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共涵蓋三個主要的學科領域：學習理論、媒體與教學設計。其焦點在於透過對於建構論、超文本以及教學設計的剖析，勾勒出本研究題目所揭示之「建構論之超文本教學設計」。在理論上藉由文獻分析的方式，分析詮釋理論的內容，此外在應用上提供一個簡單的教學模型，做為理論上的實踐。 本研究首先透過對於媒體的探討，重申近來做為教學科技的媒體不僅式侷限於以往傳輸資訊的功能，此外更進一步協助學習者監控、調節認知活動，並使得學習者主動投身於深度的資訊處理過程，當媒體能夠符合以上的敘述時，其本身即是一種認知工具(cognitive tool)，而超文本即具備這樣的潛能。認知工具是必須奠基於建構論的基礎上，才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習，因此在學習理論上進一步廓清建構在哲學知識論及學習理論上的意涵，做為從事教學設計時的理論基礎。之後，從教學設計的歷史發展，澄清建構論教學設計之適當性問題，主要從 Merrill 等人所倡導之第二代教學設計，與建構論教學設計之衝突上著手，並且從一個教學者的立場提出建構式教學應有的策略及其可能的限制。最後提出一個教學系統的雛形以供未來發展之用。 / The research contains three main subject matters; they are learning theory, medium and insturctional design. By analyzing constructivism, hypertext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researcher wants to make the topic clear,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vism on hypertext medi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 Concern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er adopts document analysi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thesis. In addition, a simple instructional model is provide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ory.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審計市場參與者（財務報表編製者、使用者及審計人員）對審計品質認知的差異，對於審計品質的衡量分為審計過程與審計結果，審計過程主要包括合約規劃階段、外勤工作與管理監督三階段及主要與查帳小組人員相關的因素，而審計結果的屬性則為事務所的規模、訴訟、聲譽及與事務所整體相關的因素。經由平均數分析、因素分析與變異數分析後，實證結果如下： 　　一、全部受試者認為最重要之審計品質屬性與最不重要之審計品質各有八個，並且審計人員較注重與審計過程相關之審計品質屬性，同時對於「了解客戶的行業」、「不對簽證客戶提供管理諮詢服務」及「採用統計技術」等項目的重要性，審計人員較其他參與者而言較不重視。 　　二、三組受試者對七個審計品質因素的認知上達成共識，故可以此做為提昇審計品質的明確方向。對於其他六個因素，受試者在認知上有顯著差異，其他參與者較審計人員認為「查帳人員具會計師資格」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外在形象」兩因素對審計品質更重要，表示審計人員應多注意這些因素。而審計人員則較其他參與者重視審計過程的因素，表示其他參與者在衡量審計品質時，除了注意審計品質的替代指標外，仍應考慮有關審計過程的品質屬性。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聞記者身為一個「直觀科學家」(intuitive scientists)，在報導新聞時會不會有假設？如果有，這些假設的內容是什麼？以及假設如何影響記者的採訪、報導工作？ 　　新聞記者在認知世界、認識社會的時候，並不會像張白紙一樣，毫無選擇的完全接受外來的訊息、刺激。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指出，新聞記者在認知的時候，會以他的先前知識結構為基礎，選擇性的、主動的詮釋外來刺激。這些知識結構就像理論一樣，可能使記者對外來資訊，產生特定方向的預期和假設，整個資訊處理的過程，就如同科學研究的假設驗證過程。 　　本研究以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中美智慧財產權諮商新聞，一共進行了二次個案研究，分別訪問、觀察了八位採訪記者。這二次個案研究的進行時間，分別是三天和四天。其中第一天主要的工作是訪談記者，了解記者對於報導事件是否有假設，以及他打算怎麼跑這條新聞（策畫）；第二天以及第二、三天參與觀察記錄新聞記者的採訪、寫作工作，探究假設是否會影響新聞記者的採訪、寫作工作；第三天以及第四天，則對記者進行事後訪問，以對照先前的訪談內容和觀察記錄，找出差異，了解記者採訪計畫改變的情形、原因、假設驗證的過程以及有無更換假設的情形。 　　