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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母親情結之探討---內隱聯想測驗之信效度分析 / The research of negative mother complex: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王郁文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目的在以內隱聯想測驗方式，發展負向母親情結字詞聯想測驗。實驗一以症狀自評量表篩選65名受試者參與實驗，結果顯示，負向母親情結字詞聯想測驗全測驗信度α值為.97，以內隱聯想測驗進行效度檢驗，同時效度達.05顯著負相關，依據症狀自評量表的總平均區分高分組與低分組，負向母親情結字詞聯想測驗的刺激字反應時間在組間達.05顯著差異，中性字反應時間則否，刺激字與中性字的反應時間組內皆達.001顯著差異。刺激字反應時間與精神官能症狀呈顯著正相關，並可顯著預測精神官能症狀，表示具有構念效度。實驗二修改實驗一的實驗設計，以簡式症狀量表篩選100人參與實驗，結果顯示負向母親情結字詞聯想測驗全測驗信度α值為.91，以內隱聯想測驗進行同時效度檢驗，單類內隱聯想測驗達.05顯著負相關，膚電反應達.05顯著正相關，依據簡式症狀量表的總平均區分高分組與低分組，以共變數變異數分析，在控制中性字組間變異後，高低分組的刺激字反應時間差異，達.01顯著水準。文末依據研究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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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漢語顏色詞之對比研究張淑琦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母語的使用上，人們並不會去深究詞的形式（форма）與其內容（содержание）是否相符。但當學習母語之外的第二外語時，在學了該語言的語音、語法及詞彙之後，並不表示就能夠暢行無阻的與其語言使用者溝通無礙，特別是以其為母語的民族。因為此時隱藏在語言背後的社會、歷史、風俗、文化等等多種特殊因素造成了不同民族間溝通的障礙。此時光是靠字面上的意思，已經沒辦法理解其代表的實際意義為何。
儘管人類對於顏色的感知差別並不會太大。但是由於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影響，相同顏色詞的象徵意義在不同的民族會有其相似性及相異性。若忽略掉此一特徵，在理解與溝通上便會產生困難。因此俄漢語中的顏色詞是很值得探討的課題。本論文將進行六種顏色詞（黑、白、紅、黃、綠、藍）的分析研究，找出在俄、漢人民心中顏色象徵意義的普遍性與差異性。
在本論文的研究中使用了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
（一）語料分析法從俄、漢語字典及成語字典和網路上中挑選出帶有顏色詞的詞組與例句，約有六百多項，以便本論文進行對比分析研究工作。（二）對比研究方法先就顏色詞在俄、漢語中所代表的文化意涵進行對比研究；再根據不同主題，比較俄漢語中帶有顏色詞的詞組所表現出來的普遍性與差異性進行分析研究。由於作者為俄語研究者，本論文將從俄語著手，進行單向的對比。
（三）國情語言學研究法國情語言學是經由文化來研究語言的一門科學，不論是從文化到語言，探討相同的顏色在俄漢語中的文化意涵；還是由語言到文化，探討俄漢帶顏色詞之詞組在各項不同主題表達之異同，都必須藉由國情語言學研究法，方能達到所期待之效果。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俄漢顏色詞的文化意涵有時候相似，有時候卻完全不同。例如：在俄國文化中，“красный”（紅色的）會和火產生聯想，如“пустить красного петуха”（字面意義為放出紅色公雞，意為火災）。早在一百多年前，在伏爾加河流域就流傳著關於“пустить красного петуха”（字面意義為放出紅色公雞，意為縱火）的故事。據說，俄國農民起義首領斯捷潘．拉辛（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1630-1671）年幼時，曾放火焚燒地主的莊園。他在一隻大公雞的尾巴綁了一束亞麻杆，並且點火，亞麻杆馬上就燃燒起來。由於受到驚嚇，著火的公雞到處亂跑亂飛，飛到哪裡，火也就跟著燒到哪裡。事後，有人問小斯捷潘是誰放的火，他回答說：「是紅公雞。」之後，俄語“красный петух”（字面意義為紅公雞）、“пустить красного петуха”（字面意義為放出紅色公雞）的形象就被用來形容「火災」、「縱火」。「紅」是中國人最喜愛的顏色之一。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紅色會這麼受到重視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來自於祖先對炎帝（炎帝又稱為赤帝，是因為火德得名）的崇拜。此外，火常被人們當作是火神和太陽神的化身，崇拜火是原始人類的信仰，因為火為赤（紅）色，人們常以紅色作為火的代表。對於火的崇拜，後來便慢慢地轉變成為對「紅」的崇拜。這裡俄語“красный”和漢語「紅」的文化意涵是相同的。
俄語“зелёный”和漢語「綠」在生命、春天、環保的文化意涵上是相同的。不過，有時候其文化意涵也存在著差異性。當說到「綠軍」、「綠營」台灣人首先會和黨派產生聯想，不過在俄語“зелёный”中則無此種文化意涵。漢語「綠」有時還帶有負面的文化意涵，如「戴綠帽」、「綠林好漢」等。俄語“зелёный”也有和漢語「綠」不同的文化意涵，如“зелёное вино”（伏特加），“до зелёного змия”（喝醉，爛醉如泥），在這裡俄語“зелёный”帶有「酒」的文化意涵。
札爾克別克娃（Жаркынбекова）認為：顏色是文化的概念之一，不僅能反映出一般文化從開始形成到最終固定的發展過程，更可以反映出在民族文化中所獨有的特殊文化概念。俄漢顏色詞文化意涵之對比分析有助於理解顏色詞的民族文化內涵意義，也幫助俄語學習者更加深入的掌握語言。
就人類的生理層面而言，每個民族對於基本顏色的感知，並不會有太大的差距，如俄國人認為是白色的東西，在中國人眼中並不會變成黑色。不過，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同民族對於顏色的認知，便產生了差異性。俄國學者拉顏卡（Л. В. Лаенко）認為：「在所有語言中，大部分顏色詞都有使用在人類個性以及不同生活現象的轉義」。根據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調查研究指出，不同民族的語言對於顏色的分類往往不盡相同，某民族語言對於顏色的分類，常與該民族的自然生態、文化環境脫不了關係。也就是在跨文化交際時，相同的顏色所代表的意義已不是絕對相同。此時，如何理解顏色詞在跨文化交際時正確意涵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本節將參考學者包惠南在《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裡〈色彩的文化內涵與翻譯〉一文中對顏色詞的分類，加以歸納整理，比較俄漢語中顏色詞的對應關係。
