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的生產方法會使現存的生產資料和方式變成廢物，失去價值，資本家會不斷的革新生產方式，為了就是要比別人獲得更多剩餘價值和利潤。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由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到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反映的就是資本競爭的本質。在福特主義時期男性才是最主要的勞動力，許多工作福利和勞動保護政策，確保了男性的就業安全，大多數的女性卻無法像男性一樣可以獲得同樣程度的福利和保護，兩性工作上的不平等隨處可見。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到了七０年代已顯露出疲態，呈現出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管制和僵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因此大力鼓吹彈性化，以恢復市場機制。然而，事實上彈性化的運用下卻導致社會發展更為低劣，目的只是在降低薪資和勞動保護，只是一味的要求去管制而已，勞動力彈性化的結果其實是「勞動力更商品化」，社會的剝削更為嚴重，而當中原本就便宜、臨時、彈性和順服的女性勞動力，成為最受青睞的勞動力，不過，卻使女性勞動處於更差的處境。 彈性化策略中的部分工時呈現高度女性化，雖然造成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認為女性勞動地位獲得提升，本文企圖分析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為何？要瞭解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前，先要瞭解父權制度下婦女的處境。在父權制度下的核心家庭意識型態中，賦予男人為主要家計負擔者的角色，而女性卻永遠處於附屬、次等的地位，家庭被歸為女性的天職，當家庭和工作產生衝突時，女性必須自行解決，所以，女性的時間配置是呈現不自主或有限度的，部分工時是婦女在這種有限度的時間配置下的折衷策略。這樣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做為促進婦女的勞動政策？而所謂的促進，包含「量」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更要有「質」的提升，本文是以質量並進的標準來檢視部分工時。部分工時對勞工而言，幾乎等同於低薪、低福利、低階工作、無升遷機會，因此對婦女而言，部分工時相當矛盾，正面創造了婦女的僱用機會，但是負面卻造成勞動處境更低劣。所以不能單從部分工時會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來看，更要考慮到質的提升，從質來看，部分工時不是做為促進婦女就業的解決之道。進一步而言，部分工時還可能做為鞏固婦女在父權制度下的附屬地位之幫凶，不但鞏固了傳統的性別分工，而且其次級性還鞏固婦女的經濟依賴。 一般認為有家務負擔的婦女從事部分工時是出於自願，然而，此一說法會窄化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瞭解，只是簡單的將婦女遭受到的問題化約到個人身上，但是卻忽略了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結構因素，事實上是父權和資本的交互運作下而造成部分工時婦女的自願性。在父權制度下，以愛為名的照顧工作，使得婦女從事部分工時表面上看來是自願的，事實上卻在家庭需求的限制下而定義的，因此可說，愛的勞動迫使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在勞動市場上的許多結構限制，使得婦女就業還是要面對重重的障礙和考驗，加上國家的照顧政策使私化的，婦女被迫在低薪和市場托育成本之間衡量，而理性選擇部分工時，然而卻犧牲掉自己的勞動權益和工作發展。國家的托育政策不完善，僅僅用部分工時來解決婦女就業困境，會更強化了父權文化的性別分工，而國家可以繼續維持其對家庭的不干預、私化的照顧政策，促成婦女表面上「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因此，部分工時可說是父權、資本、國家「三贏」的致命武器，但是對婦女而言卻是全盤皆輸，永無翻身的機會。

本研究以1997至2001年國內高研發密度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高研發密度公司揭露非盈餘以及智慧資本相關資訊之行為。首先探討企業揭露資訊之偏好及趨勢，再分析影響企業揭露非盈餘及智慧資本資訊頻率之因素，並探討企業股價與帳面價值間之差異及股票週轉率與企業揭露智慧資本相關資訊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發現，公司主動揭露與盈餘有關資訊之頻率有逐年下滑的現象，而揭露非盈餘及智慧資本相關資訊的頻率則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以分組檢定結果而言，未預期盈餘為正且幅度較大的公司在揭露智慧資本資訊方面顯著較未預期盈餘為負且幅度較大的公司積極。就影響企業揭露非盈餘以及智慧資本相關資訊之因素而言，未預期盈餘、員工每人營業利益、研發密集度，以及每人配備率與揭露非盈餘及智慧資本相關資訊之次數均呈顯著正向關係，而董監事持股比率以及用人費用率則與兩項資訊之揭露次數呈顯著負相關。 此外，屬於資訊電子業以及規模較大的公司，揭露非盈餘及智慧資本相關資訊之意願較強。就企業股價與帳面價值之差異以及股票流動性而言，資訊電子業之股價淨值比及股票週轉率均較非資訊電子業為高，策略聯盟（流程資本）資訊揭露次數與股價淨值比呈顯著正（負）向關係，新產品及策略聯盟（人力資本）資訊揭露次數則與股票週轉率呈顯著正（負）相關。 關鍵字：自願性揭露、智慧資本、市價淨值比 / Based on a sample of firm listed on TSE,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voluntary disclosure behavior ofR&D intensive companies in Taiwan over the period of 1997 to 2001. With an emphasis on non-earning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disclosure policies, we first explore the disclosure behavior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type of information revealed by management. We then examine whether price-to-book (P/B) ratio and stock turnover ratio reflect the disclosure of non-earning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inform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a declining trend in disclosing