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希望利用新奇選擇權（exotic option）來降低保本型基金的高風險投資部分的權利金，提升參與率，藉此吸引投資人。因為近年來保本型基金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市場波動度變大，造成衍生性商品的價格上升，侵蝕了保本率。』(Lee,2001)，因為波動度和商品價格具有正比的關係。再加入浮動利率之考量之後，求出更精確的封閉解，以及本文所提『雙邊連動』，提升商品吸引力。 在精算科學界，Esscher transform是一種沿用已久的工具。Gerber and Shiu (1994)闡述在某些假設下評價衍生性證券時，Esscher transform是一種有效率的方法。本論文延伸『Esscher transform』方法來求出商品評價的公式解。 本論文的主要貢獻就是引用Esscher transform（Gerber and Shiu,1994架構傳統機率測度轉換並且求出上(下)出局、上(下)生效等保本型指數連動商品的封閉解，並且加入一個新的概念，『雙邊連動』，作為整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基於上述原因，本論文研究成果可以分為下面幾項： 1.以『Esscher transform』為本論文的評價模型，加以說明驗證。 2.設計出雙邊保本的保本型指數連動商品，並且找出封閉解以及探討此種商品的可行性及市場性。 3.利用電腦模擬求算評價公式的避險參數。求出多元常態累積機率分配函數，以期能夠解出多資產連動商品的理論價格。並且整理出上下限型的機率密度整理表。 在程式應用的方面，本論文利用了『Mathematica』求取避險參數，因而不必再費時的計算就可以求出正確的避險參數，及利用計量軟體『R』來求算多元常態累積機率分配函數，使本論文的多因子分析不在只是理論。

人才是科技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為吸引及留任優秀人才，科技公司均盡其所能地提供各種獎勵及酬勞方案予員工。本研究擬就我國各項認股及配股的激勵方案予以探討其對公司、員工及投資人相關權益之影響，期能增進投資人、股東及治理單位，對公司激勵方案之瞭解。 本研究並引用一家由美國遷址回台灣重新設立之公司為例，說明一家資金『燒盡』的公司，股東面臨就此解散公司或是繼續投入資金之抉擇時，所考量之因素，及該個案公司可供參考之議題如下： 1. 獨立董事Vs.孤立董事 所謂公司治理，單單增加獨立董事之席次，並無助益。而需有強有力之股東擔任獨立董事，全力扮演在野黨，時時拋出挑戰性議題，刺激經營團隊，並敏銳的監督經營團隊之應對策略與達成狀況，始具實質效益。 2. 本國經營Vs. 跨國經營 不論是外商來台投資，或是台商赴大陸發展，如果其在本國之經營已具成功經驗，是為了降低成本以及擴展業務據點，而至海外設廠或設置通路據點，其成功之可能性較高。反之，如果是在台灣經營不善，債留台灣而舉家遷往大陸，那似乎是斷了自己的根，而亟求枝葉能夠茂盛，是同樣的道理。 3. 業務透明Vs.財務監督 新設立之公司，董事會或主要股東往往將焦點放在產品研發進度，而忽略財務監控。個案公司之主要股東並未介入財務管控，未能判斷團隊所提供之研發進度報告，是否與其成本、費用支出情形相符合，據以判斷研發進度之合理性。 4. 股東權益Vs.員工激勵 在我國，不論其出資財產為現金、技術、債權、或其他財產，一般公司均只發行普通股，發給員工之獎勵股票，其權利義務與現金出資股東所享有者相同。這種情形在公司能獲有盈餘時，尚合乎邏輯；若公司營運不善而致解散清算時，未出資金、領有薪水、工作不力而致公司無法繼續營業之員工，反而能按持股比例與股東共同分配剩餘財產，豈有道理。似應思考發放特別股做為員工獎勵股權，並限制部分股東權益；待達成營運績效時，再行轉換為普通股。 另就目前我國法令規範之員工股權激勵措施，本研究亦有積極之建議，以期延長各激勵方案之有效期限，避免過度稀釋股東權益。茲說明如下： 1. 以專門技術作價出資時，主管機關先核定最高出資金額，俟技術人到位後，再行審核技術人資格，以利公司實際作業。 2. 以專門技術作價出資所取得之股份，應發行特別股，限制其對公司剩餘財產之分配權利。如技術未能深植於公司，並得就該等特別股單獨辦理減資彌補公司虧損，以維護現金出資股東權益。 3. 員工紅利得分年發放給員工或是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以達鼓勵並安定員工之本意。 4. 獨立董事及監察人給付董事及監察人報酬，執行業務之董事給付酬勞，讓執行業務董事之利益與股東之利益掛勾，以進一步解決公司之代理問題。 5. 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員工庫藏股得授予或轉讓予執行業務之董事，提供長期誘因制度，以期提升營運績效及獲利能力，增進股東權益。 6. 我國主管機關可考慮放寬規定，令公司可於章程中訂定，對於公司已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且取得認股權利之員工，因行使認股權利而發生新股之發行超過授權股份之情形時，得由董事會決議提高資本總額以辦理發行新股供員工行使認股權利之用，增加公司作業彈性。 總之，員工股權激勵方案之執行，係以提升公司營運績效為目的，並以增進全體股東權益為依歸。

台灣上市公司為了轉型、多角化及提升競爭力等需求，經常轉投資於其他事業體，不同於其他歐美國家，台灣母公司通常未持有轉投資公司全數股權，而且經常有一部份股權是由母公司董監事、高階經理人及大股東等內部人所持有，此即本論文研究主題—內部人參與投資母公司轉投資事業。由於資訊不對稱下存在的代理問題，內部的參與投資母公司轉投資事業又改變了內部人報酬來源之結構，內部人動機及行為可能因而改變，進而影響轉投資績效及母公司價值。內部人參與投資母公司轉投資事業理論上有其重要性，但目前文獻尚未對此一現象之成因及影響進行探討，因此本論文針對內部人參與投資課題進行研究。 本論文取樣自台灣證券交易所在2001年底以前上市的74家各產業大型公司，藉由假說建構及變數的設計，以內部人參與投資為中心，本論文包含了三個研究課題，第一個課題關於轉投資事業間內部人參與投資差異性之成因；第二個課題是關於不同公司間內部人參與投資程度差異性之成因；第三個課題是檢視內部人參與投資對公司價值的影響。 