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網際網路與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作一連繫，在過去已有許多人作過討論，本文試著由認識論的角度，就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做一審思。在立論上，本文需處理兩個轉折，首先，市民社會理論由來自西方文明，如何將其適用到中國社會，就得面臨第一個轉折；其次，網際網路是一個虛擬載體，如何與市民社會這一依託於現實社會的實體空間做連結，又需經過第二個轉折。 本文的處理方式，是首先檢視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歷程，抽繹其中的判別標準，再以此分析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程度。為顧及理論與現實的配合，本文兼採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使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在宏觀的歷史視野下，能經由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認同等三個切入點，完成第一個轉折。接著在以此三個切入點結合網際網路的特性，理解大陸市民社會理論與虛擬空間的適應性，並探究市民社會是否能在虛擬載體中尋得另一發展空間，以完成論文的第二個轉折。 網際網路雖然提供了大陸市民社會一自主、多元的場域，但網際網路的溝通邏輯卻非市民社會的層級結構所能涵蓋，即便因此擺脫了共黨權威的約束，也不能遽以認為大陸市民社會將獲得發展的契機，本文的重心雖放在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但相信對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也同樣具有啟發的意義。

本論文從政策評估的角度出發，主要採質化評估方法，以立意抽樣，透過十二位學者專家、八位政府單位承辦人員的深度訪談，四十位公設民營機構主管及業務代表結構式訪問收集質性研究資料，試圖建構學者專家們對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與法規的評估面向，政府單位及受委託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機構對執行民營化的總體評估，彙整詮釋質化資料以評估分析執行面向，期以提出政策性建議。 研究主要發現： 就政策規劃層面來看，政府對那些社會福利服務項目適合委外辦理缺乏全盤深入的考量，雖是民間機構與政府共同合作，然以目前契約大部分都由政府單方面擬定情形看來，民間公設民營社福機構並未能與政府建立所謂的夥伴關係。政府常缺乏對未來福利服務新趨勢掌握的能力，既要求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機構服務多元化，而本身因尚未確立若干社會福利政策走向，導致措施更迭迅速，角色功能混淆不明。而現階段民間機構既要勝任「公設民營」委託，也要接受監督管理，以確保相當的服務品質，維護民眾的福利權益。 就評估檢視層面而言，歸納民間社福機構進入契約委託關係，樂意承接公設民營的理由，從具體的房舍與經費提供與補助到抽象的實踐機構理念與社會認可，從服務擴展的直接效果到學習組織管理與社會募款能力的附加效果，從為弱勢族群提供服務到組織爭取福利的自立自主，都是效益誘因。 我國推動公設民營所面對的民間社會福利供給面生態，除具有資源集中化特徵外，學者指出雖然目前的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並無法產生實質上的競標，但未來發展趨勢如何避免強制競標帶來的衝擊後果，卻是深值注意的。 本研究提出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應積極加強福利服務契約委託的供需規劃、資源整合及監督管理的能力，建議社政部門在公設民營機構的管理上應掌握服務產出之質與量。同時應將多年來公設民營的經驗、相關政策變革逐年加以研究統整，訂出檢視的期程以有效處理公設民營問題，務求有適當的監督管理機制。 二、目前整個社會福利公設民營契約委託的實務運作，建議需循序漸進，以結合民間參與以落實扶植民間的政策目標，規劃適當的委託方案。 三、參酌修訂執行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的相關法規，對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政府採購法的執行，可能帶給社會福利服務公設民營業務的影響，應提出因應的對策。 四、政府應研訂更合理的社會福利民營化機構評鑑制度。 綜言之，社會福利民營化在我國歷經近二十餘年光景，政府藉由推動此一契約委託制度，福利服務供應在種類上與數量上逐年均有大幅的成長，民間社會福利機構也隨之蓬勃發展，展望未來公設民營已然成為政府福利服務輸送的主軸，確實需要更多的政策評估與學術研究，一則著重於政策評估，從實務運作中鎖定問題，再者從決策的結構背景中，釐清問題的本質從而尋求對策，以期發揮有限社會福利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最大效用。

本研究選擇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興議題，即歐美非營利組織發展新趨勢－「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作為研究主題。 第一章緒論，首先闡述受到志願失靈的影響，促使社會企業的興起，然而，此種歐美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新趨勢，則遭受到許多質疑與挑戰，包含：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合法性困境，及實踐困境。首先，社會企業在型態上呈現兩種發展趨勢，既包含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也包含企業師法非營利組織，應該採取何種趨勢，亦或兼採兩種趨勢，目前似乎尚無定論，這也造成社會企業研究的「認同困境」；其次，歐美各國社會企業的組織類型與法律地位差異性甚大，故研究議題遲未定調，造成社會企業內涵相當模糊，缺乏一致性概念，而造成社會企業研究的「認知困境」；第三，社會企業雖然可以挹注非營利組織財源，或解決高失業等社會問題，但社會企業所採取的商業行為，依然潛藏許多風險，而遭受到「合法性困境」的挑戰；第四，台灣社會企業發展尚屬萌芽階段，未來是否一定要師法此一趨勢，目前似乎仍有疑慮，而造成「實踐困境」。