earnings information, with an opposite tendency in non-earnings in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examined. In addition, unexpected earnings and variables proxy for intellectual capital determine the disclosure behavior of non-earning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information. Firms with operating performance far beyond market's expectation tend to disclose more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information than firms with operating performances far worse than market has expected. Variables such as operating income per employee and cost of human resource (proxies for human capital), R&D intensity (proxy for innovation capital), equipment per employee (proxy for process capital) as well as the ratio of directors' shareholding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disclosure frequency of non-earning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information.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electronics and software indus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disclose more non-earning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information and have higher price-to-book and stock turnover ratios as compared to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sample. Firms disclose more (less) strategic alliance (process capital) information is found to have higher price-to-book ratios. Firms disclose more (less) strategic alliance and new product (human capital) information is found to have higher stock turnover ratio. It appears that more disclosure on intellectual capital-related inform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and monotonously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both price-to-book and stock turnover ratios. Key words: voluntary disclosure, intellectual capital, price-to-book ratio, stock turnover ratio

本論文旨在論述：是否可能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討論關於「意志」的概念？在因為沒有「意志」此詞彙因而缺乏「意志」概念的古希臘時期，能否恰當地解釋「明知故意」的行為是如何發生？人如何在擁有關於行動的理性知識時，卻跟隨著「欲望」或「情感」而行？但人也可能在對於某事物有追求的「欲望」時，卻依循著理性知識的指導而行動。依此，理性知識和「欲望」對於行動的發生都不是必然的，但也都與行動的發生有關。因此，將先處理：人是如何展現行動。 人的功能是靈魂中包含理性原則的部份，在行動上良好地展現功能就是一個符合德行的行動，是善的。因此，善的、符合德行的行動，就是良好地展現了靈魂中包含理性原則的部份，這可從兩方面談：「理智」與「欲望」。「理智」是嚴格意義的理性魂，而「欲望」則是就其有聽從理性魂的可能而稱之為與理性原則有關，更恰當地說，是當靈魂中的「欲望」面聽從「理智」面的指導，就是靈魂中理性原則的良好展現其功能，符合德行的行動就在於此。行動因而是與靈魂中的「理智」與「欲望」有關。「欲望」設定目的，「理智」對於方法做計算推理的思維並得出關於如何行動的命令，此命令卻會因為不同形式的「欲望」的影響，或許取得「指定力」而將「理智」的思維結果落實於行動中，展現符合理性知識的行動，這是「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一致的結果；「理智」的思維結果也或許沒有取得「指定力」，因而展現的行動並不符合理性知識，因為「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不一致。因此，行動是「理智」與「欲望」互動的結果。 在說明因「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不一致所導致的ἀκρασία是如何發生時，亞里斯多德因為缺乏關於「意志」的概念而將ἀκρασία的發生歸因於理性知識在某一刻的缺陷，所以無法確切地解釋這種類似於「意志薄弱」的情況。要想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討論無法以某個可對應的詞彙表達的「意志」概念，就從其他與「意志」的運用相關的概念著手，嘗試突顯出一個可能的、也許只是某種類似於「意志」的概念，亦即：不同形式的「欲望」對於「理智」的回應。如果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隱含著「意志」的概念，那麼，對於這種概念做討論的可能性，就僅能從某種類似於「意志」的方式表達。

