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始則考溯古文名稱之緣起；其次探究自退之倡為古文而後，古文之演 變小史；後則以湘鄉古文之定名作結。 第二章桐城派之文論，梗概敘述清初學術環境，次而條述桐城三祖文論，繼言乾嘉 時代，乃至乾嘉以後古文發展之趨向。 第三章湘鄉人物列傳，述湘鄉派之祖文正公暨其幕僚門弟吳擊甫、張廉卿、薛庸奄 、黎□齋四徒之生平事蹟。 第四章湘鄉派之文學觀，分基本論、體裁論、方法論、批評論四者，詳以探析。 第五章始於湘鄉派之文風作整體性之批評，並列舉個人數篇作品，一一評其特色； 繼述新舊文學論戰與古文式微之大略。

鄉鎮縣轄市乃地方自治的基層單位，直接與民眾接觸，舉凡與人民生活有切身關係的諸種事項，如交通水利，買賣讓渡，農林漁牧等，固需經由，或待鄉鎮縣轄市辦理，即上級政府的政策或中央法令亦有賴鄉鎮縣轄市為之宣導與推行，由是可知，如果鄉鎮縣轄市基礎不健全，則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將落空。故欲求政治紮根，必先鞏固鄉鎮縣轄市。 然而，鄉鎮縣轄市的執行機關－鄉鎮縣轄市公所，近年來因人口激增、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的結果，其組織及職權，已不足以適應客觀情勢的需要，有待與革之處甚多，筆者有感於此，乃從事本文之研究。 又鄉鎮縣轄市公所組織及職權的內涵，未必都能從法令中得其真象，為期深入瞭解除請全省三百一十三個鄉鎮縣轄市公所人事管理員填寫調查問卷表外，筆者並利用約半年的時間，實地抽樣訪問二十餘鄉鎮縣轄市公所，訪問的對象包括鄉鎮縣轄市長、秘書、課長、課員、村里幹事、主計員、人事管理員等。故調查與訪問所得的資料，乃為本文訟證的重要憑藉。 關於本論文之討論範圍，除對鄉鎮縣轄市公所的組織及職權加以論列外，更及於與組織及職權有關諸問題的探討。如鄉鎮縣轄市的財政狀況，鄉鎮縣轄市公所與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等等。 本論文共分六章，首章論及鄉鎮縣轄市自治的演進、台灣省鄉鎮縣轄市之總數類型區分、地位及「公所」名稱與性質。第二章，除對鄉鎮縣轄市公所員額編制、鄉鎮縣轄市長的產生、任期、黜免、地位及單位設置情形加以論述外，更將與鄉鎮縣轄市公所組織有關的問題，提出檢討。第三章除討論鄉鎮縣轄市公所職權的範圍、鄉鎮縣轄市長的職權、各課室（員）之職掌外，更對與鄉鎮縣轄市公所職權有關的問題加以檢討。第四章則分析鄉鎮縣轄市公所與代表會，及與上級政府的關係。第五章則討論鄉鎮縣轄市財政狀況－包括支出、收入的範圍與檢討，及預決算制度及檢討。第六章乃對有關鄉鎮縣轄市公所組織、職權、財政等問題，提出改進意見，以為全文之結論。 本論文在撰寫過程中，由於專書論著闕如，加以調查訪問等均遭遇不少困難，幸蒙薄師慶玖細心指導與諄諄教誨，並幾度審視章節，稿成後更蒙字句斟酌，惠益良多，特表由衷的感謝。此外，孟繁鵬學長於撰寫間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以供參考，內子許秀琴女士幫忙整理調調問卷資料，謹此一併致謝。 筆者學驗俱淺，且因個人能力及時間有限，雖竭盡心力，仍不免有紕繆疏論之處，謹在此敬祈 師長先進惠賜指導是幸！

