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琉球問題為中心，探究李鴻章這個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這次外 交事件中扮演何種角色。內容分五章，共約七萬五千字。 第一章追溯中日琉以往的關係，並引出琉球問題的序曲--台灣問題。 第二章敘述琉球問題的發生以及中日之間對此問題的交涉經過及結果。 第三章由李鴻章對日本、琉球的認知及他所認為妥善的處理方式窺其意識型態及其衡 量、裁斷的標準。 第四章探討身兼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之外交職權如何？以明瞭他的意見在外 交決策中的地位。 第五章結論--在知識上：李鴻章對日本、琉球的認識不夠充份，但比諸時人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在外交行政上；李鴻章是一個與議者、執行者而非決策者。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全文分六章十七節，約 十萬字。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與依據。 第二章為「蔣廷黻的生平」，分「家世與早年」、「求學時期」、「治學時期」、「 論政、從政時期」四節，陳述蔣氏多采多姿的一生。 第三章為「蔣廷黻的重要史學著述」，介紹蔣氏「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琦 善與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及「中國近代史」四本 著述的出版與內容概要。 第四章為「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見解」，分「以才識品德評近代歷史人物」、 「以史學方法從事近代外交史之研究」、「以理智愛國論探討東北問題」、「以積極 建設論倡導中國之現代化」、「以高度效率的新式專制論冀望中國政治」、「以經世 致用的懷抱致力建國球國大業」六節，敘述蔣氏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見解。 第五章為「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貢獻」，分「倡導客觀態度解釋史實」、「將 中國外交史研究導向學術化」、「揭露俄國偽善友誼的真相」、「講求經世致用樹立 學人從政典範」四節，陳述蔣氏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 第六章為「結論」，就以上各章加以歸納。 附錄為「蔣廷黻生平年表」及「蔣廷黻著作目錄」，為有意參閱或進一步研究蔣氏志 事與其平生者，提供一點查閱資料上的方便。

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由於殖民統治需要，臺灣進入近代教育制度的時代。為同化臺灣人，日本人在臺灣所設立的近代普通教育制度主要是以初等教育為主，師範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並非專為臺灣人所設立，主要乃是便利日人在臺升學就讀，順帶籠絡臺灣人。是故，當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時，初等教育不論是在學校或是教職員生的數量與其他三者比例懸殊。這樣的比例，也影響到之後學校撰寫歷史時，對於學校歷史記憶的呈現。由於戰後國民政府自行宣布臺灣人民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將臺灣納入中華民國的統治之內，使得臺灣的教育制度也納入中華民國的教育制度中。因臺灣先後被兩個不同國家所統治，導致了戰後臺灣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書寫有特殊的現象產生。 教育乃為百年大計。然而戰後臺灣的教育史研究，有一度是向中國教育史傾斜，將臺灣納入中國的教育圈中，不但失去臺灣自身的主體性，也扭曲了臺灣教育史的面貌，這樣的情況直到解嚴之後才逐漸改善。而前述這樣的教育歷史，除了出現在學界的教育史之外，也透過教育，向下傳遞到各級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書寫。透過文獻的探索，可以看見臺灣學校為慶祝校慶所出版的刊物，不論是戰前戰後，雖然皆呈現多元的樣貌，然而當中皆帶有執政者欲傳遞的政治意識型態。掌握學校出版品意識型態的呈現，除了學校當局之外，便是撰寫者的歷史意識。由於撰寫者人數的多寡、身份的差別，導致學校歷史記憶在被選擇的時候有所差異。 從各級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撰寫情況當中，可以知道戰後學校的歷史撰寫深受政治力的影響，因而出現了一些書寫的特殊現象，其中包含了對於日治時代的學校歷史有所切割、遺忘或忽視；除此之外，另有一種在臺灣重新建立，卻移植中國大陸的學校歷史。而影響前述這些學校歷史撰寫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執政者藉由政治力的影響，透過學校歷史的書寫，試圖重置臺灣人的集體記憶，進而聯繫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消彌臺灣的主體性。然而，群眾身體的記憶在威權政治力消退之後，逐漸恢復，學校的歷史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漸漸恢復了原先該有的歷史記憶。

