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俄羅斯聯邦成立以來，不論俄美或者是俄歐的經貿關係都遠比俄中的經貿關係來得重要，但是，俄羅斯政府卻一再地透過公開宣示要盡力發展同中國間的經貿關係，並且雙方的領導人、政府高層每年還定期會晤來商討相關的事宜。所以，俄中經貿關係的研究就顯得有其重要性與時代性，尤其是俄羅斯聯邦成立之初，在國外不僅面對西方國家有意的圍堵；國內還面臨了嚴重的經濟挫敗與政治亂局，使得俄羅斯必須選擇其他對她可能有幫助的國家，而這也突顯了俄羅斯在俄中經貿關係的發展中是扮演著主導的地位。因此，本論文旨在探討俄羅斯內外在的環境因素對俄中經貿關係的影響，並且從俄羅斯的觀點來探討她的的決策過程。 　　本論文認為：獨立後的俄羅斯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已非過去兩極化的國際體系，在無法完全得知西方國家對於新的俄羅斯所採取的態度情況下，俄羅斯唯有在維護其國家尊嚴與利益的前提，選擇可以令其經濟復甦的政策。由此原始命題可以演繹下列三個邏輯命題：（一）面對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的潛在性威脅，以及西方國家對於經援俄羅斯的態度總是百般刁難、口惠而實不至，造成俄羅斯聯合與她友好的中國，並調整其決策目標取向。（二）在經濟改革上遭到了重大的打擊，並因為外交上的的挫敗所引起的政治上的鬥爭，使得俄羅斯領導階層意識到必須要改變其原本合作的對象，轉而與有共同利益的中國發展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三）現實上，西方國家已非完全可以信任的合作夥伴，所以，俄羅斯便傾向於選擇在歷史上與情感上較能與自己合作的中國。 　　上述的三個子命題構成本論文的主要核心論點，第壹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架構。第貳章：理性抉擇之檢析，這一章主要為討論理性概念之發展與在「理性抉擇典範」下發展的幾個主要的理論，以及理性抉擇在國際關係上的分析運用。第參章：為國際環境因素的分析，這一章主要為分析俄羅斯在這一段期間所面臨到的國際環境因素對她所造成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與戰略等層面的衝擊。第肆章：為國內環境因素的分析，這一章主要為分析俄羅斯在這一段期間所面臨到的國內環境因素對她所造成的影響，包括經濟改革挫敗、政治上府會的鬥爭與俄屬遠東地區開發等因素的互動關係，第伍章：為俄中經貿關係發展的前景，這一章主要為探討前面兩章對於俄中經貿關係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並對於俄中經貿關係發展的前景做了一番期許與建議。第陸章結論。 / Even though Russian government always openly declarethat they will develop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both of their leaders set a date to discuss thease matters. Since Russian Federation were founded, Russian-U.S. and Russian-E.U.’s trade relationship were been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Russian-Sino trade relation. So, research of Russian-Sino trade relationship has it’s significance and urgency. Especially when Russian Federation were established. Externally the Federation face with western countries’ block, internally, they face serious economical failures and chaotic political situations, which force Russia to search for potential aid. Such situation appear that Russia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Russian-Sino trade relation.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purporting the discussion of Russi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it’s influence on Russian-Sino trade relation. Also from Russia’s point of view to discuss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nlike the past polarization world, this thesis consider that after Russia’s independence, Russia faced a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unknown to western countries’ policy, Russia have to preserve their national majesty and interests, to choose relevent policy in order to revive their country. From this original topic, I’ll deduction the following three logically propositions: (1) Due to U.S. led NATO expansion eastward, and western countries’ unfriendly manner to aid Russia. Russia ally with their friendly neighborhood-China. Then, Russia will adjust their decision objective. (2) Russia suffered serious economic downturn during “Shock Therap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aused by Russia’s diplomatic failures. Russia’s leading class realized that they must change strategic partners. Provid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ould be a better choose for Russia, as they have common interests. (3) Russia tend to choose China, due to historic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as they can't completely trust western world. 　　These three logically propositions above are core topic of this the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three points, the thesis will be discussed in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it’ll explain the purpose, scope and approaches of this study. Chapter two, an analysis of rational choice,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of ration and some major theories under “rational choice paragon” which analyz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pter three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chapter will discuss economical, political, strategic problem it given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apter four an analysi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 This chapter analyze the changing domestic conditions including failure of its econom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Chapter five outlook of Russian-Sino trade relationship, this chapter provide an insight outlook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Russian-Sino trade relations. Chapter six conclusion.