在第一個課題轉投資業間內部人參與投資差異性成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母公司對轉投資事業持股比例愈高，參與投資比例愈低，支持「股權結構替代性假說」。對多數樣本而言，內部人對於有兼職的轉投資事業有較高的參與投資程度，支持「激勵機制假說」。內部人較傾向於參與投資與母公司經營無關行業的轉投資事業，支持「內部人投資多角化假說」。而「利益輸送因應假說」、「擇優投資假說」以及「內部人財務限制假説」並未受實證結果支持，可能代表對利益輸送效果之因應、追求具良好報酬特質的投資標的以及對自身財務限制之考量，並非內部人參與投資決策時的主要考量因素。 在第二個課題公司間內部人參與投資差異性之成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內部人參與投資會隨負債比例及轉投資組合比例而增加，表示內部人參與投資可能是為了解決母公司轉投資時資金來源的問題，支持「解決母公司財務限制假說」。而參與投資也會隨內部人兼職轉投資組合程度而增加，符合「激勵機制假說」之預期。內部人會因轉投資組合與母公司之間的契約交易關係密切，而增加其相對參與投資比例，符合「利益輸出因應假說」之預期。內部人參與投資比例平均值與母公司對轉投資事業持股比例平均值，呈顯著負向關係，支持「股權結構替代性假說」。而不論是轉投資組合規模、母公司規模或是局部轉投資組合相對規模，都對參與投資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未能受到本部份實證支持的假說包括「擇優投資假說」、「內部人投資多角化假說」、「直間接投資替代性假說」、以及「控制權補強假說」。 在第三個課題參與投資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方面，實證結果發現參與投資比例中位數對轉投資組合報酬率有正向影響，支持「激勵誘因假說」，可以推論參與投資的激勵誘因效果，主要是來自於投資對象較為普遍，而不集中於少數轉投資事業的參與投資型態。除了少數分類樣本外，並未發現支持「內部人自利選擇假說」的直接證據。 在內部人控制權力集中以及家族控制公司，參與投資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不論正負，都更為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內部人參與投資最主要是透過影響內部人動機而影響母公司價值，由於這類公司的內部人比較能主導公司決策及營運，故內部人動機改變造成的效果會愈為顯著，造成了內部人參與投資對母公司價值有較為顯著的關聯性。而市場對於電子業內部人的參與投資評價似乎特別正向，可能是因為市場將內部人參與投資解讀為其對公司轉投資事業的認同。 / The large corporations in Taiwan often invest in other firms, namely the parent corporations own equity stakes of their subsidiaries. Interestingly, the insiders of parent corporations (including the directors, supervisors, senior managers and large shareholders of parent corporations) also frequently invest in these subsidiaries at the same time. I name this phenomenon co-investment. With the sample of 74 largest TSE-listed corporations of 17 industries, this empirical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co-invest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o-investmen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equity stake hold by the parent corporations. The co-investment seems be used a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which can encourage insider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ubsidiaries. Insiders co-invest in those business-unrelated subsidiaries more likel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hypothesis”. Those parent corporations with more transaction-related subsidiaries (TRS) have higher degree of co-investment, which implies that insiders may take the benefits of tunneling by increase their equity stakes of TRS. There are also som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at insiders co-invest in subsidiaries to finance the investment need of parents corporations. Although co-investment may reform the return source of insiders and theoretically deteriorate the incentives of insiders, however, this paper finds no strong evidence that co-investment would do harm to the value of parents corporations. One special type of co-investment may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subsidiary portfolio and the value of parent corporations.