本研究係以實證方式，探討我國上市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時間特性。此處所指自願性盈餘預測，係指公司內部（包括管理當局、董事會）主動揭露未來一年之盈餘預測，不同於證管會所規定之強制性盈餘預測或分析師預測。 　　研究主題如下： 　　1. 台灣上市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分佈情形與特性為何？2.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是否具有好消息提前預測，壞消息延遲預測之現象？3.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修正幅度，是否會隨著與被預測年度之會計年度終了日的接近，及預測次數的增加而下降？4.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宣告，是否具有資訊內涵？5. 未預期盈餘與累積異常報酬間，是否存在變動幅度及變動方向相同的現象？本研究測試期間為民國80年至民國84年，計有樣本公司328家，1799個觀測值。並分別將樣本以盈餘預測時點依區間分組、依盈餘預測次數分組及盈餘預測時點之星期分佈等三個角度切入探討。 　　彙總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 　　一、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時點分佈1. 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分佈時點呈低闊峰的型態，不同於強制性財務報表公告呈正偏態及高狹峰。此乃由於此種盈餘預測並非強制性規定的結果。2. 公司在做盈餘預測時點與季節有關，通常第一次預測時點集中在前一年12月及當年1月，第二次則集中在當年4月，第三次以後則以當年11月及12月為多。3. 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星期分佈，並未發現有偏好某天的情形。 　　二、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與消息型態之關係1. 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不管是依區間分組或以次數分組，均發現好消息時公司有提前發佈預測，壞消息則延遲做預測的情形。且好（壞）消息的幅度與提早（延遲）發佈時間之關係存在相當比例之關係。2. 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之星期與消息型態之關係，雖有壞消息在週六發佈的傾向，但並不顯著。 　　三、自願性盈餘預測修正幅度與預測時點、預測次數及星期分佈之關係1. 未發現自願性盈餘預測時點愈接近被預測年度的年底，其預測變異程度會愈小。2. 在依預測次數分組後，當盈餘預測是與去年實際盈餘相較時，在第二次預測後，其修正幅度確實隨預測次數增加而降低。3. 以預測時點之星期分組，當盈餘預測是與上一次預測相較時，公司有將向下修正且幅度較大的盈餘預測於週六發佈的傾向。 　　四、自願性盈餘預測與資訊內涵之關係實證結果顯示，自願性盈餘預測確實具資訊內涵，且其大多在事件日及其後一、二日反應為多。 　　五、未預期盈餘與累積異常報酬之關係實證結果顯示，未預期盈餘與累積異常報酬之關係，在變動幅度上相距頗大，在變動方向上亦頗不一致，故其關係並不明確。

失業保險法制於消極面係為保障失業勞工所得中斷之風險，積極面為促使勞工儘速重回職場，然而，請領失業給付不可能毫無限制，否則將無法面對道德風險之挑戰，失業保險制度於財務運作上亦將發生困難，因此，失業保險法制給付資格為一核心議題。 美國失業保險制度於一九三五年由社會安全法(SSA)與聯邦失業稅法(FUTA)共同建構，由聯邦建立基準，再由各州自行訂定州法實際運作，無論是美國聯邦或威斯康辛州之給付資格相關規定經過歷年修正現已十分完備，尤其自願離職之正當理由與合適性工作之要件皆有明文之標準作為認定依據。 於我國就業保險法給付資格相關規定，針對非自願性離職僅有就保法第十一條明文列舉之情狀，而無考量申請者個人因素之空間，是否過於嚴格，尚待討論。而合適性工作之認定亦僅考慮薪資及工作地點之距離，是否能夠通過期待可能原則之檢驗則不無疑慮。又我國就業保險法至今已十餘年，惟卻鮮少針對給付資格相關規定進行檢討，本文欲藉由ILO相關研究與美國法制之引介提供我國就業保險法給付資格相關規定未來修正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自願性離職者於「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與「失業認定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之成效分析，由於2008年後大量非自願性離職者者湧入就業服務站申領失業給付，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無法疏導大量失業給付者且忽略一般求職者，無法落實推介就業，因此勞委會職業訓練局開始思考就業服務流程轉型的模式，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實地深入訪談等方法，討論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設計的背景、績效指標及面臨問題；接續討論我國單一窗口服務概念的緣起與發展，並整理美國、英國、韓國等重要國家實施單一窗口的經驗，以深度訪談方式訪問2010年實際參與試辦失業認定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之就業服務站的就業服務員及失業給付申請人，以檢視我國單一全程服務模式的成效及可能產生的問題及困境後提出相關建議。 最後，本研究分從就法令制度及執行、軟硬體設備、人力配置規劃及教育訓練等面向，針對執行單一窗口一案到底的模式提出改進的具體建議： 一、相關配套措施應朝向簡化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的申辦模式做規劃。 二、明訂失業給付申請人尋職積極度指標及績效指標。 三、就業行動計劃應雙方共同擬定且具公權力效益。 四、加強工作機會的開發及落實就業媒合精確度。 五、改善現有軟、硬體設備及強化其他配套措施。 六、建立嚴謹的個案篩選與分流機制。 七、就業服務人員的教育訓練應完備後再逐步擴大實施。 八、增加就業服務人員的編制人力。 九、經就業諮詢評估後妥適運用就業促進工具。 十、建立其他狀況發生時就業服務流程處理SOP機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當公司管理階層選擇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時，是否影響市場對於各該公司所發布相關訊息的反應情形，進而造成股價持續波動之狀況。本研究亦探討是否會計政策的異質性(公司進行會計變更後採用與其同業不同的會計政策)會影響到前述自願性會計變更與股價反映之關係。本研究以採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之美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94年至2008年，並將研究對象之競爭對手或產業領導者納入比較樣本。此外，為了觀察股價持續反應的情況，我們設立了季報發布期間和季報發布後期間，以檢驗此研究之假說。 此研究結果顯示，整體來說，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在季報發布期間對於未預期盈餘和報酬的關係，會有顯著正向之關聯。此外，考慮了會計政策之異質性後，若公司在會計變更後採取了與同業相同之會計政策，在季報發佈期間對於未預期盈餘和報酬的關係會有顯著正向之關聯，而在季報發佈後期間對於未預期盈餘和報酬的關係會有顯著負向之關聯；若公司在會計變更後採取了與同業不同之會計政策，市場在季報發布後期間對於未預期盈餘和報酬的關係會有顯著正向之關聯，比較多的資訊反映於季報發佈後期間。所以，當公司會計變更後採取異質性的會計政策，外部使用者對於公司發布之相關資訊可能無法及時的消化和理解，進而導致市場遞延反應。 