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布之「公民投票法」，將直接民主最具代表性的類型之一－公民投票，納入我國政治制度建制。在今日，公民投票已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採行，但此項制度的實施並不必然代表民主，其意義也隨著不同國家而有所別，而在代議制度已是當代民主體制主流的情形下，以進一步促進民主價值實現為號召的公民投票，如何融入或逸脫代議政治，進而如一般期待的發揮由人民當家作主功能，將視其有無扣合一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結構，並針對代議政治缺失所在，將公民投票機制適當嵌入而定。尤其，公民投票在我國，係在不同的軌道，不同的時間，為不同的政治行動者所引用，立法後的爭議與批評，集中於公投制度設計與代議體制互動有關的處理未盡妥適，現行法是否合身適用，攸關人民公投權利之行使及直接民主的落實，殊值重視。 有鑑於此，本文之研究嘗試藉由理論探討，從回歸民主制度的基本面，討論民主制度的兩種基本類型－直接民主制和間接民主制，了解公民投票在民主制度中的定位，在代議制度下所能發揮的功能與作用，以及關乎公民投票能否妥適發揮功能的因素。又未來公民投票制度，將依循現行法的規定實踐，能否促成主權在民理想的實現，將視其功能是否充分展現而定，爰將焦點置於公民投票法之檢討，並從功能觀點切入，就公民投票的適用事項、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公民投票的發動權、成案及通過門檻、公投結果之處理與效力、公民投票訴訟及地方性公民投票等七大面向，整理分析各界有關批評意見，復與瑞士及美國各州法制及實踐經驗進行比較，檢討剖析現行法之缺失，並針對有關法制之改善提出建議。此外，配合憲政改造工程中有關公投入憲及國民大會制度之廢除，並兼論未來應在憲法中對公民投票的功能與定位重作省思與安排。

我國公民投票制度甫完成法制化不久，相關實證經驗尚有不足，另自公投法的立法過程中可知，朝野不僅在立法政策上存在諸多歧見，在立法技術上亦有甚多可議之處。換言之，我國公民投票制度仍處於嘗試錯誤的階段，因此，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憲法基礎，並從法規範面加以評析，乃現階段公民投票研究的重要工作。 　　本論文係探究公民投票制度所具有之權力分立制衡的核心價值，以及透過該核心價值所衍生相關制度的比較法觀察與我國法的評析。實質內容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著重在公民投票與權力分立制衡的一般理論，藉由跨國實證與制度的比較觀察，歸納出對於代議體制具有權力制衡作用的公民投票類型，並以人民為發動主體的公民投票與代議體制之間的權力互動關係，進一步探討其不同的功能型態，包括公民投票制衡代議體制的「議程設定」與「權力矯正」功能，以及代議體制藉由「提案過濾」與「司法審查」進行對於公民投票的合法及合憲性控制，以做為我國立法政策之參考。第二部分則為我國法的評析，主要探討我國公民投票制度與權力分立制衡的憲法基礎，強調憲法第17條人民創制複決權在權力制衡面向中的特殊主動地位，並從比較公投法制的歸納分析與我國憲法的觀點，就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制度設計與主要爭議，包括公投類型、適用事項、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成案審查程序與主體，以及公民投票訴訟等，提出評估與建議。

在一個民主政治國家當中，公民選舉需定期舉行，透過定期的選舉選出民眾期望的候選人，這是一個公民社會當中基本的權利，人民應透過公共事務的參與，了解政治體系的運作，並適時表達意見並參與公民活動，一個良好的公民需具備民主與法律知識，了解民主政治的運作，透過權利與義務實行展現民主自治精神，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傾聽他人並適當溝通，有助於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 本研究目的想探討目前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意願，透過選舉競選造勢活動的調查，分析不同族群下對選舉活動的態度，調查不同面向因素包含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傳播媒體行為、社交行為、個人特質與公民素養，目的為探討競選活動的參與意願。

本研究旨在瞭解青少年的參與培力經驗與公民參與行為間之關係，其公民參與行為包含了在班級、學校以及社會層面的參與，並納入人口變項進行討論，人口變項則包含性別、年齡以及擔任幹部次數。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參與培力之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共計有118份有效樣本。採用階層迴歸分析發現「參與自主性」、「參與培力投入程度」和「民主開放型」的領導表現會對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以自我推薦報名參與者其公民參與行為較他人推薦者更為積極，而參與培力投入程度越高者，其公民參與行為亦會較高，最後，當工作者領導表現愈趨向民主開放，青少年也會展現較積極的公民參與行為。然而，「性別」、「年齡」、「擔任幹部次數」、「威權管理型」以及「放任型」的領導表現則不會對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對教育策略、政策規劃以及實務工作者之具體建議。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youth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in civic program on their later civic behavior, such as their extent of participation in class, school, and the society. The study also assessed the effect of gender, age, and leadership experience on youth civic behavior. There were 118 adolesc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ho had prior experiences in the civic empowerment program in Taiwan.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youth civic behavior was predicted by their degree of involvement in the empowerment program, the style of their program leaders, and whether they themselves regist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When youth initiated the participation and had high involvement in the program, they later presented more civic behavior. When they had program leaders with democratic leading style, the youth showed more civic behavior too. There were no effects of gender, age, and youth leadership experience, however. At the end,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to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on were discussed.

