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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ing 31 to 39 of 39 (0.075 seconds)| 31 |
論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之民事責任--以董事責任為中心吳啟順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近年來公司財報不實之案件屢見不鮮，如美國的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全錄(Xerox)、默克藥廠(Merck)等一連串公司爆發財報不實之情形，二○○四年日本的西武鐵道、日本テレビ放送網公司也傳出財務報表虛偽記載的消息，而我國從早期的丸億案到近期引起軒然大波的博達案，也都涉及到虛飾財務報表以掩飾公司財務狀況不佳的問題。鑑於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為財報之編製主體，其能否善盡其職責攸關財報之正確性與否。復考量到相較於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之成立與否與廣大投資人求償的可能性較具關連，故本文限縮研究重心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就財報不實應負之民事責任。
由於我國證交法或公司法上關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多係參考美國法或日本法之規定，故本文於架構上於第二章及第三章部分先行探討美國法、日本法上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最後再藉比較法觀點，於第四章部分檢討我國現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
本文以為我國法上公開發行公司財報不實董事之民事責任，可分為第三人責任與對公司責任兩個面向予以觀察。就對於第三人責任，主要規範於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證券詐欺規定、同條第2項資訊不實規定，以及第32條公開說明書不實規定。惟此等規定賠償義務人範圍、主觀要件、請求權人、適用範圍，甚至是請求賠償時之因果關係證明及損害賠償範圍，學說及實務判決上常有不同看法，應有確立該等規定構成要件內涵之必要性。另外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28條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規定，亦涉及董事於財報不實時對第三人之責任。
董事於財報不實時對公司之責任方面，主要檢討董事有無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關於美國、日本法上之董事責任減免機制，我國法上僅有公司法第231條股東會承認會計表冊規定及董事責任保險制度較為相關。惟本文以為在現行股東代位訴訟制度尚未修正前，並無引進與其配套之董事責任減免機制之必要。
至於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責任應否區分?本文考量到獨立董事依公司法規定仍為執行業務者，且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現實運作上難以劃定責任區分之標準，認為於我國現行法下，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就財報不實所負之民事責任並無區分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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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適性犯羅婉婷, Lo, Wan T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我國現行刑法以及附屬刑法中，存在有以「足生損害」此一要素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一環的犯罪型態，學說上稱之為「適性犯」。對於此一犯罪類型之定位，究應將其歸屬於抽象危險犯或是具體危險犯的範疇，或者存在有將其視為獨立之第三種型態危險犯的可能，遂產生爭議。再者，對於此一「適合性條款」應如何判斷，實務上操作的具體指標為何，也是有待釐清的問題。