論文提要 本論文以《花間集》風土詞為核心，先從風土歌辭的淵源來著筆，上溯上古歌謠，下至唐代歌詩，藉此做系統性的歸納，探究風土詞與風土歌辭之間密不可分的啟承關係，進而連結至《花間集》風土詞的產生，及其作者群體的研究，做一全面性的介紹，以求論述的客觀合理。 其次對《花間集》作家在寫風土作品時，習慣上喜歡用些什麼詞調，作一些歸納說明，並對這些詞調的格律，包括字句、平仄、押韻等加以比對考察，以了解箇中有何異同與變革。 在形式上有了初步認識之後，接著探究《花間集》風土詞的主題內容，將詞作中最常出現的主題歸結出四大類，即：南國女子之風情、南方地區之習俗、天南水鄉之生活和炎方異域之風物，以期從中了解當時人民生活的概況，及特殊的風土民情。 繼而將《花間集》風土詞所呈現的藝術技巧作一番分析：第一小節以篇章之構思為重心，剖析此類詞作中章法佈局的技巧，分別從巧妙別致、新穎靈活及手法多變三方面來切入。第二小節以意境之創造為主，探討風土詞清新自然之詞境，究竟以何特殊技巧營造而出？第三小節以色彩之設飾為題，探討風土詞中，自然風物的點染與人物形象的設色，及所彰顯的斑斕自然景致。而第四小節則以物象的運用為題，歸納在風土詞中經常出現的物象，並深入了解運用此類物象背後所隱含的意象為何？ 再者擬以《花間集》風土詞的風格特色為題，分別以作品之風格與文字之特色作為闡述的重點。在作品風格方面，歸結出風土詞中具有民歌風采、充滿生命活力、富於生活氣息及形象鮮明生動的特質。而這類風土詞所使用的文字特色則是注重視覺形象、用語樸而不俚及語境清秀明淨。因而可藉此了解風土詞與一般男女情詞風格迥異之處。 再次則以美學的角度來賞析《花間集》風土詞，除了南國如畫的風景之美，令人印象深刻之外，南方特有的民情之美，亦令人心神嚮往。這類風土詞不論寫風景，或是說民情，總洋溢著一種清真之美。而這種特殊的美感，也為濃艷的花間詞壇帶來一縷富於鄉土氣息的清風，真實地呈現出南方特有的風物民情。因此本章以《花間集》風土詞為主，與書中的艷情詞、詠史詞及隱逸詞等作比較，以突顯其中審美感受之異同。 至於《花間集》風土詞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在詞史中所佔有的地位，也有探討的必要，因此第八章即以此為題，將審慎去觀察前、後代文人所創作的相關作品，並從中了解其一脈相承的關係，使《花間集》風土詞的源流及價值，能有完整的呈現與客觀的評價。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城鄉差距與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影響，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工具為「學校數位化現況調查問卷」及「學生資訊學習情況調查問卷」，並以全國公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採抽樣調查方式，蒐集57所國中及744位國二學生之調查資料，經過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Pearson’s相關分析、單變量分析、多變量分析、複迴歸分析和Scheff'e的事後比較等方法統計與分析。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下列主要結論： 一、 國民中學城鄉所在地的不同，存在數位落差現象。 （一）城市國民中學「硬體品質」優於鄉村國民中學。 （二）城市國民中學「資訊經費來源」多於鄉村國民中學。 （三）城市國民中學「網路化程度」高於鄉村國民中學。 （四）城市國民中學「數位接近機會」多於鄉村國民中學。 （五）城市國民中學「硬體數量」與鄉村國民中學無差異。 （六）城市國民中學「資訊融入教學」與鄉村國民中學無差異。 二、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存在數位落差現象。 （一）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強於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二）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高於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三）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方面無差異。 （四）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 無差異。 三、不同城鄉別、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在「電腦知識」與「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等方面有差異。 （一） 家庭社經地位對「電腦知識」的影響視城鄉別而定，在城市，社經地位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在鄉村，低社經學生的「電腦知識」特別弱。 （二） 家庭社經地位對的「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影響視城鄉別而定，在城市，社經地位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在鄉村，低社經學生的「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特別弱。 四、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有影響。 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電腦知識」、「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等方面有正面影響，但是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方面沒有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學校城鄉差距與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影響，表現在「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數位接近機會」、「電腦知識」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六方面。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Socio-Economic classes. A questionnaire about digitized state of schools was administered to 57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while a questionnaire about experti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administered to 744 student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ose 57 schools.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 schools got better scores than rural schools among many aspects, including quality of hardware, financial support, use of internet, and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equipments. In addition, students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e better knowledg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igher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t home than student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Besides, urban students also obtain better knowledg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of using school’s and family’s information equipments than rural students. Interaction effects showed that rural student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in the most impoverished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digital society. In light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was suggested that more government’s financial support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rural schools and especially to rural student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cio-economic status, digital divide, junior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ise.

