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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體重過重所導致的肥胖問題，在世界各經濟先進國家中逐漸成為重要的議題，其不僅關乎於因肥胖可能嚴重影響個人健康，亦包含整體國民健康素質下降及為了治療肥胖所引起的相關疾病，造成龐大的健康保險或是衛生資源等經費及預算的支出。鑑於我國國民肥胖比率的嚴重性，國民健康署推動肥胖防治政策，如相關體重管理與健康減重的活動。而本研究乃探討該肥胖防治政策的整體行銷架構及有何行銷阻力與問題，並檢視社會行銷理論與該政策實務之間有何差異，以及協力參與的機制在該政策的行銷過程如何建立及運作，並對於該政策的行銷推動有何影響與成效。 研究發現在該政策的整體行銷模式中，透過「產品、通路、定價、促銷」行銷要素的界定以及「市場區隔、訂定目標、市場定位」的行銷策略的討論，構成其行銷推動的模式。惟該政策的行銷阻力在於如何能維持民眾持續參與的意願、衛教資訊能成功被參與者所吸收以及如何能營造出共識的氛圍，而不生競爭的心態。此外在關於肥胖歧視部分，則在推行中未有明顯的出現，且以健康概念為主要的論述，使人不至於產生負面或排斥的想法。而在討論城鄉之間在推動該政策上的差異，則因客觀環境與人口地域特質的不同，在行銷管道與途徑、行銷的重點及客觀環境條件與資源方面有所差異。檢視實務與理論不同之處，則該個案較值得與理論討論部分有以全民性為主、提供客觀的環境條件、涉及生活習慣與健康知識、協力參與的運用以及重視媒體運用，包裝與故事性的發揮。而檢視個案推動上的問題，則有生活習慣改變不易、手段與目的混淆、經費配置的問題、其他事項的連結以及未能解決真正問題的情形。再來協力參與的建構部分，透過「產、官、學、民、媒」各方互相合作，由官方單位居中協調，使各方共同為該政策的推動與行銷做出貢獻，而在學校或醫療院所等場域中，也可見各方合作的情形，而此一協力參與關係對於該政策在政治制定、執政執行及化解阻力方面，帶來了傳播效果的增加、政策的擬定與推行、傳遞健康知識、跨領域與跨單位的合作以及塑造氛圍的效果與影響。然而在此協力過程之中，仍有些問題尚須改進及加強，如參與動機不足、為了執行，忽略目標以及參與團體內部意識分歧的現象。

台商西進後的發展，向來是台灣學術界與實務界極高度關切的議題，本研究即針對其中台商當地化問題，在中國大陸長江三角洲地去地區(包括上海市及以蘇州為中心的江蘇南部)進行田野調查，以十分側重協力網絡特徵的台商製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試圖釐清台商產業網絡是否已經大幅納入大陸當地廠商，其背後運作邏輯又為何？ 本研究的起點，在於解釋台商產業的當地化為何進展極其有限：在雙方同文同種的背景下，台商的產業集群與協力網絡，何以將當地廠商排除在外，使台商表現出「登堂不入室」的趨勢？本研究對此所提出的解釋，集中於台商產業網絡的整體移植，發現台商的產業體系，多數仍維繫於既有的協力網絡。本研究因而主張：今日蘇南地區的台商產業群聚，不過是原有網絡在當地的移植與重建罷了。進一步分析其背後原因，關鍵則在台商的信任結構：雙方間長期的默契，和在當地因地緣因素所連結起來的社會網絡，讓彼此的交易互動中，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 換言之，本研究將透過產業群聚、協力網絡及信任結構三者間的交互影響，研究台商產業當地化的歷程。在經驗研究層面，研究者採用質性方法，以蘇南為田野場域，藉由為期兩個半月的深度訪談與觀察，蒐集台商間交易互動的相關資料，歸納分析台商協力網絡對產業當地化的影響。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1903号 / 地博第249号 / 新制||地||9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グローバ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小杉 泰, 教授 中溝 和弥, 准教授 長岡 慎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自《幼稚教育法》推動以來，我國幼兒園開始採用每班安置教師二人，由兩位教師共同經營一個班級的做法。過去不少研究發現，合班關係有其效能及其必要性。因此，合班的教師如何建立有效的合班關係，並從中得益自我實踐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因為幼兒園工作環境充滿變化性、不確定性與壓力，加上教師們皆具有專業的背景以及在工作執行上擁有許多的彈性與自主權，學者們認為幼兒園合班關係，可以採用協力工作塑造的概念，進一步昇華幼兒園合班關係。Leana,Appelbaum,& Shevchuk (2009)就提出，幼兒園教師的協力工作塑造，有助於確保幼教現場的教學品質，除了對生手教師來說，有助於提升其工作成效，對熟手教師來說，也能夠協助提升其工作附加價值。 　　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立意取樣三對獲得「教學卓越獎」的合班教師搭檔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了解幼兒教師在合班關係中協力工作塑造的樣貌，包含幼兒園面臨問題時的解決與創新、工作職責與人際溝通之間的協調，以及自我認同等實務及歷程；待回收研究相關資料後，運用質化資料分析軟體MAXQDA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並進行編碼、整理與分析，以了解並探究本研究之待答問題。最後，透由訪談內容以質性研究方式歸納剖析其協力工作塑造之歷程與實務內涵。 　　研究結果發現，在協力工作塑造的歷程，可以分為四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關係塑造、第二階段團隊建立、第三階段職責塑造與創新階段、第四階段為認同塑造。各個階段皆有其關鍵要件，在關係塑造的關鍵有四（含歷程性），為相互尊重、了解、欣賞、互信與學習；團隊建立階段為從個人至協力合作；職責塑造與創新階段為一動態歷程，視幼兒、雙方與班級學習情況而萌發；認同塑造的關鍵為自我認同的再強化、從自我認同到團隊認同。進而討論，協力工作塑造之概念於組織、團隊及個人之關係。

近年來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使得我國中高齡者、低教育程度及其他弱勢族群的勞動力，即使有高的「再就業」意願，但在職場上卻缺乏適當且充足的就業機會，如果是因為整體經濟環境不景氣的影響，而導致私部門的雇用需求的減少，政府（公部門）推動人事精簡政策又不再增加政府直接雇用人力，那麼是否可以尋求其他部門的協助呢？由於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兼具雙重性質，一方面它代表公共福祉與社會正義的追求，因為它不以市場利益為導向，而以社會公益為目標，彌補政府失靈所造成的困擾，因此，本研究主張透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解決失業問題的途徑，是目前可以選擇的「第三條路」。 本研究的主軸，就是嘗試從對於非營利組織相關文獻的討論，探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各種可能的關係，再進一步討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開創「永續性」就業機會之可行性及國家角色，由於我國非營利組織就業方案是師法歐盟第三部門就業方案的架構及精神，故本研究亦將探討歐盟的「第三部門就業方案」與我國非營利組織就業方案－「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內涵及執行成效，以提出我國非營利組織就業政策上的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創造就業機會之可行性，對於我國藉由非營利組織發展就業促進政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在規劃非營利就業方案時必須增加「區域發展」的視野。 （2）在執行非營利組織就業方案時必須加強可以增加失業者就業能力的職業訓練計畫，而非單僅為了申請「救助」性質的用人津貼補助。 （3）除經費補助外亦可運用其他資源協助非營利組織執行就業方案，例如：設立專責機構提供非營利組織創業諮詢服務。 （4）持續發展具有財務支持機制的「經濟型」就業方案，並修正對於社會勞務價值的「社會型」計畫補助方向，例如建立真正地具有社會勞務價值的方案模式以及輔導機制。 （5）加強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以及非營利組織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加強兩部門間親密的溝通及互動往來程度。