對此，本文將透過德國學說見解之介紹，整理並分析出適合性概念的類型特質，結論上將適性犯定位為獨立於抽象與具體危險犯之外，第三種型態之危險犯，本質上以其行為不法為非難重點，具有行為犯的特徵。最後回歸我國刑法體系，從各罪章的保護法益出發，對現有的法規範進行檢驗，思考在現行法體系下引入適性犯此一犯罪類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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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判決の承認執行の自発的調和Elbalti, Beligh 24 March 2014 (has link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026号 / 法博第159号 / 新制||法||147(附属図書館) / 30884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中西 康, 教授 山本 克己, 教授 笠井 正俊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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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違約金條款之法律問題歐陽勝嘉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於契約成立以後，債權人得按約定內容請求債務人依約履行其義務。若義務不能履行時，法律賦予債權人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之權限。然而損害賠償原則上僅用於填補財產上損害，無法擴及所有值得保護之非財產法益。縱然損害為財產上損害，損害數額之計算與證明經常為雙方當事人所爭執。因此，違約金經常成為當事人簡化損害計算及確保契約履行之工具。
惟自定型化契約條款廣泛使用以來，條款使用人經常濫用其形成契約內容之優勢地位以成就其絕對利益。在許多情況下，定型化違約金條款已然偏離其制度之初衷，成為條款使用人於對價關係外牟取不正利益之工具。如何杜絕定型化違約金條款之濫用，在現代契約法中業已成為不可忽視之重要議題。
本文先從違約金之法律性質出發，參酌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確定我國違約金制度之基本內涵，並澄清其相互間之關係。除瞭解國內外法制之內涵外，並藉此確定各種性質之違約金條款間之制度目的及法律規範之模範類型，探求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審查之基礎。隨後再分別針對在工程契約、消費者金融契約以及預售屋交易契約中所常見之違約金條款予以類型化分析，透過雙方當事人之利益衡量定性系爭條款之法律性質，並據以歸納出條款效力控制之標準。並期望透過本文之研究，能夠為法院實務與範本制訂提供具體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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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之酌減邱毓嫺, Ciou, Yu Si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違約金酌減並非一個自行運作之制度，而必須與其他制度相配套方能妥善運作，故本文首先進行違約金類型認定之說明，以期與比較法上有抑或是沒有違約金制度之國法加以相較，如此方更能說明我國法沒有如同英美法之違約金法則（penalty rule）之原因，換言之，違約金之認定與酌減，並非是二個獨立之制度，研究國內外之法會發現，二者是相牽連的制度，故僅單獨進行違約金酌減制度之說明，不足以完整敘明，必定要兼明辨如何認定違約金之類型。
再者，違約金條款之酌減在實務上遭遇的問題甚多，本文將先提供思考面向的五個層次（權利主體、發生要件、行使方式、斟酌因素、舉證責任），再以實體面以及程序面加以分析細部問題，實體問題最為重要者，即為法院為酌減時應審酌之諸事項，亦是本文強烈建議立法的部分；而程序部分最為重要者有涉及處分權主義之發動權限問題，以及涉及辯論主義（協同主義）的舉證責任事項。希冀在有體系之研討下，可以作為實務遇有違約金酌減相關問題時之參考。
此外，違約金過低是否應酌加，抑或有其他配套可供解決，亦是比較法上饒富興味之疑問，本文亦將會說明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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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吳俊達, Wu,Chun Ta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醫療糾紛與日俱增的趨勢下，醫療損害民事責任之研究，無疑是法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除了在實體法層面上，建構適當的醫療損害賠償歸責體系外，程序法上發展出一套特別適用於醫療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對於司法審判實務尤具實益。此一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具有適當緩和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爭論之作用，使民事損害賠償法面對醫療糾紛得以發揮功能，進一步正當化醫療傷害去刑化努力，並能減少體制外抗爭上演。
