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群聚分析應用於流行病學已行之有年，但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仍較缺乏，尤其在找出哪些地區有較高疾病發生率的群聚偵測。本文針對台灣鄉鎮市資料的特性，提出一套合適的群聚檢測方法，這個方法使用兩階段的電腦模擬，實證上更容易使用；這個方法除了可找出最大顯著群聚外，也能夠偵測出多個群聚的分佈。本文使用電腦模擬比較本文的方法與目前使用較為廣泛的方法(包括Kulldorff(1995)的spatial scan statistic和Tango(2005)的flexible scan statistic)，以型一誤差、型二誤差及錯誤率三種標準衡量方法的優劣。最後套用台灣癌症死亡率與健保就診次數資料，探討台灣癌症空間群聚與就診情形的變化。 / Spatial cluster analyses have applied in epidemiology for many years. In this topic there still are few researches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detecting the areas which have higher disease intensity.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new cluster detection method which is aimed at Taiwan counties’ data. This method which uses two-stage computer simulation procedures is useful in practice. This method can find the most likely cluster. Besides, it can find multiple clusters. We use computer simulations to compare our method with others (Kulldorff’s spatial scan statistic& Tango’s flexible scan statistic). Type-I error, Type-II error and error rate are criterions of measurement. At last, we use Taiwan cancer mortality data and all the people health insurance data to discuss Taiwan cancer spatial clusters and the change of diagnoses.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解釋在中國大陸眾多開發區之間，為何有些開發區發展相對成功，有些開發區卻成為閒置土地、基礎建設落後、外資裹足不前？造成開發區發展差異的誘因究竟為何？本文認為由中國國務院批准的開發區，享有國家級開發區的「閃亮招牌」，並且在法律上，其稅收優惠政策，相對比省級開發區來了更為清晰、更有保障。同時，開發區所在地是否位居沿海、鄰近國際大都會，或者是建立在城市市區，開發區的地理位置，也是造成開發區發展差異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開發區的產業群聚現況，以及開發區與當地大學的結合，都深深影響著開發區產業群聚效應的發展。最後，對於開發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本文認為，若開發區能獨立運用財政收入，包括土地出讓金與稅收收入，甚至管委會可以設立財源獨立的投資總公司的話，開發區基礎建設經費來源，將相對獲得保障，開發區因而更具發展潛力。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獻分析法外，作者以山東濟南作為個案，透過為期兩個月的實地田野調查，對當地開發區官員、濟南市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了深度訪談，藉此比較並歸納造成開發區發展差異誘因。

各國的產業群聚發展久已，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企業的真正價值取決於無形智慧資本之累積，故如何透過產業群聚資源帶動其智慧資本表現，進而創造價值，已成群聚內企業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位於我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的一家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企業智慧資本受產業群聚影響之具體項目，及企業如何管理與蓄積，進而，連結策略性智慧資本，說明產業群聚如何透過智慧資本以協助企業策略執行。得出結論如下： 一、個案公司受產業群聚影響之智慧資本項目共有27項，主要分佈在人力、關係及流程資本。 二、個案公司針對前述項目設有13項管理制度，加強對產業群聚資源之利用。 三、部份產業群聚資源能直接透過策略性智慧資本對個案公司策略之執行產生貢獻，其他部份則透過支援策略性智慧資本之創造或累積，對個案公司策略產生間接影響。顯示產業群聚能提供公司發展上所需之策略性資源。