根據〈色彩的文化內涵與翻譯〉一文中的分類，顏色詞被分成三大類：
1.俄漢語顏色詞的基本語義：俄語чёрный（黑色的）在《俄語詳解辭典》中的解釋為“цвета сажи, угля”（煙、煤的顏色），而漢語「黑」的解釋為「煤或墨一般的顏色」。俄語чёрный與漢語「黑」的基本語義相似，因此可以得到“чёрное брюки”（黑色褲子）、“чёрная ручка”（黑筆）的意義是相同的。不過，儘管基本語義相同，顏色詞組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如俄語“чёрный чай”在漢語中會翻譯成「紅茶」；再如俄語“красный ковёр”只是用來形容紅色的地毯，但在漢語中「紅毯」還有婚禮的聯想意義。
2.俄漢語顏色詞的民族心理：俄語чёрный可以用來表示“плохой”（如чёрное слово, чёрная неблагодареость и т.д.），“нелегальный”（如чёрное дело, чёрный рынок），“тяжёлый”（如чёрный час, чёрный год, сидеть на чёрном хлебе），“болезнь” （如чёрная ножка, чёрная оспа, чёрная немочь），“низкий слой”（如чёрная кость, чёрный народ）, “без трубы”（如чёрная печь, чёрная изба, чёрная баня）等等。在漢語「黑」中也有相同的聯想意義，如「不好的－黑心，天下烏鴉一般黑」、「非法的－黑市，黑貨」、「不幸、艱難的－黑色星期五，黑暗期」、「疾病－烏腳病，黑眼圈」；不過也存在著不同的聯想意義，如「看不透的－黑馬，黑鍋，黑幕」等。
3.俄漢語顏色詞的社會屬性：在顏色詞的社會屬性中將顏色詞再細分成歷史範疇，禮儀習俗範疇，政治範疇，經濟範疇來進行討論。
（1）歷史範疇：（顏色詞的歷史範疇分別是1.以服飾顏色表示王位；2.以建築、服飾顏色表示官品等級；3.以服飾顏色表示身分；4.以服飾顏色表示職業等來加以分類。）俄語中的“люди в белых халатах”和漢語的「白衣天使」，俄語“белые веротничики”和漢語「白領階級」等都屬於歷史範疇。
（2）禮儀習俗範疇：俄語中的“белая магия”（善良的魔法），“белая ведьма”（使用善良魔法的女巫）和漢語「白包」都是屬於此類範疇。
（3）政治範疇：俄語“белая армия”和漢語「白軍」，“белый террор”和「白色恐怖」等。
（4）經濟範疇：俄語中有用“белый рынок”（合法的市場）“белый бизнес”（合法的經濟）來形容「合法的」。在漢語「白」中我們找不到相似的用法，但漢語「黑」則和俄語“чёрный”相同，帶有「違法的」聯想意涵。
本論文以語言、文化為基礎進行帶有顏色詞之比較，希望本項研究對學術能有以下貢獻：
（一）作為教學的參考。不管是在俄文的教學或者是學習上，帶有文化背景的詞匯常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希望藉由本論文的研究結果，能夠較輕易掌握具有特殊涵意的顏色詞。
（二）作為翻譯的參考。當翻譯作品遇到特殊文化詞匯時，常會遇到不求甚解的譯者，直接按照字面意義翻譯，但往往失去了原意，且沒有理解作者欲表達的正確思維。本論文中將顏色詞做了詳盡的分析整理，以供譯者及讀者參考。
（三）提供未來相關主題進一步的研究方向。語言和文化是分不開的，國情語言學是一門很有趣的科學，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如果有其文化背景當強而有力的後盾，學習起來會更有心得且更為有趣。不過，國情語言學的範圍太為廣大，尚有許多地方值得進行探討，希望本文研究成果能提供未來相關研究新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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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訊息揭露形式對組織聯想之影響 /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rms on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蔡叔瑾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因應世界潮流，現代企業越來越重視企業責任（CSR），讓消費者知曉企業做了哪些「善行」是件重要的事，然而學術界關於CSR的研究雖然眾多，但針對CSR揭露進行探討的卻不多見。為此，本研究希望探討CSR訊息之揭露形式對於消費者的組織聯想有何影響。
提出三個問題：一、CSR揭露形式是否影響消費者對訊息的「信任程度」及對企業的「組織聯想」？以及如何影響？二、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度是否影響消費者對企業CSR訊息的「信任程度」及對企業的「組織聯想」？三、消費者對CSR揭露訊息之信任程度，是否影響「組織聯想」？主要研究變項為產品涉入度、文本形式、揭露者以及議題類型。
研究發現，單一變項對於訊息信任程度以及組織聯想皆無顯著影響，但在有固定條件、或一個以上的交叉變項時，有多組交叉變項對於信任程度以及組織聯想出現顯著影響，且對訊息的信任程度確實影響組織聯想。
研究者提出以下結論：一、CSR訊息的揭露形式會影響消費者的組織聯想。二、設計CSR揭露訊息應該考量消費者的產品涉入度。三、CSR訊息之可信度會影響消費者的組織聯想。四、博愛類型的議題並不一定最好。 / Reflecting the world trend, Modern enterprises tak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ore seriously, and it’s important to let consumers know what beneficence enterprise have done. Though researches about CSR are numerous, there is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CSR disclosure.