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從解嚴以後到八０年代末期，社會運動極為興盛，大學生也在這種氛圍下開始校園民主運動，並聲援校園外風起雲湧的民間自力救濟運動。但是在九０年代以後，臺灣的社會運動逐漸沈寂，但是其中有許多都化為正式立案的非營利組織，以延續過往的運動能量；而過去年少輕狂的學運份子，有的後來進入體制，也有的後來走向基層、推動人民自主結社，由下而上地以各種社會力量繼續有組織地提出訴求。而這「理性化」的過程，也延續到其後發生的社會運動上。 但是在這個國家與企業都在使用廣告行銷與公關手段，導致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時代裡，非營利組織應如何在公共領域中奪取議題的詮釋權？本文從行動者的角度，以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為例，在事件的參與和行動中再回頭進行反思與分析，並回應到原先的問題意識：有關作為「知識人」的傳播者，如何能更積極地為社運組織帶來力量和影響？ 本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若要在公共領域上搶奪議題的詮釋權，除了組織化的內部分工，並解決財務問題以外，還必須以人民的「生活世界」作為其論述的底蘊，來挑戰被國家與企業所把持的「系統世界」，進而促成改變。而非營利組織之所以能提出人民的「生活世界」，則是建立在組織者平日與他們的群眾同在的過程裡。而非營利組織以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推展議題，並以「影像紀錄」作為其提出論據的管道之一，則是建立在各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脈絡與生存策略上，形成一種內在鑲嵌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若要在公共領域上搶奪議題的詮釋權，除了組織化的內部分工，並解決財務問題以外，還必須以人民的「生活世界」作為其論述的底蘊，來挑戰被國家與企業所把持的「系統世界」，進而促成改變。而非營利組織之所以能提出人民的「生活世界」，則是建立在組織者平日與他們的群眾同在的過程裡。而非營利組織以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推展議題，並以「影像紀錄」作為其提出論據的管道之一，則是在各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脈絡與生存策略上，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形成一種內在鑲嵌的關係。

當今智慧型手機成長快速，市場潛力大，影響消費者的智慧型手機購買決策因素成為近年來值得研究的議題。但過去有關智慧型手機購買決策的研究中，大多著重在手機的作業系統或是功能層面，並未將行動應用程式(APP)及人際面的影響因素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以網路外部性、科技接受模型及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分別從智慧型手機及行動應用程式的屬性面和人際面來探討，目的為找出影響台灣地區現有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對智慧型手機再購意圖的因素，並進一步探索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使用者的態度及再購意圖。本研究結果發現： 1.智慧型手機屬性面：當使用者認為智慧型手機是越有用的、越具娛樂性的，則使用者對智慧型手機的採用態度越正向；當使用者認為智慧型手機是越容易使用的，並不會直接影響其對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2.智慧型手機人際面：當使用者認為有越多人使用智慧型手機，則使用者對智慧型手機的購買意圖越正向；而無論使用者認為其家人、伴侶、好友、同學或同事支不支持其使用智慧型手機，都不會影響其對智慧型手機的購買意圖。 3.行動應用程式屬性面：當使用者認為在短時間內行動應用程式的數量成長的越快速，則其對智慧型手機的態度會越正面；而無論使用者認為APP數量、種類的多少、價格是否可被接受以及APP的設計品質完不完善等，都不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4.行動應用程式人際面：當使用者認為其家人、伴侶、好友、同學或同事越支持其使用行動應用程式時，使用者對智慧型手機的態度會越正向。

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乙第13417号 / 論教博第177号 / 新制||教||20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西平 直, 教授 駒込 武, 教授 高山 敬太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シャリーアの目的」論は、啓示による定めのない事柄についての行為規範を導き出すための理論として10世紀に誕生したが、今日では、時代の変化に応じて柔軟にシャリーアを解釈するための理論と目されている。イスラームの伝統的な価値観と国際人権法が衝突する問題の一つに信教の自由が挙げられるが、この問題について近代以降の「シャリーアの目的」論者たちは革新的な解釈を提唱してきた。彼らによれば、クルアーンはイスラーム国家の枠内で信教の自由を保証している。しかし、イスラーム的な信教の自由と西洋的なそれは同一ではなく、前者を後者に近づけようとすれば、啓示に反する解釈が必要になる。そのような解釈を正当化するため、「シャリーアの目的」論者たちは、儀礼行為(イバーダート)に関する規範と社会行為(ムアーマラート)に関する規範を区別し、後者の可変性を主張することがある。この区別は、彼らが言うように、中世においても認められていた。だが、近代以降の「シャリーアの目的」論は、中世のものに比べ、啓示と理性の役割分担を曖昧にする傾向がある。 / The theory of maqāṣid al-sharī‘ah, born in the 10th century as a theory about how to know rules that are not explicitly given by God or the Prophet, is considered today as a theory about adapting interpretation of sharī‘ah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reformers who adopt this theory have been presenting fresh interpretations with regard to freedom of religion, which is among issues about which Islamic traditional values contradic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ccording to these reformers, the Qur'ān teaches that freedom of religion should be