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behind Taiwan rapid PC industry evolu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ve ed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research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and utilize empirical and analytical of qualitative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to explain the study subjects, including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report, official statistics and database, academic papers, books, thesis, journal articles, conference papers, Internet broadcasting programs, and magazine. Give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cut edge from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subjects. The outcomes are indicated as below.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building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PC industry. Besides, the PC industry ha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y. Furthermore, the portable PCs like notebook still have a prosperous prospect in global market. Taiwanese PCs producers have taken edges on the bargaining power and stable rivalry among existing competitors while new entrants and substitute products have remained threats. More importantly, Taiwan’s PC producers have advantages to carve out PCs niche such as sophisticated OEM experience, good capability of cost control, flexible and quick reaction ability, large scale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complete industrial structure. Nevertheless, they still have spaces to strengthen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keen global market.

過去十年間南亞—尤其是尼泊爾—販運婦女與兒童議題不論在國家或國際領域，都受到詳盡的討論。貧窮、識字率、失業率和對婦女與兒童歧視等問題皆被提出為可能的原因，部份國家反販運計畫方案也在政府和NGO部門之下發展與實施，且已達到可觀的進展。由政府和NGO部門所採取的舉措促進釐清許多此議題的相關概念。這亦有助於將聚焦在婦女及其移動性、性工作的反販運行動轉移至更臻成熟的觀點，包括販運男性與兒童以及各種目的的販運行為。持續的倡議導致形成對抗商業性剝削販運婦女與兒童的區域性公約，最為人所知的乃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販運公約（South Asian Allian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vention against Trafficking）。幾乎所有南亞國家皆漸漸認可此議題應受到關注，尼泊爾和孟加拉甚至發展出一套打擊「性剝削目的的婦女與兒童販運」的國家計畫。 雖然人口販運在尼泊爾並不是一個新現象，但是1990年之後才被提出討論。婦女團體提出在性產業中遭販運婦女的議題，爾後才得到人權團體的支持。 儘管國家針對反販運行動實施配套計畫，但過去六年，政府並未成功地為販運婦女的形態帶來任何重大改變或對遭販運者提供援助。因此非政府組織成為主要行為者：本文將討論尼泊爾販運婦女的問題與現況，以及非政府組織是如何以一個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著手販運議題。 /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uthern Asia, especially in Nepal has been discussed explicitly during last ten years. Poverty, literacy, rate of unemployment,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are all possible factors. The anti trafficking programmes of some countries are conducted under the governments and NGO sectors, and reach to some extent of progress. The government and NGO leading action help forward rectifying many related concepts of this issue. This is also helpful to focus on the shift from women and the anti trafficking action of their mobility and sex work to mature viewpoint of trafficking including trafficking in men and children. Sustaining advocacy leads to a reg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exploiting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he most well-known one is “South Asian Allian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ven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which gradually made almost all southern Asia countries approv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 Nepal and Bangladesh even develop a programme against “exploitative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rafficking in human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in Nepal, but it was addressed and discussed after 1990s. Women groups addressed the problem of trafficking women in sex industry and then the issue were supported by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he states implement sets of programmes against anti trafficking, in the last six years, governments did not bring any important change to the forms of trafficking women and did not offer supports to trafficked ones, so the NGOs became the primary actor.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 and present status of trafficking in women in Nepal, and how NGOs as a non-state actor do with the trafficking issue.