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effect of CSR message disclosure forms on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And focus on three questions: （1） Do disclosure forms of CSR messages affect consumers’ trust level as well as thei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And how do they affect? （2） Do different product involvement of customers will affect their trust level as well as thei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3） Whether or not will the consumers’ trust level affect thei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three questions, there are four major variables in this research: product involvement, text forms, discloser, and issue typ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ach single variable has no significantly effect on trust level or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However, when it was under some preconditions or cross- variable（more than one variable）, multiple situations show that different variables of disclosure messages do affect trust level and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1）forms of disclosing CSR messages would affect consumers’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2）consumers’ product involve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the disclosure message,（3）Reliability of CSR information would affect customers’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and（4）philanthropy is not the best type of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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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全球品牌成功推出副品牌之因素的探討－以精品業為例王詩晴, Wang, Shr-Ch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為了能夠吸引更廣大的消費族群，許多精品業者紛紛推出副品牌來囊括不同區隔的消費者，而各個品牌的品牌聯想皆不盡相同，大致上可區分為功能傾向以及非功能傾向，此兩種品牌聯想帶給消費者的影響也不太一樣；而業者在推出副品牌的時候，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太一樣，有人會採用國際化的副品牌定位，亦有人會採用本土化的副品牌定位，其帶給消費者的感受又不同；而業者在推出副品牌的時候，為了不使消費者對其主品牌產生負面的影響，會給消費者理由，業者通常有兩種選擇，一是中央路徑（給其與產品本身相關的資訊），另一是周圍路徑（給其與產品本身不相關的資訊或不給理由）。而這三個變數相加在一起，將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品牌聯想、副品牌定位、路徑理由對消費者態度皆沒有顯著的影響，而品牌聯想與副品牌定位、副品牌定位與路徑理由對消費者態度則有顯著的交叉效果，且在品牌聯想與副品牌定位、路徑理由對消費者態度上也有小小的交叉效果出現，可見此三者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有階層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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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爾觸發概念研究─從被動性到主動朝向的觀點 / A Study on the Husserl's Concept of Affection李政國, Lee,Cheng-Kuo Unknown Date (has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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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代言人的品牌權益之相關影響因素探討 / The study of the celebrity endorcers' brand equity王菀菱, Wang, Wan-L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運用代言人來為品牌進行代言已成為普遍的廣告行銷手法，在各種不同類型的代言人當中，又以「名人」做為代言人的現象最為普遍。由於名人本身具有鮮明特殊的形象與個性，又受到大眾的信任與喜愛，同時任何一舉一動都容易吸引媒體與社會的高度關注，因此，邀請名人為品牌代言，就可以輕易地利用其高知名度來獲取消費者的矚目，並以名人相關的豐富聯想來塑造品牌形象，更可以將消費者對於名人的喜好一併移轉到品牌身上。
本研究觀察了名人的代言現象，發現過去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皆以「企業」觀點出發，探討企業應該如何挑選代言人以提升品牌權益，卻忽略了在名人為品牌進行代言的同時，名人的品牌權益也會因此正向提升或負向削弱。因此本研究以「名人」的角度出發，將名人視為一個品牌，探討名人擔任品牌代言人的過程中哪些因素將影響名人的品牌權益，希望提供企業挑選品牌代言人、以及名人面對代言邀約時的參考依據。
