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外交關係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80年代末至今，中華民國對外關係雖逐步開展，但對外正式官方外交關係仍有其局限。究其原因是國際環境、我國國力、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及外交政策整體互動的產物。其中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外交政策三角互動關係更是影響中華民國對外關係的主變數。是故，本文的主旨除了希望了解中華民國對外關係面臨困境的主要原因，更重要是在探討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外交政策三角互動關係下，我對外關係的情況，並在此三角關係中找一個適當的平衡點，使臺海兩岸間的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能在良性循環下開展。 　　本文大架構主要是根據系統理論，來研究影響中華民國對外關係的變數。以歷史研究法來探討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外交政策三角互動關係。以決策分析法討論影響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因素。此外，本文著重於政府或官方立場為立論基點。對外關係的範圍主要限定在官方及半官方層次內，並以政治關係為討論的重點。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敘述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論文架構以及資料來源與研究限制。第二章討論影響對外關係的環境因素，包括國內環境、國際環境以及中共對臺政策。第三章探討影響對外關係的另兩個主變數：中華民國大陸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第四章敘述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三者彼此互動下對外關係的理論情況。第五章分析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互動下，對外關係的實際成果與局限。第六章則總結本章主要論點，回答本文欲釐清的問題，並提出解決對外困境的適當方案。 　　本文研究發現，影響1988年後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主變數，仍以中共對臺政策最為重要。然而在中共對臺政策很難自發性轉變的情況下，運用其他重要變數，將是改善我對外關係的不二法門。此外，外交政策是大陸政策的實際反映，兩者最重要的目標是尋求在兩岸或國際關係上與中共平起平坐。大陸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間的政治性互動，是停留在各持己見與各說各話的階段。中共對臺政策與外交政策的互動關係，只能處於對立與矛盾的關係上。是故，在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互動下，我對外關係的情況是，中華民國尋求在國際間與中共對等。中共極力在國際間矮化中華民國。

自從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外商赴大陸投資之熱潮，風起雲湧。以大陸豐沛之資源與取之不盡之勞動力，再加上外商科技與經營管理之整合，在可見之未來，臺灣將無法與之競爭。然而，在外商進軍大陸之際，臺灣企業並非無著力之處，臺灣可以扮演外商與大陸間之中介橋樑，由於外商因語言、風俗、文化與對大陸當地之不了，將會面臨極大之困難，此時臺灣企業恰可扮演一支援之角色，並在中介之過程中，取得未來競爭之能力與地位。而此三邊統治（中介角色）極為本研究所探究之重點。本研究依據文獻之整理，認為外商在赴大陸經營管理之過程中，其所遭遇之困難來自於四方面，即交易雙方之緊密程度、價值活動資產之專屬程度、價值活動之生產特性與廠商價值活動之生產能力。亦依據文獻歸納區分成三種：三邊仲介、網路中介與內部化支援。並依據上述之分類，本研究依據上述之變數加以推論可能之統治模式，並提出本研究之假說，本研究經個案實際訪談與歸納，並與假說加以驗證。

根據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民國83年所做統計，從民國80年至民國83年2月止，我國企業赴大陸投資之家數經報備者計10,003件，金額達美金3,709,415仟元，平均每家投資額僅37萬美元。由此可見，台商赴大陸投資者多為中小企業。 　　我國中小企業佔全體廠商家數高達98%，以勤奮及彈性兩大特點，創造了所謂的台灣奇蹟，成為我國政府遷台以後40多年間經濟穩定成長的主力。民國75年開始，台灣面臨了台幣升值、勞動力缺乏、環保嚴格、土地上漲等不利因素，出口導向的我國廠商逐漸在國際市場中喪失價格競爭優勢，政府與業界一片升級與轉型呼聲。在此同時，海峽兩岸的對立型態出現轉機，政府在民國79年宣佈開放廠商以間接的方式赴大陸投資，在此之前，中小企業早以其靈活的速度，於政府大陸政策尚未明朗化時，就憑著冒險犯難的精神，摸索出自己獨特的投資模式。由以往身居國內熟悉的環境，推展到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均不相同但卻擁有誘人機會的市場一他們是如何進行規劃？如何進入？績效如何？面對何種困難？如何克服……等問題，相信是許多不同層面人仕所關心的課題，然而有關中小企業方面的研究，卻並不多見。 　　鑑於中小企業一般而言均較保守，面對問卷調查時配合意願多不高，所得資料之信度與效度造成研究者相當大的困擾。因此，本論文遂採取個案深入訪談的方式，直接與受訪企業主管人員晤談，針對中小企業大陸市場進入模式之規劃、選擇、調整等方面搜集資料，配合學理基礎進行分析整理與推導命題，最後並達成下列結論： 　　1.中小企業藉由控制力的取得，可提高大陸市場經營自主性。 　　2.中小企業藉由集中資源及快速進入市場可與大企業抗衡。 　　3.中小企業藉由強化本身策略性資源可提高談判地位。 　　4.中小企業藉由構建穩定的營運組織可提高經營績效。