因此，雖然公司採用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可能是為了要更真實反映公司之營運狀況，提升外部人士對於公司的實質了解，但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外部使用者對於自願性會計政策變更後之相關訊息可能需要比較長時間的理解，導致股價會有持續反應的情況。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ges (VACs) and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accounting choice heterogeneity (different from the VAC firms’ peers) before and after VACs is associated with such association. This study collects VAC firms in the U.S. among 1994 to 2008 and identifies the heterogeneity of accounting choices between VAC and non-VAC firm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10-Q filing window and a post-filing drift window.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overall, VAC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hree-day market reactions to 10-Q filings. In addition,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counting choice heterogeneity, this study observes that more of earnings-related stock price reaction occurs in the 10-Q filing window and less of earnings-related market reaction appears in the post-filing drift window. Moreover, VAC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st-filing period drift when VACs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industry peers after VACs. That is, VAC firms adopting different post-change accounting method from non-VAC firms may make external users harder to digest related earnings information and lead to delayed market reaction, thus, more of stock price drift occur in post-filing window. In conclusion, though VACs may enhance market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f firms’ activiti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may spend more time to comprehend and digest VAC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VAC firms compared to non-VAC firms, which leads to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2001年5月交通部電信總局決定，我國數位電視地面傳輸標準以往訂定為美規ATSC系統，但由於科技不斷進步，電總將採技術中立，由業者自行決定採用歐規DVB-T或美規。技術的意見未受到政治干預而予實踐，在台灣政策科學發展過程中，係一重要的案例。 就歐規的整體發展來看，傳統無線電視產業的垂直整合，已逐漸被數位無線電視產業的垂直分工及水平整合趨勢所取代，台灣從垂直壟斷系統電視體制轉移至水平整合垂直分割，如此標準化的轉移自有其意義。本研究以DVB的歷史來源脈絡導入作為分析的起點，探討台灣從美規轉換為歐規所帶來產業革新的意義，及導引政策的落實。 南韓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其數位無線電視的規格採用美規ATSC，但是行動接收則開放給了歐規，其數位電視規格消長過程和台灣極為類似，係一比較性研究之對象。 2003年及2006年台灣公視基金受新聞局委託，建置第二單頻網傳輸系統，準備建立製播分離與共同傳輸平台機制的公共政策，公共廣電媒體身處於多媒體、多頻道競爭的生態環境中，面對數位科技的挑戰，亦有其角色定位的變化。 依據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台灣的標準化模式係已轉移為在地特有的樣貌。 台灣實踐歐規標準除了目前15個數位電視台產業的發展，還導引出公共政策的決策，公共電視台扮演「機制黏著劑」的功能，建立參與者之間的共識基礎，最後形成相關的產業政策，其顯示的意義係由市民社會為了共同的理念建立往上推的範例。由DVB-T政策的制定，導引出這些現象觀察，DVB-T確有改革的意義。 / May 2001 Directorate Gener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ade a bottom-up decision due to consecu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took a neutral stand to let digital TV enterprises select freely whether they preferred still attached to the existed ATSC or switched to DVB-T once their standards needed to be adopted. Such a new technical idea, not only without meddling by political forces, but also smoothly put into practice, indeed became an important case in the evolving communications policies in Taiwan. From the viewpoint of general development of DVB,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broadcast industry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horizontal integration of video broadcast industry. In Taiwan, the transfer of standardizations from ATSC to DVB-T has its