在研究設計方面，首先挑選台灣近十年來代言數量多、知名度高、而且較沒有明顯政治立場的名人，最後選擇蔡依林做為研究客體。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方式在台北市信義商圈發放紙本問卷、在台灣大學BBS討論區PTT上發放網路問卷，最後總共回收有效問卷共300份。
研究結果發現，名人形象與品牌形象的差異、名人與品牌間的關聯程度，以及名人代言品牌產品的知覺品質會影響消費者對於代言關係的認同感，進而影響名人的品牌權益。當名人形象與品牌形象越一致、名人與品牌的關聯程度越高、代言產品的知覺品質越佳時，消費者對於代言關係的認同感越高，而名人的品牌權益便因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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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品牌聯想與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外來品牌:聯想與惠普在台灣市場為比較 / A Study of Brand Image、Brand Associations& Customer satisfaction - An Empirical case of foreign brand : LENOVO &HP歐明哲, Ou, Benjami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以＂外來品牌-聯想與惠普在台灣市場操作比較＂－產品為筆記型電腦來切入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品牌形象、品牌聯想、購買動機、顧客滿意度與品牌忠誠度之間的影響。藉此用來了解兩品牌間行銷與經營策略之差異，並探討消費者在這兩個品牌的比較情況下，對於購買筆記型電腦的意願與動機是否有不同的面向，冀望能為業者提出有效的行銷策略。
本研究以量化之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輔以質化之專家訪談法。本研究總共發出350份問卷，回收問卷334份，有效問卷31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0.9%。問卷調查結果經敘述統計分析、信度分析、因素分析、迴歸分析，探討提高顧客滿意度及影響品牌忠誠度之主要因素，並就兩品牌間的比較分析，擬定出對聯想品牌經營行銷策略之建議。
本研究聯想品牌之主要發現與結論如下：(1)品牌形象對品牌顧客滿意度有反向顯著影響，(2)品牌形象對品牌忠誠度有正向顯著影響，(3)品牌聯想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4)品牌聯想對品牌忠誠度有正向顯著影響，(5)購買動機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6) 購買動機對對品牌忠誠度有反向顯著影響，(7)顧客滿意度對品牌忠誠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惠普品牌之主要發現與結論如下：(1)品牌形象對品牌顧客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2)品牌形象對品牌忠誠度有正向顯著影響，(3)品牌聯想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4)品牌聯想對品牌忠誠度有反向顯著影響，(5)購買動機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6) 購買動機對對品牌忠誠度有正向顯著影響，(7)顧客滿意度對品牌忠誠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在兩品牌比較後將提出筆記型電腦產品的經營之建議，做為台灣區＂Lenovo 聯想＂筆記型電腦，在品牌經營或行銷規劃上之參考。對於後續研究者，本研究期待後續研究者可進一步擴大研究範圍，儘可能將研究範圍擴及台灣以外之地區，並將本研究架構未涵蓋之其他構面納入，例：不同品牌、不同產業及行銷手法等。另外也可加入質化之專家訪談，透過深度訪談了解不同品牌之成功經營經驗，或可建立品牌經營之成功模式，如此研究結果將對品牌經營提供更大的貢獻。
關鍵字：品牌形象、品牌聯想、購買動機、顧客滿意度與品牌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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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行銷、生活型態與品牌權益之間的關係-以居家用品店為例 /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xperiential marketing, brand equity and life style- taking home furnishing stores as examples劉純婷, Liu, Chun T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顧客逐漸重視感性價值，使得強調感性、氣氛、感官等無形體驗的消費文化興起。「體驗行銷」的具體概念逐漸成形，企業的行銷手法不再單純強調功能性利益，而更強調在顧客體驗上。另外由於生活習慣的改變、週休二日的實施、居家生活美學風氣的興起等等，讓許多人開始注重居家生活品質。現代的居家用品通路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和服務，顧客藉由挑選家居用品與自行佈置的過程，達成一種個人化與自我風格的實現。而體驗行銷在這類通路上尤其為重要的行銷策略，因此本研究欲討論在居家用品零售通路中，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間的關係。品牌權益構面之間，彼此又有密切的關係，且會相互影響（Aaker, 1991; Biedenbach and Marell, 2010），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體驗行銷與顧客基礎品牌權益來源─品牌知曉、品牌聯想、品牌忠誠度、知覺品質間的關係。
本研究另外一個重點是生活型態對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之間關係的影響研究。個人的生活型態會影響到消費決策與行為，消費者為了表現自己的生活型態，或是向其他人展示生活型態，他們會需要與自己相符的生活型態品牌（Schmitt, 1999）。消費者也會因為自身的生活型態或是追求的目標不同，而對同樣的商店有不同的感覺（Puccinelli, Goodstein, Grewal, Price, Raghubir and Stewart, 2009），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想要探討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間的相關性，會不會受到生活型態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如下：