protec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Islamic state. Yet the Islamic vers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is not the same as its Western version, and therefore, if they try to make the former more similar to the latter, they cannot help going against the scriptural texts. They occasionally do so, maintaining that sharī‘ah's rules relating social acts (mu‘āmalāt), rather than devotional acts (‘ibādāt), are changeable. As they sa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bādāt and mu‘āmalāt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Muslim jurists since the Middle Ages. In recent times, however, the theory of maqāṣid al-sharī‘ah tends to be less clear about what to do with conflicts between divine revelation and human reason than it used to. / 博士(一神教研究)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onotheistic Studies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借助最新政治現代化的理論來闡述 國父的建國策略，就論文 內容的安排而言，著重於闡析現代化過程中五項危機的意義及 國父對解決這些危機 所提出的辨法。各章大要如下：第一章導論。第二章建國過程中人民對政治社群的支 持問題－認同危機。第三章建國過程中人民對權威當局與典則的支持問題－合法性危 機。第四章建國過程中行政制度建立的問題－貫徹危機。第五章建國過程中政治制度 建立的問題－參與危機。第六章建國過程中的經濟問題－分配危機。第七章結論。

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社會關係為上對下威權統治關係，而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最突出的現象為社會自主性的提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為平行合作伙伴關係，經濟自由化促進政治民主化，表面上「民意」成為台灣政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支持台灣後威權時期民主政治發展之多元制度卻仍付之闕如，促使台灣發生類似民主民粹化現象。高漲的民意反噬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根基—多元化民主，政治一元化論述撕裂了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共識與互信，並造成國家認同問題，筆者認為，民主民粹化現象使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反而回到國家社會衝突對抗關係，多元與互補性認同是撫癒此種社會裂痕的主要關鍵。而缺乏制度性安排是造成此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國家社會鑲嵌性不足，聯帶影響台灣整體國家能力。 後威權時期台灣所臨的困境主要在於如何以制度性安排重建國家社會鑲嵌性，社會需求、想法能循正常制度管道完全供輸至公部門，而公部門在制定重大政策時能同時整合私部門的需求與想法，但切忌以國家基礎建設能力為祭品，讓行政官僚體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不僅社會鑲嵌性出現問題，也使貧富差距加大，造成社會不穩定。 台灣正處於政經轉型階段，如何以正面適切的回應解決來自全球化的挑戰，是政府和民間社會必需共同面對的問題，制度若無法成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屏障，則民主化不必然保證多元社會的出現。

本論文針對冷戰結束以來的十六年間，美國政府對中共角色與關係之定位，欲探討的問題具體言之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再一九八九年以來，對中共的關係定位會在『戰略夥伴』與『戰略對手』間發生擺盪」。本論文首先指出，理性主義雖是解釋國際關係時較慣用的工具，然而不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均無法對此研究主題提供一套有系統的解釋；本論文繼而發現，建構主義雖承繼部分理性主義的決策模式概念，卻能對上述關係定位變動做出系統性的詮釋。 本論文共計六章：第一章通盤概述研究的動機、目的、方法，並闡明整個主題架構及限制條件。第二章勾勒出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政府對中共關係定位的變化，完成本論文的「描述分析」，作為整體論述之背景。第三章依循理性主義觀點，發現新現實主義無法解釋何以美國在「確保相對收益」的考量下會與中共採取合作；再者，按照新自由制度主義「開創絕對收益」的邏輯，卻與美國視中共為戰略對手，並陷入人權、貿易、台灣議題等爭議的情況不相符。第四章介紹建構主義的主要論點，並針對何以選定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提出解釋，再逐一檢視建構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世界觀。第五章依循國際權力架構、理念等兩大參考點，驗證建構主義之解釋力。發現「亞太扇型戰略」、「多層次統一戰線」、「新保守主義」、「攻勢現實主義」等理念，是美國政府為美、「中」關係定位的重要因素。從世界觀的角度切入，如果是霍布斯的文化架構，中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對手」；如果是康德的文化架構，中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夥伴」；如果是洛克的文化架構，美國會在接觸中保持戒慎。第六章為結論，認為儘管建構主義提供一個較寬闊的解析平台，但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並非必然相斥，尋求兩個典範之整合，乃成為本研究針對後續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事項之一。 / This thesis addresses an issue regarding the US Government’s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role as well a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during the past sixteen years 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y the US administrations since 1989 have shuttled their identification of China between a strategic partner and strategic competitor? It firstly argues that rationalism, as conventionally an explanatory tool in IR, proves insufficient to provide a set of consistent answer. Unsatisfied, this thesis continues its argument that the question brought forth at the beginning can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or interpreted, by constructivism, despite the constructivist rationale may not necessarily render rational choice model utterly invalid in this case. Structurally speaking, Chapter One gives a brief with respect to the whole thematic structure inclusive of purpose of the study mentioned above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an effort of descriptive study as a set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y sketching out different phases of identification about relations with China that have been harbored by successive US administrations from President Bush Sr., Clinton to Bush Jr.. Chapter Three can be seen as an account of this thesis’ trying effort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per se from the rationalist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in Chapter Three are as follows: Neo-realism fails to explain why the US, premised upon concern of relative gains, would hav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following the logic of maximization of absolute gains, is inconsistent with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US would not given in on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trade deficits. The above findings are suggestive. They open up the need for this thesis to observe the Sino-US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in IR, i.e., constructivism. Chapter Four ushers in main points of constructivism. Two arguments are therefore in order. First, it gives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oice of the mainstream of constructivism in IR advanced by Alexander Wendt. Second, to sui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t funnels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rguments, world views raised by the constructivist school and thrashes out two reference points—world power structure and ideation—for further observations. Chapter Five brings up the main body of the argument. It argues that a series of ideas such as A Fan-mode Strategic Concept in Asia Pacific, Multi-layer United Front, Neo-conservatism and Defensive Realism have been influential on the US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y in turn strike an image of Sino-US bilateral relations reflective of three kinds of culture distinguished by constructivists. In Hobbes’ terms, China can be seen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In Kant’s, China is a strategic partner. In Locke’s, the US is engaged but remains sceptical. Chapter Six is the concluding part. It goes beyond the phenomena and moves into the theoretical realm by arguing that, although constructivism offers a broader analytic platform,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need not be exclusive. That much room for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aradigms becomes on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es.

