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計一冊，約五萬餘字，共分五章十八節。 研究之目的乃在瞭解大學生的困擾、求助偏好對象、求助態度傾向，同時探討性別、 性別角色與求助態度，求助行為之關係。本研究之受試樣本為台灣地區八所私立大學 院校學生共計八八六人。研究與實際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並以二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 析、區別分析、X□ 考驗、賀德齡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對數直線模式等統 計方法分別探討之。

本論文共計一冊，五萬字左右，分五章十七節論述。其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引言（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 問題敘述與假設（共計六十三個問題與根據問題而提出的六十三個假設） 第三節 名詞銓釋（予本研究有關之名詞以操作定義）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班級氣氛的意義與發展 第二節 班級氣氛之理論基礎－－ 1.馬斯婁(Mas low) 之動機需求論。 2.莫瑞(Murray)之環境壓抑論。 3.蓋茲爾與泰倫(Getzel & The len)之班級是一個社會系統之模式。 第三節 班級氣氛的測量和特徵 第四節 有關班級氣氛的研究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受試者（為台北市高中三四二個班級） 第二節 測量工具（採穆斯編製，吳靜吉•項必蒂六十八年所修訂之「課室環境量表 」） 第三節 施測程序（於三月六日至三月卅日施測三百四十二個班級） 第四節 統計方法（採2 ×3 ×3 之多元變異數分析）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統計與資料分析 第二節 假設的考驗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 第二節 未來研究的建議

受到多元文化思潮與婦女運動影響，台灣教育開始針對兩性不平等處境進行反省或批評，然而許多研究僅將其概念限制於課程改革，卻忽略其他向度，鮮少檢核教育工作者本身之意識型態與實際教育活動可能產生的潛在課程，教育各環節中的性別職業隔離現象更以非正式的面貌持續再製性別歧視問題。 本研究旨在瞭解影響台北市國小校長校長職位晉升因素，研究開始時間為民國八十八年初，研究樣本限制範圍為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甄選辦法（非遴選制）中所指，經公開考試、儲訓合格及分發，任職於台北市市立國民小學校長。 依據研究目的，透過文獻探討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獲得以下結論。 一、造成國小教師性別人數比例失衡之原因：1、國小男性教師自我認知的低社經地位造成人數流失，2、教師專業分工與角色的性別，3、年齡層及地區別造成國小教師性別比例差異。 二、國小教師性別差異對於職位晉升的影響：1、男性較少受到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2、男性擔任行政職位的動機較強烈，3、女性主管被認為有較多的負面人格特質，4、男性被認為領導統御能力較好，5、男性在生理的限制較少，6、社會給予男性教師較大的升遷壓力。 三、影響國小男性校長校長職位晉升之因素：1、行政主管任用人才的條件，2、轉換生涯跑道的契機，3、競爭對手出現時的表現，4、職位晉升信念的產生，5、擬定職位晉升策略，6、校長應具備的能力與特質。

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於民國91年3月8日開始實施，其中最受矚目的條款之一即是第十六條關於育嬰假規定之部分，本研究意圖探討我國育嬰假對於社會中既存母職制度及女性就業處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研究架構分為兩個脈絡進行： 在育嬰假對於母職制度之影響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部分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母職意識型態趨向傳統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而造成其母職意識型態改變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一、受訪者在請假期間之全新母職體驗的影響；二、家人對於受訪者請假專司母職的正向態度。在研究中可以發現，部分受訪者之母職意識型態在假後有向傳統父權文化靠攏的情形出現，使本研究不禁質疑，育嬰假或許提供了父權文化對於女性實行母職「再社會化」的場域。再者，因「女性期望成為一個母親」的母職意識型態為母職再生產的主要關鍵，故可以進一步推論，若請假者的母職意識型態向父權文化靠攏是育嬰假可能的後遺症之一，那麼在未來集體選擇的情形下，育嬰假將可能回過頭來使社會既存之母職制度更為鞏固，導致女性更加無法自母職的枷鎖中脫出。 在育嬰假對於女性就業處境之影響這一部分，本研究透過「請假者未來之不可預測性」、「職場形象的惡化」及「育嬰假為一個新的烙印」三個層面檢視育嬰假對於女性就業處境所可能形成之影響。研究發現育嬰假之請假者在請假後可能必須面對一些請假前難以預測的困境，以及在請假之後將可能產生職場形象惡化的問題。並且因育嬰假本身與工業社會對於「工作」的定義與要求相互違背，且育兒及女性兩概念長期以來存在著一連結，故在「育嬰假」、「女性」及「重家庭、輕工作之負面形象」三者可能產生緊密連結的情形下，將導致女性未來之就業處境更加不利，再次深陷女性於「次級勞動力」的污名中。

