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平均餘命的延長，老人福祉成為各界討論議題，又由於老年時期可運用在休閒活動的自由時間增加，加上近年來醫學進步、衛生保健之提倡、退休與各種福利、津貼等制度的建立等，促使老人得以追求更活躍的晚年生活，而積極參與休閒活動對於成功老化有正面的效果，爰此，老人的休閒參與逐漸受到重視。本研究從連續理論和生命週期觀點出發，視休閒參與為一連續的過程，探討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休閒參與在量及類型方面的維持與轉變；此外，亦納入世代差異的概念，試圖描繪出台灣現今老人與過去老人的休閒參與有何異同。據此，研究目的在於：一、比較台灣1989年的老人和2003年的老人在休閒參與量和活動類型方面之異同。二、以生命週期觀點分析台灣老人隨著年齡增長在休閒參與量及類型方面的轉變與維持，並探討造成轉變的形成因素。三、探究台灣老人休閒參與轉變與其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供老人實務工作者及老人福利政策制定者參考。 本研究透過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健康與調查中心所進行的「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系列」1989年第一主波調查資料以及2003年第五主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主要分析策略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比較1989年和2003年台灣老人的休閒參與情形，屬於橫斷性資料分析，研究對象為1989年年滿65歲的老人，共2,567人，以及2003年年滿65歲以上之老人，共2,864人。第二部分分析焦點在於老人休閒參與的轉變，屬於貫時性資料分析，研究對象為1989年第一主波調查中年滿60歲以上的原追蹤樣本至2003年完成訪問的74歲以上老人，分析樣本數為1,743人。針對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檢定、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項式邏輯迴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綜合研究主要發現，得到以下結論： 一、 2003年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的休閒參與量顯著低於1989年的老人，且社交型和運動健身型活動也是呈現減少的趨勢；惟2003年女性老人在看電視或聽收音機、下棋或打牌、參加團體活動的比例則較1989年女性老人來的高。 二、 整體來說，休閒參與量呈現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的趨勢；老人從事獨自型活動以及與親友鄰居聊天、散步等花費較少體力和資源且可及性較高的活動傾向隨著年齡增長而維持，但在運動健身型活動方面則出現明顯減少的轉變。 三、 影響老人橫跨十四年間休閒參與轉變之主要因素包括：老人1989年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1989年之健康資源和1989年至2003年健康資源的轉變、1989年之社會支持和1989年至2003年社會支持的轉變、十四年間經歷喪偶、退出工作崗位等。 四、 老人目前從事愈多項休閒活動、參與獨自型和運動健身型活動，生活滿意度愈高；而老人經歷十四年生命週期中，若能維持或增加休閒活動參與總數、維持獨自型活動之參與，對於目前生活會愈滿意。 依據研究發現，研究者提出四點建議，作為未來規劃老人休閒活動之參考：一、鼓勵老人適度、持續參與休閒活動，提高生活滿意度。二、廣闢休閒場所與設施，創造友善老人的休閒環境。三、針對老人提供多元化、多樣化的休閒活動，以符合老人之休閒需求。四、規劃休閒教育，提倡退休準備，進而促進老年生活福祉。

董事會組成、結構與運作的特性影響董事會功能的發揮，而董事會功能的強弱則決定企業經營的良窳。董事會的策略功能若能發揮，應可增進公司績效；董事會若能盡到監督的職責，應可降低企業的風險。因此，本研究探討董事會特性對企業績效與風險之影響。有別於其他公司治理的相關文獻多以董事會的獨立性衡量董事會之效能，本研究額外針對董事會成員發展其專業性及參與程度等衡量董事會特性之變數，探討這些變數與公司績效及風險間之關聯性，並進一步納入市場競爭程度與研發強度，分析公司經營特性對董事會特性與公司績效、風險關聯性之影響。 本研究以資產報酬率(ROA)、股東權益報酬率(ROE)、Tobin’s Q (Q)、Jensen Productivity (Jensen)來衡量企業績效，以信用評等(TCRI、RankRisk)、資產報酬率的標準差(sdROA)、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標準差(sdROE)來衡量企業風險，從董事會之獨立性、專業性以及參與度探討其對企業績效與風險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董事會之獨立性可以提升企業績效(ROA、ROE)、降低企業風險(TCRI、RankRisk、sdROA、sdROE)。董監具備會計或法律專業可以提升投資績效(Jensen)，董監之聲譽可以提升企業績效(ROA、Q、Jensen)，但董監若兼職過於忙碌，反而會提高財務風險(sdROA、sdROE)，而董事會之參與度則可以提升企業績效(ROA、ROE)且降低信用風險(TCRI、RankRisk)。