本論文利用大量的史料，包括檔案、方志、報刊、雜誌、文集、筆記、傳統醫籍，以及近代的醫學專業文獻，配合身體史、醫療史、醫療社會學的角度，輔以專業的醫學知識，考察1895-1949年間，女性在面臨月經、懷孕、生產等生命歷程時，其相關知識與照護，是否有別於傳統？同時也觀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政府對於婦女衛生的推廣，是否有介入的情形。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後，本論文發現：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習俗，以及中醫理論及技術發展的若干缺憾中，傳統中國婦女所受的健康保障較為有限，尤其是涉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月經和孕產等方面，無論是婦女本身，抑或是社會風氣，均存在一定的禁忌與避諱，以致女性因對自身生理認識不清，而無法達到良好的自我照護；即使面臨分娩此等攸關生命的大事，婦女也在「嚴男女之防」的考量下，把較為專業的男性醫者排拒在生產場域之外，寧將母嬰二命託付於較缺乏醫學知識的穩婆手中，這或許正是造成過去中國婦嬰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然而，甲午戰敗的刺激，以及西醫之大量傳入，卻意外地衝破中國婦女的身體界線，使婦女衛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得到改革的契機。這些改革，不僅造成近代婦產科醫學的革新之外，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婦女。除了早期的不纏足運動之外，各種攸關女性身體健康的醫學知識，包括月經、生產等以往較少公開談論的知識，也不斷地湧入中國，並配合近代大量出現的報刊雜誌，傳播到許多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的腦海中，使她們能更清楚自己的生理結構，進而執行適當的婦女保健。此外，女性的生理用品、生產場域，以及分娩時隨侍在旁的助產人員，也出現了不同於傳統的新選擇。新式月經帶（或衛生棉）、西醫婦產科醫院，以及西醫婦產科醫師與受專業訓練的助產士，成了少數婦女的新體驗，藉由這些較注重清潔衛生，以及講求科學原理的新事物，她們有可能獲得較為可靠的健康保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這些新的婦產科醫療與女性衛生用品，早期多出現於城市之中，且價格不菲，因此有能力享受者，多係居於城市的中上階層的婦女。 隨著外患侵逼日甚，以及中國國際處境之艱困，中國人對於「強國強種」的企求也持續提升；再加上戰爭、疾病所帶來的大量傷亡，在在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注重攸關國力的婦嬰衛生。除了訓練舊式穩婆，設立中央助產委員會，推廣西式的助產教育外，政府也頒布各種法令規範穩婆及助產士；為了有效預防婦嬰的兩大殺手──產褥熱與新生兒破傷風，政府更積極推廣強調清潔消毒的新法接生，並實施公醫制度，派遣專業人員深入鄉區推廣婦嬰衛生，甚至還發明圖文並茂的簡易助產包，俾使不識字的接生者也能操作新式助產技術。 儘管在1949年之前，中國仍有不少婦女尋求穩婆之協助，採取舊法接生；但新式助產事業之於中國，事實上是在兵馬倥傯的亂局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中華民國政府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奠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局穩定之後，於此根基上繼續耕耘，並逐漸獲得成效。至此，中國的婦女衛生終於衝破傳統的藩籬，向前跨出一大步，中國女性獲得健康的途徑，也因此更加多元。