台灣企業自民國七十年以來開展對外投資的步伐，而大陸地區又是許多外 移台灣廠商的最愛。雖然兩岸本根植於同一文化而發展，但是四十餘年的 分隔已使得一般大陸員工在價值觀念上與我們有異。直到目前我國企管學 界尚未有系統地進行兩岸跨文化管理之比較研究，眾多台商的成敗經驗因 此無法有效累積，故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一、了解大陸員工的價值想法； 二、探訪台商針對兩岸文化差異而採用的特殊管理作為；三、依研究結果 為台商提出配合兩岸文化差異而改進管理效能的建議。研究結論認為：由 於大陸員工與台灣幹部同仁間的價值觀念不同，登陸的台灣企業主所採取 的管理作法並不能完全因襲過去在台灣的模式；但是一旦對登陸懷有經濟 因素以外的特殊投資動機或策略目的，台商的管理行為就會有特別的考量 。大陸員工對於上級「職務權威」的接受程度比台灣員工低，所以台資企 業管理幹部需要具備更多的「魅力權威」才能提升管理績效；多數大陸人 習慣集體行動，比較不願意冒個人風險，並且在人際行為上具有更強的防 衛性和攻擊性。最後，隨著時間的發展，大陸員工的價值觀念和工作態度 會受到外商企業管理制度與本身從業經驗的影響而產生變化。台商企業惟 有保持高度的彈性與對環境變化的警覺，才能針對現實情況、適切地調整 管理方法，從而得到最佳績效。

