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約七萬字，共一冊，分為四章： 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玉器在先秦時代的地位，及禮器的範圍。 第二章：分為三節，第一節鎮圭，第二節命圭，第三節穀璧及蒲壁。 第三章；分為六節，第一節蒼璧，第二節琮，第三節青圭，第四節璋，第五節琥，第 六篩璜。 第四章：結論，希望經由對中國古玉中禮器的認識，增加對經書的了解。

本論文共分十章，各章之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言」。說明藩鎮之意義與範圍，本論文所稱藩鎮指自唐睿宗景雲元年起至唐亡止之節度使、觀察使、都防禦史、經略使。 第二章「唐代藩鎮對中央態度之分類統計」。本論文將藩鎮對中央態度分為跋扈、叛逆、恭順三類，並作成統計表，敘述唐代中央政府對藩鎮控制力的演變。 第三章「藩鎮職權之廣泛及對所屬州縣之控制力」。 第四章「藩鎮武力之強大與其對中央之態度」。 第五章「唐末藩鎮之本質與其跋扈之態度」。 第六章「中央與藩鎮間之經濟關係」。 第七章「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 第八章「中央之策略措施與藩鎮對中央態度的關係」。 第九章「唐代士人與藩鎮」。 第十章「結論」。首先分析中國古代專制政體下政治權力之爭取與唐代藩鎮對中央各種不同態度之形成，再提出幾點綜合性的認識。 本論文有一重要的附錄：「唐代藩鎮總表」，包含八十六鎮，藩鎮一三三三人，幾將全部唐代藩鎮網羅在內，本表內容項目包括：姓名、是否有相職（含曾任宰相、現任宰相、後官至宰相、使相等）、受鎮年月、去鎮年月、在鎮時間任前官職、任後官職或情形、受鎮原因、去鎮原因、對中央之態度、文武職、碑傳等。本表內容詳盡，為本論文提供了許多統計上的基本資料。 本論文之末附有「大唐方鎮圖」，使本論文中之地理敘述得以與地圖對照。

