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以往來自敵國或他國以軍事、政治和外交等面向，對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及人類生存構成影響的「傳統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威脅因素，已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效應產生轉變，全球面臨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挑戰，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威脅均大幅上升，其中能源是工業建設、經濟活動與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是國家發展環節中最要要的關鍵，而石油即將耗竭也是全球將面臨的嚴重課題，近百年來因爭奪石油引發多次的區域衝突，並擴散成為全球的能源危機，石油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最直接戰略威脅。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使美國警覺石油的重要戰略地位，長期以來透過其國際強權的地位，積極對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區採取戰略佈局；1970年代後期起，中國的改革獲得耀眼的成效，經濟的成長帶動能源的龐大需求，1993年中國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中國逐漸正視到石油將是關係未來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於是挾以經濟、外交、政治等手段向中東、中亞、拉丁美洲乃至於非洲積極佈局展開油源開發觸角，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能源威脅論」之隱憂。 石油已經成為維繫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石油安全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國家安全的核心。因此，爭奪石油成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後政經力量的茁壯，中國透過各種手段在主要產油國甚至美國國內相關企業著力日深，已對美國的利益產生嚴重威脅，中、美都在極力的爭取石油主導權，希望透過石油的控制力量，從而獲得對全球經濟的操控能力。 石油安全往往牽動國際政治問題，愈發凸顯石油在國家安全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長期仰賴石油進口，對我國國家安全容易受國際局勢影響，中美雙方在各種國際活動中，因石油產生的競合關係，恐令我國隨中美的互動關係產生轉變，因此對中美在石油安全競合的過程中，其雙方的發展與效應及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值得我們加以觀察與探討。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摘 要 一、釣魚臺列嶼是位於基隆東北方，琉球群島主島沖繩島的西南方，先島諸島(宮古、八重山群島)北方的一群礁岩島嶼，由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以及南、北小島等五個小島，及數十礁岩所組成。地質上是臺灣島的大屯及觀音山火山邁向東西延伸入海底的突出部分，與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同處於中國東海(East China Sea)大陸礁層邊緣是其凸出部分，和琉球群島的宮古、八重山、沖繩各群島間，有深邃的琉球海溝相隔。1971年美國片面將其軍事占領之琉球併同釣魚臺列嶼之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激起世界各地華人的保釣運動，亦使得在釣魚臺列嶼主權及其水域爭端不斷，迄今仍為東亞的爭議熱點之一。 二、只要提到釣魚臺列嶼，在中華民國到就會聯想：「保釣運動」、「石油探勘」、「漁事糾紛」、「主權歸屬」、「漁權談判」，甚至「臺灣統獨問題」、「美日安保涵蓋」等爭議性的問題；日本則迄今仍強硬表示：在釣魚臺問題上「並不存在『需要解決所有權』的問題」；而美國總是一再以「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爭端各方不表立場」表現其中立的態度；若不能正本清源詳究其初始，釣魚臺問題將隨著時光荏苒，與人云亦云的偏頗見解而逐漸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三、美國建國以來藉19世紀中葉的「門羅主義」在西半球發跡，並在太平洋西岸的滿清中國以「門戶開放」政策平衡各列強，分享在滿清中國豐厚的經貿利益；並在太平洋與加勒比海用武力掠取殖民屬地，其貪婪擴張與歐洲列強無分軒輊，只是規模較小；20世紀之初為了開通巴拿馬運河，用武力在哥倫比亞支持分離主義，以交換運河開鑿權利。 四、1912年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同盟會建立中華民國後，美國為了防止其原在滿清中國之利益受損，遲至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方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自1910年代中期崛起的東亞強權日本，於1915年提出「21條要求」，美國視之為日本的「門羅主義」極為不滿；1922年美國以「華盛頓會議」，《四國公約》、《五國公約》、《九國公約》三個公約，要求中華民國、日本及列強，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並與日本及列強相互承認在中華民國之既得利益，並維持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與交通線的安全；但1930年代初期，日本在「門戶開放」政策的架構下，繼續拓展日本在中華民國的利益。 五、美國吸取「日俄戰爭」，俄羅斯敗於日本的教訓，不願意單獨面對的東亞強權日本；193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初期歐戰期間，美國利用援助已經戰亂多年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廣袤的領土，用中華民國軍人與百姓的性命，拖住日本精銳部隊，以保護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及資產；直到日本1941年因法國「維琪政府」垮台，德國讓日本進入中南半島使用海空軍基地，直接威脅美國屬地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的美國油田，美國才認真對日經濟制裁；此前，美國與日本始終維持經貿關係，供應日本對中華民國侵略所需的戰略物資，並在交易中賺取日本外匯。 六、太平洋戰爭後，美國佔領了包括日本在內，大部分太平洋戰略要地，到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前後歷經七年，美國在東亞做了些什麼﹖美國摧毀日本所有工業、軍事、政治系統，使日本無力再影響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一方面，美國當時即已經產生，要永久佔領這些戰略要地的構想，其中包括美國遠東指揮部直轄的「琉球民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在內；另一方面，美國為求繼續維護其在中華民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阻止「共產國際」勢力擴張，在亞洲，不擇手段的干涉其他主權國家內政，培植狹隘且悲情的地方民族主義，為美國戰略利益服務；製造了分裂的兩岸，與分裂的兩韓；並且隻手籌劃變調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讓已完全受美國控制的日本，成為其西太平洋軍事戰略前緣的起點，並以「保持臺灣繼續由親美政府主政」之設計關鍵，作為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前緣的緩衝與屏障。 