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惠券行銷一直是業界在推行促銷的主流，在美國，消費品廠商在分配促銷預算時，即首重銷售促進（sales promotion）的推行，當中又以發行減價優惠券（coupon）所佔比例為大宗；而在台灣，早在七０年代即有業者使用優惠券的銷售促進方式，依據消保會估計，台灣一年發行禮券金額約達300億元。只是當禮券的使用漸為氾濫之後，發行業者為了節省支出或獲取較高收益，開始附加諸多使用限制，同時亦巧立各種名目如商品券、酬賓禮券等，不僅使優惠券種類細目繁多，連帶的使用規則亦略有差異；但相對地，業者卻未在廣告上詳細說明所贈送之優惠券的相關限制，因此導致消費者在決定是否前往購物或消費時，係處於資訊不對稱之情況，需憑藉其本身主觀知覺判斷該優惠券的使用規定。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從消費者的角度思考，瞭解消費者對於不同名稱優惠券的認知情況，並希望以此研究結果，提供業界或政府主管單位擬定相關決策之依據。 本研究主要採用非計量多元尺度之分析方法，推導出消費者對於目前百貨業者常用之七種滿千送百促銷優惠券與現金的相對位置知覺圖，並輔以訪談法為知覺定位圖之兩軸下定義。研究之重要結論如下： 1. 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到滿千送百促銷活動影響。 2. 消費者多為被動地接收廠商活動訊息，而非主動搜尋相關資訊。 3. 消費者採取購買行動之前，並未全然瞭解優惠券使用規則。 4. 優惠券使用時，限制愈少而愈能自由使用，帶給消費者的知覺價值愈 高。 5. 現金為最理想的優惠方式，禮券與商品禮券同屬優惠方式『理想群』中。 6. 知覺定位圖之兩軸，橫軸代表『等同現金之程度』，縱軸定代表『感覺被禮遇之程度』。禮券為最等同現金之優惠券，感覺被禮遇程度最高者為商品券。 7. 優先針對禮券、商品券，及商品禮券進行管制。

過去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傾向之一，是採取社會或經濟的立場以理解中國的歷史分期。而對於唐代國家權力與國家行政體制的演進，一般研究多以安史之亂為劃分唐前後期的重要分水嶺；導致在討論唐代皇帝於各方面制度演變中權力逐漸強化的同時，其背後的意義也隱而不明。 禮儀制度在國家中發揮維持統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國文明的特色之一。國家的制度與組織演進，與現實形勢的變化關係密切。而禮儀做為國家的制度，在國家針對現實情勢變化重塑政治結構的組成之時，亦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反映出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來源、身分尊卑等級，並發揮著客觀規範作用。此外，從禮儀制度的內容探索起，包含儀式運作、空間變化，均可推測其形成的背景，一窺國家現實統治的情況。 本文從國家的角度，並以禮儀制度(郊祀禮為主)當切入點，置於隋唐國家型態演變的脈絡下，企圖指出國家具有以政治手段主動整合或控制各地域社會的自主性，藉此對以社會經濟的角度解釋隋唐國制變革的立場做一補充。其次，以安史之亂做為唐代制度演變分水嶺的觀點，亦強調社會經濟變動下的制度演變是國家被動反應的結果，本文探討隋唐禮儀與政治制度的交互影響，欲證明一般認為安史之亂造成的制度演變，其基礎已奠定於唐前期，並且是出於統治者穩固國家秩序的立場所締造的，此即國家自主性的表現。而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則最後須進一步探討皇帝權力在隋唐國家型態下逐漸強化的意義，其中於是牽涉到天與君、臣關係以及皇帝的政治、禮儀空間。