關於醫療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責任可概分為：基於「醫療瑕疵行為」與基於「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兩種類型之損害賠償責任。在一般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規範說之適用下，病患（或家屬）原則上仍必須就「醫療疏失行為」、「受有損害」、「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等要件負舉證責任，惟鑑於醫療資訊上的高度專業性、證據的構造性偏在情況及醫界組織上的專業自律性，不論在醫療疏失或因果關係之舉證上，病患都遭遇舉證上的困難。因此，有必要在一定條件下，適當修正規範說於醫療訴訟之適用，發展出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以減輕病患的舉證責任。
就醫療瑕疵類型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實包括以下各種舉證責任減輕之制度：表見證明、民法第二二七條之舉證責任減輕、重大醫療瑕疵之舉證責任減輕、證明妨礙、違反文件義務與診斷報告作成及確保義務之舉證責任減輕、可完全控制危險領域之舉證責任減輕、損害賠償之舉證責任減輕等，及證明度之降低等制度。關此，本論文整理德國及我國學理看法、實務案例，並就上述各項制度逐一詳細討論，俾使讀者瞭解各項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實際運作功能。
另在「病患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之類型上，根據目前多數見解，每一個侵害身體完整性的醫療行為，都是構成要件該當的身體侵害，此一侵害本身即表徵出違法性，唯有存在「病患有效的同意」，始得排除之。因此，關於「對病患已善盡告知義務」且「已取得病患之同意」，醫師或醫院則負有舉證責任。關此，本論文乃以「醫師告知」、「病患同意」為主軸，分析「告知後同意」原則所衍生之舉證責任問題。
最後，本論文除了回顧歸納各章節之重要結論外，並再就醫療訴訟上之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體系，重新作一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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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訴訟中「因果關係」至「機會喪失」之演變---由機率之觀點出發---張柏淵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探討的主要問題是，由於知識的欠缺、傳統僵化的因果關係及全有全無的賠償效果，民事醫療訴訟（醫療錯誤類型）之原告往往無法獲得賠償因而產生之不公平。為解決此問題，本論文擬先由上位的因果關係概念著手探討，蓋彈性的因果關係概念或許有助於患者目前之困境，而探討之具體主題則為「決定論」與「非決定論」之因果關係概念。在探討過上位之因果關係概念後，本文主張於依決定論觀點無法釐清因果關係問題時，引入非決定論或機率之觀點輔助認定因果關係；而機率觀點要如何具體適用於個案中，又可區分為兩個觀察側面，即風險面和機會面，升高風險事實上等於喪失或降低了機會。因此本文接下來針對「風險升高」及「機會喪失」兩個主題作詳盡探討，並觀察其對於因果關係及歸責問題所帶來的啟發。在風險升高部分，本文選定流行病學之因果關係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根據流行病學手法判斷因果關係時，風險升高概念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流行病學與實證醫學有密切的關聯，醫療訴訟中二造所使用之研究結果或統計數據多半係依據流行病學之方法作成，研究流行病學的方法對於理解訴訟二造提出之證據應有相當的助益。在探討完風險面之後，本文將選定於美國醫療訴訟中逐漸被普及適用之機會喪失理論，作為機會面之研究主題，並比較風險與機會之間之關係，進而討論機會本身是否具有價值，是否可作為請求賠償之依據。完成上述風險面及機會面之探討後，本文將檢視此二課題於我國學說及法院實務上之發展情形，在判決方面主要檢討「輔大學生健康檢查事件」中一至三審之判決，以及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之日本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之「生存可能性」相關判決。
在上述探討後，最後則回歸本文關心的主要問題，亦即，由於知識的欠缺、傳統僵化的因果關係及全有全無的賠償效果，醫療訴訟之原告往往無法獲得賠償，因而產生之不公平。由上述探討可知，因果關係概念不一定是僵化的，非決定論或機率之原因概念並不會與決定論之必要及充分原因概念相衝突；因此當根據決定論之原因概念，或傳統因果關係理論無法釐清因果關係爭議，且由於事件之專業性，使事實錯誤之不利益無論歸予原告或被告皆不公平時，唯一適當之方式即為引入機率之觀點比例認定賠償數額。在解釋方法上，則可參考上述輔大學生事件中一二審判決之見解，使用存活機會之概念（未來是否能進而擴及「維持健康之機會」及「治癒機會」，則有賴實務及學說發展），將存在於醫師過失行為與患者死亡或傷害之間，難以舉證之因果關係問題轉化為患者喪失機會之損害評價問題。