「如何做一個網路平台，讓讀者變成記者，好來幫我們產生內容，或協助我們產生內容?」2005年網路媒體界最熱門的話題，就是由OhMyNews這個韓國公民媒體所掀起的「全民皆記者」現象。然則，橘逾淮可能為枳，將讀者變記者的關鍵因素為何？當我們想實際創建一個全民可以參與的開放性新聞平台時，會碰到什麼問題？又該如何克服？本研究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出發，針對資源、結構、行動者三大面向提出平台設計的行動假設，並實際建構一個全民新聞平台WEnews.cc，經過半年的上線資料蒐集，研究社會資本概念可以如何導入網路社群平台，並檢討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社會資本要素在平台上運用。結果發現，平台所預設的位置結構對社會資本在社群中的產生、流動與分配有著明顯的影響；社會資本雖然是鑲嵌在結構裡的資源，但是居於結構洞的媒體代理人（平台管理者）若能有效的導入外部資源，也能有效的激勵社群行動。

本篇論文主要是研究當代新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的「接榫」問題，嘗試作哲學與政治學、社會科學之科際整合研究，希望能使傳統儒學得以再生與重建，並使得中國民主化的路向有所突破創發。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採用現象學與詮釋學的方法，歷史研究途徑與文化比較研究，及沈清松教授所研創的對比法，來探討當代新儒學的民主觀。 在本篇論文中的各個章節安排，是根據底下的思考脈絡與研究進程：第一單元、關於民主概念的分析，與當代新儒學的民主政治課題。第二單元、關於當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論」及其辯論，與當代新儒學的「自我轉化」之道。第三單元、包括三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一)關於「道德第一義」與「人性幽暗論」，(二)關於民主與自由的緊張關係，(三)關於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最後，兼論中國大陸「馬列主義的儒家化」之困境。 本文探討了當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論」及其辯論，包括：村治型的梁漱溟、憲政型的張君勱、學術化型的賀麟、格義型的熊十力、坎陷曲成型的牟宗三、道德意識型的唐君毅、人格純化型的徐復觀等哲人，以及當代新儒學中生代與新生代學者的民主思想。 本文的研究成果，簡述如下：一、當代新儒家之強調「高次元的傳統」，往往會形成「極致型」的文化性格，而傾向於走上「高調的民主」道路；自由主義者之強調「低次元的傳統」，往往會形成「工具型」的文化性格，而傾向於走上「低調的民主」道路。儒家的性善倫理道德觀在民主政治的開展中，可能會導致大起大落的「高調民主」，而西方的原罪的倫理道德觀在民主政治的開展中，則較會導致穩定中平的「低調民主」。二、當代新儒家有明顯的「民主政治的道德義務論」之傾向，他們認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道德理想的基礎上，政治自由必須預設道德自由。他們雖承認道德界與政治界之分際，但不認為這兩界不是不相干的。三、關於當代新儒學的自我轉化之，筆者認為這需要轉化希爾斯的「實質性傳統」、韋伯的「卡理斯瑪權威」，及博蘭尼的「支援的覺識」與「默會的知識」等概念，將它們運用在對儒家「仁學」與「禮學」之新詮上。四、吾人可以藉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以「互為主體哲學」代替「意識哲學」，把重心放在「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上，來重建儒家的內聖工夫之「道德主體性」，並將外王事功之「政治主體性」獨立出來，讓兩者有主體交換互動的「程序主義」民主。五、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馬列主義的儒家化」，雖致力於「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的調和，然而它仍舊面臨著在「批孔」與「尊孔」間左右徘徊之困境。

