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研究證實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有助增進與利害關係人關係。然而，不同利害關係人對不同面向之CSR的態度因重視程度高低而有差異，若企業能以特定利害關係人所注重之CSR面向進行溝通，溝通效果將事半功倍。「天下企業公民獎」是國內CSR獎項的先行者，透過將CSR分為「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與「環境保護」，邀請專家學者對參獎企業進行各構面的評比。此獎深耕台灣，許多企業視此獎為自身CSR的年度總體檢。 本研究以民眾角度，探討天下企業公民獎四大構面是否為衡量CSR的顯著指標，及各構面之衡量題項是否能真實反應該構面意涵。其次，探討四大構面在消費者心中的相對重要性，並進行跨產業比較：探討是否因產業不同，使民眾對四大構面的重要性排序發生改變。最後透過重要性－績效分析法，找出各產業之代表企業（玉山金控、華碩電腦與中華電信）在民眾心中仍可加強的CSR構面。本研究之有效網路問卷共344份（金融業115份、製造業117份、服務業112份），透過LISREL進行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四大構面皆為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顯著指標。 二、「環境保護」、「社會參與」、「公司治理」之題項皆為衡量構面的顯著指標。「企業承諾」構面下則有兩題項對該構面的解釋能力不足。 三、民眾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四大構面的重要性排序為「企業承諾」＞「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社會參與」。 四、「企業承諾」在民眾心中屬於相對重要性高的構面。若企業透過企業承諾構面的CSR作為與民眾溝通，推測能夠有達到較佳的溝通效果。 五、對於三間代表企業而言，「企業承諾」皆為民眾較重視的構面，但玉山金控與華碩電腦在民眾心中的表現績效偏低，建議可列為優先改善重點。 六、企業的「社會參與」績效佳，但民眾認為重要性低，故可將資源重分配。 / Companies nowadays face an ever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and more demanding stakeholders. This mean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 new area offering opportunity for reducing risks and develop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elps companies better communicate with stakeholders and increase brand value as well as reputation. “CommonWealth Magazine Corporate Citizen Award” is the pioneer in domest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ds. 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framework takes four dimensions into account, inclu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Commitment,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nually, experts and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grade on these four dimensions, and awards are given out to the top 100 corporate citizens. The award is in its 11th consecutive year. With its long tradition and reputation, many companies regard this award as the annual examination for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e four dimensions given by CommonWealth Magazine Corporate Citizen Award can be significant indicator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whether the measuring questions truly reflect each dimension. Next, it moves on to exa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for consumer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cross-industry comparison. By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examines whether people would rank the four dimensions in a different ord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Finally, by applying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it analyses the dimensions for three representative corporations in each industry (E. Sun Financial Holdings Company, ASUSTEK Computer Inc, and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re made. With 344 valid online questionnaires (115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117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12 in the service industy) and using second-order CFA in LISREL,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1. All four dimensions are significant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 The measuring ques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Involv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dimensions are all significant indicators for their respective dimensions. However, two measuring questions in “Corporate Commitment”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explanation of this dimension. 3. People rank in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follows: Corporate Commit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4. In the cross-industry comparison, “Corporate Commitment” ranks the most or second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consumers. Companies are advised to communicate with consumers through activities in this dimension. 5. Consumers place great value on “Corporate Commitment”, while E. Sun Financial Holdings Company and ASUSTEK Computer Inc perform poorly in this dimension. Suggestions are given as to better prioritize the practice of this dimension. 6. “Community Involvement” shows high performance, while consumers actually do not place that much importance on it. Thu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sources should be reorganized.