這四項困境，前三者受到學術研究領域的關注，而第四者則較受實務界的關心，而這四項困境，也促發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緣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從歐美各國發展經驗，析探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並據以建構適合台灣社會企業的類型與研究建議。 第二章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就學術界或實務界而言，「社會企業」一詞仍處於發展階段，故對其內涵尚未達成一致性的共識，類似的名詞屢見，而造成研究上的混淆，然對於新興議題的研究，文獻探討必須聚焦於核心概念，方得以觀其全貌，避免失焦。基此，本研究首先檢閱國內外以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為研究主題的代表性文獻；其次，則依據問題意識，檢視相關文獻的重要著作及研究焦點，最後，則檢視相關文獻的解釋力，並據以建構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對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目前分析架構並無法充分解釋，且鑑於社會企業係屬非營利組織研究的新興課題，在缺乏堅實理論支持下，實難採取假設演繹法加以驗證，爰針對歐美社會企業所面臨的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依據文獻歸納出三大困境的共同特質，並據以建構分析架構，將最契合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的現況。緣此，本研究即採取歸納法方式，依據問題意識梳釐歐美社會企業的共同特質，據以建構社會企業的分析架構。 社會企業的認同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為何浮現？認知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組織特質為何？合法性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而從Hansmann論點可以發現，認同困境與合法性困境，相當契合非營利組織角色理論的內涵，而認知困境則相當契合非營利組織行為理論的內涵。故本研究援引Hansmann的論點，並依據歐美社會企業三大困境的實際內涵，將探討歐美社會企業興起的認同困境，其分析架構面向定義為「環境」，而將研究歐美社會企業組織特質的認知困境其分析架構面向定義為「結構」，最後，則是將探討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的合法性困境，其分析架構面向定義為「功能」，在此三個面向基礎下，依據「金字塔」概念建構本研究分析架構，以全面檢視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並驗證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之可行性。 第三章歐洲社會企業之發展，主要依據分析架構，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加以分析。環境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探討歐洲社會企業興起的背景及其解釋理論；結構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歐洲各國社會企業的現況、比較各國發展的差異，並說明歐洲社會企業的組織特徵；功能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歐洲社會企業所採取的發展策略及新趨勢，並析探這些策略所產生的貢獻與限制。 第四章美國社會企業之發展，則同樣依據分析架構，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加以分析。環境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探討美國社會企業興起的背景及其解釋理論；結構面向分析重點在於美國社會企業的現況，並說明其組織特徵；功能面向分析重點在於美國社會企業所採取的發展策略及新趨勢，並析探這些策略所產生的貢獻與限制。 第五章台灣社會企業之探究，本章首先提出研究設計，包含深度訪談法的過程與樣本選取，並據以提出本研究之編碼類別表；其次分別從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逐一檢索深度訪談法所選取四個樣本的發展經驗，並論述這些經驗與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的契合程度。 由於本論文係屬探索性研究，故採取質化研究方法較為適當，是以，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據以析探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質化研究樣本選取重點在於其代表性，而非數量多寡，故在樣本數方面，主要採取「立意取樣法」，選取具代表性個案作為訪談對象；至於樣本選取主要依據三個指標，包含：個案的知名度，是否有顯著的商業活動，及必須契合本研究之問題意識，並依此選取喜憨兒基金會、伊甸基金會、陽光基金會，及彭婉如基金會作為訪談樣本。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採取質的編碼方式及比較分析法，針對四個訪談個案的訪談資料，分別進行反覆及深入的分析，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析探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與應用性。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本章首先比較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經驗，以資台灣社會企業類型建構之依據，而從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可以發現，對於社會企業所面臨之「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至今仍舊缺乏完整性的分析架構，故本研究依據歐美社會企業三大發展困境，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建構分析歐美社會企業的分析架構，試圖釐清歐美社會企業的內涵。