近來信任的研究已引起不同學科的重視與興趣，從眾多領域中都可以發現與信任相關的文獻，不論是理論的建構與實證的探討，在國外學界皆已有一定的數量與規模。然而，「組織信任」受到關注，進而被深入探討，卻僅是近年來的事；再者在組織行為的領域中，學者們也注意到，組織若要能運行順暢，其成員除了必須依據組織所規定的正式角色規範，守份地行事之外，還必須展現一些非由組織正式規範所驅使的創新性、自發性或合作性行為，學者們將此稱為「組織公民行為」，並成為組織行為與管理領域當中頗受矚目的研究課題。 一個組織的發展與競爭優勢，固然需要硬體設備的獲得與新興科技的研發，加以人力資本與知識資本的投資，但是能否使生產要素獲得有效地運用，以及整體的生產能量有所增加，還取決於另一個重要的因素—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原先是用來說明蘊藏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鑲嵌關係的資源，以往與社會資本相關的理論或研究，大都圍繞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或政治學等專業領域，近年來才陸續有相關的研究將核心議題與概念的焦點移至組織管理方面的探討。 迄今，國外已有不少學者投入研究組織信任與組織公民行為，累積了相當數量之文獻，但國內對於此主題研究仍為少見，由社會資本的觀點切入之相關研究，更是付知闕如，俾喚起國內對此主題之重視，本研究希望能夠儘可能深入檢視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論意義，同時以「組織信任」和「組織公民行為」做為社會資本觀點初探的研究主題，進一步分析這兩者在運作上的形態特徵，累積相關之組織管理知識，做為日後組織管理方面之啟示。 針對組織信任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之文獻進行系統式地彙整，分門別類地釐清觀念，並提出切入的主軸與研究架構，並且對於次級資料進行探討與詮釋後，分別歸結出組織信任和組織公民行為對於組織管理上之啟示： 一、社會資本觀點下的組織信任 （一）強調領導者與組織文化的重要性；（二）從教育著手，進行品格教育的紮根，以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三）暢通組織內的溝通管道、創造開誠佈公的環境、鼓勵員工對既定制度提出改進的意見；（四）建立透明公正的程序與完善的制度；（五）重視系統信任與信任陌生人。 二、社會資本觀點下的組織公民行為 （一）重視領導行為與支持性組織文化；（二）完善的甄選制度；（三）建立公平公正的程序與周全的績效評估制度；（四）舉辦各式社交活動。 最後，本研究提出三點後續研究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參酌： 首先，可以將文化系絡因素納入後續研究的考量，或是對於各個文化進行比較性研究；再者，則是需注意新興科技及網絡組織的出現；最後，則是建議日後研究的努力方向，可朝「建立相關的命題和健全的研究設計，進行實證研究，以量化數據加以驗證，或是針對個案進行深度的研究」等方面進行。

每一個國家（或是地區）都是依據其國家（或地區）的理想來形塑其公民的，由這個理想而生的理念，則奠定了公民的角色、政府的制度，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三個公民教育面向的定位。換言之，這個人民所賴以共同生活的憑據則塑造了其特定的公民教育型態。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們要探討關於公民教育的問題時，不能不理解其國家（或地區）所追求的共同理想為何，或者是說，不能不碰觸到關於建構其共同理想所依賴的理據。 台灣社會雖然和許多邁向民主化的拉丁美洲國家有著相似的發展過程（Huntington，1994：139），但台灣社會卻有其獨特性。台灣社會自威權體制瓦解後，個人自由以及平等社會的要求不斷擴張，從開放黨禁、報禁到總統直選，原住民、客家委員會的相繼成立，在九○年代初期，整個社會對於公民身分與族群認同的關注，以及這種關注力量展現在主體性的創造與追求，以及族群、國家的認同上可見一斑。此一時期，政府的制度不但從威權走向民主，社會也從一元變為多元。而多元社會體現的背後，則代表了社會中每一個公民對於其個體自主性意識的提昇。公民的角色從過去的被統治者轉成為自我管理者；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從壓抑、服從逐漸轉為自主與批判。 因此，在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下的公民教育，如果以政治社群的共善為考量，要求每一個公民都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並且期待公民體現符合社群共善的目標，則個體的自主性有被消弱或侵害的危險，許多強調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等型態的公民教育理論即是如此；而以個體自主性為考量，企圖彰顯出公民教育的核心意義即是發展個體的自主性及尊重族群的差異性，則社群的共善又有被忽略的可能性，在宣稱以自由主義為其教育根基的國家即長期面臨此一困擾10。不論如何，公民教育的目的在個人和群體之間的光譜一直是教育哲學所需抉擇或面對的問題，因此，想要釐清公民教育的定位，就不得不面對公民教育中關於個體自主性和社群共善這兩個概念之間所存在的鴻溝。而處理這個鴻溝的重要性，在於其決定了我們的社會如何看待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以及公民的角色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之爭議。 惟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衡諸現今台灣的公民教育內涵，在諸如教材的編撰等實踐面上皆已同時涵括了這兩個在理論上看似相互衝突的概念，然而，卻不見系統性的論述來論證這兩個概念何以可以同時作為公民教育的內涵卻不陷入理論的謬誤中。這個現象雖然反映出個體自主性和社群共善皆是台灣社會所需求的「公民科」內涵，但另方面卻也再次凸顯了台灣的公民教育長期以來所存在的某種拼湊式的實踐性格。因之，在理論上尋求二者的調和，應是公民教育的理論發展所必要的途徑。 所幸最近幾年開始有學者試圖發展出調和二者的理論建構，其中達傑（Richard Dagger）、鮑伯（Benjamin R. Barber）和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即是箇中翹楚。即便這些調和理論目前尚未形成一個整全性的論述，但其共同正視這兩個概念鴻溝及所面臨關於民主弱化的問題，以及企圖克服這個鴻溝及問題所提出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作法，非常值得從威權解體邁向民主化發展，並想要努力深化民主未來的台灣社會借鏡。這種審議式的民主理念，在理論上不但能做為個體自主性以及社群共善調和的依據，關於公民參與的強調在實踐上又能做為跨越二者鴻溝的橋樑。故探討這種審議式的民主理念作為調和公民教育理論中關於個體自主性和社群共善這個爭議的論證，不但是研究台灣公民教育的理論基礎建構，更是關心公民教育課程發展與定位的同好所需共同關心的議題。 故筆者擬先從教育目的討論中，探究關於公民教育最根本的兩個教育目標，即個體自主性和社群共善的發展，並透過當代民主社會中兩種不同的公民觀傳統，指出一個以自由主義理論作為基礎，且調和個體自主性以及社群共善的公民觀是當前比較可行的做法，並透過這兩個概念在政治意涵上的演變以及發展，說明其乃相互關聯和互相補足的概念。爾後，筆者則透過達傑的「共和主義式自由主義」（republican liberalism）、鮑伯的「參與民主理論」（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discourse theory），論證調和的可能性以及其所共同導向的審議式民主理念及其具體做法，並指出一個以公民參與作為調和依據的關鍵。其次，再藉由這個調和理論的鋪陳，分析「公民科」獨立設科前後相關的公民教育論述以及其對往後「公民科」獨立設科的影響，並透過歷史的分析來還原「公民科」其學科課程的基本架構及理念，企圖透過上述的論證與分析，指出「公民科」乃是一個以〝政治〞為核心主旨的學科，並導引出一個〝重返政治〞的學科課程理念。最後，再以安吉兒（Ann V. Angell）和韓恩（Carole L. Hahn）對於英國、日本和丹麥三個國家的比較研究，作為「以〝重返政治〞為『公民科』的學科理論基礎」這一論題將有助於民主深化的佐證。