本文研析2011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在人道干預立場上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差異比較，試圖分析中國在「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上的態度轉變。中國於安理會1970號和1973號針對利比亞內戰所涉及的人道干預決議案，不但同意將利比亞情勢送交國際刑事法院，更間接默許西方軍事干預利比亞，此與一向不干預他國內政、尊重他國主權為外交原則的中國相違背。然而，發生於同時期、同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同為推翻獨裁政權的敘利亞內戰，中國卻多次否決對其進一步軍事干預，形成人道干預立場上的矛盾。 而本文試圖利用「國家利益」和「形象建構」兩大分析途徑，探究中國隨著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建立，和在國際事務上話語權漸增的情況下，於人道干預立場的考量是否有所改變或偏向。本文認為中國在利比亞案例上突破以往不干預他國內政的立場，並不代表中國對「國家保護責任」態度的轉變。其次，中國當前在人道干預立場上，仍以國家利益為主，形象建構為輔，特別是中共政權維穩、國家安全為首要。此外，中國也正試圖擺脫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單方影響，建立一套獨立自主的人道干預外交原則。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740号 / 法博第171号 / 新制||法||150(附属図書館) / 31691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酒井 啓亘, 教授 淺田 正彦, 教授 濵本 正太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1515号 / 法博第232号 / 新制||法||16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安田 拓人, 教授 塩見 淳, 教授 髙山 佳奈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本論文は、戦前の我が国の会計学のレベルが高く株式取引も活発だったにも関わらず会計士監査制度ができなかった理由が政府と財閥企業の秘密主義に基づくこと、戦後GHQによって構築された会計士監査制度が大蔵省によって換骨奪胎されたこと、この制度がスケープゴートとなって社会的に重要なアカウンタビリティの概念が曲解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と、等の指摘を通して会計監査の本質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の会計監査の方向性を示唆した。 / 本論文は『会計監査本質論』(森山書店、2016年)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 / 博士(商学) / Doctor of Commerce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5062号 / 法博第308号 / 新制||法||18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安田 拓人, 教授 塩見 淳, 教授 髙山 佳奈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資訊是自主決定的基礎，而自主決定又同是私法自治與競爭秩序的核心基礎，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高度分工、專業化與複雜化，締約當事人間因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交易地位不對等問題，備受關注，因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契約失靈與市場失靈，亦亟待法律的介入調整，修正契約自由下的當事人自我負責原則，而資訊義務的強化，便成為民事法實質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具。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意指提供資訊之義務，狹義意指當事人就特定事項，負有主動向他方告知及說明的義務，若將此義務再作廣義的延伸，則資訊的揭露必須真實完整。 由於資訊是一經濟財，具有財產價值，而資訊的搜集也需要投入成本及風險，因此，資訊的揭露會影響締約當事人的行為誘因，故在資訊義務的賦加上，涉及當事人私法自治利益的保障調和，若再加進法律經濟分析面向，則資訊的社會福祉效用、交易成本與效率觀點，也應被考慮，所以資訊誘因、資訊成本、資訊價值等觀點也應納入個案的利益衡量中，蓋契約法也具有經濟任務的功能面向。 關於我國法現行的締約前資訊責任規定，歸結現行民法詐欺規定、瑕疵擔保責任及締約上過失等規定，可以得出民法典對於資訊義務的違反，係採取「故意理論」(Vorsatzdogmatik)的立場。這個規範模式，是否可以滿足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引發檢討。對此，比較法上已有緩和故意理論而偏往過失責任發展的趨勢，而且在普通民法典之外的特別法，透過法令強制規定與行政管制的手段，針對特定的交易型態廣設諸多詳盡的資訊揭露規定，也反應了當事人的保護需求與強化資訊責任的必要性，故民法的相關規定也須實質化，以回應現實面的需求。從公平衡量的觀點，法律行為決定自由的保護是私法秩序的重要任務，過失違反資訊義務的風險，不能僅歸由被誤導之一方承擔，意思表示錯誤的規定，所能提供的救濟常常是不足夠的，過失責任的強化，可以強化當事人對於法律秩序的信賴，有助於降低契約準備成本和提升交換活動的效率，同時也可避免故意理論下因資訊欠缺所產生的免責特權，而對於資訊獲取提供必要的動力。然現行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因其主客觀構成要件的嚴格性與功能的局限性，無法提供規範需求的滿足，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整修正。在修法之前，從法律行為自我負責的實質化傾向、締約前資訊重要性的提升以及私法自治資訊義務的功能失常等因素，應可合理化法院在法律明文規定之外，以法律創設的方式從事規範的補充。對於締約前階段的法律關係，德國法學發展出來的締約上過失責任制度，為我國民法所繼受，並有部分案例類型的法典化，因此，經由締約上過失理論的運用，可以為締約前資訊義務的違反，提供法律創造的基礎。 資訊義務的功能在保障當事人的自主決定，使契約締結可以符合期待，雖然誠信原則可為資訊義務提供抽象的法律基礎，但對於具體的義務形成及內容，尚無法提供具體的指引，因此，如何合理化私法自治的限制與資訊風險的轉嫁，便有待資訊義務理論基礎與契約法理論的探討。雖然一般認為信賴責任理論可為締約上過失責任及締約前資訊義務提供理論依據，不過，實際上，雖然不實陳述責任可從信賴責任理論中導出，但是，對於說明義務而言，因單純的不作為尚未創設出信賴事實，因此，惟有將信賴轉化為規範上信賴或正當行為期待時，才能提供說理，惟何時存在規範上信賴或信賴的應然，仍須依靠其他指標，當事人一方在經濟生活中所從事的角色及專業，通常便成為他方當事人應然信賴與正當行為期待的基礎，縱經由對價思想將資訊經濟財概念引入，也會因資訊對價的難以具體化，而仍需依靠價格及角色期待的觀點來合理化，故依據信賴責任理論與對價思想，當事人一方的專業，時常是影響個案判斷的關鍵因素。此外，正當行為期待的觀點，不僅為當事人的個別保護提供基礎，也可在制度總體層面上，與減少交易成本的經濟觀點相配合，蓋經由誠正期待的保護，將締約前資訊風險歸由最小成本之一方負擔，可降低交易過程中的摩擦，增進分工專業經濟活動的效率，故資訊義務與自主決定的保護，也可將契約法的市場面向納入，經濟活動有效運作的保護，長期上可確保個人的決定自由，而個人決定自由的確保，也可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及維護市場調控，有助於整體制度的穩定。。 對於資訊義務的成立，在客觀因素上，可從「資訊需求」與「資訊期待可能性」，加以觀察。