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公共政策最攸關的因素之一即公共預算，其常被稱為「數字化的公共計畫」，預算配置牽動一國或一地的整體政策規劃與發展趨勢，因此亟需民意的投入與關懷。然而國內無論中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的公共預算過程皆將民意排除在外，而相關預算文獻也將焦點放置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互動」，民眾意見極少直接呈現在公共輿論中。 本研究受到美國各地方政府之「公民預算參與」諸多文獻的啟發，欲探究一般民眾能否在公共預算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其在參與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種限制，以及影響參與力的重要因素。由於在國內尚屬初探性研究，因此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教育程度及經濟水準較高的台北市民眾，在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之戶所進行問卷發放，共取得有效問卷260份，經過統計分析後呈現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依變項為「公民對參與台北市政府預算過程的意願」，共分為三個子面向：認知、態度，及行為。以「認知」而言，對公共事務較熱衷、男性、年齡較長者對於公民預算參與之認知程度較高；就「態度」而言，政府舉辦活動時所扮演的角色、選擇議題的重要性、程序正義等皆會影響民眾對於此類活動的支持度；而以「行為」來說，對於公共事務態度較熱衷、年齡較長者，其對於公共預算過程也較具有參與意願。 二、台北市民眾偏好之公共預算參與機制與誘因：在參與機制方面，較受歡迎的方式為「公聽會」、「諮詢會議」與「問卷調查」，另有多人提出以電腦、上網的方式來公佈資訊最佳；而參與誘因方面，有超過一半的民眾都選擇「意見能反映在預算決策中」為最佳的參與誘因，另外較受歡迎的方式為「提供政府運作資訊」與「能與市府人員或市議員對談」。 三、台北市民眾偏好之公共預算配置：建議為增加的政事別預算主要是「教育科學文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支出，然增加幅度並不多，亦即整體而言，民眾大致上贊同目前的台北市公共預算配置。 經過問卷分析後，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可著手規劃基礎的公民預算參與活動，尤其以「公聽會」或「問卷調查」較為可行；此外，如何將繁瑣的預算資訊簡化以達公開且便民的目標，更是當代政府須思索的重要課題。

本文旨在闡述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理論中對於公民概念的看法，並且試圖透過這樣的檢視過程發現密爾公民理論對於當代民主政治所可能有的啟發作用。長期以來，密爾被視為自由主義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因為密爾在闡述自由此一概念上所做的巨大貢獻所致。 但是自由的巨大光芒遮蓋住了其他層面的堅持，筆者並非認為密爾忽略了諸如社群與公民責任這些面向，而是後來的解讀者讓這些面向變得不重要，事實上只要我們用心閱讀密爾對於公民品質的要求就不難發現這其中與自由原則的巨大差異。筆者以為透過將自由作為基礎的條件之一來論述密爾的終極關懷是一個好的出發點，但若將其作為終點則必將是個錯誤的詮釋。 本論文主體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論述密爾對於公民品質內容的要求為何，這其中包括了德性、智性與主動性三方面的要求；第二部分則論述達成公民品質所應具備的制度性條件，包括了自由的社會、代議的政府與公平的經濟體制；最後一個部分則論述內在改善對於公民品質與條件的設定所具有的衝擊性，這是密爾思想的轉折，也是我們去思索民主政治前景的重要線索----與其殫精竭慮地思索良善的制度何在，不如先思考一下我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吧！

八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充斥著一股來自民間的新興社會力，許多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志願組成各種民間公益團體，並採取各種不同的參與行動來爭取權益或改進社會品質。是故，依此民主趨勢，本研究為探討公民參與的理論與實踐面向，則以近年來倡導教育改革的民間公益團體為研究對象，並選取從事教育改革的主要三個參與社群─家長、教育工作者、社會人士的代表團體，為「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及「四一Ｏ教育改造聯盟」。並藉由此三個團體的個案研究，來探索民間公益團體的公民參與的基礎、目的、途徑、策略、要件與影響等層面，以作為建構本土化的實地理論。本研究對「公民參與」界定為：「公民與公民團體基於對自主權、公民資格的體認，以及對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的重視，主動投入其意志、情感、知識與勞力於公共事務的活動中，所採取積極而直接的參與行動。」，而對「民間公益團體」的定義為：「由民間人士志願自發性結社，以實現某種特定的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為目的，且充分開放予公眾自由參與的團體。」教育改革類民間公益團體的參與目的，即是欲透過對教育的關心與反省，投身時間與能力於改革整體教育體制與品質，進以促使教育自由化、教材生活化、資源再分配，並且能充分開放給關心教育議題的公民參與。所引用的主要理論基礎為「公民資格」、「志願主義」、「社區主義」及「參與民主理論」，並且依此內涵來分析民間公益團體之公民參與的實踐過程。最後，對民間公益團體與政府方面，提供能助展我國公民參與發展及實踐的十項建議，並展望未來後續的研究，能朝向更本土性、深入面的探究。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為發展各行政區之人文史蹟、地方文化及產業特色，特別仿效日本「公民館」於各行政區設置公民會館，提供市民參與公共生活之場所，活化地區文化、營造地區與社區特色，積累地方文史資料，將之建構為鄰里社區人際網路交流的平台。