本文主旨在以空間理論的方法，探討選舉制度與競選策略的關係。即是以形式化的演繹方法，討論候選人或政黨在不同的選舉制度下，各種策略的選擇會導致何種結果，從而推論出候選人或政黨所應採行的最適策略。全文共有五章，分別略述如下： 　　第一章導論，第一節介紹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介紹研究的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則是選舉制度，競選策略與空間理論基本模型的說明。 　　第三章討論單一選區制下候選人的競選策略，包括多數決的二人爭一席模式，相對多數決的多人爭一席模式，與絕對多數決二段投票制。 　　第四章討論非單一選區制下的政黨競選策略，包括頓特最高平均數法名單比例代表制，單記可讓渡投票制，與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第五章結論，第一節總節主要的研究結果，第二節則提出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文羅爾斯社會整合理論研究旨在探索羅爾斯整合理論之穩定性及其 整合性格的問題,全文分為社會聯結(social union)與社會整合(social unity)二個場域討論,在縱剖面上,以穩定性的問題為中心貫穿二個場域; 在橫剖面上,以對的優先性(the priority of theright)為支架吸納所欲 討論的子題. 就穩定性的問題來說,在社會聯結中羅爾斯訴諸於道德人的 自律與完序社會的正義感來確保正義制度的穩定性;在社會整合中羅爾斯 修正以各種整全性學說所形成的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來保 障穩定性的達成 .最重要的是,筆者認為包含式公共理性(inclusive public reason)為促使交疊共識與穩定性達成的最主要力量.而就整合性 格來說,社會聯結純粹是為了避免成為私有社會(private society)的設 計;至於社會整合,筆者認為是羅爾斯面對當代多元主義事實下所欲完成的 政治哲學任務.而筆者特別要強調,雖然羅爾斯一再否認其學說為目的論式 的主張,然而筆者認為其社會聯結與社會整合的設計是有著公共善(public good)的概念,筆者認為羅爾斯的公共善就是一個正義社會的達成,此不僅 僅是公民們所分享的終極目標,亦是羅爾斯社會藍圖的終極理想.

本論文是承續近來〝有限理性總體經濟學〞發展下之一支研究。有關有限理性的定義，在本研究中乃是以Sargent(1993)及Leijonhufvud(1993)為根據。Sargent(1993)認為：經濟學家在建立模型時，要怎麼樣去塑造其模型中的決策者的預期及學習呢？為了在精神上求一致起見，不應將模型中的決策者想成比經濟學家本人更聰明或更無知。有關這兩個角色應一致的要求，似乎便成了有限理性總體經濟學中相當關鍵的磐石。有關預期與學習形成的部份在計量經濟學上，又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是以統計決策理論為主所建構的預期與學習過程，這類型的預期是奠基於以機率模型為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習過程可以說是1980年代以來，理性預期學習過程的主要架構。使用這種學習模型需對決策者在所擁有的資訊上，做較強的限制。而第二階段的學習模式是要減輕模型中對決策人在資訊上的負荷，即將第一階段機率模型的學習擴充至非機率模型的學習。而幾乎所有學習上的問題，都可以視為一個尋找的問題，模型選擇是尋找模型，參數估計是尋找參數。在模型的設定上，以往我們處理的程序是：假設模型為....，則我們可以....。對於模型的選定並沒有嚴格的判定標準可供依循。然而遺傳規畫不但對模型的設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典範，而且對如何尋找模型，提供了一個一般性的尋找模式。模型的選取，應是先經由尋找的過程而得到的，而非憑空自上帝的手中取得。因此，就如何建立起尋找的方式，其較模型的選擇更為基本且更為重要。遺傳規畫運作之初，並沒有包含先驗的知識，初始的模型是經由隨機創造而得。在演化的過程中，模型逐漸地有了系統（型態）的出現。這種尋找的過程，既不偏向隨機也不偏向系統，在隨機與系統中，取得了一個完美的平衡點。在遺傳規畫運作下，要選擇何種模型，將視實驗者的時間成本而定。換句話說，即遺傳規畫提供了實驗者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模型，是否該花更多時間以取得〝較精確〞的模型，將由實驗者自行決定。在此情況下，我們在模型的選擇上，有了一個較為適當的判定基準：模型的大體輪廓將是藉由進化的方式取得，不是經由天外神來之筆而誕生。在模型精確度的選擇上，將由個人的時間成本來定奪。就在這層意義上來說，此種選擇的模式比較符合〝人性〞，亦與經濟學的精神相符合。本論文的目的便是要了解遺傳規畫在實際運作上的一些特性，以及該如何正確地使用它才能得到最大的功效，以期望它能成為我們在處理有限理性總體經濟學上的一個重要工具。