而對於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所面臨的「實踐困境」，則可在此分析架構下，透過歐美發展經驗的比較，檢視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的可行性。依據深度訪談資料顯示，本研究所選取以基金會為主體的社會企業，相當契合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軌跡，且成效相當顯著。緣此，本研究擬依據深度訪談資料，提出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學術與實務建議，學術建議部分在於透過深度訪談個案，建構契合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類型，以資後續研究參考；實務建議部分則關注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所可以面臨的風險提出建議，除引為殷鑑外，亦可達知識管理之效。在學術研究方面，本研究依據訪談資料，分別將之命名為「責任中心型」、「許可協議型」、「就業中心型」，及「政策倡議型」，並據以建構適合台灣社會企業的類型；其次，從非營利組織本身、政府協力關係，及企業協力關係三個角度，提出實務建議。對於非營利組織本身可能造成使命漂移、公益形象，與管理層面等三方面的風險，分別提出「案主權益優先原則」、「建構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及「應用組織發展技術」等三項建議；對於政府協力關係可能會產生自主性與政策倡議兩方面的風險，分別提出「自律為主，他律為輔」及「利益迴避原則」二項建議；對於企業協力關係可能會出現文化與價值衝突與不公平競爭兩方面的風險，分別提出「強化募款能力」及「建立聯盟」二項建議。

隨著中共政權對社會控制的放鬆，中國大陸的宗教現正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勃興時期，原本在文革時期被迫害的宗教活動日益繁榮起來。但是中共雖已放棄消滅宗教的激進路線，卻還是透過所謂「愛國宗教團體」掌握著對中國各種宗教的控制。但因為與羅馬教廷之間的關係，使中國大陸天主教所面臨的局面比其他的宗教更為特殊。針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特殊之處境，本論文欲探討問題如下：中共的宗教政策與天主教政策在改革開放前後有何不同？中國大陸天主教的發展在目前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與挑戰？中共、梵蒂岡、官方教會與非官方教會四者的互動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發展的影響為何？

近年來各大企業與民眾對於企業社會責任（CSR）之態度愈見積極，社會責任投資（SRI）亦於歐美市場上蓬勃發展，尤其以社會責任共同基金成長最為迅速。本文除了對社會責任投資之發展、策略做一敘述外，亦以Sharpe所提出之報酬率風格分析方法（Return-based Style Analysis），分析社會責任共同基金與一般型共同基金報酬率受各資產風格影響之差異。我們除了檢驗傳統的大型、小型股與成長、價值型股風格外，還引入了兩種社會責任投資指數代表社會責任投資風格。結果發現，社會責任投資共同基金和一般型基金相比下，社會責任基金之報酬似乎更偏重於受大型股報酬影響；但社會責任共同基金之報酬率受傳統資產分類風格之影響情形，在統計上並不顯著異於一般型共同基金；而就超額報酬 而言，社會責任基金之 較一般型基金來得高，然而兩者間之差距並不顯著且均為負值。然而我們發現，除了傳統的資產分類外，社會責任基金之報酬確實受社會投資風格顯著地影響，此外，BMS（KLD Broad Market Social Index）較DJSI（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United States Index）為一更全面性、亦更能鑑別社會責任基金報酬率風格之社會投資指數。 / For seeing that corporations and consumers are getting serious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 is gaining its popularity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is subject, especially SRI mutual funds. In the paper we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SRI, and we also apply William F. Sharpe's method of return-based style analysis to assess SRI and regular fund performances. Apart from traditional capitalization and growth/value-oriented style indices used in style analysis, we also use two SRI indices to represent the style of SRI. We found that SRI fund returns seem to be more affected by large-cap stock returns than conventional fund returns, and SRI funds also have bigger alpha than conventional one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style configurations of two type of funds either. Howev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SRI mutual funds do have a special investing style that explained best by SRI indices. And we found that KLD Broad Market Social Index is a better index of indicating the SRI style than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United States Index.