本論文將重新探討湖南新政的實際成效與其形象的塑造過程。在現今的學界中，對湖南新政的認識受限於維新人士的觀點。因而對湖南新政之認識，往往停留在「新舊之爭」上。此觀點往往過於僵化，侷限研究者的視野。因而，在這種歷史認識的限制下，研究者沒法解釋當時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故只有去熟悉化，以不同的眼光去重新書寫此段歷史，重新還原當時之歷史時空，才能找回失去的歷史知識。 本論文會先探討地方官吏在湖南新政中的角色與貢獻。江標、陳寶箴、張之洞等人在湖南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惟後人對其的認識，往往是經過維新人士而來，因而不免與歷史事實有所落差。所以，重新研究地方官吏的角色，則有助於重新檢討湖南新政之形成過程。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湖南保衛局在湖南新政的影響力，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實上，在湖南新政的主事者看來，湖南保衛局是為湖南新政成敗之關鍵。本論文將探討湖南保衛局的興起與頓挫，其重點將放在湖南保衛局的構想之形成，在其實行過程中所遇到之困難，以此作為了解湖南新政的一個側面。在湖南保衛局施行過程中，不同人士都對於保衛局的實行有所討論，亦對於其有所批評。而從保衛局的實施過程中，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有其道理。不過，由於受到「新舊之爭」思維的影響，後人對於這些批評者，多視其為「守舊」，因而對其言論多以負面眼光看待。事實上，這些批評者也是推動新政的主力。但是，在後來的歷史論述中，往往忽略這些史事。究其原因，與湖南士人之間的論爭有所關連。而這亦是決定湖南新政前途的重要關鍵。 所以，本論文將分析湖南士人之間論爭之起因，以及論爭的經過。在此過程中，不同士人之間因各種原因而產生矛盾與衝突，從而使得湖南新政遭受衝擊。這些衝擊有的來自於湖南士人本身，也有一些是來自於省外。而這些衝擊，很大程度上與康有為有相當密切之關連。湖南新政與戊戌變法在本質上就有所不同，而康有為一派意圖影響湖南新政的發展，引來不少士人的反彈。因此，士人之間開始出現分歧。而反對康有為一方之人士，往往援引省外反對康有為的言論作為思想資源，以抗衝康學，拿回新政的主導權。因此，他們所反對的，只是康有為一派的康學，而非針對西學。 因此，從當時的歷史時空看來，參與論爭的雙方在思想上均沒有太大的分別。他們對於西學，都抱持接納的態度；在新政的事務上，他們都有所參與。但在後人看來，王先謙等人被貼上「守舊」的標籤。因此，這種觀點如何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所以，本論文將探討當時人如何看待湖南新政，並從而形成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其中一種特色。在當事人看來，湖南新政並沒有因戊戌政變而中止，在後來仍有所延續。而在日本人看來，湖南士人並沒有所謂的新舊之別。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都以湖南新政作為他們的政治本錢，因而塑造一種「新舊之爭」的氛圍。在報刊等傳播媒介的推動下，這種湖南的「新舊之爭」成為當時人的歷史想像，並成為後人對於該段歷史的集體記憶。

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地位，儘管後世對其見解肯否不一，但他的研究成果確實影響著後來的學術發展。在台灣缺乏相關研究下，本文試圖以國民主義(nationalism)為核心，整理丸山真男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論文的節構上，以時間和概念為經緯，從戰前到戰後的發展，討論國民在國家中圖像 (image)的轉變。日透過觀察日本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國民主義的發展，可以進一步正確地認識日本近代化的過程。 國民與國家的關係，在國家人格化的想法出現後，可以稱之為主體與客體間的權力分配。或許可以說，國民是國家所創造出來的產物。而國民主義的討論重點，正在國家如何創造理想的國民。在這個前提下，本文分成四個面向來分析丸山的研究成果，即：(1)國民主義的概念定義、(2) 明治維新前後的國民主義、(3) 戰爭期間國民主義的變體與(4)國民主義的思想底蘊。 國民主義的相關論述，自幕末開始重心便在與外國的關係上，例如海防論。為了抵抗外國，因而開展厚植國家實力的想法，如富國強兵論，從而產生改變體制如尊王攘夷論的想法。而這些想法隨著時間的經過，成為日後征韓論與自由民權論的基礎。 實際上由於明治維新的變革方式，政府無法期待民眾自動自發地形成國民意識，不得不藉由國家教育來產生國民的愛國心。換言之，將國民對家庭或宗族的認同，轉移到國家統一的具體象徵－天皇之下。此外現實中市民自由的狹隘與經濟生活的窘迫，統治階級透過不斷鼓吹對外的危機意識，免去社會分裂的危機。國民的國家意識作為教育與組織動員的結果，無法讓國民成為責任政治的主體。 由於需要迅速建立國民意識，所以日本並未如歐洲成為價值中立的國家。透過天皇與國體的結合，日本的超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讓天皇成為絕對價值的展現，從而讓國家價值的產生具備合法性(legitimate)基礎。在超國家主義的結構中，丸山另外舉出日本兩項國民主義的樣貌，即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 為何日本的國民主義會發展到如此地步，在《日本的思想》中，丸山分析日本思想的特性，即無構造的傳統。在引進西方思想乃至制度時，日本出現幾個問題，如並未徹底理解前者在西方的誕生背景，以及從思想產生的時間來論斷優劣。在實用主義的想法下，西方的制度被日本繼受，但卻缺乏明確的思想背景。因此這些思想便「無構造」的散佈在日本人的意識中。具體而言，日本對制度缺乏正確的認識，產生對制度的物神崇拜，而個人的主張又無法提升到規範的層次，從而造成日本在發展國民主義的種種問題。