中國大陸於1979年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廣開經濟之門，大量吸收外資來活 潑各項經濟建設活動，正逐步邁向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制。其中，成立中 國鄭州市場的構想，乃至於正式開業，是大陸傳統社會主義的大改變，表 徵以市場機能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在大陸抬頭，是應計劃經濟體制必需與自 由市場互相協調配合之經改政策的具體結果。中國鄭州商品交易所與上海 金屬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屬交易所並稱為大陸三大期貨市場，占大陸期貨 總交易量的80％，深受舉世所矚目，成功與否，對大陸經改及形成亞太經 濟圈都具有重要意義。通常期貨市場加入純現貨市場經濟體系，對於穩定 價格和經濟發展有其正面貢獻。本文將探討中國大陸現階段如何建立期貨 市場？如何對大陸傳統經濟體制造成影響與挑戰？目前發展到甚麼程度？ 如何善加利用自由經濟體制的市場機能來成功的發展期貨市場？本文欲對 大陸目前尚在初級水準的期貨市場提出意見，甚至期待其能發展成全球性 期貨市場。本文對全中國大陸期貨市場將作一全面性的概觀、對幾個主要 的期貨交易所作一重點式的簡介，然後進入本文重點，亦即對中國鄭州商 品交易所作詳細探討，包括其運作狀態、市場效率性等，以下是本文內容 。時間數列的資產價格大多為具有單根的非穩定性變數的特性已廣被接受 ，非穩性變數使傳統的F-統計量或t-統計量會得出不正確的檢定結果及估 計。本文採用 Engle & Granger(1987)的二階段估計法，首先以 Dickey & Fuller (1981) 的單根檢定 (ADF unit root test) 得出鄭州 交易所及芝加哥交易所的期貨價格為具有單根的時間數列，其次以 Engle & Granger (1987) 的共整合檢定方法，得出對於才自1993年5月28 日成立的中國大陸鄭州商品交易所與自1865年即開始期貨交易的美國芝加 哥期貨交易所 ( CBOT) 同種商品之間，包括小麥、玉米及大豆，不具共 整合關係，推論此二市場目前尚沒有長期穩定均衡關係，亦即此二市場為 區隔性 ( seg- mented) ，而非共整合性 (cointegrated) 。反之，對鄭 州交易所內不同商品的期貨價格作兩兩共整合檢定，呈現相當高的共整合 現象，隱含一種商品的期貨價格可以被另一種商品的期貨價格所預測 (predictability)，違反市場效率性的假說，故本文得出結論：中國大陸 鄭州商品交易所成立至今短短十個月 (截至1994年3月底止之資料)，尚不 具市場效率性。 / It is now widely accepted that financial price series are generally not stationary and consequently, conventional statisti- cal procedures like F-statistic and t-statistic are no longer appropriate for testing market efficiency and estimation. Since nonstationary variables have infinite variance that make the F- test or t-test invalid, the standard hypothesis testing does not apply to time series with unit roots. This article adopts Engle and Granger's (1987) two-stage estimation. Firstly, apply augu- mented Dickey & Fuller unit root test (1981) to the argricultur markets are with unit roots which means both time series variables are nonstationary. Secondly, apply Engle & Granger's (1987) Cointegration Test to test whether th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including wheat, corn and soybean futures market, between CZCE and CBOT exists or not, the former one is established on May 28th, 1993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latter one is established since 1865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ult is the wheat, corn and soybean futures prices in these two markets are not cointegrated which implys by now these two markets have no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lso implys CZCE and CBOT are segmented, not cointegrated. On the contrary, applying Engle & Granger's (1987) Cointegration Tests to test the different argriculture futures market in CZCE, cointegration can not be rejected. That implys one argriculture futures price can be predicted by other argriculture futures price and the market efficiency hypothesis is rejec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ha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 the empirical results by now presented the rejection of the market efficiency hypothesis for three argriculture products -- wheat, corn, and soybean -- traded on China Zhengzhou Commodities Exchange.

隨著國內投資環境的惡化、大陸實施經濟改革、以及政府大陸政策的開放 ，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廠商海外投資的主要地點。國內上市公司赴大陸投資 至今已三年多，投資的家數有不斷增加的現象，對上市公司而言，大陸投 資似乎已經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趨勢。在國外，有關海外投資對股東財富的 影響已經不少，而國內則因為大陸投資尚在初期階段，所以目前仍無相關 的論文針對大陸投資對股東財富的影響進行研究，很自然的，將造成公司 管理當局、投資者、以及政府有關單位在決策時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可 供參考，所以本研究是以這個角度來探討大陸投資對股東財富產生何種影 響，並且分析投資金額、投資型態、進入時機、經營績效、以及海外投資 經驗等五個變數對財富效果的影響。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進行實證，實證結果發現，無論以平均異常報酬率、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 、或符號檢定法進行統計檢定分析，結果皆顯示上市公司大陸投資的消息 經宣告以後，該公司股東所得到的是負的異常報酬，這表示公司管理當局 在進行大陸投資的決策時，很顯然的，並非站在增加股東財富的立場去考 慮，此結果與國外的研究恰好相反。在上述的五個變數中，經複迴歸分析 發現，投資金額、進入時機、以及海外投資經驗與財富效果有反向的關係 ，而投資型態則沒有很顯著的影響，不過在採用合資方式進入時，投資者 較偏好低的控股比率，最後，在經營績效方面，此變數與財富效果有顯著 的正向關係，此結果並不支持政府的開放原則，也就是從財務管理的角度 來看，經營績效愈好的公司愈適合到大陸投資。

