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產生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與自力救濟事件，而其中有甚多是與公共政策的運作有關，這些頻繁發生的運動和事件，常使得民眾感覺似乎社會變得無秩序，亂象叢生。進而對國民黨政府的施政能力產生了質疑，也引發了「信心危機」。因此，為求瞭解其發生原因、影響以及思考如何減少類似事件發生，故從威權政體民主轉型過程中參與者互動情形來探討。並進而透過歷史性觀察，找出國民黨維繫政權的基本理念，以及運作的方法。在本論文亦經由反核四環保自力救濟事件個案分析，以明瞭在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下，政策參與者呈現出何種的互動情形和結果，和引用的理論與分析，作一對照。從論文分析中，吾人看到了一種內戰態勢下的互動。在中共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及近年年來經濟上的威脅，使得國民黨政府為維繫其政權，戮力追求國家安全與生存，如加強國防戰備、維持外交關係、採行威權統治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而其中，經濟發展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遷，更成為國民黨政權生存維繫的核心政策。在研究發現中，吾人看到了政策參與者互動關係的轉變，如：(1)失去絕對權威的總統。(2)感受立委壓力的行政院。(3)泛政治化的政黨競爭。(4)突破言論管制的大眾傳播媒介。(5)遊說活躍的利益團體。(6)權力意識高漲的民眾。而對於政策建議方面，由於經濟發展是國民黨決策階層的核心施政理念，但此種理念容易導致泛經濟化的決策模式，呈現出由上而下的菁英取向的政策制訂模式。為彌補其不足，有必要採取以由下而上的諮商系統，贏得多數民眾的政治支持。另外，從核四個案分析中，得知反核乃是由於不信任國民黨政府的行政決策。因此，國營事業單位在推動重大早邀集社區居民參與議題的決策過程，以減低民眾的疑慮慮、恐懼及被剝奪感。

「社會閒散」是一種當個人處於團體中，由於努力和結果之間的聯結不緊密，個人易躲過因偷懶所帶來的不好結果，也易失去因努力而應得的好結果，而引發的動機性損失。此種混水摸魚的現象無所不在的侵蝕團體績效，使得人力資源未能發揮最佳水準，導致生產力降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指派式目標設定」、「參與式目標設定」及「指派式目標設定配合獎賞」三種傳統管理上常使用的激勵策略，對於減低「社會閒散」的效果。 　　本研究採實驗室研究法，以144位大學女生為受試，研究中採２（工作情境：個人組、團體組）Ｘ４（激勵策略：無激勵策略之控制組、指派式目標設定組、參與式目標設定組、指派式目標設定配合獎賞組）設計，分析各組受試在剪紙片作業上之工作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在沒有使用激勵策略的控制組中，團體組受試的工作表現顯著低於個人組受試的工作表現，亦即確實發生了典型的社會閒散現象，而不論在加入指派式目標設定、參與式目標設定或指派式目標設定配合獎賞這三種激勵策略的狀況下，團體組受試的工作表現均和個人組受試的工作表現沒有顯著差異。顯見此三種激勵策略均可有效地減低社會閒散現象。唯可能因天花板效應，僅一般的「指派式目標設定」即已完全消除了社會閒散現象的發生，而導致在本研究中無法清楚比較出此三種激勵策略對減低社會閒散之效果的高低。研究者依研究結果做進一步討論，並對社會大眾及後續的研究提供建議。

記者擁有自主權之重要性，對記者而言，是提升其專業性之指標；對社會而言，則可實踐新聞自由，維護民主政治。過去研究將自主權當作是衡量記者是否為專業人員之重要指標，當一個職業漸成專業時，其自主性則隨之提升。記者擁有充分之自主權之後，他們才能稟持專業意理，監督政府，保障人民之自由權，以維護民主政治。 　　本研究試圖從兩方面探討記者自主權：一、記者工作上的自主權；二、記者在新聞部門之決策參與權。記者工作之自主權，則從記者採訪、報導、寫稿之例行新聞工作中，探討記者在工作中所擁有的自主權。至於，決策參與權，則包括薪資、福利、人事、經費各項決策項目，記者所擁有之決策權。除了研究記者實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之外，還試圖探討記者期望的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 　　研究結果發現，在實際擁有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在新聞採訪、寫作方面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權，只有在交稿方面，擁有自主權較低。而期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希望在採訪、寫作方面擁有較高的自主權。 　　在實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結果發現記者在各項決策中，參與權皆相當低，只有在發生重大爭議事件決定報社立場時，記者參與權較高，大多數記者認為主管在這方面會徵詢記者之意見，再下決定。另外，在期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大多數記者希望在決定報紙走向及員工福利之決策，有較高的參與權。 　　至於在影響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之因素，研究結果推論，比較重要之因素是記者採訪路線及報社型態。不同路線之記者會覺得實際擁有採訪寫作之自主權有差異；而報社型態會影響記者對實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之評估，及影響記者期望擁有報紙走向參與權之評估。

工業革命以後開始形成所謂的都會化現象，都會化現象雖然促使了都會的快速發展，但也因為都會短期內湧入大量人口，造成都會內的公共建設、公共設施、住宅等不足供應給民眾，因此也產生了都會環境惡化等問題。此外，都會化也使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以及需要回應的公共需求，從過去只須面對單一行政區域內的事務，轉變為必須面對多面向的跨區域事務，諸如河川整治、水資源利用管理、衛生管理、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等問題，都是所謂的多面向跨域事務，是故如何良好地運作都會治理已成為現今重要的議題。而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即就是一種都會中的水資源利用管理，亦即也就是一種都會治理，透過公部門、私部門和公民社會彼此的合作協力和相互競爭等方式來解決都會所面臨的問題。 基於以上的背景，本研究將嘗試以公私協力與公民參與此兩觀點來分析並檢視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之運作，本研究也將以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為個案並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來探討本研究的五個研究問題，分別為：港大排改造計畫做相關分析與討論，期本研究可回答如下幾個研究問題：一、何謂都會治理？何謂公私協力與公民參與？公私協力與公民參與對都會治理有何重要意義？；二、要有效推動公私協力和公民參與的成功要件為何？；三、新莊中港大排改造計畫做為一個都會治理的個案，其公私協力和公民參與的推動過程為何？整個運作結果又為何？；四、除了本研究所歸納的條件與要素，在本個案中還有哪些其他條件與要素會影響都會治理之運作？