七、1960年代，以民主陣營領導者自居的美國，繼續致力分裂南北越，卻因力不從心，乃悄悄轉變政策，以解決越南問題作為利益交換條件，最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解，使越南在十數年戰亂後，而仍淪陷於共黨的世界；並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的架構下，用「歸還琉球剩餘主權」、「臺灣地位未定論」，布局危險的東亞權利平衡，使美國在東亞地區，能維持其「保護者」的形象左右逢源，繼續使用西太平洋軍事戰略要地上的基地，而日本、南/北韓、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牽制。1979年美國更進一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卻以《台灣關係法》戰略模糊為手段，做對美國有利之操作，落實海峽兩岸分離分治之局。 八、1990年冷戰結束，蘇聯瓦解，美國冷戰的議題不存在了，卻改利用「中國威脅論」為議題，支持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軍事存在的理由；中華民國在美國的影響下，1990年代初期迄2000年的10年間，政治生態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對兩岸問題的處理，亦可以明顯看出藍(國民黨)綠(民進黨)陣營執政壁壘分明的氛圍，卻有倚靠美日安保體系的共同點；但中華民國漁民在釣魚臺列嶼問題上，卻因為藍色陣營初期倚靠美日安保體系，以及綠色陣營執政刻意討好日本支持獨立主張，反而不斷受到日本的歧視，與美國的忽視，已達幾乎無法生存，而要自力救濟的地步。 九、本文屏除過去反共宣傳的意識形態、狹隘且悲情之臺灣地方民族主義窠臼，由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利益檢視釣魚台列嶼問題，反思中華民國之國家利益及未來，認為中華民國在既有憲法的規範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兩岸的共同利益，解決釣漁臺列嶼問題；安全的確是中華民國生存的關鍵，但若能正確認知歷史，記取歷史教訓；就長遠觀之，中華民國的安全關鍵核心在於「兩岸和解」，而不在於美國設計的「美日安保體系」、「一法，三公報」(《臺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以及「六項保證」架構，這些僅是美國長久以來，維持其西太平洋軍事戰略利益的操作的工具，對海峽兩岸和解毫無遠景可期。

滿清末年以來，中國文官節制武官的傳統受到嚴重破壞，地方團練取代政府軍，地方軍隊演變成軍閥主義，國家領導人都是由戰場上勝利的軍人擔任。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實施世代交替，黨、政、軍高層領導人，轉移給一批技術官僚與軍事專業人員手上，此期間中共黨、政、軍互動關係為本文研究之目的。透過歷史比較，江澤民，是一個幾乎與解放軍毫無淵源的文官，沒有任何服役與作戰的經驗，卻能順利掌握軍隊與國家，本研究證明在中國中斷數百年來「文官統制武官」的歷史傳統，已經恢復。此外，近二十年來，中共軍事現代化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與江澤民的外語專長及電機專長有密切關係，這些人格特質也是他令軍隊信服的重要工具。軍政軍民關係上，江澤民堅持民主集中制，排除多黨制，造成軍隊遠離政治紛擾，並與黨充分合作，以獲致預算並做好軍民與軍政關係。在解放軍內部，推動軍事教育的改革，也造就解放軍戰略思維的重大轉變，形成解放軍現代化的動力之ㄧ。然而，敏感性的軍文關係議題，例如一黨領軍，中共有禁忌而且沒有試驗場，台灣的寶貴經驗，很值得大陸參考。 關鍵字：中國共產黨、軍隊現代化、解放軍、文人統制、軍事專業主義 / During the decline of Chin Dynasty, as an unintended result to rely upon localized National Guard defeating upraise even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an Control system was replaced by warlord system. Since then, the war hero was the one who advanced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Until Jiang Zemin, a civilian with civil college certificate took leadership over the PLA, CCP, and PR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 the civil-military interaction during Jiang Zemin’s journey. Through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confirmed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Control system has been revived. Also, Jiang Zemin was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over PLA modernization. With personal attributes of profound languages and electronic profession, he shaped his position successfully in PLA community. This paper also recognize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party theory and PL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　NDU and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eople Liberation Army, Civil-Control and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學界常以嚇阻理論觀點詮釋解放軍的外在戰略作為，但經由本研究透過嚇阻理論分析檢證的結果，發現事實上中共有其一貫的「威懾戰略」思維模式，並且為解放軍核心戰略「積極防禦」的依據，此戰略思維內涵承襲中國傳統戰略文化與原則，其實際意義和中共學界定義的威懾戰略不同。「威懾戰略」思維也是解放軍在建構與運用戰略武力時的根本依循原則，而非根據嚇阻理論產生的嚇阻戰略，因此以嚇阻戰略的標準來檢驗與分析解放軍戰略作為，將不能得到正確解答。 解放軍從早期建構核戰略武力開始，即是出自於現實戰略利益考量，並不只是如中共官方所稱，要打破大國核壟斷與追求徹底消滅核武器等理想性、道德化說詞；解放軍隱晦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則，更是「威懾戰略」思考下，避免引起強國攻擊，以換取戰略武力發展空間的一項策略。隨著國際戰略局勢以及中共安全認知轉變，在美國發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以及調整核武戰略的情況下，解放軍將會持續建構包含非核戰略武力在內的戰略打擊力量，但在核戰略武力建構方面將會有所節制，置重點於技術提升和多元發展，以確保解放軍能在不改變既有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彈性靈活運用各式戰略武力，一方面維持威嚇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在必要時配合「威懾戰略」動用武力，達成中共所賦予解放軍的任務。 