1.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存在正相關。
2.體驗行銷與消費者對品牌知曉的程度、消費者對品牌聯想的程度、消費者知覺品質的程度、消費者品牌忠誠的程度皆存在正相關。
3.自我風格之生活型態對於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之間的關係存在干擾影響，當自我風格較強時，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的正向關係要低於自我風格較弱的情境。
4.重視家居生活之生活型態對體驗行銷與品牌權益之間的關係不存在干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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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影響評析 /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DI潘玉菁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國於2000年首次明確提出企業「走出去」戰略，鼓勵並支持具比較優勢之國有與民營企業投資海外市場，使中國企業得以藉由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以國家機器作為後盾進入全球主要經濟市場，不僅可影響外國企業之經營運作、提升技術、掌握通路、獲取所需資源等，亦能有效結合經濟與政治實力，逐步豐厚中國之綜合國力，期能達到提升國際地位與成為世界大國之目標。
中國雖引進市場經濟體制，惟政治體制仍屬社會主義制度，由共產黨決定政府運作與經濟制度，國家機器對市場之干預程度遠較資本主義國家既深且廣；本論文為進一步瞭解中國的國家機器如何主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之運作、發展狀況及其影響力，係以國際政治經濟學之國家資本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中國國家機器在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作用及影響力，並以英國學者John Dunning的投資發展階段論，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成效置於全球脈絡中進行比較分析，俾能歸納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特色。
經比較分析中國整體及企業個案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與影響力，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力逐漸增強，已具經濟自主能力，刻正由邊陲國家逐漸邁向核心國家。整體而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模式與世界主要國家確有所差異：相同之處在於，中國與各國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均與國內經濟結構具高度正相關，亦即經濟發展到達一定水準後，才會出現頻密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及成果；相異之處在於，各國之民營企業已具國際競爭力並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扮演重要角色，惟中國的國有企業較民營企業更具對外直接投資之優勢與能力，投資動機主要係依據國家政策及經濟發展需要，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則因規模較小，國際競爭力仍有待提升，目前在全球市場尚未形成可觀的影響力。 /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2000, China proposed a clear strategy to have corporations ‘going out,’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competent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invest overseas market. With the backup of the state, this policy enables Chinese corporations to get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market by mean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is way, they can affec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oreign enterprises so as to advance their own technologies, control channels, and to acquire necessary resources. Moreover, they may combine economic power with political strength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China gradually so that China may increas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o become a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Though market economy is introduced in China, its political system, socialism, remains the same.