我國自1980年代以來，民主改革進程快速，程序性的的民主機制(procedural democracy)如公平的選舉與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已逐步建立，如何提昇民主品質已是朝野共同努力的續階任務。在不同的改革方向中，政策過程的公民參與以及民主審議已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與熱烈討論，不過目前學界主要仍停留在規範性的探討或實驗設計的階段，對於如何實踐審慎思辯式民主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為了落實公民審慎思辯的功能，James Fishkin提出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機制，希望有助於探求經過審慎思辯且具有代表性、值得聆聽的民意。為了探索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操作過程以及參與者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態度是否發生轉變，本論文嘗試透過檢閱相關文獻，引介國外實施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經驗外，並以「我國是否實施募兵制」之政策議題，對國立政治大學選修軍訓課的大學部學生進行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而本論文實驗結果發現，審慎思辯的過程不但使得參與者對議題認知更清楚，同時在資訊相對充分的情況下，部分參與者的政治偏好將與資訊較為缺乏的情況下有所不同，此結果無異強化對於民眾無知的悲觀主義者論點，也就是民眾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其真正偏好往往受到各種環境因素的扭曲，而無法適切的表達。 故本論文主張，現階段我國可以從大都會的社區進行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因為在這些地區資訊流通較為快速，比較能進行精緻的對話；同時，可結合超然的民間團體、學術單位以及媒體的力量，針對大家共同關切而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舉辦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最後，可利用網路民主機制，作為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另一種介面與途徑。總之，不論採用哪種方式蒐集民意，唯有確實履踐審慎思辯的精神，才能還給人民在民主政治下真正的聲音與力量。

在學術研究中，不少研究指出了兩性在政治定向及行為模式上有所差異，且從國內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中我們發現：兩性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差異漸漸擴大，到了大學階段，兩者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傾向的差異更是極為顯著，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政治社會化理論來比較男、女兩性於政治定向和行為模式上的異同，並分別就政治社會化媒介和人格特質等因素作詳細地解釋，企圖找出能解釋個體於成年時期政治定向和行為存有性別差異的原因。 　　研究結果顯示，性別仍是預測大學生政治定向和行為的因素，家庭、學校和媒體等環境因素與人格特質都不是造成男、女大學生有所差異的重要原因，在日後的研究中，有必要再作其它因素的探討。但在政治參與方面，控制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後，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更積極於參與政治活動，顯然女大學生在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並不是造成她們日後政治參與低落的原因，甚至這些成年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促使她們有較活躍的政治參與。 　　另外在權威性人格方面，本文有不同於以往的研究發現。研究結果顯示：權威性人格愈鮮明的男大學生，不僅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愈低落，其政治信任感也愈低，而政治參與卻愈積極，且認同國民黨者，其權威性人格愈高。因此我們認為這是反映出男大學生對當時民進黨政府的不滿，2000年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對具有權威性人格的個體而言，民進黨執政是破壞了傳統、改變了現狀，因而使得男大學生積極於參與選舉活動，企圖改變現狀。 　　整體而言，影響兩性政治定向和行為模式的原因並不盡相同，日後相關的研究應針對性別作深入且個別的探討，將兩性分別視為完整的個體，以作更明確且更有意義的分析。