以探討銀行放款策略訂定的角度而言，在過去的文獻中， 要仍是在說明 於訊息不對稱下，產生逆選擇及道德危機，因 有信用分配的現象；而本 文所強調的重點則和Milde & Ril-y(1988)的精神相同，利用信號機能來 求出各種貸款申請人之抩A均衡契約，進而區分出各個貸款申請人債信品 質的高低。誘撠眾]在貸款額固定下，擔保品為投資計畫利潤函數中的正 袺鷌僂?A成功地導出擔保品可用來作為信號的指標，在銀行飢馴□v爭下 ，債信較高(違約風險小)的貸款申請人會願意接□U款利率低但須提供較 多擔保品的契約，而債信較低 (違約滅I大) 的貸款申請人則反之。對於 均衡時分離契約(separating contracts)的穩定性，畯怬Q用Cho & Kreps (1987)之sequential equilibrium觀念討出可能優於(dominate) 最適分離契約之pooling契約，是存在的；其原因來自於銀行間的層層牽 制，而不敢提出此契，使得上述的分離契約才是唯一均衡時的契約。由於 我國對於設立銀行所需資本額頗為龐大，因此仍僅限騚X個大財團與大企 業間共同籌資才得以完成，故在銀行的產~中若僅以完全競爭的情況來探 討，似乎仍不夠完善，在本文澈嵽b段，我們即以銀行是獨佔的角度來探 討均衡契約的訂定A並與完全競爭時的情況相比較。這亦使得銀行在不同 結構間A對放款契約的探討有了更完整的架構。

狄爾泰的詮釋學理論承接史萊馬赫詮釋循環整體與部分相互補充預設，並重視對作者心理的解釋，以及作者生命脈絡、背景知識的掌握，將作品視為生命表現，並與生命整體相關聯。同時他也將詮釋學與奠定精神科學的基礎的嘗試連結，將詮釋學作為精神科學重要的知識論、方法論。 然而狄爾泰的詮釋理論不只是精神科學的認識論。除了以體驗、表現與理解三個概念中除了說明了精神科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有關理解如何得以可能，狄爾泰將人視為歷史的存有，不但研究歷史、創造歷史並且接受歷史在我們身上的作用，我們的理解能力同樣受到歷史而決定的。狄爾泰以客觀精神肯定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的共同性，並以效果關聯來說明理解個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理解活動不是僅將作品、文本視為他人的生命表現，企圖以重建創作過程客觀地理解作品；藉由理解他人生命表現同時也檢視自己的生命，同時在理解過程中也將自己的體驗移入，如此成為從生命理解生命的生命詮釋學。 本文以歷史學派、康德與史萊馬赫作為狄爾泰生命詮釋學的準備，並以客觀精神與效果關聯作為理解的前結構，從體驗、表現與理解三個概念來說明狄爾泰詮釋的豐富內容。以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中對狄爾泰的批評為反對立場，最後嘗試以狄爾泰自己的理論來回應高達美的批判。

隨著網路的發展與普及，有愈來愈多人選擇使用網路來進行日常活動，而網路銀行就是一例。網路銀行具有多種的好處：對於使用者而言，它提供隨時、隨地處理財務的通道；對銀行而言，它可以降低營運成本、減輕臨櫃負擔、增加收續費收入、吸引客戶、減少客戶流失的成本與提供網路宣傳的廣告。參考美國的發展經驗，若能有效提昇網路銀行使用人口，那麼銀行將會增加可觀的獲利，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解釋使用者為何願意再次使用網路銀行的行為來了解現行台灣網路銀行的使用率偏低的可能原因，以利於網路銀行的推擴及策略的制定。 　　網路銀行同電子商務，表徵是科技，本質是商業。接受使用網路銀行的行為，相當於代表同時接受使用新科技與信任它－科技接受模式(TAM,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與信任理論需整合性探討，由於台灣過去中並沒有此類研究，因此本研究藉由移植Gefen, Karahanna et al. (2003)的整合模型至網路銀行的議題上，俾希望能夠清楚而完整地陳述與解釋使用者願意再次使用網路銀行的行為，最終有助於提高網路銀行的使用量。 　　信任理論部份採用McKnight, Larry et al. (1998)對於信任的看法，一方面是因為它整合了了各種不同學派（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等）對於形成信任關係的解釋，另一面它以理性行為模式(TRA,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的順序結構形成模式－信念、態度、意圖、行為的順序架構。