關鍵詞：中共軍事、嚇阻理論、嚇阻戰略、威懾戰略、戰略武力、不首先使用 / Researchers often apply the concept of Deterrence Theory to explain the outward strategic action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However,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es and examinations of Deterrence Theory, the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d that PLA has created its own strategic logic of “Threat and Deterrent Strategy”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PLA’s core military strategy--Active Defense.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strategic thinking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and principl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and measures of Deterrence Theory commonly agreed by scholars. “Threat and Deterrent Strategy” also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PLA’s main military strategy “Active Defense”.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is PLA’s principle of building and operating its strategic weapon.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Deterrence Theory to explain PLA’s military actions may be inappropriate and result in misunderstanding because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are different from Deterrence Theory. Even though China official claimed that the goal of obtaining nuclear power is based on an ideal and proper purpose such as to break the exclusiv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by certain countries and abolish nuclear weapon eventually, the reason why PLA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 is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advantage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from obtaining nuclear power. PLA announced its “no-first-use” principle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without notifying the proviso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playing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so that China can develop its strategic weapon without creating opposit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mong countries, the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U.S, and the adjustment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and its strategy, PLA will keep improving its strategic weapon, including nuclear and non-nuclear. However, PLA will not speed up it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Instead, PLA will emphasize more on improving the capacity and variety of its strategic weapon so that PLA can utilize all kinds of strategic weapon flexibly and ingeniously. On the one hand, improving military strength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terrence; on the other hand, cooperating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military actions can help PLA to complete the mission from China. Keywords: China Military, Deterrence Theory, Deterrence Strategic, Threat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Strategic Weapon, No first use

壹、提要 一、光榮傳承海權鼎興：我國海軍自民國56年起，每年均配合海軍官校的應屆畢業生編組「遠航訓練支隊」出訪友邦，敦睦邦誼、宣慰僑胞(遠訓支隊編組系統表詳如附表一、支隊各時期名稱對照一覽表詳如附表二)，並且肩負磨練艦隊遠航能力、驗證學生所學知能，以備應用。奉核定擔任支隊長之將領，即協調有關徵詢，於獲得同意後，即循行政系統向艦令部及海軍總部建議納編人員名單，奉核後依遠訓支隊綱要計畫及標準作業程序展開計畫作為、任務艦整備、任務訓練、國內航訓及國外航訓。 二、維護海洋權益從海洋法令著手：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未能參與簽署《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然作為國際社會成員，我政府所抱持的立場與態度，係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共同遵守《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航行海上的軍艦既受國際海洋法保障法定權益，亦須接受規範，以維護國際海洋秩序，惟海權鼎興須倚恃綜合國力之支持，我國位處周邊環境複雜的台海，如何謀取並維護國家之海洋權益，端賴從研究海洋法令著手。 三、論文研究架構：本論文共分七章，全文以演譯方式進行(研究架構圖詳如附圖一)，以軍艦遠航訓練及敦睦出訪須遵循《海洋法公約》相關規定為主要分析架構。