公民參與是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對於公共建設而言，因為公共建設要解決的問題涵蓋面較廣，從概念構想經過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營運的期程較長，總經費也高。公共建設牽涉的利害關係人層面較廣，以往民眾參與困難，近年來民眾要求更深入的參與，除了環保、生態的顧慮之外，對於建設要解決的問題、建設目標、建設方式、建設內容、替代方案的選擇都要求參與。深度化參與之後，政府機關推動公共建設的難度也提高，對於公共建設的決策模式也需要考量增加公民參與的程度。 新公共服務的主要核心概念是將「人」作為公共政策的核心，重視公民的參與過程勝於行政本身重視的績效。強調與民眾分享權力，共同解決問題之外，公務人員更需要著重治理過程負責參與的角色，在民主、社區、公共利益系統中建構公民參與及責任共承的架構。公共建設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是經過公民不斷地對話、價值分享而形成。公民的對話內容因涉及公共建設的專業性、不確定性與複雜程度，因而對於公共建設計畫執行交易頻率的高低產生不同的效果。 本研究發現：公民參與公共建設適合前階段為完全參與；後階段為形式參與。前階段是指公共建設生命週期的企劃調查階段、規劃階段和使用管理階段，以建設功能探討、自然現象科學調查、住民經驗蒐集、公民偏好討論為主；後階段是指公共建設生命週期的設計階段、工程採購階段和施工竣工階段，以專業技術團隊的技術工作為主，透過細部設計圖、工程規範、施工標準的表現，移轉給施工廠商以誠實、成熟的工藝技術達成公民所託付的公共建設完成。辦理公共建設的公務人員具有新公共服務的核心概念—服務公民而不是顧客，願意與民眾分享權力，後現代公共行政需要公民參與來啟動解決問題的過程。公民參與對於公共建設的執行效率初步是降低的，但是整體效率可能是提昇。沒有公民支持的公共建設是無法執行。公共建設的專業技術團隊要增進公民參與首先要以公民為公共建設的主人，接著要設法以模型、3D影像等新方式，讓民眾易於明瞭公共建設的內容，來增進公民參與程度。專業技術團隊要忠實的幫利害關係人推估出各個替選方案的優勢和缺點，提供民眾充分討論了解以利明智選擇。 /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exs about degree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For the complexity of public construction, from the original concept, feasibility study, planning, design, implementation to the operation, it takes time and cost a lo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onstruction is not a easy way to involve in many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cology, construction content, the alternatives. There are more difficulties in decision making to public construction the more deeply degre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people” is the core concern in public policy from a view of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haring power and co-solving problem with the public, civil servant needs building a structure between democratic, community and public interests during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he public interests for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e from the dialogue of the public and sharing values. The contents of public dialogue about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are professional,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It makes different effects when the trade-off frequence in public construction is chang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ost suitable access abou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onstruction is fully participated in pre-stage of construction and tokenism participation in late-stage of construction. The pre-stage of public construction life cycle is from investigation to planning and the operation. The late-stage of public construction life cycle is from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etion. The civil servant who is in charge of public construction knows that serve in the public not customer, sharing power with the public and encourage citizen participation to solve problems. Efficiency in public construction pre-stage is lower than ever for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but it is grown up in public construction late-stage for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professional engineers must translate their planning into easy understanding by model or 3-Dimension drawing. Be a faithful designer to serve in the public in order to make a good choice in public construction.