離散者是全球化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族群，這些離散族群以高科技的器具與家鄉聯繫，更快地獲知家鄉的消息。但是，在這資訊無障礙的時代裡，鄉愁是否就會消失了呢？本研究從自身的經驗衍生，想探討什麼原因造成「鄉愁」的發生與消減。 在全球人口以及資訊迅速流動的時代，當資訊鄉愁可以輕易被克服後，目前的鄉愁到底呈現怎樣的面貌，是本研究想深入了解的課題。另外，本研究也希望瞭解全球化時代下離散的馬來西亞華人用何種情懷來看原鄉中國和家鄉馬來西亞，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馬來西亞華人這個身分。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馬來西亞華人的鄉愁為主軸，藉由文本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法，來找出科技在馬來西亞華人生活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本研究發現，地方型塑了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記憶以及想像，受訪者的鄉愁，是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而社會的變遷造成不同時代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有不同的鄉愁投射對象，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會對中國存有血緣鄉愁或者文化鄉愁，但是第三代開始開始把馬來西亞視為自己的家，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時間與地理的距離不會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但是會增加或改變他們的其他認同，例如文化認同。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時間與地理距確實會改變離散者與家鄉的關係，短時間的缺席可以有效地改善了人與家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缺席，卻無可避免會帶來真實的疏離。科技的便利雖然讓溝通變多，但是卻無法改變真實世界中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現代科技在虛擬的網路空間製造了大家同在的「親密感」，打破了「親密」必須在場的舊觀念，但是這樣的親密感在長時間分離的狀態下還是會被瓦解。科技、離散、鄉愁與認同是四個相互影響的因素，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鄉愁面貌。與其要消除距離，不如正視距離的價值。因為有了距離，衝突得以減少、情感得以加溫、鄉愁得以發生。

本研究採用作者申請內政部兒童局於2005年出版之「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原始資料檔資料，針對國小學童的放學後、寒暑期與才藝補習行為進行計量研究，期望透過本研究，了解家庭安排國小學童補習的相關因素，並了解父母對其子女的補習教育投資是否有城鄉差距。 　　在性別方面，家庭安排子女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與否方面並未有性別上的考量，且亦無城鄉差距。而女孩的才藝補習項數要比男孩多。排行方面，在家排行老三以上的兒童，在各項補習方面皆較其他排行之兒童居於劣勢。 　　父母親因素部分，父親職業等級相對於父親教育，對兒童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的影響整體來說較為顯著。而在才藝補習項數部份，則父親職業等級與教育程度皆對其有影響。整體而言，若父親職業等級愈高，兒童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機率、才藝補習項數愈高。而父親教育程度愈高，兒童才藝補習項數亦愈多。母親部分，則教育程度愈高，子女才藝補習項數愈多。 　　家庭因素部分，家庭每月支出高低與否，對於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與否並不顯著，但卻影響子女的才藝補習項數－家庭每月支出愈高，子女補習項數愈多。值得一提的是，都會區地區的家庭每月較高支出以上之家庭，其子女放學後與寒暑假補習機率較每月支出在兩萬元以下者低，僅代表該類家庭透過安排子女「補習」的機率較低而已，有可能此類家庭透過其他方式實現家庭的教育投資，或是進行其他活動。家庭所在地區部分，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機率在城鄉之間的差距並不顯著，但在才藝補習項數部份，鄉鎮兒童的補習項數不如都會區兒童。較重視才藝的甄選佔未來的升學管道的比例如果提高，鄉鎮兒童未來升學的機會將會受到更大影響。

