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併購浪潮下，敵意併購向來是併購議題中備受矚目的焦點，許多國家均針對敵意併購設有明確的法規範，而我國自2002年通過企業併購法以來，已歷經十五年，在敵意併購相關法制的建構上卻顯有不足，導致實務上面臨許多問題。蓋我國近年來引發高度關注的敵意併購案件，幾乎皆以失敗收場，且雙方攻擊防禦的過程中往往演變為經營權惡鬥，不僅兩敗俱傷，亦使公司及股東利益蒙受損失。 有鑑於前述情況，本文擬從實證觀點探討我國企業環境與文化脈絡對於敵意併購之影響，並透過國內曾發生過的案例、主管機關的態度與法院見解，對我國現行法制進行反思。另外，本文亦藉由美國、英國、德國、歐盟和日本之比較法研究，從目標公司採行防禦措施之相關規範、對於股東之資訊揭露以及少數股東權益保障等面向，討論出可能且適合用於我國之規範方向，以作為建構我國敵意併購法制之參考。 / In the wave of glob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ostile takeover has long been a focal point on the issues relating to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ny countries have already built up more transparent regulatory regimes specifically for hostile takeover activities. However, since Taiwan promulgated the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 in 2002,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not sufficient to govern hostile takeover activities during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nd a number of issues arose in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the well-known hostile takeover cases in Taiwan all ended up in failure.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party initiating hostile takeover and the target company often led to corporate control contests, making both parties and the shareholders suffer losses.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influences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 on hostile takeover. It also mark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regulatory regime in Taiwan by reviewing the hostile takeover cases, the opin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the judicial judgements. In addition,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legis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Germany,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on anti-takeover tactic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thesis then analyzes whether these legal systems are suitable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to establis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uture.

近年醫界產生「4大皆空」或「5大皆空」的醫生專業人才斷層現象，並將矛頭指向醫療糾紛。醫師的醫療行為刑事責任問題，依醫界觀點，不僅已造成醫療人才斷層，更使防衛性醫療行為發生。醫界為減輕醫療行為刑事責任推動修法，不論從早期所言之醫療行為除罪化、醫療刑責去刑化或近期所稱之醫事刑責明確化、醫療刑責合理化，均未能如願。 為公平妥適解決醫療糾紛爭議，修法並非唯一途徑，且醫療行為刑事訴追涉及刑事政策，故本文將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醫療專庭實證分析，探討醫療過失案件在現行醫療糾紛刑事鑑定、刑事醫療專庭之專業性、刑事理論運用之缺失，及如何修正較為妥當之可行方向。 在刑事鑑定之改善，可考慮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申請覆議之機會、鑑定醫師應將法官漏未請求鑑定之爭點，主動積極記載於鑑定結果中，鑑定結果可同時呈現醫界之不同見解及輔助事證；在醫療專庭之改善，法官之在職教育，課程內容應更具系統性、醫療專庭法官不應經常輪換；在刑事理論上，現行所採之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已將因果關係和行為人之可歸責性混為一談，因此，相當因果關係應僅限於處理因果關係問題，而行為人之可歸責性認定，應引進客觀歸責理論，方能提供審判者更具體明確之判斷標準，釐清責任歸屬。

有關相對價格離散度之研究，最早源於新古典學派二分法則(Dichotomy Paradigm)， 認為實質因素的變動，與名目因素二者截然劃分。但自Mills(1927) 起，即發現相對 價格離散度和名目的物價上漲率間並不獨立，而呈現正相關的現象。由於相對價格的 變動引起生產、消費決策的變動，因而名目外生干擾是否造成相對價格離散，並進而 影響實質變數，乃成為總體理論一項重要課題。 在過去的文獻中，Vining & Elwertowski(1976)，Parks(1978)，Blejer(1981)，He- rcowitz(1981)，Blejer & Leiderman(1982),及Fischer(1982)的實證研究，與Luca- s(1973)，Barro(1976)，Hercowitz(1981，1982) 及Cukierman(1982) 的理論分析， 大都發現通貨膨脹或非預期的通貨膨脹皆將導致相對價格離散度增加。而大部分的實 證研究皆利用各市場間的資料進行分析。近年來 Domberger(1987)及Hoomissen(1988 ) 則強調市場內通貨膨脹與價格離散度的關係。 本文第一部分利用民國59年至78年台灣地區躉售商品物價指數中的各項商品物價指數 ，根據 Domberger的方法，分析各市場內與市場間相對價格離散度與通貨膨脹的關係 。全部的商品共分為二十四個市場，計量方法為 Nonlinear 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另外，再根據Saxonhouse(1977)提出的二階段迴歸分析步驟，探討造成 各個市場相對價格離散度與通貨膨脹二者的關係是否受到各產業市場集中度，以及市 場內產品數影響。 