在這個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公民記者。本研究旨在探討一群不為金錢、不僅是為了組織發言的高參與度公民記者，試圖了解其形貌，以及持續不斷發文的原因。採用人本心理學之父Maslow的動機階層理論做為研究梗概，以PeoPo公民新聞平台中的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從符合研究條件的公民記者中，隨機挑選八位公民記者進行探究。 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及深度訪談做為研究方法。透過文本分析，分析八位高參與度公民記者在平台上發表的所有報導，了解發文頻率、型態、文章與Tag分類、節目採用與讀者回應狀況…等五個類目，並輔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達到主客對照，進行探討。 經由研究後發現，這群高參與度公民記者有三個特色：（1）中壯年；（2）上班族；（3）社區大學成員、課程培訓學員、志工。他們對於報導公民新聞保持著相當積極的態度，主要採用影音方式呈現，其新聞常受到媒體採用，且有一定的讀者回饋。在製作公民新聞的過程中，「歸屬和愛」、「自尊」、「自我實現」三個需求，是高參與度公民記者最主要的參與動機，其中，「自我實現」更以Z理論中「健康型自我實現」為主。 / Everyon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citizen journalists in this new media age. This study focused on a group of PeoPo’s citizen journalists who participate highly not just for money or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shape” and reasons why they keep posting on PeoPo, the study based on the Maslow’s Theory of Needs Hierarchy. This research used Contextual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 as approaches. Contextual analysis helped to figure out their report on PeoPo, and to understand posting frequency, patterns, articles and Tag classification, media adopted and audience response. Also, the research interviewed eight PeoPo’s citizen journalists by simple random sampling to realize the group. Through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se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has thre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1) middle age; (2) white-collar workers; (3)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course trainees, and volunteers. They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reporting and always use video to present. Their reports usually are adopted by media and obtain audience feedback. These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in the process have three major needs, included" 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 esteem-needs "and “healthy-self-actualization needs”. Keywords: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Motivation of report, PeoPo, Citizen journalism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城鄉國中學生學習態度、家長參與及學習成就比較之研究。研究對象是以宜蘭縣各類型國中為分析單位，搜集國中學生三年前、後的學習成就比較，並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搜集所需的資料，再運用各種統計方法對有效樣本加以分析檢視，歸納結論如下： 壹、宜蘭縣國中學生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成就之情形 一、宜蘭縣國中不同學校類型其學習成就，都會型學校高於鄉村型學校，有顯著差異；但對高分群的學生，鄉村型學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都會型學校的學生。 二、宜蘭縣不同規模的國中學校其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大型學校高於中型學校，中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但對高分群的學生，中型和小型學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大型學校的學生。 三、宜蘭縣國中越區就讀和未越區就讀學生其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越區就讀高於鄉村未越區就讀學生；但對高分群的學生，鄉村型未越區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越區就讀的學生。 