本論文旨在探討三重埔的中南部移民移住現象，關注彰化、雲林、嘉義的移民，結合移民所建立的宮廟觀察彼此的互動關係，強調中南部移民與宮廟對三重埔地方發展的重要性，作為觀察臺灣民間信仰與地方發展的案例。 三重埔是主要研究場域，緒論中說明三重埔的開發歷史與宮廟發展，將三重埔的發展分為開墾初期、街庄形成、街庄成熟三個階段來釐清研究場域的歷史脈絡，並說明三重埔宮廟發展的傳統面貌與嶄新面貌的差異性，文本中的「在地廟」是中南部移民之前的傳統宮廟，「移民廟」是中南部移民所建的嶄新宮廟。 中南部移民是主要關注的對象，第一章討論三重埔的中南部移民，根據人口統計資料與田野訪談，說明三重埔的人口結構和移民的籍貫等，著重在民國40年代以後三重埔人口大增的原因，來自彰化、雲林、嘉義縣市人口最多，以移民廟作為佐證。 移民廟是中南部移民在三重埔留下的重要資產，第二章針對三重埔立案的38間宮廟逐一實地探查，找到9間中南部移民興建的宮廟，除了在三重埔實地探查移民廟，更擴展探查的範圍到彰化、雲林、嘉義移民謁祖進香的祖廟，詳實紀錄移民廟的主祀神、歷史沿革、謁祖進香、廟慶、儀式等，運用GPS衛星定位GIS繪圖來說明移民廟與在地廟的空間分佈，找出移民移住現象與宮廟之間的時空關係。 第三章將田野實查與文獻資料整合加以分析研究，討論中南部移民的宮廟與三重埔民間信仰，探究移民廟與在地廟的的主祀神與信徒結構、祭祀慶典儀式與功能、宮廟與移民的認同等問題。 本論文研究貢獻在於探討中南部移民與移民廟的關係時所得到的結論： 一、民國40-60年代中南部移民有群聚現象：中南部移民的時空背景和宮廟建立有直接關係，移民移住的時空背景和宮廟的空間分佈是一致的。 二、移民廟與在地廟的區別：從三重埔歷史發展的新、舊移民所認同的主祀神和宮廟分布區域不同，同時展現三重埔地方開發的先後脈絡。 三、移民廟的認同表現，9間移民廟以主祀神和謁祖進香來凝聚移民，藉著靜態與動態的認同力量增強移民的團結意識。 四、移民廟的在地化：移民廟的在地化帶領三重埔宮廟的轉型，各宮廟展現出包容與多元化的特質。 五、新三重廟：移民廟的在地化帶動走向新三重廟出現，現在的新三重廟是分區發展、配祀神增加、祭祀圈重疊、移民廟的地位提升，信眾祈求安定身心時有更多神靈庇祐，移民廟的謁祖進香依舊是移民廟的重要廟會活動，藉由活動來凝聚信眾人群，讓地方特有的民俗技藝代代相傳延續下來，保存著飲水思源的良善社會風氣。

在十九世紀早期工業革命時期，工業國家的主要城市如倫敦、紐約與巴黎，都經歷了快速的都市成長。大量的勞工湧入城市，後來都經歷了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都市更新。透過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與都市更新、都市再生策略緊密結合，城市競爭力將建立在城市空間的再生之上。 區域與城市經濟結構的重組，使得原本城市車站做為製造業中心或集散中心的功能漸漸消失或沒落。老舊城市的車站周邊出現大量公有/私有閒置建築和土地，或是商圈產業的沒落與凌亂，還有空間上的無組織與去中心化，艋舺商圈正是處在如此的時空之中。 今萬華車站的新建與捷運的連結，以及商圈再造計畫，似乎將為艋舺地區注入一線希望；然而夕陽產業除了觀光資源之外，是否能迎接大量觀光客的衝擊，或是能否承受新產業的入駐；產業聚落的轉型是必然的過程，其須成為能支撐城市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的新產業，且城市空間也需要尋求新的意義定位與吸引新住民的進入，都市再生的過程進而能透過中心車站的重新發展，逐步轉為重視歷史文化、街區紋理、文化創意、引進投資與創業機會等等，讓老舊的街區重新轉型。 透過產業群聚理論及地方經濟發展體系架構，以都市再生策略研究艋舺商圈區內產業聚落與空間連結關係，進而分析艋舺商圈產業與未來經濟發展之網絡與空間樣貌；以中萬華的艋舺商圈，從歷史地理脈絡、傳統/創意產業、基地空間特性、規劃政策與實施框架等面向，梳理台北市如何從老舊街區串連多元空間/產業網絡而讓都市再生成為永續發展的城市。

1980年代以降，「產業群聚現象」為各國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歷程中，極重要的趨勢與特色，美國的矽谷模式可謂其濫觴並成為仿效的成功典範。透過在特定的地理區域中，結合產業界（私人部門）、學術機構、研究機構、中央與地方政府（公共部門），建構有利於高科技產業長期發展與繁榮地區經濟的「科學城」。 　　產業群聚的優勢在於群居成員可分攤基礎建設成本、共享所需的生存資源；更易因地理上的便利性，形成上下游或關聯性產業的合作網路，使產品、技術、資訊與情感的交流更密切，演化為利害與共、共存共榮的「命運共同體」。本研究以產業環境、研究環境與居住環境所組成的共生環境作為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的中心假設，採用組織生態學、資源依賴與合作網路的觀點，以「環境資源共享」與「產業網路互補」為經緯，剖析不同群聚的共生型態與綜效利益，釐清不同的產業特性對群聚利益的呼應，與對整體產業與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共生環境資源的多寡，決定高科技產業群聚的形成與長期發展。產業環境的優勢反映在生產效率與利益的增強，研究環境的優勢反映在技術與研發實力的提昇，居住環境的優勢有助吸引高科技人才加入。而高科技產業專業分工明顯、產品生命週期短、時效性要求高的產業特性，使得合作廠商需要頻繁的溝通與協調，而這些工作卻必須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達成，這也是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的主因。 　　產業群聚的利益在於地理上的接近性，使群聚成員共享生存環境資源，便於建構合作網路關係。「環境資源共享之經濟性」與「產業網路合作之互補性」兩構面，決定高科技產業群聚的共生綜效利益。共生綜效利益高低，會決定群聚的長期發展與演化。共生綜效利益越高，則產業群聚會趨於成長、擴張；反之，將逐漸萎縮、解散。而合作機制的建立，是提高群聚共生綜效的關鍵。合作網路體系中的核心廠商，則負有建立合作機制的責任，政府（公共部門）也可主導合作機制的建立。 　　不同的高科技產業特性，搭配「適合的」共生綜效利益，可提高產業與企業的競爭力。環境依賴程度高的產業特性，對環境資源共享之經濟性的需求就會較高；專業分工程度高的產業特性，對產業網路合作之互補性的需求就會較高。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的產業化發展受到一個由國家、藝術社群與企業三方構成的社會結構影響，藝術社群、國家與企業三者在不同階段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此轉型過程經歷文化創意產業化的價值張力現象和政策磨合，揭示了上述行為者對於空間規劃與產業發展的不同主張，一方面造成其不同的信任與競合關係；另一方面也造成空間功能的轉向－此地區由一個位於前端的藝術創作聚落轉變成為靠近後端的大眾文化消費園地。 