本文第二部分利用Blejer & Leriderman(1982) 模型，分析台灣地區相對價格離散度 與國外 (美國) 相對價格離散度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探討國際間通貨膨脹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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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在治理過程（process of governance）中應該居於何種地位與扮演什麼角色？其是否完全與政治無關，而且不負任何社會公義之價值議題的倡導責任？它應該如同市場取向的行政學者所言——追求小政府（minimal government），還是應該竭盡所能地回應社會的需求？公共行政人員應該著重專業技術，還是倫理思考？一九八○年代初期，六位美國維吉尼亞多元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的學者，有感於當時的行政學術之發展似乎無法釐清前述的課題，而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主張並未能在實務上發揮作用，又鑑於當時一股貶責官僚（bureaucracy bashing）之風盛行。是以，他（她）們撰寫了一篇名為〈公共行政與治理過程：轉變政治對話〉（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的文章。因為維吉尼亞州立大學的所在地名為黑堡，故該文亦被學者簡稱為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黑堡宣言試圖針對前述課題，提出一些規範性的主張，俾以解決當代公共行政所遭遇的學術與實務的雙重困境。該宣言認為重建公共行政在治理過程中的正當性，乃是化解危機的核心。 本論文研究的範圍不限於黑堡宣言一文，而是該宣言首席撰寫者Gary L. Wamsley所稱之黑堡觀點（Blacksburg Perspective）。所謂黑堡觀點，乃是以黑堡宣言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的論述（discourse）。換言之，就是在黑堡宣言提出重建公共行政（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之主張後，陸續衍生的一些相關研究以及其中所提出的觀念。本論文希望探究：黑堡觀點針對上述課題所提供的論述為何？進而藉由認識論（epistemology）的分析，瞭解它立於何種哲學基礎之上，俾以達成所宣稱的境界？同時，也希望能夠檢視黑堡觀點本身的限制所在，提供後續相關研究的思考線索。最後，作者更嘗試提出一些補充性的見解，希望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和目的，本論文的各章的鋪陳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基本概念界定、研究主題以及方法； 第二章黑堡觀點的內涵，將探討黑堡觀點在美國行政學術中的定位及其思想淵源，並還原黑堡宣言一文的重要主張，進而以黑堡觀點反思傳統的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 第三章黑堡觀點的認識論之分析，則分別探討其所蘊含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色彩，進而提出前述兩種思維是否能夠共存的見解； 第四章民主行政的實踐，則是根據第二、三章的論述為基礎，進一步耙梳黑堡觀點之下的民主行政之內涵，包括公共行政參與治理的正當性、公共利益、公共對話、公民意識、公共行政人員等課題； 第五章結論，以前述的民主行政之實踐意涵，歸納黑堡點的特色及其在公共行政理念上的影響，並指出其理論的內在弔詭。然後，對照我國行政實務，試舉例說明黑堡觀點的啟發。最後，指出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以及作者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論文的特色在於，超越相關的研究，針對黑堡觀點的認識論進行分析，此實為一種開創性的研究。抑有進者，作者認為本論文應能夠產生如后的貢獻： 第一，提供不同於時下流行之管理途徑的觀點，刺激學界思索其它的研究途徑； 第二，為後續有興趣於此一途徑的研究者，奠定初步的基礎，至少本論文在理論耙梳和認識論的分析方面，應該有所助益； 第三，作者提出對於黑堡觀點之內在弔詭的反省，以及從實務的角度思考黑堡觀點的實踐意涵，希望能夠做為後續研究的線索和方向。 第一章 緒 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3 第三節 基本概念的界定••••••••••••••4 第四節 研究主題與方法••••••••••••••16 第二章 黑堡觀點的內涵••••••••••••••••••23 第一節 黑堡觀點的興起及其與新公共行政的關係•••25 第二節 黑堡宣言的主張••••••••••••••44 第三節 以黑堡觀點反思傳統的行政理論•••••••61 第四節 以黑堡觀點反思新公共管理•••••••••83 第三章 黑堡觀點的認識論之分析••••••••••••117 第一節 黑堡觀點的結構主義色彩••••••••••118 第二節 黑堡觀點的後結構主義傾向•••••••••151 第三節 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共容性之探討••••187 第四章 黑堡觀點之民主行政的實踐••••••••••••197 第一節 公共行政參與治理的正當性•••••••••198 第二節 公共利益•••••••••••••••••218 第三節 公共對話•••••••••••••••••251 第四節 公民意識•••••••••••••••••275 第五節 公共行政人員•••••••••••••••293 第五章 結 論•••••••••••••••••••••••317 第一節 黑堡觀點的特色及其影響••••••••••317 第二節 黑堡觀點的內在弔詭與限制•••••••••326 第三節 黑堡觀點對我國行政實務的啟發•••••••334 第四節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與對後續研究的建議••••355 參考資料••••••••••••••••••••••••••361 / This thesis concerned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Sinc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behavioralism rise the efficiency became the subject mat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wever, Blacksburg Manifesto reminds us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n not be equal with management and efficiency are not public administration's only value. So,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is interested in Blacksburg Perspective's 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study includes Blacksburg Perspective's discourse abou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se discourses' epistemology. Firstly, the author