然而由於初期使用率低落，市府為提升使用率已傷透腦筋，無暇顧及公民會館原本被賦與作為市民與公部門溝通平台的期許，以致陷於功能角色定位曖昧不明的危機，使其流於僅止於場地租借及辦理一般性活動之場所。加上公民實質參與的匱乏及經營人力與經費困窘等問題，使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思索未來發展願景上成了極大的挑戰。 本研究以地方治理與公民參與理論的觀點，檢視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功能定位，瞭解行政機關執行營運管理之資源與能量多寡、存在價值認知、經營模式及困境、地方參與意識等，進一步探討如何利用柯市府上任開啟的政治機會，強化信義公民會館的公民參與機制，促成形塑公民社會的契機。 研究發現如下：(1) 公民會館功能定位遭質疑；(2)預算與人力編制不足；(3)缺乏與地方的交流與互動；(4) 柯市府公民參與理念落實的可行性。 而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對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未來發展提出以營運管理、活動規劃、行銷推廣、人才培育及社區發展等五個不同面向觀點呈現的具體建議，冀能提供地方政府未來政策方向擬定之參考，讓信義公民會館能真正發揮其設置初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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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近年來大量的女性婚姻移民隨著全球化浪潮進入我國，在遭逢我國國族建構的互動過程中，其公民身份與權利如何的受到對待與回應。本研究探討的焦點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著重在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在Marshall的三種公民權—市民權、社會權、政治權分類下，所受到國家法令規範的限制，並比較兩者的差異；第二部份著重在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女性主義觀點分析種族、階級、國族與性別四種因素如何影響著婚姻移民的公民權行使，女性婚姻移民如何跳脫出公民權本質與運作上所帶來的阻礙，並比較現階段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在公民權實踐上的差異。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從相關移民法令、公報、報章媒體等次級資料加以分析整理現階段女性婚姻移民在法令上的保障與限制；另一方面，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對移盟與沒錢盟的主要幹部進行面對面訪談，以進一步了解女性婚姻移民的現實處境，及移民團體對政府移民政策的批判。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目前的法令規範上，大陸配偶所受到的限制較東南亞配偶嚴苛；在阻礙因素上，由於個人地位與角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使得女性婚姻移民落入國族與性別的交互壓迫與歧視循環中，而無法享有平等的公民權；此外，來自國族的影響對大陸配偶的公民權限制較大，種族歧視則對東南亞配偶的公民權限制較大，性別及階級歧視則同時限制了大陸及東南亞配偶的部份公民權。

台灣的社區大學從民國八十七年九月文山社區大學開辦至今，各縣市陸續開辦或積極籌備，短短二年多的時間，目前(民國九十年六月)全國已有三十所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的設立，意味著台灣社會歷經近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匯聚了對教育改革的深切期盼，以及對深化民主，重建社會的理性認知，以逐漸成型豐沛的民間活力為支撐，並結合地方自治、社區發展的潮流。社區大學的創建，旨在深化民主，重建社會，引導社區人民積極公民權（active citizen）的行使，鼓勵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落實教育與社區的結合，指供終身學習的場域，進而促成公民社會的實踐。 透過教育途徑喚起公民意識及培養公民能力，在社區大學中學習民主社會中公民所需具備的能力與技巧，唯有建立公民的社區意識、公民意識，由下而上的政治參與才不會淪為空談。社區大學提供公民公共參與的機會，朝向自我管理；同時，激勵公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認知。社區大學這個另類大學，不僅本身即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同時其亦結集了不同的社區團體來共同落實教育與社區的結合，故本研究以目前台北市四所社區大學為研究對象，並以「公民資格」、「公民參與」、「社區教育理論」為社區大學的基礎理論，來探討社區大學建構公民意識的策略與實踐。 社區大學設立的終極目標乃是希望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其所使用的策略主要可分析為「課程型塑」、「公共論壇」、「與非營利組織的策略聯盟」、「社團觸發」、「社區參與」五個面向，經由個案分析歸納出下列研究發現： 1.社區大學的推動理念，主要乃希望藉由相關課程來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培養人民批判思考的能力、以及引導新的社會價值重塑生活形態。然普遍發現各社區大學的學術性課程及公共性課程不好經營，而影響社區大學課程規劃方向最大的主力，實乃取決於各社區大學負責人（主任）的治學理念。 2.「公共論壇」對大部份的社區大學而言，有其正面的功能，其提供了一個可以讓民眾多瞭解公共政策的場域。 3.對非營利組織而言，社區大學提供一個交流的場域，讓非營利組織至社區大學授課以傳達組織理念，社區大學亦提供了非營利組織成員再成長的機會；對社區大學而言，非營利組織可提供其豐富的師資來源。 4.最具活動力和自主性學習的社團活動課程，對各社區大學參與文化的型塑有其正面的意義。 5.對社區大學而言，在地的社區是它要開拓、耕耘的場域；對在地社區而言，社區大學引進了社區營造的資源及支援，有助於社區工作的開展。