本文認為文化創意產業化的過程將引發行為者不同的價值取向，其原因為：一、精緻藝術與通俗文化的特性不同；二、創作前端與市場後端的需求與運作邏輯不同。而為了尋求文化與產業的永續發展，政府必須回應這種特殊的產業特性，扮演彈性的平台角色，一方面能夠觸動行為者的相互交流、理解與信任關係，使其自由溝通並跨界合作，誘發各種創新的可能；另一方面需要釐清空間的角色與功能，讓有效的補助與保護機制連結網絡關係及群聚效應。如此一來，這樣的制度環境能夠鼓勵創新，不因產值思維而壓抑創意，而創作前端與市場後端能夠充分活化與溝通，進一步完整價值鏈機能。 / The industrialized development of Huashan Creative Park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state, the community of artists and the enterprise. These three factors played crucial roles within different phas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resulted in tensions between discrepant values as well as policy modification within the transition, which displayed diverse positions toward spatial plann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different factors. The tensional phenomenon not only altered the relationships of trust and contention among factors but also brought about functional change of the space－this cluster of art creation near the front end of value chain turned into a pop culture consuming park near the back e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dustri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will lead to dissimilar value orientations of factors because of two reasons：the first, distinct features of fine art and pop culture；the second, different needs and logic of creating front end and consuming back end of the value chain. In order to build u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is suggested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special industrial feature and take a role as a flexible platform. On the one hand, this platform should induce interaction,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between factors as well as generate free communication, synergies among multi-fields, and all possibilities of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s and functions of spaces as well as connect network and cluster effect to complete the function of value chain by an appropriate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bsidies. As a result, thi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reation and market instead of oppressing creativity due to output value requests.

臺灣的癌症發生率及死亡率有連年增加的趨勢，研究指出原因可能與環境中的污染物質有關，檢測可能的污染源附近是否存在癌症群聚(Cluster)，將有助於未來的癌症防治。在空間統計(Spatial Statistics)有不少方法可用於檢測群聚現象，其中用來檢測某個特定位置周圍是否發生群聚的方法被稱為焦點檢定(Focused Test)，本文介紹及評估常用的焦點檢定方法，並使用較佳方法探討臺灣地區疑似污染源的地區。 首先本文使用電腦模擬，在不同情境假設下比較焦點檢定方法的檢定力(Power)，例如研究區域大小、群聚形狀等不同的情境，以判斷檢定方法之間的優劣。最後本文分析臺灣鄉鎮市(Township)層級癌症死亡資料，應用焦點檢定方法分析石門核一廠、恆春核三廠及麥寮六輕周圍的癌症死亡率，檢定結果發現核一廠及麥寮六輕附近有較高的癌症死亡率。 / The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rate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pollution sources, especially for those creating air pollution and excess radiation, are one of the potential causes for the increment. Correctly, detecting the location of possible sources of contaminants can help for cancer prevention. In spatial statistics, focused tes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if the intensity rate are higher around a possible pollution source. We will introduce and evaluate frequently used focused tests and apply them in Taiwan. First we use computer simulation to compare the power of focused test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such as study region and cluster shape. Next, we apply the focused tests to Taiwan cancer mortality data, in order to decide if the cancer mortality rates are higher around Ch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Maa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Mailiao sixth naphtha crack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ncer mortality rates around Ch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Mailiao sixth naphtha cracker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本研究為探討網路演化過程中的群聚現象，說明網路是否能夠藉由訊息傳遞的過程而浮現出族群分離的現象，為此我們架構了一個電腦模型，同時加入了突現行為（mutation）的考量，藉此來瞭解網路形成過程中的不理性行為是否有影響族群群聚的功效存在，探討在不同的突現發生機率下，網路演化過程中的群聚現象是否會隨著突現發生機率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至於，在連結形成方面，我們設定連結如果要形成的話，必須要雙方玩家都願意採取相同的投資動作才能成立，連結必須要雙方玩家都相互協調的情況下才能建立，所以玩家每期都會先選擇要進行的投資策略，其次才依照雙方所選擇的投資動作來決定連結是否建立，並不像以往的文獻中所述，完全依照玩家是否有連結誘因存在來決定連結是否建立，在本研究中玩家是依照雙方所選擇的投資動作來決定連結是否形成。 在此研究中，我們以富人和窮人的投資合作過程為故事背景，假定玩家都有兩種投資策略可以選擇，玩家會從中擇一採用，當雙方玩家協商之後，如果雙方都願意採取相同的投資動作的話，則連結就會建立。設定富人選擇投資策略的自由度較高，而窮人選擇投資策略的自由度較低，因此當玩家開始去尋找適合的合作伙伴時，窮人所受的限制較多，而富人所受的限制較少，但是為了避免設定了太強的假設，所以本研究盡量使用較為薄弱的假設，盡可能使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異性不大且符合現實。在這種行為模式的設定下，我們利用兩個群聚比例來計算每期所形成的同性質連結數目，藉由這兩個群聚比例的變化來探究網路形成過程中的群聚分離狀況，因此我們利用了一個較為間接的方式來瞭解所要討論的議題。 本研究透過演算模擬得到幾個結論：（1）平均群聚比例會隨著突現發生機率趨於0而不斷提升，代表網路隨著突現發生機率的下滑，族群分離的程度會隨之趨於明顯。（2）當突現發生機率很低時，平均群聚比例會隨著玩家每期能夠建立的最大連結數目增加而下滑，網路內的族群分離現象逐漸不明顯。但是當突現發生機率很高時，卻會維持在平均的水準。（3）當玩家的人數增多時，突現的發生對群聚比例會有提升的效果存在，不管最大連結數目為何都會有如此的結果。（4）如果市場上處於一個貧富人數不均的環境下，則隨著網路的演化最後所計算出來的族群現象就會越明顯，富人自然會和富人相連，而窮人自然會和窮人相連，群聚現象是自然演變出來的。（5）若搜尋時採隨機模式，則平均群聚比例在突現發生機率很高時會較一般模式差，而在突現發生機率很低時則與一般模式差異不大。（6）若突現僅限於連結的斷裂，且窮人的動作選擇僅限於投資策略二，則平均群聚比例則會趨近於一。

「溫羅汀」指的是台北市大安區的溫州街、羅斯福路以及汀洲路的區域，在七、八零年代開始，隨著台灣大學為核心的運動氣息和自由氛圍，聚集著人文氣息濃厚的主題書店、獨立音樂及咖啡館所構成的文化地景，擁有著獨立、非主流、自由的精神。「溫羅汀」的獨立音樂場景也由著這樣的文化與歷史脈絡而於此落葉生根。 透過論文的整理與分析溫羅汀在地的獨立音樂的歷史、環境與文化，再以這個為背景，來討論台灣獨立音樂在台北的群聚與社會網絡，並觀察與分析溫羅汀做為台北獨立音樂場景的重要基地其主要的因素。最後，再從外部的政策環境以及內部的獨立音樂發展方向的矛盾，來討論台灣獨立音樂發展的限制。 研究認為，溫羅汀會成為台北獨立音樂的重要音樂場景主因是因為，溫羅汀的音樂人力聚集形成一種「創意型群聚」，而這樣密集的社會網絡提供了經濟機會，而且，這樣的群聚是集合了包含生活圈、社會網絡以及產業鏈的「生態圈」。因此政府在做相關產業政策時，絕對不能忽視獨立音樂場景之中，生活圈以及社會網絡對於獨立音樂發展的重要性。並且，政府在做獨立音樂產業政策時，各部會層級的溝通也都該有「文化」的思維，並且，部會間的橫向與縱向的溝通與協調機制也必須要能夠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