輪船招商局是清季自強運動中最早有關民生經濟的事業，也是中國炙N化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從創辦到被政府收歸國營，該局體制變化分W繁，在中國近代企業史上可說是無出其右者；而其體制之改組，往往遠礄优F治的變動緊緊相扣，是以招商局的發展直可說是中國近代化歷程兢g滄桑的一個縮影。前輩學者雖已有多篇論文發表，惜多集中於清季，弘磪H後的研究則付諸闕如，因此筆者嘗試作一縱剖面之探討，希望能以妒齯[的時期、更廣泛的角度來了解政治環境與企業成長之關聯性，此乃奶戭膍s之動機。本文除第六章結論外，正文共為五章：第一章敘述輪船招商局之草創，先對當時中國航運界作一回顧，比蒂銴頝s式輪船與中國舊式沙船之興衰，爾後再說明國人欲建立新式航運楨狳□妙嬪憿A最後言及輪船招商局之創辦及其改組之原因。第二章探討中法戰爭前後官督商辦體制在該局之經營運作情況；戰咿菾荍膝扆茪H主導經營，官方力為維持，然中法戰爭所引發之一些問題’p金融風潮與外人代營，使政府不再放心將經營權交給商人，官派督辦麂□N了商人總辦，官商關係因中法戰爭而起一明顯之變化。第三章說明辛亥革命前後該局與清政府、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之關哄F由於清末政府將一些重要企業收歸國營，招商局股東為免該局為官所飽A故積極爭取商辦，爾後民國建立，該局再進行籌組新公司活動，惜未祕言\，招商局管理機構因此日趨僵化。第四章解釋國民政府所以介入該局整頓的原由；先說明商辦時期該坐孛g營績效，再比較北洋政府與南方廣州政府對航業的態度，並將民國爬~政局與招商局發展做一對照，最後則述及官督整理不易見效之因。第五章則分析招商局被收歸國營原因；由於內政不安與列強侵擾，陞蟀F府在推動航業政策上顯得有心無力，復因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戰役兮v響，中國航業備受衝擊，招商局又於此時驚傳借款弊案，國人交相指雩荍膝D事者盜賣航權，為整頓航業故，政府於是撥鉅款收買商股，將該圻玲k國營。

本論文以郭嵩燾其人其詩為主要考察對象，並印證郭嵩燾在近代史中「政事能兼文學者」地位之商榷。 見證近代歷史的郭嵩燾，有特殊的仕宦經歷與大量學術創作，豐厚的學養與當代漢宋兼採的學術風氣交相融合，展現獨到的思想。其詩作強調溫柔敦厚、有我性情、重視學問、經世致用的詩觀，具體落實於詩歌創作，以飽含詩情筆墨與豐富詩藝技巧，展現卓然一家之風貌；復因其詩作被其他方面成就如學術思想、經世思想、洋務思想所掩蓋，未能一窺其奧，職是，本文擬從文化思想與詩作貢獻層面，分析郭嵩燾其人其詩。 研究方法部分：本論文立基於中國「詩言志」傳統，將詩作視為審美深層心理之外顯，對於作者創作動機與時地背景的關係則以「知人論世」之考察切入；結合龔鵬程先生談論文學時特別注意「意義的顯現」，以及翁特斯（Yvor Winters）「五批評層次」理論，扣合本研究主題，推展統整文化、作者與作品的價值意義。 論文章節部分：第一章是「緒論」，清楚呈現郭嵩燾詩作研究面向，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與範圍，以及前人對郭嵩燾研究之歸納整理。 第二章為「郭嵩燾背景析論」，此為郭嵩燾詩的外緣研究，藉以了解郭嵩燾所處時代氛圍對其出處行事乃至詩學理念、詩歌創作的影響，分「郭嵩燾的時代背景」與「郭嵩燾的學術背景」以及「郭嵩燾生平與交遊」三線論述。 第三章為「郭嵩燾詩學理論」，在前述背景析論之研究基礎下開展；研究文本包含郭氏現存的詩文集。本章分三小節細述。第一節「內原性情，外通政事」可說是郭嵩燾詩學論述的「體用論」；第二節「績學閱歷，樹立己見」可說是郭嵩燾詩學論述的「實踐論」；第三節「詩教傳統，託意宣鬱」可說是郭嵩燾詩學論述的「情志論」；第四節「練字警策，典雅格律」可說是郭嵩燾詩學論述的「藝術論」。 第四章為「郭嵩燾詩作題材內容」，可見郭嵩燾詩學理論在實際創作中之印證，亦可體知郭嵩燾「感發生命淺深厚薄之質量」與作為詩人的文化深度與敏感度。分二小節討論。第一節「郭嵩燾詩作題材分類」分四類探討，計分：紀游詩、節日詩、海外詩、考證詩；詩作題材不以詩體劃分，而以郭嵩燾主要生平經歷做為詩作分類上的特殊性，兼以詩作應用途徑、寫作時地區分，凸顯郭嵩燾置身特殊處境下的題材表現。第二節「郭嵩燾詩作情思內涵」分六項細述：一、「奇情困阨，慍憤群小」；二、「神遊家國，經世濟民」；三、「詠史議論，明辨審觀」；四、「親朋交誼，肺腑深情」；五、「人生變幻，自傷老病」；六、「思鄉客情，歸隱守愚」。 