本研究以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與福林社區發展籌備委員會 （簡稱福林籌委會）為研究個案，並以實際的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獻探討等質的研究方法，進行非營利組織資料的蒐集，後經由資料內容的整理，分析非營利組織建構公共意識之過程與其主要之影響。 　　非營利組織建構公共意識之過程分由兩個層面進行，一是概念層面，主婦聯盟提出「生活者」的主張，表示消費者具有主體性、主動性、自我覺悟，而非被動的選擇商品。而福林籌備委會則強調社區的居民「自己做主人」，居民可以一起解決社區的公共問題，不需要凡事依靠政府。當個別公民有了主體性的認知，非營利組織透過座談會、社區會議等方式，積極推動公民討論的文化，學習共同思考的習慣。並從公民日常生活的世界裏，尋找引發其興趣的公共議題，促使公民關心社會、政府決策、社區等公共事務。 　　其次是實踐層面的建構，由於政府的決策不當或公眾對社會現象的無力感，極易引起公民的不滿。因此，非營利組織結合不滿意的因素，並使其提昇為公共議題，配合活動的宣廣，引發公民的行動，而影響既定的公共政策或原有的社會現象。從主婦聯盟引爆的「搶救芝山岩」行動與福林社區河濱公園的規劃案例中，可以發現非營利組織的行動策略。在行動過程中，非營利組織亦透過非正式的管道，間接影響政策。此外，非營利組織透過組織化的手段，結合公民、專業者、社區與其他非營利團體的資源，提供公民參與的機會與資源。因非營利組織的位置性不同，組織化的過程亦有所調整，然而其為培養社區的公民領袖及社區自主管理的目的，卻是一致的。 　　由非營利組織建構公共意識最大的影響力，是型塑社群的參與文化。在個人的參與行動，非營利組織強調「主權在民」的思想，並要求政府「以民為本」，使得個人與政府的關係由上對下的層級性，轉化為平等的地位。在此影響的過程中，非營利組織扮演先鋒者、領航者、組織工作者、教育者與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實質的發揮組織的特性。非營利組織、社區、公共意識的連結，是形成草根民主的基礎要素，公民經由社區的參與，學習民主社會中公民所需具備的能力與技巧。唯有建立公民的公共意識，由下而上的政治參與才不至淪為空談。 　　本研究的個案均為都會型的非營利組織，而非營利領域仍有相當多的課題，如城鄉非營利組織的差異比較及其建構公共意識的過程研究；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公共政策的互動；非營利組織的理論建構等，皆有待深入研究。

在這個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公民記者。本研究旨在探討一群不為金錢、不僅是為了組織發言的高參與度公民記者，試圖了解其形貌，以及持續不斷發文的原因。採用人本心理學之父Maslow的動機階層理論做為研究梗概，以PeoPo公民新聞平台中的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從符合研究條件的公民記者中，隨機挑選八位公民記者進行探究。 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及深度訪談做為研究方法。透過文本分析，分析八位高參與度公民記者在平台上發表的所有報導，了解發文頻率、型態、文章與Tag分類、節目採用與讀者回應狀況…等五個類目，並輔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達到主客對照，進行探討。 經由研究後發現，這群高參與度公民記者有三個特色：（1）中壯年；（2）上班族；（3）社區大學成員、課程培訓學員、志工。他們對於報導公民新聞保持著相當積極的態度，主要採用影音方式呈現，其新聞常受到媒體採用，且有一定的讀者回饋。在製作公民新聞的過程中，「歸屬和愛」、「自尊」、「自我實現」三個需求，是高參與度公民記者最主要的參與動機，其中，「自我實現」更以Z理論中「健康型自我實現」為主。 / Everyon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citizen journalists in this new media age. This study focused on a group of PeoPo’s citizen journalists who participate highly not just for money or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shape” and reasons why they keep posting on PeoPo, the study based on the Maslow’s Theory of Needs Hierarchy. This research used Contextual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 as approaches. Contextual analysis helped to figure out their report on PeoPo, and to understand posting frequency, patterns, articles and Tag classification, media adopted and audience response. Also, the research interviewed eight PeoPo’s citizen journalists by simple random sampling to realize the group. Through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se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has thre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1) middle age; (2) white-collar workers; (3)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course trainees, and volunteers. They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reporting and always use video to present. Their reports usually are adopted by media and obtain audience feedback. These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in the process have three major needs, included" 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 esteem-needs "and “healthy-self-actualization needs”. Keywords: High participatory citizen journalists, Motivation of report, PeoPo, Citizen journalism