第一章緒論 探討了「兒童化的成人」與「成人化的兒童」呈現了台灣的「人性危機」，也可稱是「教育危機」。人們尚未達到啟蒙以來的理想成為獨立、自由、自主的人性狀態，而盧梭這位相當接近我們當代思維的哲人被稱為「人性權利的恢復者」，以及「童年的擁護者」。他不僅是一位舊時代的批判者，更是一位新時代的設計。盧梭之思維對於當代各種人性問題的分析仍然精闢透徹，本文希冀透過盧梭之眼作為闡述與批判我們當前危機的理論依據。 一般人很習慣地從文學、政治與教育三個角度來詮釋盧梭，讀者依據自身的興趣來揀選某一個詮釋的視角。將作者思想切割的結果導致人們對盧梭思想的含糊與矛盾或是盧梭人格之異常感到難以理解。本文將以盧梭的《第一論》《第二論》、《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對話錄》、《遐思錄》為研究血肉，前四本為「理論性著作」與後三本為「自傳性著作」，考察盧梭理論性與自傳性之間的辯證關係來從文學、政治與教育的三個面向綜觀盧梭的思維與其心靈。 本論文透過三個詮釋循環的步驟對於盧梭的部分與整體不斷地進行理解。步驟一是依據盧梭作品的年代順序對於文本進行理解。步驟二是根據盧梭作者本人對於其性格與文本的詮釋與評價，來支援研究者對其文本整體的理解。步驟三是透過重要二手文獻對於盧梭的詮釋來補充對盧梭的理解。由這三個步驟得出兩條理解盧梭思想之進路：進路一是自傳與理論的系統關係，進路二是教育與政治的辯證關係。本人將以上的詮釋步驟與理解之進路繪製成「理論架構圖（一）」與「理論架構圖（二）」，也是本論文各章節之骨架。 第二章 啟蒙時代與盧梭，主要根據「理論架構圖(一)」在第一節 啟蒙時代 考察盧梭的時代背景—日內瓦與法國。在 第二節 盧梭其人 再概述盧梭生平經歷的與探討盧梭之性格。最後在 第三節 《懺悔錄》、《對話錄》、《遐思錄》：對自我之剖析 闡述盧梭的自傳性著作與理論性著作之系統關係。根據以上三節作為綜觀盧梭思想與其人之背景知識。有一點至關重要的是，盧梭的自傳性著作不僅是作為「自傳」具有「自我辯駁」(Self-justification)的作用外，更兼備「自我揭示」(Self-revelation)的哲學意義，盧梭懷有將自己一生的經歷作為一種「人生範例」與「道德寓言」的哲學企圖。簡單來說，盧梭的自傳和理論之間有綿密的系統關係。 第三章 墮落的文明狀態、烏托邦的自然狀態與救贖之路，筆者從綜觀的角度探討了盧梭政治教育哲學思維的整體架構，也就是本文的「理論架構圖（二）」。在現代的向度裡，盧梭痛陳18世紀的文明疾病之根源，他以《第一論》作為文明疾病的診斷書。接續《第二論》在過去的向度裡找到了自然狀態與自然人作為診斷當前墮落的文明狀態與情感生了病的文明人之診斷標準。最後，盧梭很明白救贖的希望不在過去而在未來，人們不可能重新回到蠻荒的時代變成「自然人」，他提出了三條通往救贖之路—公民、新自然人與孤獨者。盧梭在《社會契約論》指出他心中「理想的社會秩序」—「公民」如何可能。而《愛彌兒》則為盧梭「理想的教育圖像」，也就是探討「新自然人」如何在墮落的文明狀態中重新養成的教育過程。盧梭本人對自身文明病徵治癒之方式是退回到社會之外，作為一個孤獨的遁隱者與遐思者，雖然盧梭在「自我放逐」的歷程獲得了心靈療癒的力量寫出了如《愛彌兒》與《社會契約》的巨作，但正是這些嘔心瀝血之作成了遭受社會流放的理由，而命運的最終，孤獨流浪者用了絕對的方式遁隱到他的內心世界不再同時代人對話，這不並是一條真正通往救贖之路。 本文第四章 盧梭之人類圖像，將先從《第二論》與《愛彌兒》考察盧梭對「人性」概念的探討，前者是從「人類發展史」整體的人類之角度，後者是從個體「人性發展史」的角度出發。這兩個側面勾勒出盧梭「人類圖像」的全貌。第一節 人性之基本預設 將探討盧梭對人性的基本看法，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盧梭—曾懷抱著成為當時代的「俄耳浦斯」音樂家夢—或許多少有音樂家的思維，他希望創作出「情感」與「理性」彼此和諧的人性奏鳴曲。盧梭雖然高舉了情感的旗幟，但他不捨棄理性應有之地位。第二節 從自然狀態走向文明狀態 將闡述盧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想像，人類如何從過去最純粹的「自然狀態」邁向人類的「黃金時期」，最後走入「墮落的文明狀態」—現狀。最後，盧梭主張只有好的政府才能培育出有道德之公民，而好的政府要免除對人們的宰制與歸順，良好的社會制度能夠改變人類的本性，使人從個體到公民，盧梭認為理想的社會秩序是建立於「普遍意志」之上的理想社會。 本文第五章 盧梭之教育理論 之 第一節 自然教育基礎之設定 與 第二節 個體發展之四個時期 主要按照《愛彌兒》的文脈，對盧梭的教育理論進行概念的整理。筆者在 第三節 對照的教育範例 對勘了《懺悔錄》裡的盧梭與《愛彌兒》裡的愛彌兒的生命經驗與教育歷程，以豐富對盧梭教育理論的整體性理解。《懺悔錄》展現了盧梭個人的人性歷史，筆者以此作為「自然教育的想像範例—愛彌兒」之對照的教育範例。最後，第六章 總結了盧梭與教育實踐，作為回應了本篇論文的起始問題「成人化的兒童」與「兒童化的成人」救贖如何可能—情感教育與理性教育並重，也就是一種全人的教育，而另類教育成了指標。

羅爾斯於一九九三年發表《政治自由主義》，試圖為多元社會的整合提供一套哲學基礎。羅爾斯認為價值的差異與分歧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多元的宗教觀、哲學觀、道德觀、人生觀是一個既存的事實，然而合理的公民能夠形成「交疊共識」，支持一套政治性正義觀，作為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基礎。尤其在面對憲政核心爭議與基本正義問題時，合理的公民能夠擱置具爭議性的整全性學說，遵循公共理性的理念，根據同一套政治性正義觀所提供的政治價值與正義原則來解決爭議、凝聚共識、證成決策。不過，羅爾斯的公共理性論受到許多批評，其至少面臨「公共理性無法證成政治共識」、「公共理性不公平地排除整全性學說」、「公共理性是多種而非一種」、「公共理性將淪為膚淺的大眾理性」四種挑戰，此四種挑戰分別是對於公共理性之「完備性」、「公平性」、「單一性」、「公共性」的質疑。針對這些挑戰，羅爾斯對其理論進行了三項主要修正：第一，以「寬觀點公共理性」與「包含式公共理性」補充「排除式公共理性」。第二，公共理性的內容是由一整套「自由主義政治性正義觀之族系」所給定，「正義即公平」也只是諸多合理的政治性正義觀之一。第三，羅爾斯承認公共理性的侷限，然而在必要時，得以「基於公共理性的投票」做出決策。根據這些修正，筆者認為羅爾斯的公共理性論能夠回應「完備性」、「公平性」、「單一性」三方面的挑戰，但是仍無法完全解決「完備性」的問題。因此在本文中，筆者試圖以「寬觀點公共理性」與「廣泛的反思均衡」證成「羅爾斯式的審議理論」，以突破公共理性的限制。尤其是筆者認為，「羅爾斯式審議理論」具有「公共證成的審議模式」、「尊重民主文化」、「兼顧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滿足『真誠要求』」、「強化公民意識」、「重視公共理由」等特質，體現了一種自由主義式的審議式民主理論。