自民國六○年代中期起台灣面臨國族認同和政治權力的對峙、產業結構轉型的壓力、地方傳統文化流逝及傳承的焦慮等相互糾結之危機，政府首先於文化政策角度回應，「社區總體營造」即是政府自民國八十三年起大力推動的因應政策，此一政策之重要核心為「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之操作，為地方提供積極支持「社區總體營造」的經濟誘因，相關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政策亦陸續推出；近年來，台灣面臨資本全球化更劇烈的社會轉型壓力，政府更積極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民國九十一年自行政院游錫堃內閣就任後，提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為施政主軸，其中將「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列為重點之一，並加重以地方文化結合產業發展面向切入社區營造工作，彰顯出地方文化產業的推動為我國政府現階段為地方文化再發展、振興地方經濟，以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點工作。 在此一政策發展下，值得探究地方文化產業為一種以地方文化為基底之產業發展形態，然經濟成長之一元化慣性追求一直是台灣過去發展軌跡的主要思維模式，因此疑慮這樣之思維下，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是否會本末倒置以經濟效益為最主要、甚至為單一之指標及考量，或以觀光客人數為發展鑑定指標，而致使在發展地方文化產業的同時會犧牲其環境生態、生活品質，甚或戕害地方原有文化資產，而不利文化主體性之落實。而各別地域之間因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及環境條件，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內涵也必然因地域而異，而有多元而複雜的呈現。據此，本文研究目的乃嘗試對單一地域－美濃鎮之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實踐現況做一清楚的描述、記錄及建構其走向，分析此一發展下是否呼應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理念，對地方經濟及文化層面上的衝擊為何，以及挖掘所面臨之阻力及困境，據以提出值得批判與檢討的策略及定位，期能對個案地方文化產業之推動產生影響力及應用性，並為台灣地方永續發展提供可能的方向與借鏡。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共分為六章，茲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文獻檢閱、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範圍與限制以作為後續各章節研究導引之基礎。 第二章 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理念與脈絡 論述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理論面，以及政策面興起與開展之歷史脈絡。第一節析論地方文化產業之意涵並釐清其推動之價值，以利本文後續個案實踐情形之解讀；第二節闡釋我國地方文化產業相關政策在如何之歷史時勢下興起與開展；第三節彙整歸納行政體系就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所提出之相關政策之歷史回顧及現況，以有助了解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在整體政府施政所處的位置。 第三章 個案分析（一）－美濃鎮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背景與歷史時勢 論述個案在地方文化產業上之發展背景與發展之歷史機緣與因素。第一節就美濃鎮歷史地理及產業發展背景作一交代，以期對美濃鎮有一基本之認識，並明瞭近年來在產業發展上所面臨之問題；第二節闡述文化認同乃支撐地方文化產業永續發展之基底，美濃鎮至今一甲子菸葉種作所蘊含之集體記憶，以及經歷長達七、八年之反水庫運動，地方文化質素被提煉出而建構再生具有集體性象徵與文化認同符號之脈絡；第三節闡述美濃鎮觀光發展之優勢，以及地方基於延續與提升此一既有優勢而納入反水庫運動之訴求中，建構出地方文化產業發展願景之此一發展脈絡。 第四章 個案分析（二）－美濃鎮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文化經濟分析 論述地方文化產業之理念在美濃鎮是否啟動與啟動後之實踐情形。由第一至三節分別就美濃鎮發展文化觀光、舉辦文化活動、經營傳統及特色產業之發展脈絡、呈現之樣貌做一描述與記錄，以及探析此一發展下對地方經濟及文化層面上之衝擊。此外，地方整體景觀風貌的營造、相關措施，以及產業體系之良性互動與整合下，方能強化整體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第四節就此加以闡述，以明美濃鎮整體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之條件及面臨之侷限性。 第五章 個案分析（三）－美濃鎮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主體分析 美濃鎮未來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未必能循著第四章所建構之軌跡邁進，因美濃鎮各主要權力集團人際網絡之互動關係及既有資源之運用，決定了美濃鎮為何、如何發展地方文化產業的基本策略與樣貌。據此，本文第五章就美濃鎮公所、農會，以及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人際網絡互動關係及既有資源運用情形做一探討，以明美濃鎮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主體，方有助於釐清未來美濃鎮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可能走向。 第六章 結論 就前述各章節之論述總其成歸納結論。第一節歸納出研究發現；第二節就研究發現提出地方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策略與定位，並可作為後續研究之面向。

本論文分析在不同產權制度下的政府與企業關係，以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為例，試圖回答下列問題：蘇南地區鄉鎮政府對於企業的干預一向不遺餘力，而且堅守集體所有制的精神，當它們放棄所有權時，它們要如何從私有的企業汲取充分的財政收入？而鄉鎮政府願意放棄所有權的原因又是什麼？讓出所有權的鄉鎮政府又如何維繫和私有化企業、新興私有制企業的關係？改革後的政府與企業關係和過去有何差異？ 鄉鎮幹部基於經濟表現、財政收入、意識型態的考量選擇了集體所有制。在短缺經濟、勞動力過剩的條件下，鄉鎮集體企業創造一番榮景。集體所有制下政府與企業是「依賴的侍從關係」（dependent clientelism），政府壟斷創辦集體企業所需的資源，壓制私營企業發展，維持集體企業的獨大局面。集體企業經營者必須依賴政府提供的土地、資金、勞力以及其他的行政優惠或保護。政府雖然扶植企業，但是並非建立客觀中立的投資環境，政府作為所有者，政治考量通常大於經濟理性，因此盲目負債擴大產值、企業規模。因為缺少競爭性、監督成本與訊息成本太高，政府無法有效監督、激勵企業，無法抑制企業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經濟效益低落並未讓鄉鎮政府進行改革，直到意識型態桎梏解除，鄉鎮政府才逐漸摸索改革之道，其主要的考量原因為財政收入，因為缺少現代化的稅收體系，鄉鎮政府首先改革的是小型或是虧損企業，這些企業對財政的影響不大，直到替代財政方案確定，能夠從私營企業汲取收入後，鄉鎮政府才逐漸退出企業經營活動、大幅改革所有權。因為有能力購買集體企業者有限，缺少競爭性與公開、透明的改革程序，主要是原經營者購買，在改革過程中幹部和原經營者有很大的議價空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而且未能切斷政府與企業間密切的關係。所有權改革後，因為稅收體系不健全，所以政府還是提供特殊利益給予個別企業，以拉攏彼此關係，所有權改革後，政府與企業關係轉換為「共生的侍從關係」（symbiotic clientelism），企業的自主性提高，政府對企業的依賴增加，但是，兩者還是建立非正式的關係，政府並非客觀中立地創立投資環境。因此所有權改革只是改變侍從關係的性質，政府並未轉型為客觀中立的發展型國家。