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新聞記在採訪前，對於這二個報導事件，都採取了明確的類別假設、主題假設、結果假設、影響假設；這些假設並影響了記者的採訪、報導過程和方向。這些影響主要展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新聞記者的的採訪策畫範圍和方向，都侷限在假設範圍內。 　　二、假設影響記者的採訪工作。 　　　　1. 記者選擇的消息來源，大部份和記者的假設有關。 　　　　2. 記者問的問題，大部份和記者的假設有關；記者問問題的方式和問題 的內容，多數傾向支持原先的假設。 　　三、假設影響新聞記者的寫作過程。 　　　　1. 記者選擇寫入新聞稿的資訊，大致上和記者的假設一致。 　　　　2. 記者詮釋新聞稿資訊的方向，也大致符合記者原先的假設。

近年來，台灣戲劇演員以其劇中的角色和形象為品牌代言的廣告活動越來越多，包括電視廣告、活動代言等都常見偶像劇或電影演員以劇中形象出現。這種代言方式根據英國HPI市調公司的調查研究與歸納，將之稱為「轉進式（imported）」代言廣告（Pringle, 2004）。 然而，儘管轉進式代言廣告越來越常見於台灣，但對於轉進式代言廣告相關的效果研究卻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整合名人代言效果與認知心理學、說服研究等相關理論，推導出共分為「記憶」、「認知反應效果」與「品牌態度」三階段的「轉進式代言vs.真實形象代言效果模式」，針對轉進式代言與名人真實形象代言的差異進行探討，並嘗試找出消費者觀看轉進式代言廣告時的資訊處理過程。 本研究採實驗法的方式進行，以「代言類型」（轉進式代言/真實形象代言），以及「對名人真實形象態度」（正面/負面）做為主要影響因子；將「對角色形象態度」設為共變項，以「認知反應向度」為中介變項，「品牌態度」為依變項。設計出一2×2的多因子（factorial design）實驗設計並進行分析。 正式實驗共蒐集358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顯示，觀看轉進式代言與真實形象代言兩種不同代言類型廣告的消費者，其產生的認知反應類型有顯著差異，並顯示觀看轉進式代言廣告的消費者會產生較多與戲劇和角色相關的想法。消費者對名人真實形象的正面態度會正向地反應在正面認知反應向度上；消費者對名人真實形象的負面態度則沒有顯著反應在負面認知反應向度上。最後，消費者的認知反應向度會正向的反應在品牌態度上，即當消費者產生之想法的態度會正向的反應在品牌態度上；「認知反應向度」在「（對名人真實形象態度）→（品牌態度）」的影響上有部分中介效果存在。

近年來遊戲與廣告結合的方式逐漸成為熱門的廣告行銷手法。遊戲式廣告（Advergaming）顧名思義就是廣告與遊戲的結合，利用消費者尋求娛樂的目的，企業主將品牌相關訊息整合成遊戲形式出現，希望消費者透過遊戲達到娛樂效果的同時，也能夠達到產品資訊或品牌認知的說服效果。 本研究檢視國內外對於遊戲式廣告的相關研究以及實務業者概況，試圖探討遊戲式廣告中的娛樂性、遊戲內容─產品特性的一致性、首尾頁品牌與產品資訊的有無對於記憶與態度的效果，以及認知專注（Cognitive Absorption）是否中介影響廣告溝通效果。 研究結果指出，娛樂性高低確實會影響產品特性記憶、遊戲態度與廣告態度。娛樂性亦會透過認知專注影響廣告態度，當娛樂性越高時，遊戲者會有越高的認知專注，也就越投入在遊戲之中，因而造成越佳的廣告態度效果。另一方面，娛樂性與遊戲內容─產品特性的一致性交互作用則未顯著。 另外，研究者發現首尾頁是否有品牌及產品資訊會影響受測者的記憶效果，當首尾頁有資訊的狀況下，受測者會有較佳的產品特性記憶與品牌記憶。而且在娛樂性與首尾頁品牌與產品資訊的交互作用下，當遊戲式廣告為高娛樂性，首尾頁有品牌與產品資訊可以顯著提升受測者的產品特性記憶效果。因此，研究者建議實務業者未來在操作遊戲式廣告時，若是能在遊戲的首尾頁放上品牌與產品資訊，就不必擔心遊戲的高娛樂會消彌消費者對於品牌與產品的記憶效果。

本研究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出發，以具有類似意義之日語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為研究對象，透過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所具有之多重意思，以及其具有之中心基模，來探討其語意之異同點。 過去的研究主要是以複合動詞之前項動詞的分類為基準，來探討具有類似意義之複合動詞之異同點，然而卻無法完全說明造成其異同點之關鍵原因。本研究著重於複合動詞具有之「中心基模」與「語意擴張構造」，並主張具有類似意義之複合動詞其最大的不同，主要即來自於各個複合動詞本身具有之不同的「中心基模」與「語意擴張構造」。 