本文以「臺灣總督府→地方菁英→地方社會」所構成的統治三層結構作為論述架構，主要以殖民政權、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菁英對於殖民政權具有現代性意義之政策的協力與對抗等兩大議題，作為論述主軸。前者以地方菁英的整編與社會階層流動作為探討面向，分就日治初期的參事、街庄長（1910年以前）與區長，以及1920年地方行政組織變革後的協議會員與街庄長進行論述。後者以臺灣總督府、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與影響作為探討對象，分就日治初期臺中地區鼠疫大流行與1920年「準」地方自治制度實行進行闡述。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力量尚無法完全落實於地方社會，而必須倚賴固有地方社會菁英的協力，因此，日治初期的參事、街庄長與區長均由臺籍地方菁英擔綱，負責就地方事務應地方行政長官的諮問而答詢，以及協助執行地方行政事務，使殖民政權能夠順利統治地方社會，同時，也使得原有的地方社會領導階層的權力結構。1920年臺灣總督府頒佈新「地方官官制」，全面改革地方行政組織，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打破以往地方諮詢與基層行政機關由臺籍菁英壟斷的情況，使在臺日籍菁英獲得參與殖民地地方行政事務的權力，並且在日籍菁英人數逐年增加的情況下，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力量也逐漸滲透到地方社會，造成原本的地方政治權力產生變動，同時，也使得地方政治場域成為日、臺籍菁英互相競爭、合作的空間。 以往的殖民地研究，大都認為在殖民地體制下，被殖民者只能被動地被迫接受殖民政權的統治政策與方針，但是根據近代衛生的傳遞與地方自治的實行兩個事例所示，地方菁英對於殖民政權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政策或方針，擁有選擇協力或抵抗的權力。但殖民者是否接受地方菁英的建言，則仍屬於臺灣總督府的權力，而這也是被殖民者在面對殖民政權時，無可奈何的一面。

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全面變遷，國家為了因應此巨大挑戰紛紛提出各式政策，其中具有代表國家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尤為重要。而在民主發展、公私協力概念的催化下，政府將視角移至蘊含豐沛能量的民間，此間的「社區」更成為其主要的政策選項，至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即為本研究的關注焦點。 而經由本研究發現，從《2004年文化白皮書》之文本分析中可歸納出我國文化政策的目標有四：發揚多元文化、建立文化主體性、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營造生活美學。其中篇幅最多者為建立文化主體性，而社區發展則屬達成該主要目標的重要手段。此外，從個案中可以了解到社區其實是落實整個文化政策目標的基本單位，並且具體而微地展示了我國文化政策的全部內涵，故吾人可謂文化政策的推行即奠基於社區發展之上。最後，我們從社區發展的成功經驗中獲得了欲使文化政策更上層樓的重要啟示—政府內部精進部際之協調工作、政府外部加強與非營利和營利組織的合作、傳播媒體的經營，以及文化教育的傳承與發揚。 / With the whole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s which globalization brings, nations have made kinds of policies facing these giant challenges. Among these policies, the culture policy representing nations’ spir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addition, because of prevailing ideas of the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governments start to focus on the non-governmental circles filled with abundant energy, and the ‘‘community’’ is the main policy choice. A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lture polic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thesis. According to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book ‘‘ A White Paper on Culture in 2004,’’ my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goals of Taiwan’s culture policy: exalting diverse cultures, establishing the culture body, facilit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constructing living aesthetics. Among them, establishing the culture body occupies the most pages and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the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hat main goal. Moreover, from the case studies we know that communities are actually basic units of fulfilling all goals of culture policies, and they miniature the whole content of Taiwan’s culture policy. So, we can say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e policies is based 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lly, we have the important revelations making culture policies better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nhanc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ensifying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with NGOs and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using the mass media, and the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of culture education.