此外，市場競爭程度與研發強度影響董事會之獨立性、專業性以及參與度與企業績效、風險之關聯性。相對於低市場競爭程度，在高度市場競爭的環境下，董監具備會計或法律專業可以降低信用風險(RankRisk)，董監過於忙碌會增加企業風險(TCRI、RankRisk、sdROA、sdROE)，而董事會之參與度可以提升企業績效(Q)。相對於低研發強度，在高研發強度的環境下，公司需要內部董監的專屬知識，董事會之獨立性會降低投資績效(Jensen)，但董監具備會計或法律專業可以提升企業績效(ROA、ROE、Q、Jensen)且降低信用風險(TCRI)，董監之聲譽可降低信用風險(TCRI、RankRisk)，而董事會之參與度則可提升企業績效(ROA)。 / The board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The strategy function of the board helps to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while the monitoring function of the board assists to reduce firm risk.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board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risk. Different from prior studies that focused mainly on board independence, this research expands board characteristics to include the expertise and attend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board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incorporate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D intensity to analyze their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 risk. This research uses ROA, ROE, Tobin’s Q and Jensen Productivity (Jensen) to measure firm performance, and uses TCRI, RankRisk, sdROA and sdROE to measure firm risk.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ards with higher independence have higher ROA and ROE and lower TCRI, RankRisk, sdROA and sdROE. The boards with accounting or legal expertise directors have higher Jensen, while the boards with more reputable directors have higher ROA, Q and Jensen. However, boards with busy directors have higher sdROA and sdROE. The more attentive boards a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OA and ROE and lower TCRI and RankRisk. In addition, the level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D intensity affe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ard independence, expertise and attend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 risk. For firms operating in the high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boards with accounting or legal expertise directors have lower RankRisk, boards with busy directors have higher TCRI, RankRisk, sdROA and sdROE, and more attentive boards have higher Q. For firms with high R&D intensity, boards with greater independence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Jensen since these firms require insider directors who have firm-specific knowledge. Moreover, boards with accounting or legal expertise directors tend to have higher ROA, ROE, Q, and Jensen and lower TCRI and more reputable boards have lower TCRI and RankRisk, while more attentive boards have higher ROA.