四、宜蘭縣國中不同性別學生其學習成就在國文、英文和前後測總分中有顯著差異，女生的學業成就表現比男生好。 貳、宜蘭縣國中學生學習態度、家長參與度與學生學業成就之情形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情形： 1. 學生性別：宜蘭縣國中女學生在學習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 2. 越區就讀：「都會型｣學校之國中學生主動學習構面明顯高於「鄉村型｣學校生，但「都會越區｣的國中學生習態度和「鄉村型」學校並未有顯著性差異。 3. 入學成績：「高分組｣的學生其學習態度高於「低分組｣學生。 4. 升學期望：期望進入「高中｣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組期望之國中學生；期望進入「高職｣、「五專｣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期望「就業｣之國中學生。 5. 家長社經：「父母高社經地位｣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父母低社經地位｣。 6.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之國中學生計畫執行構面明顯高於「中型學校｣之國中學生，「中型學校｣之國中學生計畫執行構面明顯高於「小型學校｣之國中學生。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國中家長參與度情形： 1. 學生性別：女學生之家長親師輔導顯著高於男學生之家長。 2. 越區就讀：「都會型｣學校之學生家長參與度各層面及整體明顯高於「鄉村型｣學校之學生；且「都會越區｣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及學業參與構面高於「鄉村未越區｣之學生。 3. 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各構面之得分高於入學成績為「低分組｣之學生。 4. 升學期望：期望進入「高中｣學生之家長參與度各構面皆高於其他各組期望之學生。 5.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與學業參與明顯高於「小型學校｣之學生。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宜蘭縣國中學生，在學習成就和學業成績進步之情形： 1. 學生性別：不同性別之學生在學習成就中，國文、英文、總分等均達顯著水準，女生高於男生；但在學業成績進步的情形則未達顯著。 2. 越區就讀：「都會越區｣之學生在學習成就各科之得分都顯著高於「鄉村未越區｣之學生。且以學業成績進步情形，在都會地區學校未越區之學生其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從鄉村越區到都會就讀之學生；在鄉村型學校，越區到都會型學校就讀的學生其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鄉村未越區就讀之學生。 3. 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入學成績「低分組｣之學生。但「低分組｣之學生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 4. 升學期望：（1）期望進入「高中｣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類期望；期望進入「高職｣、「五專｣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就業｣之學生。（2）期望能讀到「研究所｣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類期望；期望能讀到「大學｣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就讀「專校｣、「高中職｣、「專校｣之學生。（3）期望進入「高中｣之學生學業成績的進步上明顯高於期望進入「高職｣與「五專｣之學生。 5. 家長社經：「父母高社經地位｣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父母低社經地位｣之學生，且在學業成績的進步上也是如此。 6.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中型學校｣、「小型學校｣學校之學生；「中型學校｣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小型學校｣學校之學生。但對學生學業進步分數數並未造成顯著影響。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家長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行銷觀念一開始被非營利組織所抗拒，直到一九六九年才開始被非營利組織接受並加以運用，之間的轉變是由於多位學者認為，行銷理念不但適合用於企業組織，更可拓展至非營利組織。因為非營利組織具有雙重的顧客群－捐贈者與服務使用者，非營利組織行銷的功能可以更精確的區分為資源分配、資源募集以及非捐贈者的說服。白話的說即是非營利組織希望透過行銷活動傳達組織使命與價值的同時，亦可達到持續的募集資源（資金和志工）之目的。 Schmitt（1999）將「體驗行銷」定義成「基於個別顧客經由觀察或參與事件後，感受某些刺激而誘發動機產生思維認同或消費行為，增加產品價值」，一般而言體驗行銷多運用在一般消費性產品的活動上。但在現實中可以發現，一些非營利組織透過舉辦體驗活動的方式，一方面讓民眾進一步認同組織使命，一方面希望這些民眾在參與活動過後，可以成為長期的種子志工，例如台灣世界展望會舉辦之「飢餓三十」活動、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舉辦之「生態工作假期」活動，皆是屬於此種類型的活動。 本研究針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與千里步道舉辦之生態工作假期志工活動，對其參與志工發放問券。探討工作假期志工體驗、工作假期志工滿意度、志工─組織認同以及持續參與志工意願的關係。結果發現工作假期志工體驗會正向顯著影響工作假期志工滿意度；並且透過工作假期志工滿意度的間接中介效果，進而影響志工─組織認同以及持續參與志工意願。

