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案為例，針對污水下水道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投資案進行財務分析，透過淨現值、內部報酬率、自償率、償債比率等指標，評估可行之結果。本研究發現，在民間機構負擔所有興建成本的情況下，用戶須負擔 30.78 元/度之處理費用；若有關用戶接管之成本由政府分擔，則用戶仍須負擔 26.57 元/度之處理費用，方能使整體 BOT 案具財務可行性。由於污水處理費費率相對遠高於現行自來水價，故台灣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若以 BOT 模式推動，會產生：(1) 大幅加重用戶負擔，(2) 民間機構收費不易，(3) 未將風險充分移轉至民間機構等缺失。 由於 BOT 模式應用於我國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上存有許多令人疑慮之處，因此本研究以英國之蘇格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為例，介紹 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制度。從制度之比較中，本文發現利用 PFI 制度來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不但具備與 BOT 模式相同的優點，且其具績效評估功能的付費機制與導入量能原則的處理費融通方式，更能解決 BOT 投資案在執行時所遭遇到的問題。然而，因為費用融通尚無法兼顧效率面之缺失，使蘇格蘭之污水下水道 PFI 模式是否能適用於台灣，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但 PFI 制度中部分規範與精神，確實可供國內推動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重要參考及改善方向。

Justman et al. (2001) 探究在彼此競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何提供具有水平差異特質的基礎建設。該文得到兩地政府會盡量提供具有差異化的基礎建設，以避免陷入財政競爭的窘境。 本研究將擁擠成本放入上述模型修正，主要獲致三個結果。首先，在單一地方政府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提供單一基礎建設與兩種基礎建設相較，當政府提供兩種基礎建設，土地價值較大，故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提供兩種基礎建設；其次，在兩個地方政府各提供單一基礎建設的競爭模型下，政府提供差異極大基礎建設種類的決策不會受到擁擠成本的影響，然而當兩地政府都提供相同的基礎建設時，廠商是沒有辦法利用政府彼此的競爭，而將在地區創造的所有利益都拿走；另外，在廠商群總數相同下，地方政府應該選擇基礎建設需求種類較多的廠商群，差異化仍主導了基礎建設決策的結果；最後，在一地政府提供兩種基礎建設，另一地提供單一基礎建設競爭模型中，若不考量擁擠成本，可以發現提供兩個基礎建設的地方政府，最終都沒有誘因願意去提供兩個基礎競爭來與提供單一基礎建設的另一地競爭，故在有競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應該會提供單一基礎建設。加入擁擠成本之後，可以發現當擁擠成本越大時，對地方政府而言，越可以紓解財政競爭張力，在基礎建設種類決策中兩地提供的基礎建設種類有逐漸相互趨近的情況。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4223号 / 工博第5051号 / 新制||工||178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金多 隆, 教授 三浦 研, 教授 平田 晃久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縣市文化中心是政府致力於基層文化建設的殿堂。自從民國六十八年開始興建以來， 迨民國七十二年陸續完工，迄今十年間，其在提高社會文化水準，增進民眾生活品質 ，發揚國民精神內涵上，究竟已否發揮其功能，不但是社會各界所關心矚目。更關係 到我國未來各項建設的推展。為求縣市文化中心未來更能發揮功能，達到當初設立宗 旨，本文乃針對文化中心的組織及功能兩方面，逐章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全文共分五章，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架構，厘清文化中心的意義及性 質，闡述其成立的背景規劃籌建的過程。 第二章：組織環境既輸入資源分析。乃先從當前一般的文化環境至縣市文化中心相關 的督導、法令體系加以闡釋，再就需求及支持的角度，分析其人力需求、人力規劃、 經費籌措、及資訊投入等情形。 第三章：組織的透視。分為靜態面及動態面。前者主要是敘述組織的結構與設計，說 明各部門及各層級之間的關係；後者是組織的管理與運作：指出縣市文化中心在制定 計劃與決策過程時有關領導、溝通、協調及激勵士氣的情錶及遭遇的困難。 第四章：組織的功能分析。首先就各縣市文化中心過去三年內的營運成效作一統計分 析，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了解文化中心在文化、社會、教育、休間等各項功能的發 揮程度，以了解未來發展之途徑。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總結本文研究結果，并針對當前整體之文化政策，組織系絡提 出對縣市文化中心在組織及功能上的改進建議，期使它所肩負的文化使命能夠圓滿達 成。