本研究分成兩部分，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之上市公司，第一部分以2004至2009年之財務資料，探討2008年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對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平均有效稅率之影響；第二部分以1998至2009年之財務資料，探討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是否為了因應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對有效稅率的影響，而從事租稅誘因盈餘管理之行為。 第一部分之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上市公司之平均有效稅率在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有顯著的下降，表示中國大陸上市公司之有效稅率隨著名目稅率降低而下降。外資持股比例超過20%之上市公司（定義為外資企業），其2008年後之有效稅率上升，且內外資企業之其平均有效稅率之差異有縮小之趨勢。屬於高科技產業之上市公司在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其有效稅率並未下降；但與除了農林牧漁業外之其他產業相比，高科技產業之上市公司其有效稅率較低。第二部分之實證結果發現，在2008年有效稅率下降之上市公司，其於2008年後的裁決性應計項目較大，有將盈餘遞延認列之傾向。 /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research issues. The first part use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capital structure data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09,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 2008(hereafter 2008 Income Tax Law). And the second part which uses the financial and capital structure data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from 1998 to 2009 investigates i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take the ac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the first part show that the average ETRs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declin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The listed companies whose proportion of foreign ownership is above 20% (defined as foreign enterprises) increased ETRs after 2008 and the differences in ETRs between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reduced gradually. Further, the average ETRs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do not appear to be decrea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However, besides 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herding, fishery industries, listed compan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remain to have lower average ETR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the second part show that China listed companies whose average ETRs decreased in 2008 appeared to have greater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fter 2008, suggesting those companies shifting earnings to 2008.

在台灣內部產、官、學界對於「開放陸生來台」議題，於政治、經濟、教育層面產生諸多正反討論之際，本研究深度訪談40位大陸地區交換學生，試圖由政策實施對象瞭解大陸地區交換學生在台現況、釐清大陸地區學生來台攻讀大專院校學位之意願以及檢視開放陸生來台政策內容。 過往涉及大陸學歷認證與開放陸生來台政策的相關文獻，多將研究主題著重於探討兩岸關係，如權力、政治菁英、意識型態等影響政策制定過程的決定因素。本研究則以「全球化」、「知識經濟」與「軟實力」的概念探討「開放陸生來台」政策，本研究焦點置於全球競爭時代中，吸收一流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 本研究針對受訪者的人口特徵、大陸地區交換學生來台動機、大陸地區交換學生在台現況、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意願進行分析，從受訪者對開放陸生來台政策之相關反應，整理歸納台灣吸引大陸地區學生來台攻讀高等教育學位之主要優勢，並預測台灣可能吸收之大陸學生類型。 根據主要研究發現，本研究之具體政策建議如下：1. 以香港、新加坡招收陸生政策為借鏡，放寬相關限制。2. 政府應投注更多資金與優惠政策協助各大專院校建立良好口碑，前往大陸地區進行「針對性、目的性」宣傳。3. 政府應對大陸地區學生展開大規模調查研究，瞭解其需求以作調整改進。4. 政府機關應培養兩岸優秀談判人才。 在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部分，應針對第一波來台留學之大陸地區學生進行後續追蹤研究，向大陸高校學生進行來台攻讀學位之意願調查，並針對亞太地區的招收陸生留學政策做更詳盡的比較分析，以期對開放陸生來台政策的施行進行有效之相關配套措施規劃，提升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意願，達到兩岸雙贏局面。 / Under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ttracting talents to impro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dopting to globalizatio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soft power,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inland exchange students in Taiwan? （2） What a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mainland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gain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in Taiwan? （3） How mainland exchange students subjectively interpret the open policy in allowing mainland students study in Taiwan universiti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policy making, this research tries to deduce the motivations and willingness of mainland students moving to Taiwan for higher education. Since no registered mainland students gained academic degree in Taiwan, the author interviewed and discussed with 40 mainland exchange students to identify Taiwan’s attractiveness and advantages compared to other opponents, such a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the Greater China Area. Th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are: （1）The aspiration to go abroad, the limited opportunity to cross border, the convenience of using the same language, the attraction of Taiwan culture and the tough restriction to access Taiwan are the five main reasons why mainland exchange students choose Taiwan to visit. （2） Different degree of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students makes the distinct higher education circumstance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3） The advantageous overseas diploma, the convenience of using the same language, the lower learning cost, the higher level of academic standards and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fter ECFA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ttract mainland students gaining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in Taiwa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policy advices are the followings: （1） Learning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nd the rules and consider further relaxation of the policy. （2）Inject more money into making more propaganda for Taiwan’s universities. （3） Undertake large-scal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ines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tudy in Taiwan. （4） Train excellent negotiator in coordinating cross-strait affairs.