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蘇聯，政治和經濟集權化，國家對社會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干預與管控。一直到了蘇聯末期，戈巴契夫推動「重建」與「公開性」等重要的改革政策之後，公民社會才開始萌芽。一九九一年蘇聯正式解體後，共產黨的威權統治被民主制度取代，因此，俄國的公民社會、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由於葉爾欽為了能順利進行改革而不受到社會的牽絆，因而對公民社會刻意疏離。公民社會就在政治混亂與經濟衰退的條件下，自謀生路。 在進入了普丁時代後，為結束俄國轉型過程中的混亂，普丁透過「垂直的總統權力」與「法律獨裁」手段來打造強大的國家。俄羅斯原本的混合政權在普丁「管理式民主」的治理下，以轉型為某種準威權主義政權。 在普丁「管理式民主」框架下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是：國家承認公民社會的存在，並為公民社會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同時，國家也要對公民社會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節，為公民社會確立人人適用的普遍法律規則、對公民社會自身無力解決的矛盾或衝突進行干預協調；然而在這裡，存在一個國家對公民社會干預的界限確定問題。而二ＯＯ一年十一月由克里姆林宮所舉辦的「公民論壇」則是最受爭議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普丁透過公開的對話正式地承認了公民社會團體在政治和社會上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公民論壇」只是政府收編俄羅斯支離破碎之公民社會的實質工具。 /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y were highly centralized under state socialism. Society was intervened thoroughly and overwhelmed by the Soviet state. Civil society was unable to emerge until the final years of the Soviet Union due to Gorbachev’s reform programs of perestroika and glasnost. Since the Soviet Union disintegrated in 1991, Russia’s civil societ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market economy have to develop simultaneously. Because of Yeltsin’s alienated attitude toward civil society for the sake of smooth reforms without considering social demands, civil society had to develop on its ow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chaos and economic depression. In order to end the transition turmoil left by Yeltsin, Putin has been trying to craft a strong state through the “presidential vertical”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law.” Russia’s hybrid regime under Putin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a sort of quasi-authoritarianism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o called “managed democra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naged democracy” is the following: State recognizes the existence of civil society and provides legal regulations for the latter’s development. The Civic Forum which was held in November 2001 by the Kremlin authorities represented the most controversial case of state’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Putin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ivil society through open dialogue, but in fact the Civic Forum was just a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opt Russia’s fragmented civi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