藉論述相關國際法原則，分析國際法對軍艦與無害通航之適用問題、支隊出訪期間任務艦與人員因艦船操縱、天候海象、裝備故障、損傷事故、意外災變可能遭逢情況或若違反他國法律規章，緊急應變措施之預擬與因應。 四、軍艦是浮動領土論乃古典海洋法之訛傳：「軍艦是國家之浮動領土(想像領域)或領土(實質領域)之延伸」，實係以訛傳訛之錯誤認知。若軍艦是國家之浮動領土，則其行經之四週應有十二浬之領海，如此則領海不斷地變動。如行經公海水域，則軍艦四週圍之原係公海水域頓時成為該艦船旗國之領海；如駛入或停泊他國港口，則他國領海及內水是否亦要變成軍艦船旗國之領海？此種認知沕屬訛傳。 五、軍艦享有管轄豁免權：軍艦是國家主權之象徵，享有絕對豁免權。在《海洋法公約》下，軍艦在一切海域中，對非船旗國均享有絕對豁免權。所有船舶，包括軍艦在內，都要遵守沿海國對有關水域的規定，規章和法律，但是，軍艦違法或造成沿海國的傷害，沿海國只能令其離開該國所管轄的水域，採取外交措施處理。 軍艦在公海上有不受船旗國以外任何其他國家管轄的完全豁免權；軍艦可以在公海上行使登臨權、緊追權、軍艦可以免除《海洋法公約》中對於海洋環境保護和保全規定之適用。軍艦於公海或國外水域發生海事案件，除船旗國外，任何國家不得派員登臨該艦執行海事調查。 六、軍艦於公海上之責任與義務：追捕及扣押海盜、查緝販奴、登臨可疑船舶、制止非法廣播、實施海上救助、維護海洋環境保護。 七、軍艦航行權：軍艦除享有公海航行自由外，和平時期於沿海國領海享有「無害通過權」(惟遠訓支隊出訪既屬和平之旅，為表示尊重，須依照沿海國國內法事先通知、事先報備或事先核可)、航行於群島水域享有「過境通行權」、或依群島國公告遵採「分道通航」、航行於國際海峽享有「自由通行權」及通洋運河亦享有「無害通航權」。 八、環球首航此其時矣：報載我國海軍94遠航訓練支隊預2005年3至6月間執行首次環球遠航訓練，將造訪七個邦交國，並停靠數個無邦國港口；航程橫跨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程逾三萬浬，預計一O一天完成。官方雖未證實傳聞是否屬實，惟從國際、國內及海軍層次分析，此其時矣。 九、支隊出訪期間應不從事之行為：污染海洋環境、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出口或進口、攜帶違禁品、販售物資謀利、人員私帶、偷渡或逾假逃亡、私自搭乘、租賃器具或駕乘、從事危險活動等。 十、支隊出訪期間緊急應變措施：發生海事案件、航行期間遇颱風侵襲或惡劣海象須申請緊急進港避風、發生重大裝備故障影響航安、人員患病及傷亡、或染患法定傳染疾病、接奉指示就近執行撤僑、接奉指示就近執行武力展示、政治庇護、政治事件如旗歌、國號問題、民眾抗爭問題等、刑事犯罪事件之處理。 貳、結論 一、軍事外交宏觀思維：海軍遠航訓練支隊出訪為軍事外交之一環，就整體外交運作言，亦可適時與元首(或行政首長)出訪相結合，諸如配合支隊靠泊造訪國期間，舉行雙邊或多邊高峰會，如「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友邦國家元首高峰會議」、駐外使節會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惟須宏觀全程之長期效益，不可短視近利、只求單次突破而自斷後路。 二、熟諳海洋法令維護應享權益：海洋和平目的之使用為全球化未來發展的趨勢，藉由瞭解海洋法公約所律定之各海域通航權利義務，進而解讀各海域制度的軍事意涵，可作為我國擬定爾後兩岸軍事活動境界區隔對應準備之參考。 三、正視海洋議題寸土不讓：海洋權益維護實賴長期持續經營，領海主權及各海域權利之主張植基於法理與事實之依據，「對每一事件，立即反應的處置作為與主張」，絕不能有絲豪鬆鬆懈或便宜行事心態。 四、培育人才蔚為國用：培養國軍外語能力及國際海洋法人才刻不容緩，有關恢復國防語文中心功能及提昇國軍軍官法學素養應審慎規劃及落實推展。 五、強鄰覬覦我當自強：日、中爭奪海權，我戰略空間遭壓縮，應儘速就「綜合安全」架構籌謀因應對策。 叁、建議 一、參展交流宏觀見聞：我海軍遠訓支隊宜爭取參加新加坡每兩年舉辦乙次的「亞洲海上防衛展」，俾能與各國海軍交流、拓展視野、建立宏觀格局。 二、實施聯合「海上搜救操演」：我海軍遠訓支隊爭取運用遠航訓練時機與友好國家實施「海上搜救操演」。 三、兩岸合作共維航運安全：政府倡議建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宜就南沙太平島附近海域定期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練」為起步，共同維護海峽航運安全，進而朝向雙方艦隊「敦睦互訪」為努力目標。 四、籌建輔助艦船：為強化海軍海上機動整補能量，儘速籌建油彈補給艦一至二艘；為求戰時，艦艇遭受戰損後能迅速恢復戰力，儘速籌建動力船塢(亦可考量由中船建造並曾運送美軍勃克級神盾戰系驅逐艦柯爾號由亞丁灣返修護之潛舉型甲板重貨載運輪，如附圖二∼五)二至三艘；以備不時之需。 五、強化醫療設施：艦上是否應設置類似負壓病房之獨立空調艙間備用，宜由醫勤專業人員審慎評估，若確有實需，應配合艦艇廠級維修時實施加改裝工程；而衛生署及國防部軍醫局宜就籌建醫療船(ship hospital)乙節審慎評估考量。 六、法條參考一目了然：海軍「戰務令」及「作戰規定與作業程序」及海巡署相關作業規定之相關章節條款項應對照《海洋法公約》條文，俾於執行時供任務艦艇參考。 七、法學研析澤被同袍：國管院法研所應就國際海洋法及國軍官士生兵個人權益維護事項，培育法律專業人才。海軍赴國外接艦官士兵除既有之軍人保險外，並加保「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由中央信託局承保，投保期間若因意外死亡、意外殘廢、意外傷害醫療、航空旅行、疾病住院醫療及兵災等因素，均可依要保保險單條款申請理賠給付，最高理賠金額新台幣肆佰萬元，惟保險單「除外責任」條款中「除外責任」有兩項不負任何給付責任之事故，極不符合情理。國管院法研所宜就上述問題予以研析，以確實維護國軍官兵權益。 八、遠訓紀實分版發行：爾後海軍《遠航訓練紀實》宜採「限閱版」(含遠訓支隊施訓檢討)，及「公開版」分別編纂印行，期能將海軍艦隊勤訓苦練、乘風破浪及揚威海外之壯舉永留史冊。 九、強化通識教育：國軍軍官基礎教育及深造(指參、戰略)教育，均宜增列國際關係、國際法等通識課程，以拓展學員之國際視野及國際法律知識素養。 十、倡議開鑿泰南「克拉地峽」運河取代麻六甲海峽：若開鑿成功，最明顯效益，是縮短歐、亞海上航程約一千公里，大幅節省運輸成本，惟運河也可能是火藥庫，握戰略咽喉之地的運河，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惟克拉運河計畫是項極具創意的構思，可以改變地緣政治的傳統格局，其影響所及殊值持續關注與深入研析(若泰國公開向國際募款，我方是否出資？)。

中共認為體制編制變革，既是武裝力量管理方法及作戰力量體系編組思路的體現，也是提升軍隊戰鬥力，引導軍隊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措施，特別是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會後，藉反貪名義積極進行整風運動，改革已確定是習近平政權的重要施政目標，2015年9月，習近平於閱兵時公開宣布將裁軍30萬，更讓外界增添許多想像空間，在2016年裡逐步落實四總部的重整，軍委機關改制，二砲部隊改為火箭軍，及新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撤銷七大軍區，改設立五大戰區，完成推動領導指揮體制、優化結構規模力量編成與強化軍事訓練等，勢必對解放軍的體制與發展造成相當的影響。 中共歷任領導人都將掌握軍權視為權力穩固的基礎，上任之後安排信任者或同一派系擔任重要領導角色。本研究嘗試從中共中央軍委直轄體系與軍隊的變化，探討戰區改革現況，及軍事法治改革之意圖與目標，並從中分析改革對軍文職關係之影響。 / PLA thought that the change of armed forced‘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is a good way to show the management and combat force system as well as the measure for power enhancement and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1th CPC National Congress,‘reformation’has been determined to be an important policy objective of regime of Xi Jinping. Particularly in September of 2015, Xi Jinping announced at the parade that they will disarm 300,000 people, and leave a lot of imagination to outside world. And in 2016, it was gradually implemented in reforming of the four general departments, restructured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reorganized the Second Artillery to the Rocket Forces and the new established strategic support units. The announcement of cancelling seven military regions to establish five war regions at same level. Already completed the leadership system change, forces and structur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combat training , which is bound to cause a considerable impact. Xi’s predecessors regarded securing military power as a basis for a stable authority. Therefore, they usually assigned major positions to people they trusted or from the same fac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hange of the PLA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to the vari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o military, as well as practices of joint operations while seven MR integrate into war regions. And the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military rule of law reform.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reform on military relations.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military’s withdrawal from politics. It examines military reform in Indonesia which aiming at withdrawing the Indonesian armed forces, currently known as 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or TNI, from politics following the fall of Suharto in 1998. It seeks to explain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progress of military reform in Indonesia and asks the question of: why has the reform been progressing differently from one agenda to another? It focuses on three agendas of reform, which are: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mative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TNI, the disbandment of TNI’s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NI’s territorial command structure. It argues that variation in the progress of reform in those three agend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military interests. The relatively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normative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has been mostly driven by the pri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 within the brass, while the struggling disbandment of military’s business activities is rooted at factional/personal interests within TNI, and the complete failure in the abandonment of territorial command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strong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of TNI.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a within-case comparison to answer the puzzle and focusing on Indonesia which represents the transplacement model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Since transplacement involves coalition between reformers within the old and the new elites, it allows a process of negotiation in the transition. Hence, it creates a variation of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 Since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a single case studies, with three sub-cases, this dissertation is lacking of the power to generalization. However, it allow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se using a process-tracing method. To conduct a proper process-tracing, this dissertation engages in various types of sources such as official documents, meetings’ notes, transcripts of in-depth