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幼兒就學準備度的相關因素，從幼兒園組織特徵、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參與程度與幼兒園品質等方面來進行幼兒就學準備度之比較。依台北縣都會區與宜蘭縣鄉鎮區小學校數比例隨機抽樣，第一階段先請小一家長填答「幼兒就學準備度相關因素之研究問卷」，取得有效樣本565份後再追溯其過去就讀的幼兒園，請園所長填答「幼兒園品質問卷」，園所有效樣本為89份。資料處理與分析，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Pearson相關、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幼兒就學準備度的替代指標包括教師評定的成績等第與家長評定之學習能力、情緒與社會、健康與身體、語文能力、數學能力五領域。研究結論如下：一、公私立幼兒園幼兒就學準備度有顯著差異；二、城鄉的幼兒就學準備度有顯著差異；三、家庭社經地位與幼兒就學準備度有正相關；四、家長參與和幼兒就學準備度有正相關；五、幼兒園品質與幼兒就學準備度有正相關；六、幼兒時期家長參與對幼兒就學準備度具顯著預測力。 　　此外，在其他研究發現方面包括了：一、都會區幼兒就讀私立園所者居多，鄉鎮區則是就讀公立者居多；二、半數以上的幼兒有參與才藝，參與的才藝類型以英文居多；三、公私立幼兒園幼兒的家庭社經地位有顯著差異；四、教師評定幼兒就學準備度現況以「優等」最多；家長評定之現況則接近良好；五、教師評定與家長評定的幼兒就學準備度之間有中度正相關；六、幼兒時期與小學時期家長參與現況均接近良好；七、幼兒時期與小學時期的家長參與程度有高度正相關；八、小學時期的家長參與和幼兒就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九、公私立幼兒園的家長參與有顯著差異，從幼兒時期到小學時期皆是就讀私立幼兒園者的家長參與程度較高；十、幼兒園品質現況接近良好；十一、公私立幼兒園品質無顯著差異；都會區的幼兒園品質較佳。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工作者、幼兒父母及未來欲從事相同主題之研究者參考。

民主政治涉及了多方利益的競逐、結盟與協調，在決策階段未化解的政策爭議將成為執行的問題，而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共識、支持與配合也往往是政策能否順利執行的關鍵。因此，本文主要關注的問題即為行政機關如何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化解爭議，並與利害關係人達成政策共識。本文以「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的制定過程為研究個案，探討在校園輔導管教與體罰問題衝突對立不斷，且因教育基本法零體罰條款的通過而更顯爭議的政策環境下，教育部如何納入利害關係人、教育團體以及學者專家的多元參與，並使各方參與者達成共識而完成「注意事項」的修訂。 本文透過深度訪談以及既有的文獻資料蒐集，分析「注意事項」的制定過程與進行方式、得以形成共識的原因、制定過程的特殊性以及「注意事項」的評價與執行成效。研究發現，「注意事項」的制定過程在形式上雖與其他政策或法令制定過程相似，實際上則是一次特殊且成功的法規制定協商實務。「注意事項」的制定過程讓原本立場不同的團體代表以及專家學者，透過不斷的溝通妥協與意見整合，在與會者皆具專業性與代表性，並願意密集參與會議深入討論、有負責意見整合之協調者協助會議順利進行以及發布時限的限制等條件成立的情況下，擬出各參與代表皆能認同的共識版本；後續也透過網路公告、公聽會和說明會的方式廣納教師與社會大眾的意見，因此獲得各界的正面評價，就教育部與人本校園體罰調查看來，在違法管教措施的遏止上也有初步成效。惟「注意事項」雖符合各界期待，在後續的執行方面則仍需加強落實。 教育部此次訂定「注意事項」的成功經驗應可作為日後行政機關訂定政策或法規的參考，亦顯現在政策實務上確實能透過利害關係人或團體代表的參與及協商化解政策爭議，制定出符合共識的政策方案。

本研究關注民進黨在執政時期,實施的客家政策，與政策產出系統與客家族群之間的連結關係。在理論層面，本研究援引T.B.Smith的「政策執行力模式」的架構，檢証民進黨政府客家政策，提出兩個論點：第一、民進黨客家政策的規劃概念，主要來自「客家文化運動」時提出的宣言，符合T.B.Smith在「政策執行力模式」架構強調政策產出的初始動機，來自於社會民眾對現狀不滿而引發的情緒張力；第二、民進黨政府在客家政策實行後，得到客家族群在選舉上的支持，說明「政策執行力模式」架構中，政策執行的結果會「回饋」至政策產出系統。透過深度訪談與選舉結果的分析，本研究發現民進黨客家政策展現四大政治果效：一、「顯化」客家族群認同與「深化」族群意識，使客家民眾對自我族群身分在認同強度上的改變。二、客家政策的實施，使民進黨逐漸獲得客家群眾的支持與認同。三、拉引客家族群中，原先政黨認同程度較低、政治冷漠的「隱性」游離份子，對於其政治參與行為有所提升。四、客家政策的實施，使客家族群的「文化意識」覺醒，訴求政府對少數族群文化的保存，提出制度性的保障。