面對全球氣候急遽變遷的挑戰下，各國政府對於環境治理議題高度的重視與 關切。在1992年京都議定書制定後，國家透過彼此的規範制約，期望可減少二 氧化碳的排放與環境的破壞。然而，正式權威途徑的執行，對於經濟發展與環境 永續的趨避衝突，卻不見預期效益。爾後，森林認證概念倡議後，希冀以市場途 徑作為國際規範，進入各國的創新管道。而第一個透過非政府組織建立的FSC體系，在2001年經由WWF進入中國大陸推展認證項目。只是，西方的運作思維與原則框架，在中國大陸終究遭遇到體制與管理上的困境。2008年後，中國大陸政府除了主導國家體系CFCC外，也與PEFC在2014年正式達成互認的成果。本研究試圖從政策改變前與後，以兩個階段分析行動者協力合作的情況，網 絡互動與體系採用的擴散情況。 研究結果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就問卷統計數據來看協力與體系採用的相關性。對於FSC而言，治理與規範性是行動者選擇採用與否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行動者選擇FSC是因為重視認證資源的獲取、非正式關係的信任度與公開透明的正式溝通管道。而對於PEFC而言，治理因素同樣重要，而受到行動者支持的是相互性因數。傘型認證體制的特性，共同分享資訊、資源，使得政策場域中的行動者支持 PEFC。然而，對於CFCC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而在協力與網絡互動的分析上，自主性成為影響的因數。代表政策場域中的行動者，重視管理協調與主導政策制定討論的過程。 第二，對於擴散因數與體系採用的相關檢定。對FSC而言，社會化是重要 的關鍵。政策制定行動者考慮的是體系鄰近性、市場偏好、企業喜好與國際組織 的支持。而採用CFCC的行動者，同樣認為社會化重要。表示，利益方瞭解這是一個市場遊戲，而CFCC得到PEFC的互認後，對國家體系保持肯定態度。然而，競爭因素與採用CFCC也具有顯著性。表示行動者瞭解在中國大陸，政府透過管制帶來的競爭情勢，因此選擇了CFCC體系。 第三，就社會網絡分析數據分析，來看組織協力與體系採用關係。以程度中 心性來看，在資源與專業知識面向，皆是從國際組織轉向政府部門。在影響力層 面，國際組織甚至在第二階段便消失。而正式途徑的合作，以政府及國際組織為 兩大群體。但在第二階段，政府集中性更高，而國際組織則愈趨降低。包括在信 任度上，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是下降的情況。在結構洞分析方面，第一階段的資源 掮客是一個多元組織的分佈，到的第二階段則單一化，國際體系成為傳達訊息的 角色。在影響力方面，第二階段主要是政府的角色成為掮客，而國際組織傳達影 響力的功能消失。而在信度度方面，第二階段發現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企業，反而 更突顯他們在非正式關係網絡中的掮客位置。影響信任網絡的因素，分析發現政 策制定過程的資訊分享是關鍵原因。 本論文認為國際規範不僅建立在行動者的合作上，更需要結合地方組織，透 過社區力量建立由下而上的互動網絡。尤其第一階段，中國大陸需要藉由國際力 量，協助國內政策制定。因此，給予行動一個大鳴大放的空間與環境。第二階段， 受到協商過程的困境，而形成權力收回的情況。再者，中國大陸對於非政治敏感 議題，並非完全恪守政治命令而行，來決定政策發展的方向。相反的，政府可相 對釋出部分的自主性給國際組織。然而，當遭遇話語權問題時，便會透過管制途 徑收回權力，是一種「妥協式的管制協力」。而擴散的效應則是源於政策場域中， 行動者對於政策的學習與社會化而成。本研究透過微觀的實證資料，對中國大陸 協力、擴散與網絡互動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提供另一個角度的解釋。總結來說， 國際規範透過非政府組織的「非正式途徑」，從國外帶入國內，並同時垂直向上 與向下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及提升草根的公民力量。以中國大陸經驗反思國際 政策治理理論，重構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迴力鏢效應 2.0」模式。 / Whil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each country puts much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s urgently. Since the Kyoto Protocol declared in 1992, the effective approach to resolve environmental crisis aims to regulat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reduc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through various air, forest and water management. However,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is not obvious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target by formal authorities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forest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is an innovative business strategy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norms into domestic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FSC is successfully getting into China to develop systems through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FSC also confronted many obstacles in regulatory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from Chinese registration and standard