第五章為「郭嵩燾詩作藝術論」，此為郭嵩燾詩結合理論與創作手法的實踐，以詩技與意象兩大主軸討論，兼及內外之美，末以詩作評價收束。分三節細述。第一節為「郭嵩燾詩藝技巧」，分「情景事合」、「工樸相濟」、「大處落墨」、「託物比興」、「直陳曲致」五項特色，以見詩人匠心獨運的開創性與詩學文化的積累性。第二節為「郭嵩燾詩作意象」，以豪傑意象（百獸、蟲魚、鳥類）、孤寂意象（燈火、酒盞、舟楫）、飄零意象（雲、雨、雪）三者之運用與內在義蘊之連結，解讀詩人生成話語與詩歌內在精神意義，探求詩作構象煉境之美。第三節為「郭嵩燾詩作評價」，以郭嵩燾詩藝總論的方式進行研究，分「形式工整，韻律和諧」、「內容取材，離絕凡近」、「風格雄渾，沉著痛快」三部分為說。 第六章為「結論」，總結上述，收束全文。將郭嵩燾其人其詩置於整體文化視野的觀照下，側重郭嵩燾其人其詩的時代意義與影響：其人熟諳洋務，主西法政教之本，捨西洋器物之末，倡循理外交，思想超前新穎。其詩可說是中國傳統「士不遇」典型下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的結合；描述國事蜩螗、生民憂戚之作亦可說是鴉片戰爭後，至甲午戰前的近代詩史。其擇善固執的守窮形象與積極正向的人生觀給予後人無盡的景仰追思。在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經學家身分以外，應予其近代詩學史上的公允地位，彰顯其詩人、文學家的華彩冠冕。 關鍵字 郭嵩燾 養知書屋詩文集 近代詩 駐英法公使 首講西學

近代日本將「亞細亞」想像為一個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在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等面向加以呈現，寄託日本自我定位的國族敘事，型塑國家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目標。「亞細亞」一度是象徵停滯、落後的符碼，但在1980年代後，隨著日本經濟崛起與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勃興，帶有文化意涵的「東亞」轉而成為日本烘托自身優越感的地標，本文即試圖透過對近代日本亞洲論述的梳理和考察，揭示此類話語所反映的認同政治。本文假定，日本對「東亞」的想像空間源自於三重結構，即對抗中華霸權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文明論述；以中華帝國為中心、涵括其周邊地區的「前近代」(pre-modern) 朝貢體制與華夷秩序；以及反思西方近代性的知識建構，重建東亞近代性的對話空間。這三重結構轉喻下的日本，呈現三種存在樣態 (mode of being)，即抵抗 (resistance)、鑲嵌 (embeddedness) 與再現 (representation)，三者在不同條件下各有凸顯，但揭示的問題意識 (problematic) 如一，即「東亞」作為對應於「歐洲」或「西方」的「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擁有與歐洲或西方不同的特質，成為日本據以證成其獨特發展的基底、書寫自我認同的對象，反映知識社群面對他者時的集體焦慮，「東亞」因而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樣態，被賦予不同的政治任務，其間變化必須從「東亞」相對於日本近代化的情境來理解。刻畫西方近代性的「亞細亞」空間與「近代」時間，在知識上予以構連 (articulation) 後，「共同體」的型塑成為日本在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他者、區域與全球之間依違擺盪的認同地標，抵抗的意義旨於再現自我，鑲嵌的異化證成抵抗的合法性，而再現最終又回歸鑲嵌的論域。本文的設計重點在於揭示一種研究途徑，透過不同立場的經典閱讀，探討東亞近代性構圖中涉及政治地理學的基本問題，闡述日本的亞洲想像之所以以「共同體」為念，並非地理概念的「亞洲中心主義」(Asia-centrism)，而是日本近代化進程中「東方之故鄉」式的情感體現與文明政治，延伸的軸線則是建構歷史主體的自覺意識，既是彰顯國族敘事的辯證命題，也是自我定位的知識建構。 / Modern Japan regards "Ajia"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nd exhibi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pistemic aspects, commits Japan's nationalist narrative of self-orientation accordingly, and shapes her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 In modern Japan, "Ajia" was once a negative term by indicating stagnant, laggard, but