summarizes Blacksburg Manifesto and induces characters of the Manifesto. Secondly, he criticizes tradi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bases on the Blacksburg Perspective. Thirdly, to analyze the epistemology of Blacksburg Perspective includes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Fourthly,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implications of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Blacksburg Perspective. Fifthly, the author bases on Blacksburg Perspective rethink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n his country. Finally, to examine theoretical paradoxes of Blacksburg Perspective. The Author hopes this study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this relative field about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by this thesis we can think about how to refound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rocess of governance.

本論文總共分為三部分，共八章。 第一部份是「分離命題綜論」，包含了第一、二章。在第一章當中，筆者從歷史及分析的路徑，對分離命題做了一個初步的介紹。歷史的部分，筆者選取邊沁與奧斯丁、美國法現實主義、德國自然法復興運動這三個對於英美法理學界來說較為重要的關於分離命題的討論。在分析的部分，筆者簡單地說明分離命題與法概念以及道德概念的關係。當然，筆者也介紹了本文所探討的主角—德沃京的生平、其學說的發展以及其學說與分離命題的關係。第二章則是特別針對德沃京最主要的理論對手哈特的法理論以及他對分離命題的主張。第一章與第二章一起，才算是完成本文的預備工作。 第二部分是德沃京前期對分離命題的批判。本文將德沃京前期與後期區分開來，是因為德沃京學說的前期與後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可是他後期的理論所使用的語彙有經過相當的修正，因此不適合放在一起介紹。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章，筆者分別名之為「原則論I」與「原則論II」。這是因為德沃京前期的法理論是以「原則」概念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第三章主要是對德沃京《認真看待權利》一書中《規則模式I》一章的介紹。第四章則是對《規則模式II》以及疑難案件這兩章的介紹。《規則模式I》是德沃京整個法理論的出發點。它本身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儘管仍是一個有待發展的整體。《規則模式II》是對《規則模式I》的補充。疑難案件則是德沃京法理論的突破性發展，許多他在後期完整發展的觀念都可以在這篇文章中看到雛形。筆者將《規則模式II》及疑難案件中的重點一起放入第四章作為對於第三章的補充。這些一起構成了德沃京前期的完整面貌。當然，筆者用以貫穿其中的軸線，就是德沃京對分離命題的批判。 第三部份是德沃京後期對分離命題之批判。這一部份主要焦點是在德沃京集大成的系統著作法律帝國。這一部份包括第五、六、七章。第五章說明了德沃京後期修正過後的概念架構，以及在這個新的概念架構與分離命題的關係是什麼。處理的對象是法律帝國的第一章。第六章則是對德沃京「詮釋」概念的闡釋。「詮釋」概念是德沃京後期理論的核心，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之清楚地說明。顯得比較突兀的是第六章的第一節。筆者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角度分析了哈特與德沃京法理論在方法上的意涵。這是因為，筆者認為分離命題的焦點乃是在於法理論家如何看待法概念，若要深入地評估法理論的意涵，勢必要探討其方法。這個部分處理的對象主要是法律帝國的第二、三章。第七章則介紹德沃京後期法理論的重點，也就是他認為的法概念的「構念」--作為整全性的法律。 最後，也就是第八章是結論。這是筆者對全篇論文的回顧，以及筆者對於分離命題這個主題的價值的看法。 第一部 分離命題綜論 第 一 章 緒 論 第一節 分離命題概論I—歷史的路徑 第一項 邊沁與奧斯丁 第二項 法現實主義者的挑戰 第三項 德國自然法復興運動 第二節 分離命題概論II—分析的路徑 第一項 法概念 第一款 規範取向的法概念與非規範取向的法概念 第二款 法概念的指涉與理論說明 第二項 道德概念 第三節 德沃京的法理論與分離命題 第一項 德沃京生平簡介 第二項 德沃京的法理論發展及其分期 第三項 本文問題意識：德沃京法理論與分離命題 第四節 本 論 文 架 構 第 二 章 哈特與分離命題 第一節 從定義到核心要素 第一項 定義 第二項 組織性原則與一組核心要素 第二節 哈特的法概念與分離命題 第一項 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的結合 第二項 個別法律的效力 第三項 法體系的存在 第四項 個案中的法律 第三節 哈 特 法 理 論 的 性 質 第一項 一般性 第二項 描述性 第三項 一般性、描述性與分離命題 第二部 德沃京前期對法實證主義分離命題之批判 第 三 章 原 則 論 ( I ) 第一節 德沃京的論證 第一項 原則是存在的 第二項 原則與規則邏輯性質的差異 第三項 原則也是法規範 第四項 原則無法被承認規則鑑別出來 第一款 妥當感 第二款 制度上的佐證 第三款 習慣法的問題 第五項 原則是某種道德 第二節 原則是什麼？ 第一項 原則的功能 第一款 原則的五種功能 第二款 原則之功能的省思 第二項 原則的來源 第三節 規則與原則的邏輯性質差異是否成立？ 第一項 如何判斷是規則或原則？ 第二項 規則衝突則失效？ 第三項 規則與原則之區分的理論意涵 第四節 原則是不是法規範 ？ 第五節 原則與道德的關係是什麼？ 第 四 章 原 則 論 （II） 第一節 對承認規則的批判 第一項 哈特的社會規則論 第二項 對社會規則論的批判 第一款 社會規則與規範規則 第二款 「自主而合意的道德」與「從眾而成習的道德」 第三款 疑難情況的出現 第三項 對作為社會規則之承認規則的批判 第 二 節 權 利 論 第一項 權利 第一款 權利與目標 第二款 幾種權利的分類 第二項 法律權利 第一款 規範與價值 第二款 作為權利執行者的司法部門 第三款 政治理論 第三項 權利與道德 第三節 對裁量論的批判 第一項 德沃京對司法裁量論的批判 第一款 弱意義與強意義的裁量 第二款 法實證主義者的裁量論 第二項 對司法裁量論之批判的理論意涵 第三部 德沃京後期對法實證主義分離命題之批判 第 五 章 新的起點：新的法概念 第一節 新的概念架構 第一項 關於法律的理論爭議 第二項 法律命題與法律根據 第三項 新的法概念 第二節 疑難案件的實例 第三節 單純事實觀點 第四節 語意學的刺 第一項 法的語義學理論 第二項 法實證主義 第三項 語義學的刺 第五節 小結：新的起點 第 六 章 詮釋性的法概念 第一節 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批判 第一項 法理論的自我理解 第二項 作為受制於規則之活動的法律言說 第一款 語言遊戲與說話行動 第二款 哈特的困境 第三項 一般性與描述性法理論之困難 第一款 一般性 第二款 描述性 第四項 詮釋性的法理論 第二節 建構詮釋論 第一項 建構性詮釋 第一款 一個虛構的例子 第二款 對話性詮釋、科學性詮釋與創造性詮釋 第三款 建構性詮釋 第二項 對社會實踐的建構性詮釋 第一款 詮釋的三個階段 第二款 概念、構念與典範 第三節 詮釋性的法概念 第 七 章 整全的法律 第一節 成規主義與法實用主義 第一項 成規主義 第二項 法實用主義 第二節 整 全 性 第一項 整全性符合嗎？ 