國父在「實業計劃」中指出：「居室為文明之一因子，人類由是所得之快樂，較之衣 食為多」，住宅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三十多來，台灣地區由於人口急遽增加， 都市化人口集中、社會結構改變、住宅售價偏高以及住宅供需未能配合等因素，使得 「住宅」一直是社會大眾難以解決的問題。政府有鑑於此，乃大量投資興建國民住宅 ，以期能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 由於住宅投資計劃將會投入為數不少的資源，在資源有限，而政府各項支出又柵當浩 繁的今天，審慎衡量住宅投資計劃的投入與產出，實具有其重要性。 本文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利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評估住宅投資計劃的各項成本 與效益，並為今後的國民住宅建設，提供努力的方向。 本文共五章，十五節，茲將各章內容簡單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對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限制做一概述。 第二章住宅問題與住宅政策：從台灣住宅問題形成的原因，探討政府在住宅問題之解 決上應扮演的角色。其次敘述可資借鏡的各國住宅政策，最後說明我國從事國民住宅 投資計劃概況。 第三章住宅投資計劃之成本效益的模式：就成本效益分析之理論基礎，住宅投資計劃 有關的成本效益及其衡量方法，以至於住宅投資計劃成本效益分析有關文獻之回顧， 逐一陳述。 第四章第五甲國宅社區投資劃成本效益分析之實例研究：先從五甲國宅社區投資計劃 作一概述，然後對該計劃之成本、效益分別加以評估，最後再將分析結果作一敘述。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將以上研究結果作一總結，並對今後我國在國民住宅建設有關的 努力方向，提出建議。

國家之富強，建築在國家雄厚財力與健全財政基礎上，先總統曾謂：「財政為庶政之 母」，可知市政建設端賴財政之有效支援及健全之財政組織體系，從市政結構中可以 顯示市政建設的方向，也可估測市政發展的限度。台北市為工商型都市，具有地方財 政之特性，本文擬研究台北市財政組織體系及收支情形，並對公有財產管理加以探討 。 第一章：說明研究本文動機目的及探討的範圍。 第二章：簡述地方財政基本觀念與認識。 第三章：說明台北市改制院轄市前後財政組織之差異及現行國地稅務機構組織體系之 概況，並與德黑蘭市、洛山磯市及擅香山市之稅務組織體系加以比較，針對其缺失提 出建議。 第四章：敘述台北市財政收支結構情形，面對市財政漸入困境，提出因應措施藉供參 考。 第五章：敘述台北市公有財產運用及處分情形，並提出必進之看法。 第六章：匯總與結論。

隨著知識經濟的崛起以及許多社會現象與研究文獻的證實，人力資本對一國的經濟成長而言，已是不可或缺的動力；因此，本文沿用Barro (1990)模型，將人力資本要素引進生產函數，並設定政府部門對私部門的人力資本投資有特定比例的補貼，據此探討加入人力資本要素後，Barro (1990)模型是否有不同的結果？而人力資本與其補貼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又為何？ 本文分析的結果發現，租稅政策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大致與Barro (1990)模型的結論相同，分別為：一、所得稅率的變動，為經濟成長率帶來的影響仍是不確定的；二、在給定特定的人力資本補貼率，如果政府所課徵的所得稅率能夠達成經濟成長率的極大，就能夠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極大。但與Barro (1990)不同的是，因為本模型的體系中存在著人力資本的補貼，因此在極大化經濟成長率的水準下，所得稅率會較Barro (1990)模型下的所得稅率大。 此外，由於人力資本與補貼的加入，使得本文有所突破之處：一、和一般認知不同的是，政府對於人力資本投資的補貼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使得對於經濟成長率的影響並非正向，而是不確定的。二、給定特定的所得稅率，當政府決定的人力資本補貼率能使經濟成長達極大時，亦會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極大。

本研究運用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分析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依據James Mahoney設計的路徑依賴分析架構，按照「初始條件-關鍵時刻-結構持續-反動過程-結果」步驟，探討我國1996至2008年間文化政策行為者與制度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並聚焦於文化預算與公共建設之發展，觀察我國文化投資是否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逐步成長，及瞭解政黨輪替如何影響文化政策變遷。本研究發現如下： / (一)政黨輪替後我國文化預算與文化建設均顯著增加，文化政策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成長。 　1.陳水扁任內年平均文化預算額度，與李登輝任內比較將近倍增。文建會法定預算占中央政府總支出比率，李登輝任內平均0.299％，陳水扁任內平均0.349％。 　2.李登輝任內每年平均辦理14個文化建設計畫，陳水扁任內每年平均21個；陳水扁除延續李登輝加強地方文化設施之「社區總體營造」，為因應全球化競爭，也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規劃「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等大規模文化建設。 (二)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時刻： 　1.李登輝任內政策執行與目標有落差，造成偏重環境改造、忽略成員互動問題，及城鄉差距的情況。 　2.為因應21世紀全球化挑戰，並解決李登輝任內文化政策發展的問題，陳水扁接任後，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及興建大型文化硬體設施。 　3.政黨輪替後文化政策面臨新衝擊，文化建設存在重硬體輕軟體、資源分配不均、執行力不足、過度本土意識及選舉考量等問題。 (三)基於政黨理念不同及為解決前任政府文化政策產生的問題，並因應當代環境變遷的新挑戰例如：全球金融風暴等，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將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下一個關鍵時刻。