當將之轉化為損害評價問題之後，法院即可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自由心證比例認定患者之損害數額，並判予患者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而當法院自由心證時，二造所提出關於機會之統計數據或流行病學研究自然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但法院不須受數據絕對地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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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對營建工程工期遲延及阻擾(Disruption)之索賠李昇蓉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關於展延後所增加之費用是否得以索賠，亦影響業主成本支出與承包商利潤，於是關於工期之「時間」與「金錢」兩者，成為工程契約雙方最關心的議題。故從遲延索賠之目的，即可分成工期索賠與費用索賠兩方面探討之。
工期之定義從指涉範圍之廣狹可分為三種層次，本文討論主要之範圍係指狹義的工程期限，即業主與個別承包商於營建工程契約中所約定承包商完成工程所需之時間，日曆天為國際工程慣例選用之工期計算方式。工期之始點，應以契約約定之開工(Commencement of Contract Time)日起算，而完工(Contract Completion)則為工期之終點，如何界定完工對於整體施工契約之重要性，在於判斷承包商是否遵守履約期限。事實上分析是工程是否遲延？可歸責於當事人哪一方？國內外工程實務界之看法，皆認為工程遲延係以用盡浮時而影響「要徑」為要件，故產生以要徑為基礎以判斷工程遲延之方法，此亦突顯要徑法所欲表彰之基本功能。本文認為承包商須先以網狀圖證明「主要徑」之工作受外來因素(即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施工障礙影響，則定作人才應展延工期，亦才有後續展延期間增加費用索賠之問題。
阻擾(Disruption)事件之產生，承包商有時同樣會遭受延後整體工程進度而可能逾期完工，或支出比預定計畫更多額外費用，以趕上原本進度之損害。阻擾之定義，依據英國SCL議定書第1.19.1條規定，為對於承包商正常工作之打擾、阻礙及干擾，導致較低之工率。如阻擾為業主所引起，可能會給予承包商依據契約或依據違約條款請求賠償之權利。但應特別區分者，乃阻擾與遲延仍為不同概念，遲延為延後完工，而阻擾則著重於生產力下降( Productivity Loss)及對於進度之打擾、阻礙、干擾，因此發生阻擾事件，僅「可能」發生逾期完工但並非絕對延後工期。故阻擾損害方面，與遲延損害相同，承包商必須證明阻擾可歸責於業主，且因業主阻擾承包商施工，導致其工率降低受有損害，但阻擾不限於要徑工作之干擾，縱使對非要徑工作之干擾亦得請求賠償損害，所以無須審視是否具備逾期完工之事實。因此當僅有阻擾事件發生卻未影響完工日時，承包商不會主張工作工期展延，但必定向業主請求可歸責於業主之阻擾造成工作效率降低( Reduced Efficiency of Workforce)之損失。
於遲延事件中，僅有不可歸責並可補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Compensable Delays)，承包商一方面得請求展延工期，一方面得請求補償展延期間增加之費用。費用方面，因非可歸責於承包商之事由導致工程遲延，而業主指示承包商投入更多資源以提早完工，則屬於英美工程界所謂Acceleration(以下簡稱加速施工)之情況，此時業主亦應負擔補償承包商因加速施工產生之費用。於聯邦工程採購實務中，大部份涉及擬制加速施工之案例，皆為發生不可歸責且可補償承攬人遲延之情形，例如：實際為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遲延，定作人誤以為係可歸責於承攬人，而促使承攬人趕工以符合原定契約完工期限等情況。依據可歸責於哪一方之遲延來處理加速施工問題時，應掌握不可歸責於承攬人遲延之加速施工，原則上皆應支付額外費用，反之，若定作人就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遲延，已經准許展延足夠之工期，則不須支付加速施工之費用。至於得以展延多少時間，應以遲延分析技術判斷之，例如英國SCL議定書中介紹四種屬完工後處理展延工期問題之遲延分析技術，包括以下：1.The as-planned versus as-built method比較原規畫時程與竣工時程遲延分析法；2.The impacted as-planned method(What if analysis)原規劃時程影響後分析技術 ；3.The collapsed as-built method(But for as built analysis)重疊竣工時程分析技術； 4.The Protocol’s own TIA method(Retrospective TIA)英國SCL議定書之回復式時間影響分析法。
遲延事件造成工期展延，而工期展延通常亦產生額外之增加費用(Increased Cost)。惟業主准許展延工期之主張，不必然表示承包商即得請求展延期間相關費用。若遲延可歸責於承包商，則承包商顯然必須自行承擔遲延之相關費用；若為可歸責於業主之遲延事件，相關之補償即包含承包商於展延期間所動用與時間相關之資源(Time-related Resources)。惟工程實務上承包商於證明工期展延期間所增加之費用及所受損害時，常因為工期時間過久、各種紀錄成本與保管費用等錯綜複雜因素，對於損害數額無法達到嚴格證明之舉證程度，能夠確實提出每筆支出費用單據之紀錄者較少見，特別是當承包商請求「一式計價」之項目時更遭遇此種難題。如果無法證明費用的支出，則整個索賠都付諸流水，在很多案例中，承包商雖然成功證明遲延為可補償的，卻因提出不適當證明使最後獲得之補償較索賠預期額度減少許多，例如：實務對於工率降低(Efficiency Loss)損害之計算與證明，目前仍無統一見解，因工率難以數量化，縱使承包商以其工地記錄資料提出某工率降低係數，工程師亦針對監控報表提出另一個係數，而兩者皆無法說明哪一個數據之可信度較高，且縱使雙方合意以某一工率降低系數為標準，則雙方對於哪一部份為可歸責於己之責任劃分意見也不同，此亦牽涉舉證責任問題。