第二項 整全性有吸引力嗎？ 第一款 真正的社群 第二款 政治社群 第三節 整全的法律 第一項 連環小說 第二項 海克力斯法官 第三項 法律與道德 第四節 懷疑論的挑戰 第八章 結 論 參 考 文 獻 / Abstract This master dissertation elaborates the leading anti-positivist Ronald Dworkin’s standing on critique of the separation thesis, the positivist doctrine that law and morality are separate, or ‘what law i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law ought to be’. The author firstly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dispute over the separation thesis in the old context, which mainly concern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validity and morality, no longer stands in the central spotlight, the recent heating concern with the role morality plays in legal reasoning is actually a continuance of the old-time concern. The overarching rationale behind these developments is a battle about where and how to base the objectivity of law in the modern world. Therefore, despite that Dworkin’s legal theory has focused on the part morality plays in legal reasoing, it could still be elaborated as a critique of separation thesis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dissertation distinguishes ‘early Dworkin’ and ‘later Dworkin’s’ critique of the separation thesis. ‘Early Dworkin’ means Dworkin’s legal theory in Taking Right Seriously. ‘:Later Dworkin’ means Dworkin’s legal theory in Law’s Empire. While the author thinks the essence of Dworkin’s legal theory remained basically the same throughout his early and later thoughts,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his theory in two parts because the concepts he used were greatly changed and improved, and the arguments shifted. Dworkin’s early critique of separation thesis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concept of ‘principl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rgument Dworkin should be making is not that principles exist, but that principles are ‘law’ and that principles cannot be identified by the rule of recognition. And these two arguments are not to be cleared up only until Dworkin’s later argument using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also criticizes Hart’s claim that the nature of legal theory could fruitfully remain general and descriptive. By surve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art’s standing on the nature of legal theory reveals his ultimat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mpiricism and positivism. The author therefore argues that a fruitful gain a legal theory is to get, it has to be particular and ‘interpretive’, as Dworkin has claimed.

自1997年以降，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亞洲各國匯率巨幅波動，於是如何增進匯率預測的準確度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而自1973年布列敦森林體制崩潰，各工業國家改採浮動匯率以來，匯率巨幅波動致使國際收支理論不再能解釋匯率如何決定，於是1970年代，學者們紛紛提出各種匯率決定理論，其中以貨幣學派模型與資產組合平衡模型最受到重視。然而，自1978年始，這些結構模型的解釋能力逐漸受到質疑，在1983年Meese and Rogoff甚至提出結構模型的樣本外預測能力不如隨機漫步模型的樣本外預測表現，引起學者們的討論到底何者的樣本外預測表現較佳。而隨著計量方法的演進實證研究已由恆定的計量方法演進至非恆定的計量方法，在非恆定的計量方法方面，MacDonald and Taylor(1993、1994)、吳宜璋(1996)等人的研究皆採誤差修正模型來做預測。 本研究亦採誤差修正模型來做預測，但對其他學者的研究稍作改良：1.加入結構變動虛擬變數2.以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而非一條誤差修正的式子來做預測，在此以整個體系的觀點來做預測3.以背氏方法加入相驗情報來改善預測。 結論為在金融風暴發生期間，匯率受非基本面因素影響較大時，貝氏向量自迴歸模型預測表現較佳。而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匯率受基本面影響較小時，以貝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為良好的預測模型。 / This study improves other scholars' empirical studies by testing structure changes and by using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o forecast N.T. Dollars. Futhermore,use Bayesian Method to improve predition .The conclusion is Bayesian VAR Model perform better when forecasting period include Asian finanl crisis . And Bayesian VECM Model is better model when forecasting period don't include Asian financial crisis.And the out of sample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structure model is better than Random Walk Model.

本論文的架構分作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依序描繪西方十六世紀以來的知識空間，第三章探討法學在其中賦有的形象，第四章則以前兩章為框架，從知識空間和法學的轉變出發，重新檢討法典化之爭的實際意義，第五章為結論。

近年來有關醫療法律糾紛案件有逐漸增加之趨勢，本文嘗試藉由實證分析，剖析目前實務與學理上之不同見解，簡要提出個人淺見。於實證分析前，本論文先就文獻理論作簡略之論述，首要說明醫療行為與醫療糾紛之相關概念，以界定醫師或醫療機構對其醫療行為應負之責任。並從實體法上論述醫療過失民事責任之基礎及其內涵，如醫療契約責任、醫療侵權責任、消保法與醫療法之適用，以及醫療過失之因果關係等。次就程序法上探討民事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基本原則，同時就美國法與德國法有關醫療過失舉證責任分配的調整於我國實務上之運用，作概略分析及探討。再者，鑑於法官於具體個案中判斷醫療糾紛之相關要件，往往需將訴訟資料送請醫療專業機構加以鑑定，因此，本文亦加以說明我國醫療鑑定制度運作之現況，並據此指出現行醫療糾紛鑑定問題之所在。 最後，本文就最高法院民事案件，分別從醫療糾紛判決背景資料之「年度」、「醫療機構層級」、「科別」、「上訴人」與「上訴結果」，以及醫療糾紛審判實務，如「醫療過失」、「因果關係的認定」、「民事責任請求權基礎及舉證責任之分配情況」、「告知義務」、「醫療鑑定在醫療糾紛應用」，進行實證分析，並依實證數據成果，提出「醫療科別屬性與醫療糾紛案件量多寡密切攸關」、「法院對於醫師在個案是否盡注意義務，應以理性醫師之注意標準綜合評價」、「針對醫療訴訟特性，適度分配醫病雙方之舉證責任」、「宜建立醫療傷害補償基金制度」、「醫事人員確切履行告知說明義務」、「健全現行病歷表之相關問題」、「關於醫療糾紛鑑定實務」暨「透過消保法填補醫療（院）組織疏失之責任」等八項結論及建議，以供實務與學術研究者未來對於醫療糾紛訴訟案件研析時之參考。 / Recently, legal cases concerning medical dispute have a tendency to increase graduall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different viewpoints between practice and academic theory by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n briefly indicates some of my humble views. Before do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theories. Firstly, explains related concepts between medical behavior and medical dispute to define the liability that doctor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should bear because of their medical behaviors. Then, discuss the basi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ivil liability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from the substantive law viewpoint, such as the liability for medical contract, medical tort lia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and the Medical Care Act and the causality from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etc. Secondl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for civil medical dispute from the procedural law viewpoint and in the same time, briefly analyze and research that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adopt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from American and German law in our own practice. Furthermore, respecting the fact that for judges to make their decisions in particular medical dispute cases, they always have to send action materials to professional medical institutes for identification, thus, this article also wants to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our medic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medical dispute identification system accordingly. Lastly, this article will proceed empiric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Year, Levels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Divisions, Appellant, Result of Appeal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verdicts of the civil medical dispute cases awarded by the Supreme Court and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ausality, the condition of basis of civil title of claiming