interview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reports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nd secondary sources from newspapers’ reports. This dissertation concludes that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 in the case of Indonesia,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ose interests and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terests of civilian groups. It suggest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armed force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variable to define the progress. Strong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would lead to a stall in the reform. The case of territorial comm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to a lesser degre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ormative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suggests this claim. In the absence of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the existence of strong factional/personal interests would lead to problems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form. The case of disbandment of military informal business activities supports this claim. Finally,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 would be relatively smooth in the absence of those two interests and in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建構與發展海峽兩岸的整合可能模式，涉及層面至深且廣，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社會、心理等諸多面向，這些因素又交互影響、彼此牽引。整合理論用來探討海峽兩岸整合時，對如何實現、預測、或解釋整合現象，應具備那些變數，無論是聯邦主義學派（federalism）、交流學派（communication）或新功能主義學派（neo-functionalism），迄今仍無一致性看法。因此，運用各學派的整合理論，在時空環境的配合，發展適用於海峽兩岸整合的理論架構與邏輯，排除解決影響整合的主要變數，始能朝海峽兩岸整合發展。 海峽兩岸從1991年起，開展了「民間性、事務性、功能性、技術性」的交往與協商，卻無顯著突破與進展，兩岸間仍充滿敵意，尤其在1995年、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然針對中華民國發動導彈威懾，使海峽兩岸關係急劇倒退，幾導致軍事衝突危機。 以「和平方式」進行的整合，歐洲可說是國際整合最成功的案例，由歐盟整合進程所得經驗顯示，會員國間成立的不只是功能性的「專門機構」，同時包括一般性和政治性的「超國家機制」，如歐洲議會。質言之，是以經濟整合帶動政治整合。 綜合整合理論觀點，並參照歐洲整合進程，可將歐洲整合的途徑歸納為「共同體途徑」、「政府間合作途徑」及「不同速度整合途徑」三個途徑，而歐洲整合成功的主要關鍵又可歸納為「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整合機制」、「求同存異的整合原則」及「階段性整合模式」。 在借鑑歐洲整合經驗時，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每年均大幅成長，但政治關係卻未同步發展，緊張情勢也無改善跡象，整合理論的「外溢」效應，無法解釋海峽兩岸關係的變遷。回顧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爭議，國家定位與統、獨立場，是必須首要釐清的問題。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承傳，從歷代王朝的更迭興替史實，可以具體發現，都是以興兵作戰方式，以達江山統一的政治目的。對人類歷史來說，以「和平方式」所發展的「非武力」式整合，是創造人類最大的和平與安全。海峽兩岸整合的建構與發展，「歐洲整合」是值得參考與借境的。歐洲各國可以基於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發展需要，以一種「非武力」方式來進行歐洲的整合工程，台海兩岸中國人，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中國人的智慧，應該也可以創造一種「非武力」式的整合。因此，在推動海峽兩岸整合工程，就有些基本原則必須遵循，一是「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問題」，二是「共同追求海峽兩岸的經濟繁榮」，三是「共同努力維持和平穩定環境」。 「一國兩制」是1970年代設計產物，雖可運用於港、澳地區，但港、澳是條約割讓地收回問題，與台海兩岸的問題性質完全不同。為促進海峽兩岸的雙贏、互惠、互利，應先「擱置主權爭議問題」，共同以「構建海峽兩岸整合為目標與願景」，將主權爭議留在未來的時間去解決。 從政治與經濟面向探討海峽兩岸整合時，如果兩岸真的要「合」在一起，而不是五十餘年來所謂的「統一問題」或「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就要在「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共同追求經濟繁榮與發展」、「共同努力維持和平穩定環境」大原則下，來創造海峽兩岸整合的能動性，並以「第三種主體樣態」為整合發展的追求願景，在「有目標而無時間表」的趨同力量下，共同推動海峽兩岸的整合工程。 「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已漸為亞太區域所重視，其安全面向已擺脫傳統的軍事安全，包括非軍事因素，將「綜合性安全」觀念，運用在海峽兩岸的整合發展，將極有助於外交與軍事面向的整合，使海峽兩岸整合呈現出「跨越式」發展。 國際因素自然會影響海峽兩岸的關係，其中又以美國因素最為重要，但外部因素都比不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間的互動來得重要。假如海峽兩岸政府都有準備接受一個妥協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定要完全滿意的方案作為過渡措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言，應有足夠的共識供其稍加軟化其堅持，以做為會談的開端，而非一味主張中華民國不願也不會接受的「一中原則」。讓雙方得以展開協商的妥協性基礎，可以藉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中華民國正式宣布不尋求獨立的承諾，只要雙方能找出一個取代「一中原則」的會談前提。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應努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談判，直到達成協議為止，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必須承諾不使用武力，且對協議的達成不應設有時間表。 