本文所探討的，是明代小說「三言二拍」之中，所描繪的士人處境。明中葉以後，由於工商階級的興起，商人子弟大量為官入仕，打破了傳統士、商的界線。但是另一方面，工商階級的興起，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足以和官僚─士人抗衡的資產階級。官僚在社會上，仍擁有最大的權威，在不公正的司法環境下，這個權威，往往以「特權」的方式呈現。商人們為了享受這些特權，或是保障自己的財產，競相投入科舉，如此一來，傳統出身的士人便受到莫大的競爭壓力，若無足夠的經濟基礎為後盾，他們將很難在科舉場上，保持優勢。在「三言二拍」系列小說裡，很明顯的透露出上述的信息。 競爭(暫時)失敗的讀書人，處境變得十分尷尬，人格也受到扭曲。小說中特別喜歡描述一類「窮酸秀才」，他們在科場上屢屢失意，漸漸失去了人們的尊敬。世人對其百般嘲諷，他們卻仍努力不懈。作者對這類人寄予特別的同情，因為他們儘管酸態畢露，但「志行不移」，不失君子美德。 　　作者雖對科舉有所批判，亦對世人勢利的眼光採取譴責，但程度均屬有限。在小說裡，這些窮酸秀才，最後仍需靠著功成名就，方能揚眉吐氣。科舉作為他們唯一的發跡路徑，地位只有更加重要。這樣的故事模式，亦說明了個別士人，的確因為商人的競爭而處境艱難，但作為一個整體，士人階級的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因為競爭趨於激烈，更得到鞏固。這樣的競爭環競，及此一環境下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亦是促成明代社會階級流動的原動力。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大陸農 村經濟發生顯著變化。首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其次是鄉鎮企 業的「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前身為社隊企業。是公社時期「人民公社 」和生產大隊所辦企業發展而來。一九八四年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 包括：鄉、村集體、各種聯合經營、股份企業及私人企業．．．等農村企 業的總稱。一九九二年末企業數目達1909個。一九九一年，鄉鎮企業總產 值達1.16萬餘億元，佔農村社會總產值59.20%，佔社會總產值26.60%。一 九九三年上半年，在大陸國營企業一片虧損聲中，鄉鎮企業與去年同期相 比，生產總值增長76％，利稅總額增加75％，出口交易總值增長78％，這 不但使鄉鎮企業更加確立其主導大陸農村經濟的地位，進而成為大陸整體 經濟中，最富潛力的經濟體。鄉鎮企業發展模式中，溫州模是以家庭工業 為基礎，股份企業為主體的企業形式及市場經濟發達的經驗，特別引人注 意。揭開溫州的神祕面紗，可以發現溫州是發達市場經濟的代表。與中共 傳統的計劃經濟，大異其趣。中共的「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道路。這給鄉鎮企業更寬廣的活動空間。預期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二 ：第一，發展「外向型」企業，兼具吸引外資、技術和出口創匯的目標。 第二，鄉鎮企業的西進政策。中共的路線鬥爭隨時影響鄉鎮企業的發展， 但農村鄉鎮企業發展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其對大陸政經結構變遷上 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另外，鄉鎮企業的私人經濟、推行股份制和合資 制、及市場經營型態。加上，國營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及股份化，在在都顯 示，與社會主義傳統的計劃經濟，大相逕庭。可見社會主義逐漸走向退卻 的道路。更體現馬克斯主義的不合時宜。鄉鎮企業的發展為中國大陸邁向 「和平演變」提供契機。

以地方文化和創意結合產業面向，來提升地方產業的附加價值和帶動其發展，正是地方文化產業備受重視之因。鹿谷鄉的凍頂烏龍茶遠近馳名、享譽國際，「茶」不僅只是地方產業和經濟作物，亦早已融入在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是凝聚地方感情的重要因素。是以本研究旨在透過深度訪談方式，採用「地方治理」的角度去探討在鹿谷鄉茶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其他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互動情況，試圖建構出鹿谷鄉茶文化產業再生與發展的策略。

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在動力。但自1953年有計劃地推進經濟建設以來，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在同一歷史時期，台灣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卻迅速提高，基本與工業化保持同步發展。那麼，在此期間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什麽因素導致大陸地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又是什麽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 首先，本研究把政府納入Lewis模型（Lewis Model），再結合Todaro模型（Todaro Model），建構解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並以此理論框架來分析導致兩岸城市化水準差異的原因。 其次，比較兩岸工業政策，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工業政策是導致兩岸城市化發展水準差異的主要原因。大陸地區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經建政策雖然快速提高了工業化程度，但是城市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未能隨工業的發展而大幅增加，這使得工業部門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進而阻滯了城市化的發展。台灣地區則透過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的經建政策使其工業規模與工業就業機會一併成長，於是城市工業部門吸納了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城市，進而呈現出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的局面。 最後，本研究認為，大陸地區在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可從如下方面借鑒台灣地區的城鎮化發展經驗：第一，政府應把提升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作為制定與推行城鎮化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應根據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剩餘勞動力情況，制定與執行差異化的產業政策與城市化政策。第三，政府應考慮經濟政策與城市化目標的相容性。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所推行的產業政策對城市化目標的影響，避免再次出現產業政策延緩甚至阻滯城市化發展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