and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obligation of informing, medic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medical dispute from the medical dispute trial practice. Base upon these results, this article indicates eight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for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in future medical dispute lawsuits: the attribution of the medical care division and the number of the medical dispute c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court should do omnibus assessment using the standard of due diligence as a rational doctor to determine whether a doctor fulfill his duty of care in a specific case,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medical actions in mind, appropriately allocate the burden of proof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t is better to establish the compensation foundation system for medical damage, medical personnel should literally perform their obligation of informing, to refine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medical record, things concerning medical dispute identification practice and using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to fill the vacancy that caused by the negligence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國際關係也是社會關係的一環，對國際關係的研究必須植基於國家涉入的歷史、社會、文化等層面進行探求，否則很難對國際關係有著全貌的了解。在美國學界的實證主義長期宰制下，研究國際社會的英國學派長期受到忽視，隱沒於線性發展的歷史中。 為了發掘英國學派受到忽視的地位，本論文擬從下三點著手。首先，回溯英國學派的歷史起源、代表學者、名稱問題；再者，耙梳、整理英國學派的學術內涵，包括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及革命主義三個傳統，以及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三個本體；第三、在美國實證主義的長期獨霸下，注重詮釋方法研究國際社會的英國學派是無法得到關注的。因此，這部分將從社會科學兩大陣營－實證主義及詮釋學著手，並進而帶入受實證主義籠罩的主流國際關係研究。本論文認為以實證主義研究具社會性的國際關係有其侷限，而多元、開放、重社會性的英國學派才能提供更完整的國際關係圖像。 本論文認為抱持多元開放、重視整體性、社會性、規範性的英國學派更能面對接踵而來的環境議題、全球化相關問題及人道干涉等全球性議題，如果正視國際關係也是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英國學派是能成為較適當的國際關係理論。 / Social relations encompass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 that the inquiry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st embark on the historical,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that states involved in. Otherwise we can’t envisage a comprehensive im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the dominance of positivism led by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 School, whose intellectual focus 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mmerged in the linear history. For the sake of exploring English School, the thesis sets out three schemes. First, it retrospects the history, leading figures and label of English School. Second, it elucidates the arguments of English School, including the three ontologies-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as well as three traditions, namely Realism, R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ism. Third, beginning with the discuss of Positivism and Interpretivism, the author argues Positivism has its limitation in societ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equently, it is English School, which tilts toward an open and diverse inclination, that can tell a better stor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English School that stresses on holism, society and social norms can take on the upcoming global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issue, global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f we square up to the fact th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 part of social relations, English School can be a more adequa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