隨著中國大陸日益增加對非洲事務的參與，中國大陸與非洲之間關係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雖然學界已有相當多關於中非關係的研究，但對於北京在達佛（Darfur）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缺乏探討。因此，為了彌補現有文獻的不足，本論文對達佛危機進行更全面性的瞭解，更重要的是，本論文將從非洲的角度出發，追蹤並分析從2003年起迄今中國大陸在處理達佛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達佛隸屬於一個自後殖民時代起就戰亂頻仍、擁有不斷自相殘殺歷史的國家—蘇丹。該地區暴力的多樣性、衝突型態的複雜度、盤根錯節的內戰起因、以及人道危機的暴行，皆讓蘇丹的達佛充滿著許多不穩定因素。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脈絡下，北京政府不顧國際社會要求停止對北蘇丹政權（Khartoum）援助的呼籲，做出對達佛投資以促進中國大陸國家利益的決定，儘管北蘇丹政權仍在達佛地區進行近似種族滅絕(genocide)的毀滅性戰爭。 藉由探討中國大陸對北蘇丹政權的支持是否間接造成達佛地區的人道危機，本論文旨在檢視中國大陸在達佛地區武裝衝突所涉及的面向，以及中國大陸在處理該地區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 蘇丹、達佛、中國大陸、人道危機、政治性策略戰爭、衝突管理。 / With the growing presence of Mainland China in Africa,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ntinent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the subject of unprecedented scrutiny. Although the Sino-African relations are largely covered by the mass media, they, however, remain under-researched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role played by Beijing in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Darfur. Our dissertation seeks therefore to fill out such gap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ongoing humanitarian crisis in Darfur, and more importantly by tracing, based upon an African perspective, the role that China has play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Darfur from 2003 to contemporary days. Darfur is a region which is part of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at war with itself through the entire history of its post-colonial journey. The multiplicity then of the fighting movements in the regi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flicts,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and the atrocity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have made Sudan, and Darfur specifically, a volatile composite region. Nevertheless, it is in such a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that China has decided to invest and advance its national interest defy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alls for Beijing to end its assistance to Khartoum which has been conducting a destructive war akin to ‘genocide’ over Darfur. With the intention to examine whether China is underwriting the genocide in Darfur by backing Khartoum, the core purpose of our dissertation would, indeed, be to figure out what has, in fact, been the Chinese dimension in armed conflicts in Darfur and the role played by Mainland China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Sudan – Darfur – Mainland China – Humanitarian Crisis – Strategic Political Warfare – Conflict Management

雖自1978年開始，但是從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後，中國大陸才正式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並持續20年至今。如今，中國已成為一個小康社會。"私有"的概念取代"國有"的概念是社會的一個巨大驅動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腳步，保險業加入市場，並成為社會上一個穩定的力量。在這二十年中，壽險業是中國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因為了解這股社會穩定力量的重要性，中國政府制定並頒布了許多法規，並推動保險業積極參與整個金融體系。 　　在全球化環境以及WTO的架構下，中國政府透過完善法制，加速開放腳步以吸引外國投資。如今，中國的保險市場已達到一定的規模。銀行險保為中國壽險市場帶來持續性的增長，並且對於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建議，中國政府應注意仍然存在的壟斷局面，風險管理，以及利率的變化，以避免在未來的利差損問題。現在外資保險公司只佔較小的市場份額，如果情況持續存在，這並不利於金融體系的發展。跨業之間風險互相影響傳遞的可能性，將一天一天增加，因此，政府應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也應對於風險控管持續關注。 / Started in 1978, but after Deng’s Southern Speech in 1992, Mainland China officially entered an evolution and opening year, which last 20 years till now. Nowadays China is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private" replaces "state-owned" is a huge driven power for the society. Following the market economy step, insurance industry joins and become a stable power to the society. In the two decade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is one of the fastest developing industries in China. Understanding how important the stable power for the socie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acts many regulations and pushes insurance industry to actively join the whol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 and WTO structur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lerates the open steps by 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attracts foreign investment. Nowadays China’s insurance market reaches a certain scale. Bancassurance brings continuous growth of China’s life insurance market and keep playing important role for insurer’s premium incom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monopoly situ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changes of interest rate to avoid negative spread problem in the future. Foreign insurers nowadays only accounted for minor market share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financial system if the situation exists continuously. The probabilities of risk transmission across industries will increase day by da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sou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also keep their eyes on risk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