本文從個人、國家和世界三個層面來重新建構約翰彌爾的公眾參與理論。其公眾參與理論包含了公民精神和公民參與這兩個部份。公民精神主要強調合作的精神，天才和菁英組成的知識階級公民必須和其他大眾階級的公民合作，才可以減少痛苦得到快樂，唯有合作才能讓每個人可以充分運用到自己的能力，享受到高級樂趣，得到個人的幸福，也讓社會獲得更多的效益。合作的精神必須透過實際的參與才可以學習，因此參與本身具有教育的功能。彌爾認為公民精神必須透過國家內部的地方和中央雙軌式的參與才可以培養，由知識階級擔任引導的角色，在參與過程中協助大眾階級的學習。這種方式擴展到世界上就是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的帝國主義干預。殖民地不適用於不干預原則，因為他們必須透過和統治者的合作，才能學習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來得到幸福。 / This study tries to reconstruct John Stuart Mill’s theor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is theory consists of an account of citizenship as well as an accou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t the core of Mill’s idea of citizenship is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citizens, which include geniuses and elites, and the masses. By cooperation, people can make best use of their capacities, and attain their own higher pleasures and ultimately happiness. This citizen spirit can only be cultivated throug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us it has implications on education policy. The purpose of educating the masses is to help them develop and use their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to do so intelligent citizens must assume the role of leading their fellow citizens with regar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only from this perspective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Mill’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 or liberal imperialism, according to which civilized states are allowed to intervene the barbarian ones. Colonized population must cooperate with and learn from their rulers – that is to say, to conduct their own experiments in living under their colonizer’s tutelage.

本篇論透過文分析公民社會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扮演的腳色來檢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並聚焦於太陽花運動分析台灣後民主化時期公民社會的崛起。 / This dissertation seeks to examine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aiwan through analyzing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a focus on the impact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March 2014 on Taiwan’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s viewed by some observers and commentators as a significant sign of a (re-)ris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since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was completed in the 1990s. Civil society, in the explanations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aiwan’s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However, civil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sphere for the contestation and formation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which is essential to democracy, seems to cease to play its democratic role adequately since the country had its first regime change when the major opposition part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e DPP) took power from the ruling Kuomintang (the KMT) in 2000. Drawing upon civil society theories in relations to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nd in a democratic, this study aims to pursue the question as to how exactly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mpact on the state policies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