laws. Meanwhile, Chinese governments dominated in national system (CFCC) which had recognized with PEFC in 2014. This research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on, network interaction and system adoption in two stages of policy change. First, the statistical findings show that norm and governance factors are significant to actors in adoption of FSC which means that the policy makers emphasize on the resource, informal trust relationships and transparent formal communication. Also, governance is important to actors to adopt PEFC systems. Another influential factor is mutuality that actors prefer the umbrella mechanism of PEFC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with more flexible institutions. Otherwise, the correlation of interval variable of collaboration and network interac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utonomy is the influential factor to affect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actors in policy domain. On the other sid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system adoption and diffusion. Second, about the results of diffusion and system adoption, socialization is a crucial element to support FSC because of system approximation, market preferences and INGO support. To CFCC adopters, socialization is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to them which means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is a global market game. After CFCC recognized with PEFC, policy-domain actors approve CFCC. Meanwhile, competition is a considerable dimension to actors by regulatory approach by central governments. Finally, based on network analysis of centrality, the high-central actors transformed to governmental actors from international NGOs in the second stage. Meanwhile, INGOs disappeared in influential factor. As for formal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the public sectors and INGOs are two main groups. However, the public sectors are more central, but INGO are more peripheral. Also, the trust centrality of INGOs descends since CFCC and PEFC recognized. Of the structural-constraint analysis, the resource brokers are multiple in the first stage, but more homogeneous to public sector then. In policy-influence dimension, th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still main brokers in the second stage, and INGOs disappeared. The trust brokers are INGO and private sectors that highlight their informal relationships in the broker network.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lease the approach of “airing views freely” to INGO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first stage, and take back the autonomous right in second one because of “political baselines”.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ot only requires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rules implemented to domestic markets, but also integrates more local actors in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Chinese governmental actors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by releasing more power and autonomy. However, they also take back the power while they lose the power of discourse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egotiable regulation and collaboration”. Moreover, the research results reform the “Boomerang Effect 2.0” to rethink about another vertical effect of INGOs power bringing into domestic centr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civil society.