廣告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超越商業的領域，更是傳遞社會價值的重要媒介。而台灣在這50幾年內，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方面均面臨迅速的變遷，廣告中所呈現的社會價值是否也反映了這快速的轉變？抑或廣告仍舊在強化既有的社會價值觀？本研究基於此動機，欲藉由雜誌廣告，來探討家用品廣告中所呈現的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其次，對於性別在廣告中被大量的運用，本研究第二個焦點在於探討廣告中的性別角色呈現與社會變遷之關係。本研究欲採取一個長時間社會趨勢演變的角度，一方面對國內之雜誌廣告中的文化價值、兩性角色以及其他廣告訊息作一整理、回顧；另一方面將探討這些廣告訊息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廣告中的性別角色呈現上，研究顯示－ (一)女性仍是家用品廣告中的主角； (二)廣告中仍普遍呈現刻板的女性形象－女性多扮演裝飾性的角色，或是以家庭主婦角色出現； (三) 兩性在家中空間上的不平等分配－客廳或書房為男性展示權利地位的場域，而女性則以廚房、家務空間為主要活動場所； 二、 在廣告中的文化價值呈現上，研究顯示－ (一)隨著社會變遷，廣告文化價值呈現在「群體主義」、「柔性作風」特質上有顯著遞減趨勢；「剛性作風」特質則有顯著遞增； (二)家用品廣告中普遍呈現的文化價值為「不確定性規避」及「群體主義」； (三)文化價值與兩性角色呈現密切關係－「權力距離」、「剛性作風」及「個人主義」三項特質有較強烈的男性傾向；而「柔性作風」及「群體主義」則偏向女性特質。 關鍵字：社會變遷、文化價值、性別角色、內容分析

本研究以立法院委員會召集委員的權力行使為研究主軸，主要探討在委員會議中，召集委員擔任會議主席所展現的權力行使行為，以及影響其行為的各項因素。首先針對影響召集委員權力行使的各項因素進行t檢定、變異數分析以及多重比較，檢視性別相關及非性別相關因素與召委權力行使行為的關係，以了解影響召委權力行使的重要因素。接著利用立法院公報對召委權力行使行為做文本分析，再針對影響召委權力行使的兩大類因素對合併後的依變數(召委的權力行使模式分數)做多元直線迴歸分析之普通最小平方法(OLS)分析，藉由模型的建立來加以檢證並估計各個變數對於召委權力行使模式的影響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法案來源、委員會性別比例、召委對法案的態度、法案性質及組織文化這五個變數對於召委的權力行使有影響，說明了影響召委權力行使模式的因素除了來自於性別相關因素，也受到組織環境因素的影響，其中又以法案性質因素和組織環境因素為最重要，顯示召委的權力行使模式已經跳脫過去強調生理性別的刻板印象，而取決於條件式的因素，尤其是和性別有關的變數，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自明代中葉開始，伊斯蘭教在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為了解決教義不彰的困境，讓伊斯蘭教能夠在中國生存發展，在西北地區興起了經堂教育，在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和雲南，許多許多穆斯林學者紛紛以漢文著書立說，這些著作多以闡釋伊斯蘭教義、教法和宗教哲學為主，在回族知識界稱為「漢克塔布」來閱讀。這些學者不僅具有豐富的宗教學養，還具有深厚的儒學造詣，甚至兼通佛、道思想，是博通四教的「回儒」，其中以王岱輿、馬注、劉智和馬德新四人最為重要，他們被當今學術界稱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四大經學家」或「四大著作家」。 穆斯林漢文著述因受到伊斯蘭教義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雙重制約，明清穆斯林學者在建構「以儒釋伊」的性別理論時，在與儒家相合的地方採取附會儒家的方式，但在面臨與儒家不同的地方，則堅持伊斯蘭教的原則，例如他們雖然認同儒家的五倫，但卻將人倫秩序作了更改，把夫婦關係置於人倫秩序的首位；反對儒家的貞節觀，主張寡婦再嫁；在兒女生育教養方面，反對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作法，主張男女同等愛護養育；肯定男女同質，但卻嫁接了「夫為妻綱」的信條，將丈夫的地位神聖化；反對中國社會「妻妾型」的多妻制，主張丈夫在各方面應該平等對待自己的眾多妻室。 從穆斯林漢文著述中關於性別的論述，可以看出這實是明清穆斯林學者對於理想的婦女典範的形塑，尤其是他們藉由聖人時代傑出、優秀的女性，例如聖妻赫底徹、阿依莎，聖女法土默…等人的言行事蹟，並依據主流文化的道德觀念和社會規範，經過不斷地修改、潤飾和現代化，建構他們理想的婦女形象和典範。 在漢文著述中同時也反映了穆斯林學者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即男女有別、處處防嫌，他們依據伊斯蘭教深閨制度和儒家文化「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範，建構其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所以他們在漢文著述中一再地反覆引用穆聖之女法土默「見瞽目而避之」的事蹟做為論證「男女之防」的理論基礎。 由於許多漢文著述被各地清真寺收為經堂的教材，教授經生，明清穆斯林學者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和對婦女典範的形塑，這套理論勢必會透過經堂教育在穆斯林社會中傳播。從現實意義上來看，穆斯林漢文著述中的性別觀確實有其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它反映著明清時期少數的中國穆斯林知識份子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筆者認為漢文著述性別觀的影響層面僅限於少數的菁英階層，對絕大多數處在社會中下層的穆斯林群眾而言，所產生的影響相當地有限。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特考，在我國考試體系中隸屬於特種考試的一環，其由於機關的特殊性質，在分組錄取的調查工作組織，以機關實際任用需要為由，分定男女錄取的名額，但此制度被婦女團體認為是剝奪女性擔任調查員的權益，因此考試院與調查局共同商議提出取消性別限制的條款。策略性人力資源的觀點著重個人能力以及組織目標達成的價值，其內涵與調查局任務導向的性質相同。因此，有別於過去僅強調男女平等的相關研究，本文希望從策略性人力資源的觀點來分析取消性別限制後的人力結構對調查局產生什麼影響。 本研究利用次級資料分析法，檢視策略性人力資源與公部門在實務上的相關研究，希望藉由檢視理論的發展趨勢以及先前具體研究結果兩者的配合，作為對本研究的基礎理解。另外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對調查局主管與調查人員進行訪談。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調查員對於兩性平權的受訪者都展現支持的態度，但是涉及到調查局的任務型態，就應該要著重在機關任務的特殊性質，尊重單位機關的人力需求。對於取消限制後的影響則要從長期的角度來看，管理層面必須考量到更多方面以及女性調查員不適任的轉調問題。目前調查局所發展出來的配套措施包括：強化教育訓練與派任工作應考量最適化的原則等。本研究文末也對調查局未來所可能面臨的人力問題提出實務運作上的建議，期能協助改善該機關的人力調派問題。最後研究者提出五點政策建議，包括：工作內涵須適當的透明公開、加強職前訓練與輔導作業、尊重部會間的政策考量與實際需求、提昇調查員的組織承諾，以及詳加規範相關法令並適時增加人員編制。