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對勞工權益造成諸多不利，也引發了世界上對於經貿與勞動人權的廣泛爭論，近年來高漲的勞動人權意識不斷與國際經貿產生衝突，每每在各種國際貿易會議場所外引發大規模的抗爭。不過，也因為如此，近年來在國際勞動人權與經貿全球化之間似乎也產生了新的發展走向。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貿易活動迅速發展並不令人意外，但在此過程中，要如何調和勞工權益，一直都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所難以定調之處。自從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之後，雖對於環境保護議題逐漸取得共識，但對於勞動人權保障之問題，尤其對於應否建構國際勞動基準的連結問題，自一九九六年新加坡部長會議正式浮出檯面之後，至今仍無法進一步取得共識。 世界上對於勞動人權與國際貿易連結的討論，主要以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一連串的討論在近年來沒有停止過，近十年來歐美已開發國家的消費者，開始關注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他們透過抵制消費來要求企業需承擔社會責任，改善海外工廠的勞工問題，勞工團體及大眾媒體，也透過遊行示威等活動，抵制企業銷售剝削勞工而成的產品，迫使企業制定了各自的社會責任標準，很多行業別、區域性及全球性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也都分別制定了不同的標準。 然而，這些標準尚欠缺有效的統整而導致了各種標準紛亂之情勢，讓企業不僅要推動公司內的社會責任標準，同時也要遵行各界不同的標準，以因應不同團體的需求，甚至有些企業整天忙於相關檢驗，可說是不堪其擾，甚至投入大量資源在相關檢驗卻沒有得到應得的效果。那些相關的標準可能有不同的定義、不同的流程，這樣的紛亂造成了相關標準公信力大失的後果。不可否認的，不少企業將社會責任視為一種公共關係，甚至是一種廣告效果，並利用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其短期利益獲取之工具。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廣義而言是企業在獲取營利的同時也要兼顧社會各層面的道德責任。然而，從古至今，會自動自發肩負起社會責任的企業少之又少。因此，透過國際組織與國家政府的規範加以監督是無法避免的。在這場遊戲中，國際組織、國家與企業，原則上都可以認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然而各自卻都打著如意算盤，運用各種力量，試圖將企業社會責任帶向對己方有利的局面。 由研究中可得知，從消極的遵守規範到積極的合作模式，這似乎是近十年來企業社會責任的大方向，雖然期間經歷許多問題與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大方向並無改變，至於如何在正確的方向中公平公正地實踐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勞工組織在此方面已經做出了良好示範，至於跟進與否，相當值得各界進一步思考。

本研究企圖從西方社會討論相當熱烈的「門禁社區」現象，去探討在台北都會區的歷史背景脈絡下，所形成之門禁社區現象，並進一步探討既存於台灣都會區的居住隔離，進而理解門禁社區居民其生活經驗、鄰里互動等社會層面之意涵，希望能開啟社會學與門禁社區經驗現象間的對話和反思。 美國都市社會學的傳統之一，即在於有不少社會學家關注和回顧地理空間對於種族、階級、性別、年齡和資源分配、分化的重要影響，近年來於居住空間和社會學間的整合研究中，出現了「門禁社區」此一研究議題。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對於門禁社區的研究資料仍有所缺少，因此希望藉由探討台北都會區門禁社區和居住隔離現象，以及由社會意涵瞭解門禁社區所形成的空間形構狀況和意義，來作為補充對於門禁社區相關研究的重要實證資料。 本研究以居住隔離的觀點和援引結構化理論，一方面探究門禁社區和居住隔離現象的關聯性，另一方面則從行動者和結構相互制約的觀點出發，藉以分析門禁社區居住者、社區管理委員會與門禁社區間的關係和意義，並說明眾多因素如何使門禁社區增強居住隔離的現象。