own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began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DVB as research guidelines,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s in the transferring from ATSC to DVB-T, and understand what policy concern been put into practice. Complied with the clear state’s guidance, South Korea’s digital TV adopted ATSC, however its mobile application adopted T-DMB. The similarity of digital TV adoption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urned out to be a typical subject for comparative study. In both 2003 and 2006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entrusted Taiwan Public TV a fund to conduct single frequency network in prepar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transmission platform. Competing with the multi-media and multi-channel business and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digitizatio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s entitled to many different roles it plays during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the DTV standardization in Taiwan obviously belongs to a local version of its globalization. In practice, DVB-T in Taiwan has not only been applied by five terrestrial broadcasters, but also brought the concept of DVB into practice. Public TV, functioning its “institutional glue”, reached a consensus among participants, and eventually facilitated concerned industrial policies been set up, which indeed indicating a multilayer of civilian forces were grouped together through a bottom-up decision model. All those observations of policy decision and its application have certainly generated from the adoption of DVB-T.

本文旨在探討投資人情緒與法人說明會之關聯性，即公司如何經由召開法人說明會，策略性地回應投資人情緒反應，以企圖影響情緒所導致的預期偏差。實證發現：管理當局策略性地改變其自願性揭露政策，以反映投資人情緒。當投資人情緒愈低落時，公司將傾向於召開法人說明會，且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之頻率亦會增加。相反的，當投資人情緒高昂時，公司則愈不會召開法人說明會。再者，當投資人情緒愈低落時，法人說明會所揭露之公司資訊將愈樂觀。此研究亦顯示公司自願性揭露政策的選擇，反映管理當局渴望維持樂觀之評價。 /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likelihood of holding conference calls. In other wor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firms react strategically to investor sentiment via their conference calls in an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sentiment-induced biases in expectations. We show that managers strategically vary their voluntary disclosure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prevailing sentiment. We find that during low-sentiment periods, the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conduct conference calls and conduct them more frequently; while during periods of high sentiment they decrease the frequency of conference calls. In addition, during low-sentiment periods, the conference calls disclose more optimistic information. Overall,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company’s voluntary disclosure choices reflect managers desire to maintain optimistic valuations.

傷害保險於我國實際販售之歷史悠久，屬相當傳統之保險商品，且為保險實務中最為廣泛使用的險種。惟傷害保險雖已在我國和世界各國運行多年，其所生之爭議卻仍層出不窮。其原因不外乎，我國法院對於傷害保險意外事故之要件仍未有一穩定不變之定義，傷害保險之因果關係理論亦是各法院採取不同之解釋。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傷害保險意外事故要件之定義與因果關係之判斷。意外事故要件之定義部分，除整理目前學說見解、實務判決，並提出本文對於意外事故要件之定義，以期切合保險法中意外事故之條文用語並有效釐清相關爭議案件，本文搜尋大量實務判決，並對其中較棘手之爭議案件進行分析與研究；因果關係部分，目前實務判決於傷害保險案件上，有時採「相當因果關係」有時採「主力近因原則」，究應採何種因果關係判斷原則，本文提出意見，並詳述因果關係之實際操作流程。此外，關於數項條件競合造成損害結果發生之案例，亦深入探討、歸類，進而提出各種類型案例之相對應處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