本論文關注世紀末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試探文學研究的「身體轉向」可能性。在心靈為上肉體為下的現代文明中，「身體轉向」這個詞提倡將研究焦點從本來被尊崇的心靈轉向總是被邊緣化的肉體。本研究認為文學研究者除了重視文學中身體的寓意外，也要關注身體「自身展開的敘述及文本」（羅蘭・巴特語）。論文的主標題「身不由己」一詞，簡而言之，就是沒辦法「做自己」。本研究將透過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揭露為什麼做自己好難。本論文試圖在結論統整污名身體的共有經驗，重新摸索一條「做自己」的路。 有鑑於高夫曼《污名》的啟發。本研究發現台灣文學中的污名身體，也時常採用高夫曼根據西方文獻中受污者的行為所歸納的各種方法抵抗污名。但是高夫曼大多分析西方社會的受污名者如何回應、隱藏於常人社會。不過本研究透過台灣文學的閱讀經驗，想要補充台灣的社會結構使受污名者發展不同的抵抗策略。海澀愛在〈污名的比較〉中指出，高夫曼並不批判造成受污名者處境的社會結構。而本研究指出，高夫曼所描述的種種情境，模糊了正常人與受污名者的界線。高夫曼正是透過模糊兩者之間的界線，鬆動看似穩固的社會結構。 這份研究力求擴大社會對於芸芸眾生的多元身體想像，並將分析下列三種污名身體：一、非主流審美觀的身體；二、愛滋的身體；三、跨性別的身體。本研究以這三種身體為例，除了因為他們都容易落入污名處境外，也因為這些身體都因特定的生理差異被邊緣化。本論文將這三種身體以污名身體一詞涵蓋，是受到海澀愛等國內外學者的啟迪。海澀愛表示，透過「污名」一詞能夠跨越連結不同的身分類別。本文探討的年代，以二十世紀末的文本為主。這是因為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發展蓬勃，許多邊緣弱勢的身體都紛紛站出來為自己發聲。他們的身體也因此被許多文學創作者記錄下來寫進文學。 一、非主流審美觀的身體散見於七等生〈灰色鳥〉、郭正偉《可是美麗的人（都）死掉了》，以及徐嘉澤《不熄燈的房》。本研究要藉這些文本，分析非主流身體與現代主義的糾葛；觀察「另類」的非主流身體的生存之道。還有非主流身體如何翻轉「勵志性」及「健全」主義的壓迫。 二、文學中愛滋的身體並不少見，不過本研究認為下列的文本較能呈現愛滋（防治）進程的歷史。本研究將探討李昂〈禁色的愛〉、林俊頴〈愛奴〉，以及汪其楣《青春悲懷》。本研究將透過分析敘事者與感染者的位置，以及文本中的男同性戀感染者。藉此分析官方愛滋政策下導致的歧視與偏見。本論文也要進一步分析寫作者如何透過寫作策略，抵抗愛滋污名。 三、最後，本論文要透過成英姝《人類不宜飛行》、吳繼文《天河撩亂》，以及林佑軒的〈女兒命〉討論跨性別者的身體部署與抵抗污名的策略。本研究注重文本中跨性別身體的物質性，並進一步分析跨性別身體如何抵抗污名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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