而正由於科技接受模式源自於理性行為模式，因此在做適度的必要調整後，Gefen, Karahanna et al. (2003)。將之集結成一整合模式。而模式中，「信念」整合了各種「因素」的影響再對「行為意圖」造成影響，其中形成信任的因素有：計算原則的信任、體制結構的保障、境遇的正常性與熟悉性因素；而信念有：信任、認知易用與認知有用信念。由於本研究探討的議題是台灣的網路銀行，不同於探討新網路商店的被接受使用行為，因此本研究在模型移植過程中以創新擴散理論(ＤOI, Diffusion of Innovation)的配適性（Compatibility）來取代境遇正常性因素。 　　為驗證移植模式，本研究採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問卷的問項設計主要是來自於文獻所提供的問項，在經過適當的中文化、調整語意與試問後，最後得到9個構念共29個問項。網路問卷的訊息曝光主要有兩個管道，其一是委由優仕網獎勵其會員填答，另一則是本研究將問卷訊息公布在各大bbs站與各大入口網站的金融討論區當中。在扣除隨意作答與無效問卷後，本研究最後得有效問卷217份。而資料分析部分，除了分析人口統計資料的敘述統計量外，由於結構方程模式(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進行分析，能夠同時進行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的特性，因此本研究選擇作為主要的分析方法。 在經過一系列結構方程模式的操作流程包含了模型界定、辨識、參數估計、模型契合度估計與模型修飾後，本研究得僅進行小部份的修飾的模型，由於評估問卷測量品質的測量模型的指數當中，不論信度[內部一致性信度(Chronbach’s α)亦或是建構信度]或效度[建構效度]上都表現相當優良，因此結構模型的各路徑係數的可信度與有效度相當高。 本研究在經過了各路徑的分析之後，做出了以下幾個結論： 1. 商業面的〝信任〞議題影響使用者有意願繼續使用網路銀行的影響力，較科技面的〝科技接受〞議題來得大。 2. 現行影響網路銀行使用者信任的因素，主要為計算原則的信任因素、其次為熟悉性因素；而體制結構的保障因素對信任的影響力非常小，至於配適性因素則無影響力。 3. 科技接受議題也受信任議題的影響。因此認知易用與認知有用皆受計算原則的信任與熟悉性因素間接影響。而除此之外，認知有用尚受配適性因素的直接影響，在影響力上，信任的因素所帶來的間接整體影響力上，略大於適配性因素。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對《純粹理性批判》B版〈先驗演繹〉的結構有一定的理解，並希望藉由這個理解能康德的哲學有進一步的掌握。 德國學者Dieter Henrich於1969所發表論文〈康德先驗演繹的證明結構〉中，對於《純粹理性批判》B版〈先驗演繹〉的論證結構提異於過往的詮釋。他以「論證重構」（argumentative reconstruction）的方式重新地闡釋了B版〈先驗演繹〉造成廣泛的迴響。 本文將順著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理路尋找出他的問題意識。第一章將描述康德所處時代的知識論困境以及他為解決此一困境所做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式的革命」也使得康德走向「先驗哲學」之路。 第二章首先說明康德「先驗演繹」任務。為達成「範疇作為主觀思維形式具有客觀有效性」這個任務，康德在A版〈先驗演繹〉由經驗出發，透過對「三重綜合」的分析，得出先驗統覺。再由感性構想力與先驗統覺的結合，使得對象呈顯於意識之中作為實在的表象進而完成「先驗演繹」的任務。B版則由對「聯結」的分析中向上尋找出「先驗統覺」從而推導出範疇。最後知性透過「構想力」使經驗成為可能。知性如同時間空間言形式一般，是為經驗得以可能的必要條件，因而達到先驗演繹的目的。然而，A、B兩版的〈先驗演繹〉如此的差異正導致了兩者孰為先孰為後的優越性爭議，即A、B兩版在論證結構以及對於康德哲學基本立場相適應的問題。 在A、B兩版〈先驗演繹〉的爭論中，Dieter Henrich提出對於B版〈先驗演繹〉著名的「一個證明兩個步驟」見解。他認為先驗演繹作為一個單一的論證。在20節康德論證了範疇對於一切「具有統一性的直觀」的有效性；26節所證明的是：「所有人類的感性直觀皆具有統一性」。範疇的效力達到一切人類所擁有的經驗性直觀。結合這兩個步驟，先驗演繹的完整結論：「範疇對於一切感性經驗的對象皆具有效性」，才能被達成。 透過Dieter Henrich「一個證明兩個步驟」的詮釋顯現出康德哲學「綜合統一」的特性，知性與感性作為意識活動的不可化約作為必要條件，意識活動得以被說明。如此避免了A版中先驗演繹視為某種意識理論的語意分析，或是由自我意識分析地衍生出來的成素，而保持知性與感性各自的獨立並綜合地統一於自我意識的統一性中。 最後，筆者認為將B版〈先驗演繹〉視為一個分為兩部分的單一論證是一個良好的詮釋模型，並於文末再提出另一個學者Henry E. Allison作為此種詮釋模型的另一個展示。