長遠的解決方案必須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整合模式」，且所構成的新政治單元（第三種主體樣態）中的兩個既存政府，均得以擁有海外代表，並與他國建立關係。將來可能達成的整合模式，必須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雙方的同意，且任何一方都要有75％以上人民的同意，才能生效。 自1979年始，近二十年的交流互動所呈現的事實，海峽兩岸的交流互動會受到政治因素及其他突發狀況之影響而出現上升或下降的變化。因此，政治因素是海峽兩岸推動整合工程影響極大的因素，交流互動的發展，若無政治因素的支持，是無法呈現正成長的。 在推動海峽兩岸整合工程，建構與發展「第三種主體樣態」的基本前提，是海峽兩岸都有極強烈的意願，以「和平方式」來推動整合的進程，彼此間的任何衝突，是透過談判、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海峽兩岸間要建立這個共識，首先要結束敵對狀態，共同在國際間宣誓，並以國際締造和平的一貫方式－「簽署海峽兩岸和平協定」，以為海峽兩岸開展和平整合工程的進程，最低限度應以「類國際關係」或「域際關係」以做為推動整合工程的關係架構基礎，並以「第三種主體樣態」來共同建構與發展未來海峽兩岸整合的願景。至於要用多少時間來達成這個「政治願景」，則應視整個整合的進程與共識而定。因此，不論「政治願景」的建構時間有多長，台海地區的安定、和平是必然的基礎，同時更可為穩定亞太地區情勢，做出極大貢獻。 美國政府鼓勵海峽兩岸從事有助於兩岸的對話，並為這種步驟背書，主要著眼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台海兩岸地區的重大利益；然美國的利益絕無法超過海峽兩岸兩個政治實體的利益，故就維護海峽兩岸彼此間的利益言，海峽兩岸是須要和平穩定的環境，以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因之，由和平對話進展至「海峽兩岸和平協定」的簽署，將是符合國際體系的期望與利益。為解決這種情況，海峽兩岸整合應堅持以和平方式，並採「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的雙軌並行非等速」的整合模式與進程，並應先簽署「海峽兩岸和平協定」，以確保整合工程是以和平方式進行。 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這句語，到底是指「主權歸屬」的涵義，還是指的是「領土完整」的涵義。對一個傳統的國家而言，「主權」與「領土」兩者是重疊的，但是對於分裂國家而言，則不必然重疊，對分裂國家言，台灣屬於中國的主權，但是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等於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屬於「整個中國」的一部分，而「整個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所有的人民。「台灣屬於中國，但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華民國的政府固然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無權代表整個中國；台灣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均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等於中國大陸地區加上台灣地區」。「誰的中國？」，應該是「中國是海峽兩岸人民的中國」。 有沒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獲得主體性，但是又不會造成「整個中國」的分割？傳統平面的「主權排他性」思考，是不可能找出答案，但如果用「垂直性思考」，可能就會找到建設性的答案。如果了解在WTO架構中，歐盟十五個國家卻擁有十六個會員體，這第十六個就是「歐洲共同體」，從WTO實際運作中，就可以了解這個「第十六個主體」所具有的法律意義。 台海兩岸用整合的方式來追求未來，在相關的領域中建立共同體，一方面可以使海峽兩岸在「合」的方面建構起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國際間解決海峽兩岸的共同出現。如果海峽兩岸能夠達成協議，創造一個除了海峽兩岸以外的「第三種主體樣態」，也就是在國際組織中海峽兩岸有三個主體存在，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另一個就是由海峽兩岸所共組成的「第三種主體樣態」。「第三種主體樣態」的意義是海峽兩岸對對方的主體尊重，但又展現出共屬一主體的雙重思維。換言之，就是「互為主體、共享主體」的觀念。如此海峽兩岸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共同創造海峽兩岸整合的能動性。 「第三種主體樣態」的權利與義務，是否會隨著海峽兩岸整合的程度而逐漸加重？是否會隨著雙方整合的深廣化，由「第三種主體樣態」逐漸取代海峽兩岸的主體性？畢竟整合進程是充滿能動性的動態發展，則留待未來的時間去證明。 海峽兩岸願意朝整合發展，並承諾共同建構與發展「第三種主體樣態」，自然要相互依存與信任共識。中華民國必須做出不從「整合式的中國」分裂出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必須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決其所稱的「台灣問題」，並以和平方式建構「第三種主體樣態」的「整合式的中國」。海峽兩岸的相互依存與信任，是海峽兩岸整合催化劑，建立一個「有目標而無時間表」的海峽兩岸整合方向，是雙方所能達到的最佳平衡點，是海峽兩岸共同創造雙贏的戰略機遇，而「第三種主體樣態」與「整合式中國」的概念，就是海峽兩岸雙贏的基本點。 在借鑑歐洲整合經驗探討，並輔以整合理論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文化等面向探討海峽兩岸整合可能模式時，所顯現的事實上是「惟有海峽兩岸在趨於一同，甚或整合為一個『第三種主體樣態』時，在全球化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始有具有競爭的充分能動性，方能成為全球範圍內的首要競爭者；若走向永久分裂及兵戎相見，均將弱化競爭效能，甚且倒退二、三十年」。因此，海峽兩岸的整合具有「合者兩利、分者兩害」關係，必須揚棄「統」、「獨」鬥爭，並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以建構、發展「第三種主體樣態」為追求整合願景，在「有目標而無時間表」的動態整合進程，創造屬於海峽兩岸人民的世紀。

研究主旨在於探討軍紀概念的理論基礎，完成海軍軍紀指標的理論性建構，以茲作為未來在實務層面建立專業紀律評核制度之依據。本研究主要有五個研究目的：（一）就「軍紀評核制度」的完備性而言，探討「軍紀」組成構面暨發展各構面之指標項目。（二）探討這些指標項目對於評量部隊之軍紀實況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三）探討這些指標項目對於評量部隊違反紀律所造成之影響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四）探討這些指標項目對於區辨出軍紀事件之「肇因性質」係屬「意外」或「非意外」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海軍未來擬定軍紀政策及相關學術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為達成上述之目的，先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建立海軍紀律指標的理論基礎，並審視國軍現行相關法規，據以演繹出「軍紀」具有生活、工作、訓練和戰鬥等四個構面。