魏晉時期動盪的時代背景帶給孝道傳統及喪葬文化極大的衝擊，戰爭、災疫、政局紛擾的時空環境造成了既有觀念的崩解與新觀念的興起。道家自然主義興起、佛教傳佈，都對士人思考解放提供助益，也對傳統孝道環境帶來新的思維空間。自漢代以至於魏晉時期，「以孝治天下」一直都是執政當局所採取的治國方針，而魏晉時期所採取的方式是以「清議」來約束孝行，以皇太子親講《孝經》來推廣孝道。在如此大力推廣孝道的背景之下，孝的風氣可謂十分興盛。然而，部分魏晉士人因東漢以來名教逐漸僵化之故，對朝廷所宣揚的「制度化」孝道不以為然，因此紛紛以自己獨有的舉措來展現孝行，故出現了「死孝」的應對方式。在重孝、重禮的時代背景下，又遭逢大環境的改變，因此魏晉時期對於喪服禮相當重視，因而展開許多討論。而魏晉時期的禮家們往往能突破前代禮書的限制，以理性的態度審視因時代動亂所造成的服喪問題，在兼顧禮意的前提下，展現重情、重孝的時代精神。其次，魏晉時期的喪葬逐漸由漢代的厚葬轉為薄葬，但這並不代表對喪葬的態度輕率，反而是以重視陰宅風水的方式來回應，在厚待先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為對生死雙方的照顧。在具體喪葬形式方面，魏晉的喪葬受遷徙流離、戰亂災疫以及士族興盛的影響，衍生出許多創新的喪葬儀式，同樣展現出魏晉時期有繼承、有權變、有創新的時代特色。綜觀魏晉時期魏晉時期喪葬禮儀與孝道的關係，往往能以「人」為主體，兼顧生死雙方，使孝行的範疇不僅止於有生之年，亦及於死後世界。

科技總會來到另一種新的境界，物聯網、大數據、雲端、人工智慧，已經逐漸走進並改變人類生活。但若當這些元素融入到生產的上、中、下游時會是什麼光景？ 近年來，在要求品質和個性化的結果，大量生產、規格外觀齊一的產品已不再能吸引消費者，消費者要求有差異化的產品，要能針對客戶個別的需求，提供有特色的產品和服務成為一種趨勢。另一方面，市場變化太大，不論產品週期、上市時間、新的行銷通路，都不斷地在演變，為了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對企業紛紛要求要必須具備快速回應的能力(fast responsiveness)，因此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erization)成為企業營運不能迴避的重要課題。 為了實現大量客製化，企業已不能再沿用過去傳統的生產模式，應從建構新企業模型的宏觀角度，思考企業所欠缺的以及必須因應改變的創新。在工業時代給員工的報酬是基於對公司成果（business outcomes）的貢獻；在資訊時代給員工的報酬是基於對客戶成果（customer outcomes）的貢獻。而工業4.0時代更標著明確目標：生產全面聯網，智能製造。 婚紗禮服有別於一般成衣服裝，早已是大量客製化程度極高的產業，但在生產成本與時間效益上，卻是進展緩慢。因此如何運用新工業時代與科技的創新，建構出新客製化企業模型，才能讓顧客更便捷並以合理價格，來選擇依自己需求訂製夢想的婚紗。 本研究擬由JAS婚紗禮服客製化歷程的個案探討中，歸納出運用3D技術的發展與運用確實可為大量客製化過程增加效益，後續若能發展物聯網功能的系統裝置，相信更能全面實現大量客製化策略，並為創造新利基市場婚紗禮服業參考。 / Technology is taking us into a new realm. IOT,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gradually changed our lives. But what if we put these elements in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hat changes would it bring? In recent years,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personalization result in the products which are mass produ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re no longer to attract consumers. Consumers require a differentiation product which can meet the individual customer's needs, providing them uniqu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rket has changed so much, regardless of the product cycle, time to market, new marketing channel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in order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enterprise must have ask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respond quickly (fast responsiveness), so a lot of customization (mass customization) business operations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lot of customization, companies can’t longer follow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past. We should construct a macro point of a new business model, thinking enterprises lacking and the need to respond to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ial era, the staff remuneration is bas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mpany's achievements (business outcomes); and in the information era, the staff remuneration is based on contribution to the outcome of the customer (customer outcomes). The industrial 4.0 era mark more clear goal: the prod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network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Unlike ordinary wedding dress readymade garments, it has long been a large number of very high degree of customization of the industry, but in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time-effective, it is slow. Therefore, how to use the new industrial ag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ustomized business model in order to allow customers to more easily and at a reasonable price, to choose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customized dream wedding. As a case with JAS which provide customized wedding dress, we want to concluded the use of 3D technology and large number customization will increase process efficiency. Besides that with Internet of things, we believe that we can reach out more mass customization strategies and create new niches for the wedding dress industry.