中國大陸是世界自然災害發生、災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具有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率高、分佈地域廣、造成損失大等特點，對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造成多方的嚴重破壞與影響。 目前中國大陸的災害管理主要是縱向的災害管理模式，即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主導災害管理，並堅持「政府集體領導、上下分級管理、部門分工負責、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災害管理體制，劃分為國家級減災管理、省級減災管理與地方級（城鄉社區）減災管理等三個層次，凸顯中國災害管理體制出現不少問題，也暴露出中國應急救援工作存在薄弱環節。 因此近年來，中國逐步形成自然災害的管理處置體系，災害危機管理工作也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但2008年發生的雪災、川震，是中國在「SARS」危機結束後，所遇到最為嚴重的危機事件，對中國「統一領導、分級負責、條塊結合、屬地管理」的處置體系，進行一次全面性的檢驗。同時，也對中國政權建設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以及兩岸關係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中國政府在面對自然災害格外謹慎，深怕直接影響其政府形象及認可度。 儘管中國因著災害事件接踵而來，在管理應處上逐步學習改善，但評估中國在2008年自然災害的應對中，災害管理仍落後於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與中共中央的要求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中國未來在應對自然災害管理組織、制度、能力和作為等，還需許多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 Mainland China, having many features of disaster such as various species, high happening frequency, extensive distribution, great damage etc.,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situatio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These features also cause serious destruction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Presently, Mainland China takes the vertical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mode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leads the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and insists forming a system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ing, classifying administration , responsibility divided and giving region the priority.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national,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It reveals many problems in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d exposes insufficient ability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emergency and rescuing sufferer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China gradually forms a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dealing with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kes a certain progress. However the snow disaster and the earthquake of Sichuan, occurred in 2008, were the most serious accidents we ever met in China after the SARS crisis, These contingencies urge China to entirely check the processing system of integrated leading, classified responsibility and possession administration. Simultaneously, these experiences also make a decisive influence to the China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on political affairs, economy, military, societ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us, the China government carefully confro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afraid it influences the image and approve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China gradually learn and improves the measures in dealing with the continued accidents, but assessing that China in 2008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management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so it is still a large gap to conform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for China it is still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perfected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systems, capabilities, and actions etc.

不同於一般學術文獻在研究中共的Soft Power時，多習於從Nye的敘事體系出發，本論文則是直接從文本分析進入中共的系絡，探究問題之所在。 本論文所欲探討的問題意識包括：Nye 的Soft Power究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抑或是鑲嵌於某一特定歷史系絡中的特殊存在？若為後者，則屬於此一系絡之問題意識與政策建議為何？其是否同樣適用於其他行動者身上呢？其次，作為Soft Power的主要引介者，中共知識份子究竟係以何種方式承接此一概念？是全盤接收之，抑或是採批判方式引入Nye的觀點？倘若為後者，則其批判的部分為何？改造的部分又為何？進一步言，中共知識份子所建構的「軟實力」，究竟與Soft Power有何不同？第三，就官方的角度來看，中共領導人是如何看待「軟實力」？特別是「軟實力」對其而言應定位在何處？其所指涉的意涵又為何？而此是否與學術界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第四，在中共的系絡中，其對「軟實力」一詞係以何種傳統承接之，甚者，其又是以何種未來戰略想定對此加以定位？第五，對中共而言，「軟實力」的具體內涵為何？有哪些具體政策或措施有助於提升「軟實力」？又，這些政策或措施的成效應如何衡量？ 本論文不在證明或否證某個理論或論述，亦非志在建構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社會科學理論；甚者，作為一個開放的文本，本論文更非旨在宣示另一套絕對的「客觀」或「真理」。透過對「軟實力」之「建構的建構」，本論文期望呈現的是「語言／文字／符號」表象下的權力關係網絡，以及這些「能指」(signifying)對中共自我建構的意義。 / A way of seeing is a way of not seeing. Those who study Chinese soft power usually accept the legitimate of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Joseph Nye's soft power theory. But the Chinese do not tranlate it that way. China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history, context,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 and national grand strategy. So, it is dangerous and harmful to view the young rising global power as the same as the current dominant global power---USA. Obviously, China is marching on a very path to construct its soft power compared to the U.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eta-narrative, the author find many interesting espects that cannot be seen via Nye's theory. These espects are in-ward dimension, highly connected with propagada and united front, mainly focus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 The CCP take the Chinese culure as its outside appearance and socialism value system as its guiding core. This dissertation is not intended to construct a grand theory or something. All it want to do is to disclose the hidden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ft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