傳統訴訟需耗費大量金錢時間，或有部分以新興之非對抗式「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以下簡稱ADR)，例如仲裁 (Arbitration)， 調解(Mediation)，調停(Conciliation)， 調仲 (Med-Arb).，迷你審 (Mini Trial)等，以輔助傳統紛爭解決手段之不足。現行工程契約中，雙方通常事先約定將來發生工程爭議之解決方法，例如前開仲裁、調解等；而公共工程案件，若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亦強制不接受調解建議或方案之機關，若日後廠商提付仲裁，其不得拒絕之方式，來促成先行階段 ，即「調解」階段中調解成立之機會，加速爭議之解決。但在一些案例中，仲裁、調解等機制卻依然產生如同傳統訴訟般費用過高、時間較長之相同問題。於雙方無法協商而須透過第三人介入，卻在希望更節省糾紛處理時間，及更貼近雙方各退一步以共同努力解決難題之協商精神之要求下，使另一爭端處理模式：「爭議處理委員會」(Dispute Board)之角色日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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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事件中訴訟及非訟法理之適用 / The Applic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and Non-Contentious Procedure in Taiwan Family Act.白承育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我國家事事件法於2012年6月1日施行，新法基於家事事件妥適、迅速解決，與統合處理並促進程序經濟，以平衡家事事件當事人間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等目的，將向來適用關於家事事件所適用之法律，包括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等法律，統合於一部法典，並將家事事件依各該事件之訟爭性強弱程度、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程序標的所享有之處分權限範圍、需求法院職權裁量以迅速裁判程度之不同等要素區分為甲、乙、丙、丁、戊及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其他應由家事法院處理之事件等六種事件類型，惟該事件類型區分之方式並無法妥適說明其與家事事件法、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間適用之關係，且亦無法適切回應各該家事事件所依據之民法親屬編及繼承編中，關於立法者已就實體法規範所設立之價值判斷。
本文自訴訟程序及非訟程序、訴訟事件及非訟事件間之異同及區別論，認為事件分類與各該事件應如何適用程序法理係屬二事，尤於家事事件所牽涉者係實體法與程序法、財產法與身分法交錯適用之領域，基於家事事件之特殊性與複雜性，更應有依各該不同事件類型而有適用不同程序法理之可能，始足以回應關於實體法上之價值判斷，故應放棄向來訴訟與非訟事件之區分概念，而應依各該家事事件之本質（實體法價值）量身打造其所應適用之程序法理（程序法規範）。藉由探討向來架構程序法理之重要原則，如處分權主義與職權主義、辯論主義與職權探知主義、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直接審理與間接審理及公開審理與不公開審理等，此類程序原則如何在各該家事事件中妥適適用，且基於實體法觀察之立場，各該程序原則亦應有其適用之界限，而與向來以財產紛爭為對象所建構之民事訴訟程序法理應有所不同。
因現行家事事件法分類結果，將使實體法與程序法規範間有所扞格，且導致程序法理適用上之疑義，是以本文以為於家事事件應類型化程序法理適用，依各該家事事件之種類，先回歸各該事件實體法規範之體系與價值為何，再思考程序法理上應如何設計，始足以妥適回應各該家事事件之實體法上價值判斷。而基於類型化程序法理適用肯定論之前提下，本文以為，關於家事事件應如何適用程序法理，應各別自各該家事事件之實體法依據尋求其解釋適用之依據，亦即，基於家事事件之特殊性，各該事件程序應適用之程序法理尚未能均一而論，而自各該事件所適用之原則，大別可區分為應適用訴訟法理事件、應原則適用訴訟法理輔以非訟法理事件、應原則適用非訟法理輔以訴訟法理事件及應適用非訟法理事件等類型，而本文於第五章中亦就各家事事件應如何適用程序法理，亦按照各該事件類型名稱加以分類，並分別詳論各該家事事件應如何適用處分權主義或職權主義、辯論主義或職權探知主義、嚴格證明或自由證明、直接審理或間接審理及是否採取公開審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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