因應多變的市場環境，近年來「事件行銷」已成為各大企業熱門的行銷手法。本研究以天下雜誌主辦的「微笑台灣319鄉」活動為個案，從活動參與者觀點來了解企業舉辦事件行銷活動的成效。本研究首先進行針對活動參與者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得知民眾實際參與情形，並參考過去相關研究發展出調查問卷，透過網路連結方式收集資料，探究活動參與者的特性、參與動機、參與行為、整體活動滿意度及忠誠度，以及參與此事件活動對企業產品交叉購買意願（購買天下雜誌產品）。同時本研究也深度訪談天下雜誌內部主管及相關企劃人員，以了解「微笑台灣319鄉」活動架構與運作模式等。本研究成果可針對此事件活動提出具體建議，並提供未來企業界在策劃類似活動時之參考。

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撒拉族所經營的鄉鎮企業，研究主軸則是從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發展情況，來探討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向，中國的經 濟發展從計畫經濟體制朝著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農村家庭承包制，使得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村有了發展的契機。自八○年代以來，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經濟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大力興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是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標誌，更是撒拉族提升本民族經濟的最佳方式。而影響循化撒拉族興辦鄉鎮企業的因素，除了整體大環境的變革使鄉鎮企業有發展機會之外，民族本身的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更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撒拉族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經營的正面影響為：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提供撒拉族積極發展鄉鎮企業的動力；多種經營的傳統符合市場經濟的供給需求；開放性與包容性使撒拉族能快速掌握機會；自尊心強使撒拉族人努力發展鄉鎮企業；傳統社會結構使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也能團結互助。而其負面影響則是：自尊心強導致人人都想當老闆，鄉鎮企業規模小，不易進步；傳統社會結構使鄉鎮企業容易形成家族化現象；對學校教育接受度低導致教育水準低落，使鄉鎮企業缺乏人才。 而撒拉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經濟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因素而有發展的機會；社會與文化也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遷。因此撒拉族在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經濟水準有所提升之後，撒拉族的社會與文化也因為鄉鎮企業發展的緣故，產生了獨特的變遷與適應：傳統經濟生活走向產業化，並提供剩餘勞力工作機會；對體制內的學校教育接受度提高；撒拉族婦女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 撒拉族雖然因為興辦經營鄉鎮企業之後，對於學校教育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是目前教育水準的低落仍是鄉鎮企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值得後續繼續觀察；而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撒拉族婦女很多的工作機會，使得撒拉族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開始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對於撒拉族社會可說是相當大的變遷，也是撒拉族面臨未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

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後，為其五年後金融開放及金融監理之需要，除陸續對中、農、工、建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大規模注資、處理不良債權及公司化上市等金融改革外，並且對累積了近人民幣5仟億元不良資產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股份制改革。歷經數年的調整後，雖然中國銀行業的體質強化了，但因而對農村基層金融造成資金外流的問題。為了解決佔中國47.43%人口的農民、農村及農業(三農)等基層金融需要，中國銀監會推行了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計劃，並在2007年1月公布「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開放外資銀行可參與設置村鎮銀行，並給予快速審批設立、全面人民幣業務以及視同國內銀行待遇等優惠准入及業務項目，並在之後「十二五規劃」(2011~2015)重點發展中強調城鄉所得平衡發展，積極發展農村金融業務等重點項目，這對於台灣銀行業者在設立分行、法人銀行及參股投資等三個苦等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外，無異提供了一個快速進入的管道。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對擁有良好銀行行銷、管理技術且擅長中小企業融資的台灣銀行業者來說，村鎮銀行所提供的快速申設審批、視同中國國內銀行業的待遇、以及全部人民幣業務等條件恰好可互補雙方之所需，所缺者，慎選具經營特色之據點耳。但赴中國申設村鎮銀行，並不是為了響應中國農村的金融改革政策，而是要在中國政策的支持下，更快地把握住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市場機遇，充分利用台灣銀行業訓練良好的從業人員、成熟的通路管理制度，以及有效率的中小企業融資技術。如此，以銀行業者在台灣激烈競爭的金融紅海中都能創下令人驚艷的成果。那麼，在進入中國經營村鎮銀行後的營運前景應可值得期待。