近年來台灣整體人口結構老化，在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後，預估即將在2018年邁入高齡社會，老人相關的福利政策的制訂與規劃已是刻不容緩，立法委員作為國家的立法者，在這當中的角色不容小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期待之下，立法委員在老人福利政策上會如何參與，其參與又是受到甚麼因素的影響？這是本研究試圖回答的研究問題。由於立法委員的提案，會是較能夠代表立委自身立場，且較能讓選民看見的立法表現，因此選擇觀察立法委員的提案表現來做為其立法參與之代表。本研究透過分析第七、第八屆立委在老人福利相關政策中的提案表現，企圖透過量化統計的方式，輔以質性資料補充說明，以勾勒出台灣立法委員在老人相關福利政策中的參與情形，並試圖找出影響立法委員展現出不同參與表現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立法委員在老人福利相關政策上的參與表現，會受到提案類型之不同而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在救助津貼類提案中，立法委員的提案強度主要受到選區因素之影響，而在福利服務與社會保險類提案中，則是受到了立委個人專業背景與政黨因素之影響。整體而言，立法委員在老人福利相關政策之提案參與積極程度，會受到選區、政黨與立委個人專業背景的影響，呈現出多重因素影響之情形。

台灣的社區大學從民國八十七年九月文山社區大學開辦至今，各縣市陸續開辦或積極籌備，短短二年多的時間，目前(民國九十年六月)全國已有三十所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的設立，意味著台灣社會歷經近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匯聚了對教育改革的深切期盼，以及對深化民主，重建社會的理性認知，以逐漸成型豐沛的民間活力為支撐，並結合地方自治、社區發展的潮流。社區大學的創建，旨在深化民主，重建社會，引導社區人民積極公民權（active citizen）的行使，鼓勵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落實教育與社區的結合，指供終身學習的場域，進而促成公民社會的實踐。 透過教育途徑喚起公民意識及培養公民能力，在社區大學中學習民主社會中公民所需具備的能力與技巧，唯有建立公民的社區意識、公民意識，由下而上的政治參與才不會淪為空談。社區大學提供公民公共參與的機會，朝向自我管理；同時，激勵公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認知。社區大學這個另類大學，不僅本身即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同時其亦結集了不同的社區團體來共同落實教育與社區的結合，故本研究以目前台北市四所社區大學為研究對象，並以「公民資格」、「公民參與」、「社區教育理論」為社區大學的基礎理論，來探討社區大學建構公民意識的策略與實踐。 社區大學設立的終極目標乃是希望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其所使用的策略主要可分析為「課程型塑」、「公共論壇」、「與非營利組織的策略聯盟」、「社團觸發」、「社區參與」五個面向，經由個案分析歸納出下列研究發現： 1.社區大學的推動理念，主要乃希望藉由相關課程來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培養人民批判思考的能力、以及引導新的社會價值重塑生活形態。然普遍發現各社區大學的學術性課程及公共性課程不好經營，而影響社區大學課程規劃方向最大的主力，實乃取決於各社區大學負責人（主任）的治學理念。 2.「公共論壇」對大部份的社區大學而言，有其正面的功能，其提供了一個可以讓民眾多瞭解公共政策的場域。 3.對非營利組織而言，社區大學提供一個交流的場域，讓非營利組織至社區大學授課以傳達組織理念，社區大學亦提供了非營利組織成員再成長的機會；對社區大學而言，非營利組織可提供其豐富的師資來源。 4.最具活動力和自主性學習的社團活動課程，對各社區大學參與文化的型塑有其正面的意義。 5.對社區大學而言，在地的社區是它要開拓、耕耘的場域；對在地社區而言，社區大學引進了社區營造的資源及支援，有助於社區工作的開展。

自1970年代以降，各國政府普遍面臨財政緊縮及民眾對公共事務需求增加的雙重壓力，為解決此一困境，並符合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之趨勢，「公私部門協力」觀念乃應運而生。公私部門協力不再是傳統威權式政府管理經營觀念，而是強調公、私部門間，應以平等、分工、共享的態度相互合作，整合各方資源與優勢，為共同目標及願景而努力，以創造共贏局面。 為能瞭解公私部門協力關係之基礎與理念，筆者乃從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等整體政經結構體制之改變展開，探討此種改變所造成公私部門關係及互動關係的演進，並漸進形成公私部門協力觀念及需求的產生。另為使公私部門協力之理論結構更臻完善，除對公私部門之差異與特質進行研討外，亦將公民參與、民營化、合產及企業型政府精神等理念納入。此外，在應用方面，藉由對美國及我國實施公私部門協力之實證經驗與個案研究，探討其可能面臨之限制與難題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而整合理論與應用，嘗試建構一公私部門協力運作模式，以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相關政策時之參考或思考方向。 