我國自民國八十六年起，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導入容積移轉之概念，利用容積移轉補償古蹟等存用地所有權人發展受限之相關損失。嗣後，陸續於其他法律與都市計畫中亦有相關容積移轉制度之產生，抑且更將此等原作為補償手段之容積移轉，進一步擴張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等特定土地之取得手段，此亦成為我國容積移轉之重要特色。惟探究當初容積移轉導入國內時，學術界與實務界泰半針對容積移轉所將引發之相關都市發展等規劃面問題加以討論，對於容積移轉相關之法律問題卻未加探討，實有不甚嚴謹之處。據此，本文則針對現行容積移轉於我國法體制下，所產生之相關法律問題加以探討；抑且鑑於日本容積移轉運作之過程中，產生與我國類似之法律問題，以及其容積移轉運用於積極都市開發之層面等作法，該等相關內容皆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是以，本文以日本容積移轉制度為借鏡，以期解決我國現有容積移轉之相關法律問題，並參考其容積移轉之優點，以改善我國容積移轉之相關作法。 從而，本文首先於第二章中闡述相關容積移轉之原理與內涵，並參考日本相關討論，針對容積移轉於大陸法體制下，其得自所有權分離而為移轉之法律原因加以探討，以明確我國容積移轉之先決要件。並於第三章中詳細介紹我國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與運作現況，以瞭解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內涵，並探求其特色與相關法律問題。其中，目前相關法律主要有容積移轉之公示問題以及相關民眾參與之問題。 再者，於第四章中詳細介紹日本相關容積移轉之內容，以探求其容積移轉之特色以及相關問題與解決方式，以期日本相關容積移轉制度內涵，得提供作為我國制度問題解決與改進之參考。 其次，以第三章與第四章之內容為基礎，於第五章中提出我國容積移轉公示問題與民眾參與問題之解決方式，以及參考日本容積移轉之優點與長處，提出相關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得加以參採之方向與內容，以期更加完善我國容積移轉制度。 最後，於第六章中作前述各章之總結，並期望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得進一步針對法律問題加以改善，並且就制度本身之運用得加以擴張，使我國都市發展與容積移轉制度更加完備。

人口快速老化與平均餘命的延長，使我們越來越重視老年退休生活，加上高齡者健康、經濟資源的提升，與家庭支持系統轉弱等現代社會特性，鼓勵高齡者從事社會參與乃成為老人福利中的重要課題。台灣地區高齡者從事社會參與的情形為何？影響高齡者從事社會參與的因素有哪些？從事社會參與是否能提升生活滿意度？究竟哪種社會參與面向才是主要影響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均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首先根據文獻探討高齡者生活滿意度及社會參與的意涵、相關因素與相關研究，並以社會老年學觀點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本研究乃是使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執行之「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系列」1999年調查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研究樣本為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高齡者，有效樣本數為2890人，針對所得的資料，以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獨立樣本t檢定、點二系列相關、皮爾森積差相關、邏輯迴歸、多元迴歸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綜合本研究主要發現，獲致下列結論： 一、高齡者具有社會參與的需求。 二、參加「老人團體」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最愛。 三、意向障礙是阻礙高齡者社會參與的主因。 四、高齡者的社會參與與生活滿意度有關。 五、社會參與面向中，影響生活滿意度最關鍵的因素為「參與程度」。 六、影響高齡者社會參與的因素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健康狀況、居住地。 七、影響高齡者生活滿意度的因素為，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健康狀況、婚姻狀況、居住安排及有無社會參與。 八、影響有社會參與的高齡者生活滿意度的因素為，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健康狀況、居住安排及參與程度。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分別就政府機關、辦理老人社會參與相關機構及高齡者本身提供以下建議：一、對政府機關之建議：(一)健全老人經濟及健康之福利服務；(二)透過社會教育的方式，向老人宣導社會參與對老化調適的好處；(三)廣設老人活動中心，鼓勵並協助老人組成社團；(四)營造高齡者社會參與的無障礙環境。二、對辦理老人社會參與相關機構之建議：(一)排除機構障礙，增加高齡者社會參與的機會；(二)提供多元的社會參與類型，並注重活動進行的品質。三、對高齡者本身之建議：(一)破除意向障礙，積極從事社會參與；(二)從事退休準備，以擁有健康、滿意的老年生活。 / Due to the rapid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expectancy,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elders’ retirement lif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ociety, such as elders’ health, increase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he obsolescence family support system, encouraging elders to have social particip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of elderly welfare. How is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s in Taiwan? What are the key factors of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s? Coul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crease their life satisfactions? Which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influences life satisfactions? Above are the targets of this study. At first, we probe into life satisfactions, social participation meanings, related factors, and research from bibliography, and we take social geront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this stud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9 Survey of Health and Living Status of the Middle Aged and the Elderly in Taiwan, provided by the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R.O.C. (Taiwan).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elders over 65 years old, and the number of valid samples was 2890.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OVA, Chi-square test(X2),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point biserial correlation, th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 ha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Elders have need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2.“The elderly group” is elders’ favorite social participation target. 3.Intention obstacle is the main reason hindering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4.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related to life satisfaction. 5.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which influences life satisfaction is “participation degree”. 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economic status, health status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 7.The factors affecting elders’ life satisfaction are educational level, economic status, health status, marital status, residential arrang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8.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who has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educational level, economic status, health status, residential arran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s, institutions dealing with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lders: 1.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s: (1) Complete elderly economic and healthy welfare services. (2) Promoting the advantag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aging accommodation to elders by social education. (3) Constructing elderly community centers, encouraging and helping elders to establish the associations. (4) Constructing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for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2. Suggestions for the institutions dealing with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1) Eliminating the obstacles of the institutions to increase probability of eld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2) Providing diverse typ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focusing more on the quality of the activities. 