online community whose spaciotemporal peculiarity results from Taiwan’s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 and how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deliberate over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ty/text-only medium and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of the communication while deciding on how to tackle conflic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sought to immediately quell the conflicts instead of seeking a lengthy discussion and a final re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the conflicts highlighted. Throughout the deliberation process, the members perceived an amicable atmosphere via the choice of words and tone of articles on the discussion board. They modified their own communication style and pursued immediate appeasement of conflicts in an attempt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ir communication goals on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levels. The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they were more concerned about “interpersonal” factors than about “medium” factors during their delib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