藉由本文之研究，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 公私部門協力觀念對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之影響：包括傳統行政體制與行政生態的轉變（隨整體環境改變，傳統僵化的官僚行政體制受到挑戰，行政運作漸走向彈性化及動態化，並與私部門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及國家角色的轉變（由「大有為」萬能政府角色轉變為僅扮演導航功能，但仍保有治理、監督、評估與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等責任）。 二、 建構公私部門協力關係時所應注意之前提：包括相關原則的把握（如合法性、責任確認、民主、效率、主動、可預測性、彈性、共贏、創新及鄰里與社區發展等原則），並認清協力關係之本質（即參與的成員雖居於平等地位，但目標不一定全然一致，但仍可因目標結合，成為堅強盟友。公私部門協力是種彈性、因地制宜的關係，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將發揮不同功能）。 三、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建構之程序與步驟：在本文中，筆者試著從Ken Cherrett、Sandra A. Waddock、Robert J. Bennett及Gunter Krebs等學說中，擷取相關要件，建構公私部門協力關係運作模式，並將之分成孕育、肇始、執行與成熟及評估等四大階段，每一階段中皆有其工作重點，亦均受其所處政經環境之影響。 四、 公私部門協力所面臨之限制與難題：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建立，是目前及未來公共事務發展之必然趨勢，但其並非解決當前政府問題的萬靈丹，仍存在著限制與難題，諸如公部門角色的矛盾、對參與之疑慮、適法性問題、政府公共職責及相關知能與人之才欠缺等，均為推動協力關係時所應注意及克服的問題。 此外，本文亦試著對政府未來在推動公私部門協力相關政策時，提出若干建議： 一、在政府方面：應繼續宣導公私部門協力觀念及加強公民教育、提供私部門參與公共事務適當誘因、調整政府組織及行政程序、相關法令鬆綁與管制解除、暢通參與管道等。 二、 在民間企業方面：包括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與參與能力、對政府施政廣提建言及邀集相關企業與學者等共同籌設公部門協力中心等。 三、 在民眾方面：促使民眾對自身角色轉變的體認，明瞭參與公共事務是權利，亦是義務；並引導社區及鄰里發揮應有功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建立，係目前及未來公共事務發展之必然且必要之趨勢。鑑於我國目前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本文乃對公私部門協力觀念作一廣泛性探討，藉此拋磚引玉，俾為爾後相關研究參考與斧正起點。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範圍、途徑與方法…………………………………3 第三節 研究架構、流程與限制…………………………………4 第四節 相關名詞界說……………………………………………8 第五節 相關論文檢視……………………………… … … …16 第二章 公私部門協力理論探討……………………………………20 第一節 公私部門差異與特質…………………………………20 第二節 公私部門協力之理論基礎……………………………24 第三節 公私部門協力之理由與效益…………………………51 第四節 小結……………………………………………………54 第三章 公私部門協力理論應用探討………………………………57 第一節 英美兩國實施情形……………………………………57 第二節 我國目前實施情形……………………………………70 第三節 公私部門協力面臨之限制與難題……………………87 第四節 小結……………………………………………………91 第四章 公私部門協力運作模式建構………………… … ………96 第一節 觀念認知與建構原則…………………………………96 第二節 協力關係之來源與運作模式……………… ………102 第三節 公私部門協力運作模式建構步驟……… … … …11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18 第一節 結論……………………………………… …………118 第二節 建議…………………………………… ……………121 參考書目………………………………… …………………………130 附錄一 公民參與相關論文比較……………… …………………141 附錄二 政府再造綱領……………………… ……………………143 附錄三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草案條文…… ………………148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國民中小學的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事務時表現出哪些行為特徵？這些行為特徵背後可能存在什麼樣的影響機制？這些參與行為又為女性家長自身以及整體家長參與生態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以深度訪談為分析資料之來源，並輔以訪談情境之觀察與相關文件之蒐集。