在忽略企業主體性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往往被視為被動的行為體，然而「中國電信」卻透過破壞性創新模式，以「小靈通」突破政府的產業監管原則，為企業開創市場機會。本研究透過理性選擇制度論，恢復國有企業的主體性，探討在改革的制度環境中，「中國電信」經理人如何思維「小靈通」業務？政府如何考量監管內容的變更？以及管制與放鬆管制的變遷過程中，政企之間的互動。 研究發現，在政府政策預期的方向上，找到規制與企業利益的平衡點，乃是微觀放鬆與宏觀加強管理體制下，企業的生存之道。個案中，自主性提升的「中國電信」，便是在制度規範中找到追求利益的空間，推出「小靈通」，並透過改革過程中未能徹底解決的產權問題，利用國家重視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弱點，以及斬不斷的政企裙帶關係，促成最終的管制放鬆。 / Under the situation without caring about subjectivities of businesse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been defined as the passive actors. China Telecom, however, depended upon “Xiao-ling-tong” (China’s PHS system) to break through the norms of Chinese government by us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Model and got the opportunity into the market. This volume in the light of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got the subjectivities of SOEs back and discussed with how the managers in China Telecom considered the strategies of “Xiao-ling-tong” in the circumstance during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reform. And would like to know how the government faced the changing of norm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 SOEs into the process of control and vice versa at the same time. We found, fortunately, that getting the balancing act between government’s principles and SOEs’ interests is the way which could accord with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s policy for businesses to exist. The cases showed the reason why China Telecom with added subjectivity can get its own rooms for profit in the norms is by using “Xiao-ling-tong” and through the property rights problems that couldn’t be resolv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cares about his properties perpetually or increasingly, and by utilizing the uninterrup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erce to push the deregulateon finally.