繼之運用「修正型德爾菲法」實施兩回合問卷調查，藉由專家小組反覆性意見回饋，及其對指標項目之「重要性」意見的統計結果，以及專家小組成員在意見上的「一致性」與「穩定性」的統計分析，以驗證各項指標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完成「海軍紀律指標」的理論建構。本研究指標項目總數96項，扣除無效指標4項，有效指標計有92項，其中主要指標47項，次要指標45項。 根據研究結果之統計資料分析，有以下四項之主要研究發現： （一）本研究建構之紀律指標，其中滿分指標與無效指標，這兩種極端情形均佔總數的比率極低；另外，主要指標與次要指標佔總數的比率極高，且分配情形呈現出相當的對稱性。（二）可提供未來評核紀律的專業基準。（三）軍紀指標應兼顧「質性」與「量性」指標，方能建立合理公平的評核制度。（四）著手應然面的學術研究，可提供軍隊實然面的制度改革。 /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looks from the theoretical inquiry about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to construct the R.O.C. Navy discipline indicators. The construction is to be the base that establishing academically the system of Navy discipline examination further. There are fiv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Firstly,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at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contains which dimensions and each dimension of military discipline contains which indicators, serves to develop further the system of Navy discipline examination. Secondly,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ose indicators if estimate accurately actual condition of army discipline. Thirdly,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ose indicators if estimate appropriately effects on the army that caused by discipline disobey. Fourthly,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ose indicators if distinguish incident from non-incident about the essentiality of causes of discipline disobey. Fifthly, in accordance with major finding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policy and academic investigation. For achieving the five purposes aforementioned, after reviewing some relevant references, complet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indicator. Meanwhile, after reviewing the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R.O.C. military discipline, deduces that military discipline contains four dimensions of life discipline、work discipline、training discipline and combat discipline. In short, there are 96 R.O.C. Navy discipline indicators deduced b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xisting regulations. Then, expert panel constituted that consists of 10 experts whose specialty are about military discipline. Applying 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 processes two times questionnaire anonymously answered by expert panel. Verifying the propriety of the constructions is based on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of the expert’s opinion through the two times questionnaire anonymously. After the estimation of importance、consensus and stability of 96 Navy discipline indicators, finds out that 4 indicators are irrelevant, the others are relevant. Some of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including 47 indicators are first grade indicators, 45 indicators are second grade indicators. According as statist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1)Those two extreme kinds of full marks indicators and irrelevant indicators are few in the constructions. Also, the percentage of the first grade indicators and the second grade indicators are high in the construction that consists of 96 indicators. Both of the indicators distribute symmetrically. (2)The findings have served to establish academically the system of Navy discipline examination further. (3)Military indicator in constructing should consider after both sides of qualitative assessment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that will enable the system of Navy discipline examination to practice reasonably and equitably. (4)Academic research will contribute to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of discipline examination fur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