因此，當我們思索「多元社會的政治共識如何可能？」時，「羅爾斯式審議理論」是一項較合理的方案。 /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explore John Rawls’s idea of public reason. Public reason is the core conception of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Its subject is the public good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fundamental political justice. Rawls argues that, though value diversity is the fact of a modern democratic society, reasonable citizens will follow 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 endorsed by the overlapping consensus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eep conflicts. Especially, when the problems about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and basic justice occur, reasonable citizens will abide by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is helpful for us to justify political consensus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However, some philosophers challenge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They criticize that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cannot deal with the hard issues such as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affirmative action. Faced with these criticisms, Rawls revises his theor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he revises the exclusive view of public reason by the inclusive view of public reason and the wide view of public reason. Secondly, he argues that the content of public reason is given by a family of reasonable political conceptions of justice. Thirdly, he asserts that we can make a political decision by vo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if it is necessary. But, these revisions seems cannot completely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 of the theory of public reason. Therefore, I want to justify Rawlsian deliberative theory based on the wide view of public reason and the wide reflective equilibrium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 of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Owing to Rawlsian deliberative theory can reconcile liberalism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trengthen our civic friendship, and urge us to value public reasons more, I think it is a more plausible theory to justify political consensus in a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首長特別費事件演變至今，焦點都被導向高度抽象的政治議題，民間失去發言或制衡的空間，讓許多深刻值得探問的價值問題，陷入無法討論的困境，但本文要追問的根本問題是：法律，對現今台灣的民眾來說，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是把法律看成一種限制他們行動領域的規範，對法律採取一種戰戰兢兢算計犯法後果的策略性態度？還是把法律視為一種具正當性與有效性的行為規範，發自內心對法律採取尊重的態度？算計自己最大的利益，真的就是我們人類追求理性的最終結果嗎？如何縮小這些鴻溝，或許就是我們該戮力的地方。 哈伯瑪斯認為法律取得其正當性，與溝通行動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性，所以力主引進「溝通理性」，作為法規範產生及運用的構成基礎。但從法律理論的角度來看，哈氏認為現代法律秩序要從「自決」這個概念獲得其正當性，而且公民應從論述或審議的模式切入，同時把自己理解為所要服從的法律的承受者及創制者。對於裁判理性，哈氏曾針對四種具代表性的不同法律理論見解提出批判，主要為法律詮釋學、法律實在論、法律實證論，以及Dworkin的融貫理論，最後他提出自己所主張的程序法典範的法律觀。哈氏認為現代法制史中，運用得最成功的法律典範，是今日依然相互競爭的兩種法律典範，一是形式法的典範，另一種是實質法的典範，但哈氏認為這兩種典範都有所不足，所以主張要採取言說理論視角的第三種法律典範—程序法典範，來理解與解決二十世紀末出現的社會困境。 