3. Suggestions for elders: (1) Overcoming the intention obstacles to have more social participation. (2) Being prepared for the retirement to have healthy and satisfying elderly life.

近年來，中共陸續推動一系列的黨員思想教育運動，如「三講」、「保先」等，顯示隨著時代改變，黨員的思想已發生變化，大學生身為國家未來的中堅份子，其政治思想是否如中共官方資訊所言如此樂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是想了解在社會轉型時期，中共是否能繼續透過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影響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社會化效果；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除了了解現今中國大學生的政治態度和中共對於大學生政治思想的掌控能力外，還能藉由觀察學生的政治態度，預測中共未來的政治改革方向。 政治社會化，是個人獲取政治態度，學習政治文化的過程，一般國家為了灌輸民眾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藉由對教育資源的掌控來達到此目的，中共也不例外，稱之為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學校園裡，執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機關是學校的黨務部門，方法則是四門十四學分的必修課，稱之為公共課，以及其他由黨團支部辦的各種活動。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復旦大學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執行結果。本研究發現，影響學生政治思想及態度的，不是家庭背景、不是地區差距、不是年級差異、亦不是入黨與否，而是整體時代環境及社會風氣。整體而言，當今大學生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隔離和疏遠；政治態度現實多於理想、理性多於感性、消極多於積極。而本文欲檢視之中共的思想掌控能力則因網路的存在今非昔比。 總結而言，當今學生多是以實際政績來評價中共，沒有偏激的反對或愚昧的支持，進行政治改革雖是普遍的要求，但是維持現狀也沒什麼不好，大家一致的目標，就是發展經濟。最後，本文就研究結果對中共提出建議，為了符合中共長期執政的利益，中共應該將公共課由思想政治教育的訴求轉變為公民素質的培養，使公民素質隨著經濟發展提升，以擴大政治參與，降低政治疏離感。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我國在各方面突飛猛進，一方面順應劇烈的環境變遷，以因應全球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在國人勤奮的耕耘下，無論是經濟或社會層面，都能在穩健中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經濟成長。在社會、經濟大幅發展的過程中，探究成長的因素，政治環境的穩定與多元蓬勃的教育，功不可歿。選擇臺灣地區政治、經濟發展較為充分的北高兩直轄市，以學童經由生活背景、教育環境、社會機構的階段學習，了解臺灣地區兩大城市的未來主人翁，在政治社會的學習成效，期能獲知學童在政治定向上的思維，提供政治社會化教育、穩定政治社會，貢獻微薄成果。 本研究透過調查問卷的分析、學童與教師訪談的驗證與補充，探討經由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傳播媒體等不同的社會化機制，在累積、認同、模仿、轉移、類化、認知發展等不同的學習模式下，形成直轄市學童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學習成效；包含對政治的看法、政治知識、對政府的認知、國名選擇、政治信任感、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等政治定向。 經由不同的個人背景，在性別上，對於政府執行政策，女生比較男生不具政治信任感，而父母親職業對於學童的政治知識程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父親的職業愈是如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學童的政治知識學習成效就愈高；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亦與學童的政治知識學習成效成顯著性的正相關；雖然多數學童對政治持負面的看法，惟居住臺北市的學童，對政治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高於高雄市，具有顯著的差異。 南北兩直轄市的學童家庭，具有權威型的家庭決策權與民主型的管教權；多數家庭屬中政治化程度，家庭的政治化程度與學童的政黨偏好以及政治行為傾向呈顯著正相關，家庭的政治化程度愈高，學童的政黨偏好程度愈高，且愈呈現政治興趣上的中、高政治行為傾向。