自1970年代以降，各國政府普遍面臨財政緊縮及民眾對公共事務需求增加的雙重壓力，為解決此一困境，並符合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之趨勢，「公私部門協力」觀念乃應運而生。公私部門協力不再是傳統威權式政府管理經營觀念，而是強調公、私部門間，應以平等、分工、共享的態度相互合作，整合各方資源與優勢，為共同目標及願景而努力，以創造共贏局面。 為能瞭解公私部門協力關係之基礎與理念，筆者乃從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等整體政經結構體制之改變展開，探討此種改變所造成公私部門關係及互動關係的演進，並漸進形成公私部門協力觀念及需求的產生。另為使公私部門協力之理論結構更臻完善，除對公私部門之差異與特質進行研討外，亦將公民參與、民營化、合產及企業型政府精神等理念納入。此外，在應用方面，藉由對美國及我國實施公私部門協力之實證經驗與個案研究，探討其可能面臨之限制與難題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而整合理論與應用，嘗試建構一公私部門協力運作模式，以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相關政策時之參考或思考方向。 藉由本文之研究，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 公私部門協力觀念對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之影響：包括傳統行政體制與行政生態的轉變（隨整體環境改變，傳統僵化的官僚行政體制受到挑戰，行政運作漸走向彈性化及動態化，並與私部門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及國家角色的轉變（由「大有為」萬能政府角色轉變為僅扮演導航功能，但仍保有治理、監督、評估與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等責任）。 二、 建構公私部門協力關係時所應注意之前提：包括相關原則的把握（如合法性、責任確認、民主、效率、主動、可預測性、彈性、共贏、創新及鄰里與社區發展等原則），並認清協力關係之本質（即參與的成員雖居於平等地位，但目標不一定全然一致，但仍可因目標結合，成為堅強盟友。公私部門協力是種彈性、因地制宜的關係，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將發揮不同功能）。 三、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建構之程序與步驟：在本文中，筆者試著從Ken Cherrett、Sandra A. Waddock、Robert J. Bennett及Gunter Krebs等學說中，擷取相關要件，建構公私部門協力關係運作模式，並將之分成孕育、肇始、執行與成熟及評估等四大階段，每一階段中皆有其工作重點，亦均受其所處政經環境之影響。 四、 公私部門協力所面臨之限制與難題：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建立，是目前及未來公共事務發展之必然趨勢，但其並非解決當前政府問題的萬靈丹，仍存在著限制與難題，諸如公部門角色的矛盾、對參與之疑慮、適法性問題、政府公共職責及相關知能與人之才欠缺等，均為推動協力關係時所應注意及克服的問題。 此外，本文亦試著對政府未來在推動公私部門協力相關政策時，提出若干建議： 一、在政府方面：應繼續宣導公私部門協力觀念及加強公民教育、提供私部門參與公共事務適當誘因、調整政府組織及行政程序、相關法令鬆綁與管制解除、暢通參與管道等。 二、 在民間企業方面：包括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與參與能力、對政府施政廣提建言及邀集相關企業與學者等共同籌設公部門協力中心等。 三、 在民眾方面：促使民眾對自身角色轉變的體認，明瞭參與公共事務是權利，亦是義務；並引導社區及鄰里發揮應有功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建立，係目前及未來公共事務發展之必然且必要之趨勢。鑑於我國目前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本文乃對公私部門協力觀念作一廣泛性探討，藉此拋磚引玉，俾為爾後相關研究參考與斧正起點。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範圍、途徑與方法…………………………………3 第三節 研究架構、流程與限制…………………………………4 第四節 相關名詞界說……………………………………………8 第五節 相關論文檢視……………………………… … … …16 第二章 公私部門協力理論探討……………………………………20 第一節 公私部門差異與特質…………………………………20 第二節 公私部門協力之理論基礎……………………………24 第三節 公私部門協力之理由與效益…………………………51 第四節 小結……………………………………………………54 第三章 公私部門協力理論應用探討………………………………57 第一節 英美兩國實施情形……………………………………57 第二節 我國目前實施情形……………………………………70 第三節 公私部門協力面臨之限制與難題……………………87 第四節 小結……………………………………………………91 第四章 公私部門協力運作模式建構………………… … ………96 第一節 觀念認知與建構原則…………………………………96 第二節 協力關係之來源與運作模式……………… ………102 第三節 公私部門協力運作模式建構步驟……… … … …11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18 第一節 結論……………………………………… …………118 第二節 建議…………………………………… ……………121 參考書目………………………………… …………………………130 附錄一 公民參與相關論文比較……………… …………………141 附錄二 政府再造綱領……………………… ……………………143 附錄三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草案條文…… ………………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