本研究旨在分析並歸納出目前台灣地區鄉鎮圖書館的行政隸屬、組織、人力與經費的機制；瞭解各鄉鎮圖書館在人力及經費的需求與現狀之間的差距以及各鄉鎮圖書館期許的行政體制和實際狀況的差距，並針對目前台灣地區的鄉鎮圖書館行政體制提出建議，作為政府及相關單位在規畫全國圖書館事業時的參考。 為達成研究目的，首先收集國內外文獻，分析鄉鎮圖書館行政體制相關資料；並針對16縣309鄉鎮之337所鄉鎮圖書館，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出155所鄉鎮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鄉鎮圖書館的行政體制現況、問題及其對行政隸屬模式的看法；最後以立意抽樣方式挑選台北縣、宜蘭縣與桃園縣的文化局圖書資訊課以及由文化局圖書資訊課所推薦縣內營運較有規模之鄉鎮圖書館，共計16所圖書館進行深度訪談。 研究結果發現，就制度面而言：鄉鎮圖書館的行政隸屬有三種情況、鄉鎮圖書館之發展仰賴鄉鎮（市）長之重視、公共圖書館輔導體系有責無權、鄉鎮圖書館之發展缺乏統籌規劃、行政隸屬模式需重新規劃、法規不合時宜，鄉鎮圖書館之編制缺乏擴充空間；就人力資源面而言：人員數量現況與需求的差距大，目前鄉鎮圖書館的編制遠低於圖書館實際運作之人力需求、鄉鎮圖書館的館員普遍缺乏專業訓練、鄉鎮圖書館之人員流動率偏高；就經費資源面而言：鄉鎮圖書館之經費現況與需求之間差距大、鄉鎮圖書館之經費來源仍以鄉鎮（市）公所為主。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政府及相關單位在規畫全國圖書館事業時之參考。1.鄉鎮圖書館之行政及輔導機關合一。2.整體規劃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發展。3.重視鄉鎮圖書館人員遴用與專業訓練。4.落實圖書館法之專業領導之相關規定。5.重新檢討鄉鎮圖書館組織結構及人員編制。6.立法保障文化建設之基本預算比例。7.積極研擬公共圖書館營運基準。8.儘速修訂鄉鎮圖書館經營之相關法令。