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makes the decision concerning its operation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in the market is furtherer and wider than that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ate controls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 opera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the study adopts state capitalis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s th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reover, the study is aimed at co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ter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adopting the British economist, John Dunning’s,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development cycl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outcome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scope of the whole world.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how the china overall and enterprises case about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t is discovered that China’s ability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 China has the ability of economic autonomy and is transforming from a country of periphery to a core country.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indeed different from other major countries. The similarity lies in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ir domestic economic structure.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has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frequent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effects will then appe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in other countries are internationally competent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owever, in China,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more advantages and capabilities than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motivation of investment is determined by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over, due to the scale being small,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need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 they don’t exert as much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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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胡塞爾現象學之主體性悖論 / ON PARADOX OF SUBJECTIVITY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江偉峰, Chiang,Wei-Fe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主體性，是作為相對於客體性而言之主觀存在，且同時是作為在客體性中的客觀存在。如此一種普遍地可能存在於一切認識活動中的雙重存在狀態，正是所謂的「主體性的悖論」。而根據胡塞爾現象學式的沈思回溯考察，這樣一種可能的悖論形態之形成的原因，無非就出於主體多少偏執「客觀存在性先行存在」作為認識活動的理所當然性的前提之故。因為此種由主體對客體性存在與否具有著強烈興趣而產生出的偏執，總是讓主體在對「客觀存在性如何先行存在」此一問題少有深思的情形下，或是有所盲目或是有所扭曲地將自身多少誤解為關聯於客體而共同存在於客體性之中，且同時還多少將此種主體-客體的關聯當作兩者間具有某種平行類比意義的根據，甚而多少誤解主體是客體的類比存在性且可來自於對客體的存在性進行抽象而得之補充抽象的東西。如此一來，不僅主體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多少被化約遮蔽地客體化了，客體作為主觀的被給予東西的意義也多少被片面地簡化了，甚至還有那種由最深刻的不可理解的悖論危險性，所帶來之「客觀存在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識」此一非比尋常的認識活動/知識（真理）之謎。而根據胡塞爾現象學式的沈思回溯考察，唯有通過徹底的「懸擱」來全面克制對客體性存在與否的強烈興趣，主體的目光才能完全解除指向客觀存在性的束縛，而以自由的反思活動來真正深入自身的主觀存在性之中，「無悖論地」揭示出自身「如何」以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主觀地認識到一切作為客觀存在性之主觀被給予的「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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