在交易過程中，可設想參與交易的當事人會具備最低必要資訊與一般基礎知識，以免在交易過程中須時時探查相對人能力而迭生調查成本，而當事人就自己商業領域範圍內之事項及一般的公開資訊，應可期待其為自力的資訊獲取，以免資訊努力的重覆投入，故原則上只有對於他方當事人無法自主獲取的特定重要資訊，才有主動說明的義務。所謂重要資訊，係指對於締約決定具有重要意義之事項，主要是指會影響契約目的實現的情事。經由此一重要性門檻，可以為契約嚴守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提供最低保護，確保契約效力的安定性，同時也意味著完全的資訊對等與完全的資訊揭露，係與契約自由及自我負責的基本原則，並不相符。對於資訊義務人的資訊期待可能性，應依交易觀點而為判斷，除特殊專業外，義務人的行為或表示、特別信賴的表徵、契約性質、交易性質、契約中的利益地位等等，也可推知資訊的期待可能性，此外，資訊誘因與資訊價值的社會福祉因素，以及具體個案中締約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平衡，也應納入考慮。在主觀因素上，在故意責任之外，另外建構過失責任，將督使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為必要注意。在法律效果上，違反資訊義務者，被害人得請求撤銷或廢棄契約，請求損害賠償，也享有拒絕履行抗辯權，此外，其亦可選擇調整契約作為損害賠償的方式。在故意責任時可適用詐欺規定及侵權行為規定，而過失責任時則依締約上過失請求，倘若締約前資訊義務的內容，涉及契約給付而成為契約內容一部分時，應被債務不履行責任所吸收。 在現代經濟交易過程中，廣告為締約前資訊問題的大宗紛爭來源，為現今競爭法與民事法的重要議題，不實廣告規範可增加事業投機行為的成本，減少廣告不實的誘因。廣告雖可傳遞資訊，然無法期待事業就全部不利事項予以全盤揭露，基於效能競爭及交易資訊透明化的要求，特定重要交易資訊的隱匿，會使交易相對人就產品比較、價格比較或條件比較，發生困難，減損購買決定自由與競爭正當秩序。對此，公平交易法雖未如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增設廣告揭露事項的明文規定，但透過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廣告規定及第二十四條禁止欺罔行為規定，還是可以發揮實際上的規範效用。不實廣告規定，雖係以行政管制方式為主，但亦有民事責任效果，雖然，違反不實廣告規定所締結之契約，係屬後續契約，原則上並不會違反禁止規定與公序良俗而當然無效，但公平交易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的妨害排除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仍可為個人提供一定的保護，此外，民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的可適用性，並不被公平交易法所排斥，彼此間的相互補充，將可使當事人自主決定的保護，更加完整。

十九世紀英國經濟活動、社會結構及工藝技術發生重大變革，船舶所有人從事海上運送活動所面臨之責任風險，種類繁多且金額甚鉅，非其能獨自承擔而有轉嫁風險之必要，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遂應運而生，迄今已有一百五十餘年之歷史。 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乃由船舶所有人組成非營利性之防護及補償協會，以相互保險之方式承保船舶所有人之責任風險，其承保範圍廣泛，包括船員及旅客傷病死亡責任、人命救助之費用及報酬、貨物責任、船舶碰撞責任、污染責任、船舶拖帶責任、船骸移除責任、共同海損分攤額、檢疫費用、罰金、損害防阻及法律費用等等。 船舶所有人透過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安排，轉嫁龐大之責任風險，使海上運送活動得以存續，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貢獻重大，已成為海上保險不可或缺之一環，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船體保險及貨物保險。惟目前我國學界關於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文獻極為有限，且多數文獻因論著年代較為久遠，部分內容已與現況有所差異。 鑒於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重要性，本文乃以英國不列顛防護及補償協會之2007年協會規則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相關國際公約、英國法及我國法為研究範圍，自法律層面分析探討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意義、功能、歷史沿革、法律架構、契約之成立與效力及其承保範圍，建立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概念與體系論述，以期能達成協助船舶所有人瞭解並維護其關於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各項權益、引起國內學界對船舶所有人防護及補償保險之重視與研究興趣、俾利國內航運保險相關主管機關對航運業轉嫁責任風險之行政監理及對我國船舶所有人組成防護及補償協會可行性之評估等研究目的。

摘要 政府採購法72條第2項減價收受規定，可說是機關處理驗收之例外規定，關係機關採購後續使用情形及廠商權益甚鉅。本文以工程採購為研究對象，以工程採購著眼於工作之完成，來探討採購法驗收之法律效果，以釐清減價收受之效力。 依採購法72條第2項規定，明定減價收受之要件，包括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卻有困難、得於必要時，機關得採減價收受，因此機關驗收時，發現與規定不符，仍須滿足前開之要件，方得採減價收受，否則應依採購法72條第1項規定，請廠商限期改善。 從民法概念來看，減價收受無所謂過失責任，基本上肇因於廠商債務不履行，債務不履行可分為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二者區分實益在於給付是否可能，亦關係機關評估是否辦理減價收受及後續損害賠償問題。此外，減價收受亦關係工程承攬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保固責任，以及減價收受之額度與違約金等相關問題。本論文希望藉由理論探討，及法院判決、調解建議及仲裁等相關實務案例，以釐清減價收受所遭遇之相關問題。 / The acceptance with price-reduction under Article 72, paragraph 2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could be said an exceptional part of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under the Act. It is regulated to the interests and duti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of governmental purchasement. This study intentioal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work”, which is used to focus on the completeness of definit work and to cope with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When it happens to be accepted with price reduction, what is the reason and what will be going on?