意外事故之發生自古有之，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由於事故之數量及所造成的龐大損失，意外事故受害者需求的滿足，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問題。在面對這些意外事故所造成問題，國家莫不積極地介入社會生活中。其不但將相當可觀的資源投入事前的各種預防措施，對於各種危險型態從事行政管制。此外，國家基於社會國家的意旨，建立其他替代損害填補來源（Alternative Source of Compensation）以合理救濟受害者之需求，諸如社會保障制度、強制責任保險等機制。 然而．鑑於社會整體資源有限性之限制下，國家應考慮以何種手段方得以處理這些不幸的損害，以達到合理保障受害者權益的目標，因此國家對於補償制度建構，應有全盤理念,，否則將有流於不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弊端。據此，本文將針對各類意外事故之特性，並考察其他先進國家，諸如德國、瑞典、荷蘭、紐西蘭、英國、美國及日本之發展歷程，從而檢討檢討我國現行意外事故社會保障制度之政策，及損害賠償與社會保障制度之協調關係。

自90年代以來，哈佛政治學者Robert Putnam指出美國人民社會資本的低落，開啟近代對社會資本概念討論之風氣。隨著網路逐漸普及化，關於新媒體與社會資本之關連性探討文獻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本研究以網路相簿起家的「無名小站」為例，旨在探討我國大學生的社會網絡網站使用行為與其社會資本之間之關連性。 依據過去文獻，本研究將社會網絡網站的使用行為作為自變項，分為「涉入強度」、「互動功能近用程度」、「使用動機」及「使用類型」等四部分；依變項部分，本研究結合威斯康辛大學提出的「公民生活品質指標」（包含生命滿意、社會信任及參與行為）和密西根州立大學提出的「自我感知網絡」（包含跨越型、凝聚型和維持的社會資本），以完整評估受訪者的社會資本。 本研究以量化問卷收集資料，研究發現，無論「公民生活指標」與「自我感知網絡」，無名小站會員皆高於非無名小站會員。從使用行為檢視社會資本發現，無名小站「涉入強度」較高的使用者，並不保證其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互動功能近用程度」較高者，則可預測其有較高的生命滿意度、參與行為（包括政治、公民及社會參與）及自我感知網絡。由此可知，能預測使用者社會資本的關鍵並非無名小站的「涉入強度」，而是「互動功能近用行為」。此外，無名小站的「使用動機」及「連結建構傾向」，亦對部分的社會資本指標有預測力。 本研究透過無名小站的使用行為調查，對社會資本理論有三點回應：1.「時間取代論」不適用社會網絡網站、2.網路使用行為並不必然弱化人們的網絡強度、3.網路互動補強面對面互動，而非削弱。隨著無名小站互動功能日益增加，吾人可預期無名小站的「互動功能近用程度」對其使用者「社會資本」更具有預測力。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採用線索典範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是否對於特定的情緒刺激有注意力偏誤的現象。高社交焦慮組有25 人與低社交焦慮組有29 人參與正式實驗，受試者分別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或無社交焦慮情境中，並且在電腦螢幕中的兩個長方形中出現中性、一般正向、一般威脅、社交正向、社交威脅、身體正向及身體威脅詞彙作為線索，當線索消失之後，受試者被要求對於目標物「E」或「F」進行判斷。在這些線索中，有些是有效線索（例如：目標物與線索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有些是無效線索（例如：目標物與線索出現在不同的位置上）。 研究結果顯示當線索是社交正向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相較於低社交焦慮者，在無效線索狀況下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較快，且整體的注意力傾向，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比低社交焦慮者較少將注意力投注在社交正向詞彙上。但並沒有有力的證據支持高社交焦慮者相較於低社交焦慮者，對於與社交焦慮有關詞彙，尤其是社交威脅詞彙具有注意力偏誤。這些研究發現認為高社交焦慮者有可能缺乏正向偏誤的保護機制，所以在社交焦慮情境中，容易選擇性忽略社交正向訊息，因而較缺少正向經驗與正向情感，反而會藉由逃避負面評價的方式，或是隱藏、抑制自己的社交焦慮情緒來維持良好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