另學童父母親的政黨傾向，對於學童政治態度上的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父母親的政黨偏好「泛藍」，學童的政黨偏好亦傾向「泛藍」。 在學校的社會化機制方面，學校的民主氛圍與學童的政治知識程度，成顯著性的正相關，與學童對政府的認知，則呈現顯著性的負相關；學校教師多屬民主型的領導風格，惟學童對於政治多數不具信任感。學童同儕之間的互動較少，同儕互動與國名選擇，不具關聯性；不同的同儕互動，對於學童對政治的看法、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則具有顯著性的影響。就大眾傳播的電視媒體而言，雖然電視的新聞時事節目，不是大多數受訪學童的最愛，但收視電視媒體之經常度，卻與政治知識程度成顯著性正相關，而平常愛看「新聞時事」的學童，多數政黨傾向偏好「泛藍」，愈高的接觸「電視時事」節目程度，學童在政治興趣上，具有中/高政治行為傾向愈高。 學童在政治社會化學習成效的政治定向相互之間，雖然學童的政治知識對於學童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不具相關性，而學童對政府的認知與政治信任感，則具有顯著性的相關；另政治的信任感與對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亦具有顯著性的相關；大多數屬於偏低信任感的學童，對於政治的聯想亦多數持負面看法；對於政府官員執行政務高度信任的學童，佔有較高比例的「中/高政治行為傾向」。 環境與人是息息相關的，在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福祉下，優質穩定的政治生態，為孕育學習與成長的搖籃，探討學童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成效，不僅有助於學童將來的適應環境社會，且能使其學習成效反饋於政治系統，因此探討直轄市學童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成效，深具實用性。

縣市警察分局為警察勤務規劃及執行機構，而分局長則直接負責督導所屬分駐（派出）所員警勤業務規劃、執行及治安維護工作，責重事繁，服勤時間長，是否會影響身心健康、休閒參與、家庭生活及社會治安維護工作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使用三角交叉檢視法，首先以台灣省各縣市警察局所轄131個分局分局長為對象，有效問卷129份，接著以 13位分局長為對象，進行深入訪談，研究發現如下： 一、分局長主要工作負荷為，人情請託、關說使其耗費心力頗大、同仁處事能力差讓其憂心、社會對治安期許讓其負擔很大、工作比其他同階職務人員重及協辦業務項目太多負擔很大等五項。 二、分局長主要工作壓力包括，上級督導而有心理負擔、員警的風紀問題感覺憂心、員警內部管理問題感覺憂心、警察機關無法配合社會脈動調整服勤方式擔心、外界請託關說而感覺困擾、無法獲得社會大眾尊重而感覺沮喪、警察形象不佳而感覺苦惱、工作時間過長而覺得身心具疲、員警所受的專業訓練無法勝任實務工作而困擾、警用裝備不佳而憂心、工作太忙無法照顧家庭而有愧疚及工作時間太長而感到身體不適等十二項。 三、分局長對於工作重視但不滿意有，職務陞遷機會、薪資與工作量相較合理性、下班後安排休閒生活、下班後的家庭生活、警察的陞遷制度、警察的福利制度及現任職務的等階等七項。 四、分局長主要休閒活動參與有，家庭型活動4種（1.閱讀書報、雜誌、2.看電視、電影、DVD 、3.聽音樂、廣播、4.休息）、運動型活動2種（1.健行、爬山、2.慢跑、散步）、社交型活動2種（1.與同事聚餐、2.品茗）等8種。 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建議如下： 一、現行警察教育訓練由於訓練管制與評量機制不彰、訓練規劃不當等導致基層員警執勤（法）能力不足。建議落實並強化各項學、術教育訓練，學科方面，將訓練區分為基層、中階及高階並分別辦理，課程與教材方面，以政策課程、新修正法令或實務為優先；至於術科方面，以鍛鍊體魄、執勤技能及各種武器射擊技術為主，以強化執勤能力。 二、按行政機關執行職務自可依據職權執行稽查、取締、干預之行政行為，如過度依賴警察職務協助，極易弱化本身執行公權力之功能。建議警察回歸主要治安及交通工作，減少行政機關一般職務協助，可強化治安任務遂行，降低警察工作負荷。 三、警察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外界常以高道德標準來要求，如發生違法違紀事件，將嚴重影響警譽，更戕害執法威信。建議應從學校養成教育及平時之教育訓練著手，並持續從法令制度，工作執行與內部管理等三方面配合，方可收實質成效。 四、警察組織基層員警眾多，職位結構畸形，中、高階警察職務員額比例過低，職務等階未盡合宜。建議調高警監職務比例，調整警察職務結構，解決長期以來不合理情況，暢通陞遷管道。 五、警察人事制度常因警政首長更迭而改變，讓人有因人設事之感，建議在「賦予機關首長用人權限」及「保障警察人員陞遷權益」內涵建立合理陞遷制度，明訂職務陞遷順序表，維持「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穩定性，公正、公平、公開拔擢優秀人才。 六、薪資結構應與工作量及職責繁重程度相配合，警察職責繁重，且工作具有辛勞性及危險性，與調查人員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惟專業加給較低，建議警察人員專業加給宜比照調查人員支給，並提高分局長俸點或等階，以強化警察陣容，提昇士氣。 七、分局長主要休閒活動為，閱讀書報、雜誌、看電視、電影、DVD 、聽音樂、廣播、休息、健行、爬山、慢跑、散步、與同事聚餐、品茗等8種。建議警察機關可藉由辦理健行、爬山、慢跑、散步等各項活動，以增進員警、夫妻及親子間感情，促進身體健康。 八、警察預算係由各縣市政府編列，地方民意代表在預算審查上握有絕對權力，因此影響治安任務遂行，建議警政預算應由中央統一編列（包括超勤加班費），可免除地方民意代表關說及挾審查警政預算行使特權干擾，阻礙地方治安維護工作。 關鍵詞：工作負荷、工作壓力、工作滿足、休閒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