本論文旨在分析在我國公視建構過程中(1990~2013年)的報紙相關評論與報導。從1915年開始，台灣就有許多透過媒體改革來爭取發言權的運動。然而，直到1990年，公民社會才出現了以產權為目標的媒改運動，亦即1990年代起的公視運動。因此，我們認為公視運動可被視為公民爭取「公共領域」的重要歷程，值得進行深入分析。 其次，本文主張公視這種「公共領域」的建構過程，應以公共對話為基礎。經文獻檢閱，我們認為公媒體與公共領域有以下關聯。以制度面而言，Habermas的晚近公共領域概念強調國家必須透過立法過程來保障溝通行動，這正和公媒體的制度契合。以公共論述判準而言，Habermas的「合理政治意志形成過程」與「理性溝通」則可用來檢視，關於公視制度的討論是否符合公共性。 此外，本文選報紙評論進行分析，不是為了比較各報論述的差異，而是報紙長時間地記載各報社、社運團體成員、學者專家與社會大眾對公視議題的論述，這可讓我們檢視及反思不同階段公視運動的論述目標與特徵。另一方面，我們也檢閱了公視相關的立法院、監察院公報等資料，藉此釐清政府、媒體與公民社會三者的關係。 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發現。第一，政府政策意圖是引導公視論述的關鍵因素。只有當政府對公視採取較正面態度，公民社會才有機會對公視進行深度的討論。第二，公視議題的主要論述者是報社人員與學院知識份子，其中學知對於公視向來採取支持立場。相對而言，只有在公視處於不利局面時，各報才會較積極地對公視表達支持。第三，當報社與學知對公視議題進行討論，報社較支持「商業化」與「數位化」，學知則較重視「公共理念」。 /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newspaper commentary and reports published during the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Movement between 1990 and 2013. Since 1915, Taiwan has had a lot of media reform movements that fought for freedom of speech. But there were no media reform movements with the aim of dealing with media ownership until the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Movement happened in 1990.We believe that the public television movement was a very important process that structured" public sphere “in Taiwan and is worth an in-depth analysis. As a public sphere, Taiwan Broadcasting System (TBS)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the public dialogue.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we think that the public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have the following correlation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s, Habermas emphasized recently that the state needs to protect the communicative action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We think this is similar to the idea of public television. With regard to public dialogues, Habermas' concepts of “a process model of rational political will-formation” and "rational communication ideal " can b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newspaper commentaries, not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representation between newspapers, but to document different kinds of discussions of public television by media,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cholars and the public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ereby, we can examine and reflect on the discourse goa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movement in different stages. We also reviewed the official gazette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Control Yua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civil society.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readers with three findings. First, the intent of government policy was a key factor in leading the discourse of public television. Only when the government adopt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TBS did civil society have chances for more in-depth discussions. Second, the discussions of TBS were mainly made by newspaper staffs and college intellectuals. Furthermore, college intellectuals had always taken a stand that supported public television. In contrast, only when TBS was in an unfavorable situation did newspaper staffs become more active in offering support. Third, whenever newspaper staffs and college intellectuals participated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the former tended to support the "commercialized" and "digitized" TBS, but the latter were inclined to favor “the ideal of public sphere” of T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