公共圖書館中以鄉鎮圖書館和社區關係最為密切，並在社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社區整體發展，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鄉鎮圖書館囿於有限的人力、經費與物力下，須與社區資源相結合，才能拓展圖書館本身之服務。本論文旨在了解國內外鄉鎮圖書館社區資源運用之具體成效，就苗栗縣三灣鄉圖書館為個案，深入探討其館務營運及社區資源運用情況及困境。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法，參考國內外圖書館運用社區資源相關文獻，設計訪談大綱，並另蒐集93年度全省各縣市評鑑優良之十所鄉鎮圖書館與國外三所圖書館，對於其社區資源運用情況詳加分析。訪談對象為苗栗縣文化局圖書資訊課的課長、三灣鄉鄉長、鄉民代表主席、以瞭解地方行政首長對於社區圖書館發展之概念與參與熱誠，並訪談三灣鄉立圖書館館長，探析圖書館執掌者對於社區資源運用之概念、三灣鄉圖書館社區資源運用現況以及對於社區資源運用面臨之困境與展望，藉以建立鄉鎮圖書館社區資源運用之模式。 歸納研究結果重點如下：(一)鄉鎮圖書館對社區資源認識不足；(二)地方首長重視與否影響圖書館發展；(三)社區意識不足導致社區資源運用困難；(四)社區中缺乏資訊交流整合中心；(五)鄉鎮圖書館並未有系統的建立與保存社區資源。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一)延伸社區資源運用範圍；(二)多元化思考開創社區資源運用之可能性；(三)加強與地方首長的溝通；(四)鄉鎮圖書館彼此間建立社區資源網；(五)充實鄉鎮圖書館網站內容；(六)架構社區資源運用資料庫。 / Among the public libraries the rural libraries ha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th the communiti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grat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ies. But since the rural libraries have limited manpower, budgets and the material resources, they can only develop their libraries with the conglomer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This thesis aims at understanding first the concrete effects of utilization and the takes the resources of communities by the rural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Sanwang Library at Miaoli County as a case study to probe in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at predicament it its library operation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s analyzing and in-depth interviews by consulting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the communities resources utilization by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nterview outlines and designed .And details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utilization by the ten good-service rural libraries evaluated in 2004 and three foreign rural and collected for the in-depth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s to the interviews, the interviewer include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section of Miaoli County Library, and the head and chief preventative of Sanwang Town. The purposes are to find out local administrative leader’s concepts the community libraries development and their enthusiasm in the participation for such developments. There has been am in-depth interview to the director of Miaoli County Library for the about mentioned aim and analysis so as to find out a model for the communities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e highligh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The rural libraries are in short of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community resource; 2.The concern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heads and councilors have great influence our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3.The local of communities consciousness leads to the difficult in the communities resources utilization ; 4.The community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integration is not available; 5.There is no systematic establishment and preservation communities resources in the rural libraries. Therefore six suggestions are made as follows: 1.To extend the scope of the uti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2.To consider though multiple approaches any possible ways of the communities resources utilization; 3.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heads; 4.To establish the mutual community resource networks among rural libraries; 5.To enrich contents of the rural libraries websites; 6.To set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utilization databases.

本論文將研究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任不到幾個月以來，並在中國共產黨不斷承諾要改善國家法治的情況下，中國為何在國家電視台上開始播出犯罪嫌疑人的電視認罪。這些電視認罪的播出引起了來自海外的廣泛譴責，從某種程度上在國內也受到了批評，因為電視認罪的播出被視為國家非法壓迫人的手段，並被認為是在重演當年毛澤東時代不公正的批判鬥爭行為。本論文是第一項對這種新侵權行為的系統研究，並試圖填補該研究領域的空白。本作者通過採訪在電視上曾經認罪過的人發現許多電視認罪是有“表演”色彩，往往犯罪嫌疑人被迫“背台詞”、穿著特定的服裝、在攝像頭面前“演戲”等。這表明國家在利用電視認罪來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作者對90個2013年至2016年之間播出的電視認罪進行了分析並發現認罪者當局故意讓嫌疑人感到恥辱來強調他們有罪，使用嫌疑人認罪時所使用的話來牽連他人或貶低他人，以支持中共的這種行為並對於來自國外批評的聲音做出回應。本論文借用François Bourricaud （1987年）對合法性的概念作為一種活躍的合法化進程以表明中國新的電視認罪行為不只是簡單的進行壓迫的工具，而更多是一種強制性推動共產黨合法性的戲劇表演。 / This study asks why China started broadcasting confessions of suspects on national television in 2013, just months after the accession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esp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s) repeated promises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rule of law. The broadcasts have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oversea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home, for being illegal, another example of state repression, and resembling the unjust public struggle sessions of the Mao era.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fill a gap in scholarship and provide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this new and understudi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ose who had confessed on television revealed that many are “show” confessions, where the suspect is made to memorise “lines,” get in “costume,” and “act” in front of the camera,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produced” for a specific purpose. In addition, an analysis of 90 confessions aired between 2013 and 2016 revealed that deliberate efforts were made to shame the confessor, emphasize their guilt, and use the words of their confession to incriminate and denigrate others, promote support for the CCP and its actions and respond to outside criticism. Borrowing François Bourricaud’s (1987) concept of legitimacy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China’s new televised confessions can be seen as much more than simply another tool of repression, rather they are acts of forced theatre aimed at furthering CCP legiti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