在現今充斥「語言暴力」、「策略性語言」、「意識型態扭曲」的社會中，言說的有效檢驗，對現況的釐清確有助益，但問題是如何進行？所以，本文嘗試從理解哈伯瑪斯的言說理論為核心，來討論法律與其同屬之社會文化間的關係。同時，藉由哈氏所提之「生活界與系統界」的概念，探求法律在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媒介角色，探討法律的生成與溝通行動何以密不可分？最後，論證法律的正當性，主要是來自以溝通言說為基礎，所達致的同意與共識。 / Since the broke out of the special funds affair of Taipei mayor, the focus has been on highly abstract political issues; the value questions, which were profound and worth inquiring, fell into difficult position and were unable to discuss. This paper closely examines the basic questi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law ought to be? What significant value the law should represent? Should it be an instrument or an institution; should it be developed in a strategic or communicative way; and should it be rules and regulation laid down by the authority or the normative commitment of the citizens. Habermas thought the law obtains its legitimacy through real communication and therefore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eory, Habermas thinks modern legal order must “be self determined” to obtain its legitimacy; moreover, the citizen should elaborate and judge the making of the law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bermas thus criticizes four well-known theories of law, i.e., legal realism, legal empiricism, legal positivism and Dworkin’s coherence theory. He then asserts his own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Habermas believes tha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aw, the most successful legal paradigms are still in competition today – one is the paradigm of the positive law, the other is the paradigm of substantive law. However, he believes both paradigms are inadequate, so he asserts the necessity of a third legal paradigm, which emphasizes the discourse theory perspective – the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to understand and resolve the social difficulties. Reacting to the flooding “language violence,” “strategic language,” “ideological twisting” in the society of nowadays,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discourse can certainly help in clarify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carry 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studying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Habermas as the core,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the social culture to which it belongs. At the same time, with Habermasian concept of “the lifeworld and the system”, this paper seeks to evaluate the medium role of law in social integration to assess the reason for the intimacy between legal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law primarily comes from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that serves as a basis to reach agreement and consensus. Keywords: mayoral special funds, Habermas, legal validity, legitimacy, communicative reason, the lifeworld and the system , legal validity theory of discourse,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