第一章緒論。分二節：第一節政治背景，第二節學術風尚，以見當時之學風與惠棟之 關係。 第二章惠棟之生平考。分三節：第一節惠棟之先世，第二節惠棟之經歷，第三節惠棟 之交遊考，以見其一生之梗概。 第三章惠棟之家學與著述考。分二節：第一節惠棟之家學，第二節惠棟之著述考。 第四章惠棟之易學。分六節：第一節引言，第二節易例探述，第三節周易述探述，第 四節易漢學探述，第五節周易本義辨證探述，第六節結語。 第五章惠棟之尚書學。分四節：第一節引言，第二節古文尚書考探述，第三節與閻若 據古文尚書疏證比較，第四節結語。 第六章惠棟之禮學。分四節：第一節引言，第二節明堂大錄探述，第三節禘說探述， 第四節結語。 第七章惠棟之春秋左氏學。分四節：第一節引言，第二節左傳痡註詁訓略例，第三節 左傳補註缺失，第四節結語。 第八章惠棟之九經古義學。分四節：第一節引，言第二節九經古義要義敘述，第三節 九經古義缺失，第四節結語。 第九章結論。總論惠棟治學特色及得失。

本論文約七萬字，共一冊，分為四章： 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玉器在先秦時代的地位，及禮器的範圍。 第二章：分為三節，第一節鎮圭，第二節命圭，第三節穀璧及蒲壁。 第三章；分為六節，第一節蒼璧，第二節琮，第三節青圭，第四節璋，第五節琥，第 六篩璜。 第四章：結論，希望經由對中國古玉中禮器的認識，增加對經書的了解。

本論文主要探討二十世紀舊禮儀派作家諾索夫的自傳性筆記《異象》所呈現出的東正教信仰核心—神秘性與保守性。藉由文化學與宗教現象學兩研究途徑的結合，對作品如何呈現這兩特性做一探討。並藉由作品揭發信仰中神秘性與保守性，了解東正教的精神文化的價值，不論在信仰團體中，或是個人精神靈魂的提升，都佔有重要性。本論文也提供俄國舊禮儀派歷史、文化、與精神生活的初步研究成果。

俄羅斯的東正教以承襲拜占庭正統禮儀自居。而《聖金言諾望 侍主聖禮 》為東正教所行「聖餐禮」的主要儀軌，是東正教核心教義的精神體現。本文最主要將探討《聖金言諾望侍主聖禮》祈禱文中教會斯拉夫文之象徵多義性，因這些詞彙單位在現代俄語仍繼續使用中，因此俄文學習者有瞭解其詞彙內涵之必要性。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限制、途徑與方法、文獻評論及研究架構；第二章將闡述東正教《聖金言諾望侍主聖禮》在基督宗教信仰中之重要意義及其儀式暨祈禱文編撰者－聖徒聖金言諾望之介紹，同時介紹參與聖禮之聖品與教會服務人員及舉行聖餐之之地點－至聖處及聖器等；第三章介紹教會斯拉夫文在俄羅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句法角度、詞法角度、語義及修辭角度四方面進行匯整祈禱文詞彙特性；第四章將以「同義詞」及「不完全同義詞」之研究角度探討祈禱文中詞彙的之象徵同義多義性；第五章將以第四章之研究結果為基礎，探討祈禱文中反義詞之內部同義現象；第六章為結論。