in the 1980s, as Japan'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regionalism gaining popularity, the "East Asia" (Tōa) instead became the symbol of heightening her superiority with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is dissertation is trying to reveal the identity politics reflected by such Asianism discourses. This dissertation assumes that Japan's "East Asia" imagination derived from the following triplet structure that is civilization discourse of resisting the hegemon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pre-modern" Sino-Barbarian (Hua-Yi) tributary system; and reflection to Western modernity knowledg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the East Asian modernity for dialogue space. Under the triplet structure,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mode of being in modern Japan: resistance, embeddedness and representation, each had been highlight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but the problematic manifested as one, that is the "East Asia" was a "constructed reality" corresponded to the "Europe" or "the West"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d the perceptive understructure of Japan's unique development road, and illustrated in self-identity writing context, underlined the collective anxiety of her knowledge community when faced with "the others". As a result, "East Asia" implied its different significance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been given different political tasks, during which the change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East Asia" relative to Japan’s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fter articulation of knowledge, the spatial "Ajia" and temporal "Kindai" which depicted the Eurocentric modernity, converged on Japan’s "community" imagination that swung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self and the others, regional and global identity landmarks. The implication of resistance aimed at self-representation, as alienated embeddedness justified the legitimacy of resistance, and representation returned to the field of embeddedness discourse even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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