透過此分析方法可以得知，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其各自的「中心基模」分別如下： 「～nuku」為「克服行動過程中所具有之障礙」 「～kiru」為「由於某動作之影響，造成某對象消失之結果」 「～toosu」為「通過某路徑之起點與終點」 由以上所述之不同「中心基模」來探討可知，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雖然具有類似意義，但在「時間範圍」、「量範圍」、「程度範圍」、「認識範圍」、「有無意志性」、「有無障礙」、「有無目的」、「積極度」、「理解度」等項目中，仍可發現其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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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肇始於民國99年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所引發的爭議，並基於政策執行研究最常關切的重點─徒法不足以自行的事實，希望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從實際執行績效考核工作之第一線主管人員的心理層面進行探究，歸納形塑考核者動機之因素，以進一步了解考核者動機對考核決策之影響，並以學校組織中的考核者為研究對象。 藉由Decotiis與Petit於1978年提出的績效考核過程模型，以及Harris於1994年提出的考核者動機模型，抽取與本文研究興趣有關的因素，重新進行歸納，建構本研究的概念架構，並以此概念架構作為訪談設計、資料蒐集、資料分析，以及詮釋績效考核執行實務的脈絡依據。概念架構中，尚運用對描述個體實際決策行為特別具有解釋力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以其概念，對考核者作決策時的心理運作機制作更深刻的詮釋與理解。 研究結果發現，考核者因對制度執行成效普遍缺乏信任感而損及其對於績效考核的重要性認知、考核者因對執行考核工作的自我效能感不佳而選擇採用可規避衝突與責任的第三種策略評價、考核者關切考核決策所引發的效應甚於達成考核制度所強調的獎優汰劣目標、限制考列等次比例使考核執行成果難以兼顧實質公平性、考核參與機制已然成為考核者規避考核責任的最佳途徑，以及考核者作決策時的心理運作機制為影響績效考核執行成敗的關鍵因素。最後，學校之組織特性框架雖與一般行政機關有異，然該研究場域中之考核者在制度執行層面的看法與作法卻未有太大差異，此或可歸結於績效考核的制度規範密度過高所致。 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文針對績效考核制度提出兩點省思：(一)考列等次比例限制仍為問題根源、(二)考核改革宜跳脫捨本逐末的「症狀解」思維。再自前述之研究發現及省思觀點延伸思考，據以提出三點建議：(一)改革初期應著重獎優甚於汰劣，以幫助考核者重拾對績效考核的信任感、(二)運用訓練及經驗分享，以提升主管對績效考核的重要性認知與執行知能、(三)讓其他次要管理者或受考人的主要服務對象加入共同進行考核評價，以淡化績效考核主觀性、分散考核者單一評價責任，並提升考核評價的正當性基礎。

我國國民年所得近年來逐漸提昇至開發中國家水準，當國人日益重視生活品質與身體健康的相關議題時，與健康照護最相關的護理人員流動性卻一直高居不下。根據衛生署的統計，2012年國內醫院護士的離職率創下近幾年來的高峰，高達20%的離職率。 本文以數所醫院及護理之家、養護中心的護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目的為：了解護理人員工作風險認知與生涯發展，以及離職傾向現況；檢視護理人員工作風險認知與離職傾向間之關聯性，以及生涯發展與離職傾向間之關聯性；經過建立假說、設計與回收問卷、統計分析等流程，提出八項結論，包含 （1）「年齡」對於「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有顯著負向影響。（2）「工作任職年資」對於「更換工作容易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3）「責任風險的受害性」對「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有顯著正相關，而「責任風險的自我規避能力」對「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有顯著負相關。（4）「專業證照生涯發展」對「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有顯著正相關。（5）「臨床護理工作風險的暴害程度」與「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呈現顯著負相關。（6）「臨床護理工作風險的自我規避能力」與「更換工作容易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7）「責任風險的受害性」與「更換工作容易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8）「責任風險的受害性」對於「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以及「更換工作容易程度」都呈現顯著正相關；「責任風險的自我規避能力」與「離開現有工作的欲望」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最後對各項結論提出建議，期望給各醫院、護理之家或養護中心參考，讓這些機關透過管理機制、教育訓練制度等方面著手，減少護理專業人員的流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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