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72, paragraph 2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where the result of inspection indicates any non-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ual requirements, but the non-conformity neither hinders the safety or use required nor decreases the general function or the function designated by the contract, an acceptance with price-reduction may be conducted under conditions that the entity has determined that there is no need or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replacement. Otherwise, the entity should require the suppliers make improvement within a time-limit according to the paragraph 1 of Article 72.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the Civil Code, the acceptance with the price-reduction does not depend on responsibility for intentional or gross negligent acts. It is caused by the suppliers’ non-performance, when the performance becomes impossible or imcomplete. The governmental entity will also transfer to claim conpensation for the injury. This issue also involves the obligation of suppliers to repair the defects within the specified period, not only after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The reasonable amount of price-reduction and the penalties are also important to be disscussed. This study wants to clarify all the issu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acceptance with price-reduction through the theory discussion and the reviewing of juridical cases, mediations and arbitrations.

2011年5月臺灣爆發不肖業者將具有毒性之塑化劑添加入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當中，販賣給多家食品業者，用以生產各種食品及飲料，戕害國民健康。惟案件中消費者僅獲賠求償額的兩千分之一，差距甚大，明顯不如預期，更是引發社會諸多撻伐。本論文藉由上述塑化劑案件，探討食品安全消費訴訟消費者求償困境並檢討現行法的缺失與不足，以符合消費者權益保障之宗旨。 文章中首先針對食品安全消費訴訟特性以及我國食品管制上主管機關的權責劃分進行概念性介紹，並就訴訟中消費者可主張的民法、消費者保護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上請求權基礎進行要件及爭點說明。其次，就損害賠償之概念及損害進行界定與討論。另由於此類型訴訟，消費者食用問題產品後，多半不會產生立即性身體傷害或臨床病徵，導致訴訟上消費者就其所受之損害難以舉證而敗訴，故本文藉由參酌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上之損害認定，將損害概念擴張至損害或「損害之虞」，以解決訴訟上消費者損害認定不易的難題。 此外，於因果關係舉證方面，則藉由德國環境責任法、德國基因科技法上之原因推定理論、美國法上市場佔有率責任之因果關係以及日本法上疫學因果關係理論，作為此類型訴訟我國因果關係認定之參考，並就損害賠償範圍、我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引進、目的、重要爭點等析述討論之。最後，本論文藉由實務上判決，觀察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6條法院適用情形，從中檢討現行條文不盡完備之處，並嘗試提出相關修法建議，希冀可作為將來立法者修法之參考。 / In May, 2011 the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eported that plasticizers, such as: di(2-ethylhexyl)phthalate (DEHP) and di(iso-nonyl)phthalate (DINP), were illegally added to clouding agents used in foods and several beverages.The endocrine disruptors have been linked to developmental problems with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etc.This paper would mainly discuss the issues of the reflection of civil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food scandals,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plasticizer food scandal in Taiwan. First, the author gives an overview of consumer litigation of food safety, food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and the basic of claim such as the Civil law,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econdly, interprets the concept of civil compensationand expa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ersonal injury to risk of injury (the plaintiff has not manifested any symptoms of disease but may suffer from illness in the future) by referring to toxic tort.Thirdly, illustrates the special rules on causation in the asp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law, the biotech law and the market share li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causation.Fourthly,probes the compensation scope and punitive damages. Finally,by observing court decisions on article 56 of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letion of existing legal norms and suggests a proposal for law amend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