本文分為〈緒論〉、〈結論〉及正文四章。第一章〈禮教與反禮教〉。「禮教」一詞住住因為使用者不同而帶有不同的意涵，有時指的是三綱制度，有時是指禮法制度，有時又可以說是生活中的禮俗。本章試圖從文獻中釐清禮的層次，並從禮的層次來說明禮教的涵意。在說明禮教的定義之後，我們所想了解的是清末的反禮教思潮之演進，及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第二章〈周作人之生平與思想淵源〉。由於政治因素的封殺，所以周作人一生的事蹟就顯得暗淡模糊。本章第一節〈周作人的生平〉的目地即在於利用周作人與當時幾個重要刊物的關係做為經線來貫穿周作人在五四時期的事蹟。第二節〈周作人思想的淵源〉及第三節〈周作人之文學觀〉的主旨是闡明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由來及其反禮教思想在文學活動中的表現。周作人常稱自己是雜定，因為他的興趣廣泛，對於許多的知識都有非常濃厚的興味，是以他的思想外貌就顯得紛亂，使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然而在紛亂的外表之下，卻是秩序井然，層次分明。第二、三節的主旨即在於撥開紛亂的思路，呈現周作人的思想理路。並且做為本文繼續研究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基礎。第三章〈周作人對禮教內容之剖析〉。本章旨在說明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反三綱制度、反薩滿教的禮教、反性迷信及其相關問題的言論。在本章中也說明周作人在攻擊禮教之後，是否有建設性的想法。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破壞太多，建設太少，因而整個社會呈現出無所適從的亂像。周作人一方面破壞禮教，一方面也提出他的新「禮」做為新行為規範的參考，希望能為中國盡自己的一分心力。第四章〈新道德觀與人的「發現」〉。本章的主旨在延續上一章最後一節的討論，即周作人對於新「禮」的討論的深化。對於婦女問題、兒童問題、新村運動及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民間文學及民俗學問題，他都曾積極參與討論，並提出新的見解。他希望藉著他從西方引進的新知識能夠推動建立新的道德觀。並且希望新的道德觀─「禮」是中國新文化的基石。

數世紀以來，《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1596-1598)的批評總聚焦在「猶太人問題」(the Jewish question) 與「女人問題」(the woman question) 上：劇中放高利貸的夏洛 (Shylock) 體現了猶太人的原型，而富有、機智的波黠 (Portia) 則是強勢女性的代表。然而，這種閱讀方式將兩個問題分開處理，忽略了兩者在劇中密切的關聯，僅只以審判一景聯繫兩個角色所代表的問題。 　　本論文嘗試以「禮物交換」(gift exchange) 重新閱讀《威尼斯商人》。牟斯 (Marcel Mauss) 的著作《禮物》(The Gift, 1925) 初步定義原始社會中的交換行為與其涵意，奠定了禮物研究的基礎。禮物交換所建構的社會關係複雜多變，因此，除牟斯外，本論文亦援引佳寶 (Jacques T. Godbout) 與楊 (Iris Marion Young) 的理論，以期透視《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在禮物交換之下的互動與劇情發展。 　　根據喜福特 (Alan D. Schrift) 所言，禮物描繪了「主體間的互動」(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立基於此概念，並以上述等人的理論為架構，本論文由三個面向逐步探討《威尼斯商人》中基督男性的「自我」(self) 與猶太／女性「他者」(other) 間的禮物交換：（一）禮物交換的基礎；（二）禮物交換的聯繫與風險；（三）非對稱交換關係與重建關係。劇中安東尼 (Antonio) 與巴薩紐 (Bassanio) 的友情為禮物交換的基礎，進一步展現禮物特色，牽連／牽絆夏洛與波黠，發揮禮物效應，帶出多重「非對稱」(asymmetry) 的要素，終致重建四人的關係。 / For centuries, the Jewish question and the woman ques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 salient concerns for criticisms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1596-1598): whereas Shylock the usurer embodies a Jewish archetype, Portia the clever heiress presents a powerful female figure. Nevertheless, treating the Jewish question and the woman question separately, this kind of reading ignor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the play, and connects them loosely only with the trial scene. This thesis read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ift exchange. Founding the studies of the gift, Marcel Mauss’s The Gift (1925) firstly defines the reciproc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ift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Since social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by gift exchange is subject to change, this thesis also draws on Jacques T. Godbout’s and Iris Marion Young’s theories to probe into the interaction of characters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ccording to Alan D. Schrift, the gift depicts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 (18). Based on this concept and structured with the above theories, the thesis examines gift exchange between the Christian male “self” and its Jewish/female other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tep by step in three dimensions: (1) the basis of gift exchange; (2) bond and risk in gift exchange; (3) asymmetrical reciprocity and reestablished relation. In the play, gift exchange brings its effect of bond and feature of asymmetry into full play. Grounded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Antonio and Bassanio, gift exchange links/restrains Shylock and Portia, and reestablishes th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