依據這些資料，研究者試圖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描述及詮釋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現下面貌，並回答上述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因素包含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民間社團的興起」、「學區社經地位」、「學校成員對家長參與之接受度與認可範圍」、「社區中的政治脈絡」、以及「女性特質╱個人特質」等遍及文化、社會、社區、學校與個人層次的諸多因素；這些因素對女性家長的參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使得女性家長參與行為表現出若干種明顯的行為特徵，例如以「家庭優先、孩子第一」為原則、「從基層做起」、扮演「輔助者、執行者的角色」、抱持「只要做事、不要頭銜」的心態、以及兼重「開源與節流」的管理策略等等；而具備這些特徵的女姓家長參與行為又為她們自身以及家長參與生態帶來種種不同於以往的改變。從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動態性歷程來看，研究者發現媽媽們不斷在進行自我賦權甚至賦權他人的工作；就其改變的內涵而言，女性家長個人的自我價值感與學校事務參與能力均獲得提昇，關懷範圍逐漸擴大、社群及公民意識亦逐步發展，在整體家長參與方面則可窺見「女性家長正名風」、「務實風」、以及「團隊風」的產生。 研究者建議：婦運可以「學校事務」作為鼓勵女性跨入公領域的起點，並將「母職關懷」作為推動女性家長踏進校園的訴求，以收「借力使力」之效；在教育實務方面，教育行政、學校、及家長會三方應共同合作以改善整體家長參與條件/環境，使之趨向更合理；研究者最後並對後續研究提供若干建議。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9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11 第一節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的理由………………………11 第二節 研究設計…………………………..……………..…… 13 第三節 研究者的角色與關照角度…………..……………..…20 第三章 影響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因素 25 第一節 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內………..……..25 第二節 女性特質？個人特質？……………………………….48 第三節 民間社團的興起—社團的啟蒙與充電………………62 第四節 學校所在社區之社經地位…………………………….68 第五節 學校成員對家長參與之接受度與認可範圍…………71 第六節 社區中之政治脈絡…………………………………….81 第四章 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行為特徵 87 第一節 原則：家庭優先、孩子第一……………….…………87 第二節 方向：從基層做起…………………………….………90 第三節 角色：輔助者、執行者—有責無權…………….…...96 第四節 心態：只要做事、不要頭銜…………………………103 第五節 管理：節流與開源…………………………………….108 第五章 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所帶來的改變 117 第一節 改變的歷程……………………..……………………..117 第二節 改變的內涵……………………………..……………..140 第六章 結論、討論與建議 171 第一節 結論…………………………………………………….171 第二節 討論 ………………………………………….……...185 第三節 建議…………………………………………………….189 參考書目 195 附錄 205 一、致台北市家長協會函………………………………………205 二、訪談大綱…………………………………………………….206 三、台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207 圖表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14 圖一 研究結果摘要圖………………………………………..172

兩岸領導人皆曾宣示對於中國統一的期盼，但是對於統一的認知差距卻截然不同，中共希望在其『四個堅持』之下統一中國，而我中華民國卻主張必須統一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使得兩岸對於中國統一之主張毫無交集。本文便在此體認下，嘗試從兩岸的選舉制度中，找出兩岸人民享有的參政權利之異同，以了解『民主』在兩岸的佈局。論文的安排，除了就兩岸選舉法規的訂定和演進作一說明外，最主要的內容在於選舉制度的範圍探討其中包括選舉人與被選舉人的參選條件限制，以及選舉機關的角色扮演和職權範圍，其次是分析兩岸在選舉區規劃上，候選人的提名制度上，選舉活動內容上，選舉經費運用上，以及選舉人名冊編造和投票方法上，有著何種程度的差異性。最終試圖找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體制下的『選舉』之本質差異以說明兩岸在選舉制度所展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