每一項新科技產品的誕生，總為人們帶來促進民主參與的無限想像，關於網際網路與公民參與的關係，持「動員」 (mobilization) 看法的學者認為網際網路對於那些在現有政治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者有協助告知(inform)、組織(organize)與吸引他們參與的功能。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網路資源只是對那些原本在傳統政治系統中的活躍份子進行「強化」(reinforcement)作用。強化假說認為，即使網際網路具備開放與去中心化的潛質，它也只對那些既有菁英們(elites)較有幫助，因此，原本參與偏差（biases）的現象仍然存在，甚至可能更為惡化。另一方面，主張「時間取代說」(time replacement)的學者則認為，電腦中介傳播是以現實生活中參與活動的時間，換取在網路上與人互動的時間，必然損害人們實體的社會資本，因此媒介使用對社會和政治參與有負面影響。 檢視過往研究，對於以上三種說法都各有支持，有關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也有不少相關例證，但對於各影響變數之間關聯性的探討則較為缺乏。本研究針對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1,434位20歲以上民眾進行電話調查，嘗試了解不同層次的網路使用行為與選舉參與的關聯，並進一步討論各變項間的相互影響。 研究發現，單純的網路使用與否，對實體選舉參與並無預測力，必須進一步探究不同層次的數位應用情形，而數位使用能力對網路或實體選舉參與所產生的影響，也必須藉由網路政治內容瀏覽、網路政治意見交換及內在政治效能感等變項作為中介變數。這樣的結果顯示，未來欲探討網際網路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必須深入區分不同使用型態間的落差。 / The birth of a new technological product always brings to people an endless imagination on how this would promot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scholars who think the Internet helps “mobilize” civic engagement believe the Internet helps to “inform,” “organize” and “attract”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marginalized i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s. Some scholars, however, believe the Internet merely has a “reinforcement” effect on those who are already activ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reinforcement theory, the Internet only benefits the elites despite its features of openness and decentralization; as a result, biases may still exist and even worsen.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who propose the “time replacement” theory believe that the time spent on participating in real-world activities is replaced by the time spent online, and this inevitably puts a loss on people’s social capital. Consequently, Internet usage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l three above theories are supported by past studies, and there are sufficient findings on the variables that predict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ose factors is still lacking. As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tterns of Internet usage and election related activities, a 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1,434 individuals in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who are 20-years of age and above. The findings indicate whether one accesses to the Internet or not does not predict one’s participation in voting, and a further analysi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Internet usage is required.

國際會計準則IFRIC 12「服務特許權協議」 係對營運者之公辦民營服務特許權協議之會計處理提供指引，解釋範圍內之公共建設不應認列為營運者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因合約形式之服務協議並未轉移公共服務公共建設之使用控制權予營運者。營運者建造或升級用以提供公共服務之公共建設，並在約定期間內營運並維護該公共建設，應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認列與衡量所提供服務而產生之收入。 而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會計處理，除87.07.20基秘字第150號係解釋投資方於投資BOT之會計處理外，僅93.12.23基秘字第321號針對民間廠商出資興建政府各項設施之會計處理做出解釋，解釋內容規範興建期間所投入之建造成本應列為特許權取得成本，且自硬體設施興建完成，開始經營特許業務時起，於受委託經營期間攤銷，此與IFRIC12之規範大相逕庭。 本研究針對個案公司就轉換國際會計準則前後之財務報表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轉換國際會計準則後對特許公司財務報表及經營績效報導，如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力及獲利能力等皆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尤其是當特許公司對各項假設判斷不同時，其經營績效報導則呈現不同結果。兩種準則相較之下，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對BOT之會計處理相對較為保守，BOT計劃期間內經營績效報導呈現較為穩定。另特許公司之利害關係人，除投資人應注意不同準則下特許公司財務績效報導差異之影響外，轉換為國際會計準則後之特許公司財務報表對主辦機關財務檢查及聯合授信金融機構所訂財務比率限制尚無顯著不利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