在二十世紀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乃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而聯合國之前身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簡稱國聯)。聯合國時期的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身為安理會之一員，對於組織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國聯時期中國之角色與重要性，卻鮮有人討論。中國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戰勝國，又為國聯創始會員國之一，期間所發揮的影響，值得後人研究。 中國加入國際組織及國際會議自清季末年開始，積極走向世界；即使清朝不久後即覆亡，中國接續下去的政府仍然秉持一貫的努力。民國初年北京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行列，戰後以戰勝國的身分出席巴黎和會，得以剴陳自身立場與主張；更以創始會員國的身分加入國聯。 北京政府藉由參與國聯的過程中，努力提升國際地位，並積極維護國權和爭取權利；可惜陷於內部軍閥動亂、政局長期分裂，致使其目標未能全部實現。但無論是北京政府或者國民政府，對於國聯均相當重視。 在國內的歷史著作中，對於國聯的評價大都不佳。原因在於當時日本侵略野心正熾，1931年9月悍然出兵占領東三省，中國向國聯提出控訴，盼其伸張正義，有效制裁侵略者；但因國聯本身處理國際紛爭之能力有限，無法充分滿足中國的需求，致使當時部分國人對國聯甚感失望，進而認為國聯只是一個軟弱無能的國際組織。 然而國聯本身乃一般性組織，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如果僅因其短處進而否定組織的所有存在價值，則未免武斷。國聯成立的宗旨，除了消極解決各國紛爭以維持世界和平外，尚有積極國際合作的層面；在國際組織發揮人道關懷與國際合作上，可以國際難民的救濟作代表。 難民乃國際政治之衍生物，全世界對於難民的關注始自上世紀初。難民之存在為不容否認之事實，長久以來已成為國際社會亟待解決之難題。一次大戰後，因俄國革命蘇聯共產政權之建立及土耳其鎮壓亞美尼亞人，造成蘇、土兩國人民大量逃往國外。尤其是當時的俄羅斯甫經世界大戰，旋即因共產革命風潮進入內戰；大勢底定後遭到國際孤立，此時罕見的天災復降臨在該國，造成數千萬人死亡及流離失所，慘不可言。國聯對於此事件相當關注，並成立國際聯盟難民高級專員之代表對此等難民行使領事方面之保護及救濟工作。爾後並陸續啓動相對應的措施，使得難民的保護行動成為國聯時期最為人稱道的具體成就之一。直至二戰前夕，隸屬於國聯的難民救濟單位有二，除了前述的國際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總署，尚有「政府難民事務委員會」；後者是為了解決納粹德國所造成之難民問題。這些單位開啟了日後聯合國難民救助以及其他相關的人道主義行動之濫觴。 中國身為國聯之會員國，雖囿於國力以及國內正分裂戰亂，對於許多國際事務，往往只有名義上的參與；但是在國際難民救濟合作方面，卻在實質上提供了相當的援助。在俄共逐漸控制俄羅斯全部領土之際，有數十萬白俄難民向國外逃亡；中國當時也接收了為數不少的難民。中國為當時白俄難民所作出的努力與國聯其他會員國的配合，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討的重心。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開始進入大規模的城市擴張和舊城改造。城市發展與建設被當作是地方官員治理績效的指標。為了推動城市改造，房屋拆遷成了不可避免的問題。地方政府以提升居民居住水準與城市化的發展等理由作為拆遷的合法性，以行政權力介入拆遷，卻沒有合理的拆遷補償機制，導致土地開發的利益歸於開發商及地方政府所有，而原居住者得不到合理足夠的補償，引發被拆遷戶的反彈。因拆遷而引發的各類信訪、上訪、起訴及重大惡性案件也呈上升趨勢。 屢屢發生於各地的房屋拆遷衝突事件，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本文從社會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國的城市房屋拆遷抗爭者的抗爭活動。本文借用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進行研究，政治機會結構理論提出政治環境與抗議活動之間是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並將政治環境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框架理論則探討抗議活動若要獲得廣泛的支持，則必須賦予抗議活動的意義，賦予意義並爭取認同的過程被稱之為框架。本文以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拆遷抗爭者所處的政治環境，探究中國的政治機會結構與拆遷抗爭活動之間的關聯性。再運用框架理論分析拆遷抗爭者是如何為他們的抗爭行動賦予意義，將其框架化（framing）並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

本文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政府支出的不對稱性研究，以失業率作為景氣繁榮與景氣衰弱的劃分，來分析當景氣好與壞時，政府支出在這兩期間內影響的幅度是否相同。為了使模型更為完整，迴歸實證中加入了其他可能影響政府支出之變數，另外利用移動式 Chow 檢定來檢驗支出是否存在結構性斷裂，並加以考慮。由移動式 Chow 檢定檢驗出各級政府總支出在研究樣本期間內存在結構性斷裂。而在景氣波動方面，實證結果指出，各級政府總支出不論景氣狀況為何，皆會增加政府支出，而在景氣好與壞中，利用 Wald test 檢驗的結果得知，政府增加支出幅度並沒有不一致的情況，即表示總體景氣波動對各級政府總支出不具有不對稱性的現象。除了總支出外，本文另外以總支出下的一般政務支出、經濟發展支出以及總社會福利支出為研究的標的，來探討此三項支出在受到景氣波動的影響是否有不對稱性的現象。而由迴歸模型結果顯示，此三細項支出除了一般政務支出與經濟發展支出不具有不對稱性外，總社會福利支出在景氣波動下有不對稱的現象。

本文為探討各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之影響因素，首先針對有關地方財政及財政自主性之理論及影響地方自籌財源因素之文獻進行回顧，同時整理臺灣22個縣市可能影響自籌財源相關因素之發展現況，藉以取得適當變數，並將影響地方自籌財源因素分為經濟因素、房地產市場狀況、替代財源、財政能力、稽徵行政因素與政治因素，利用民國91-100年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研究資料涵蓋22個縣市與10個年度，故計量模型採用Panel Data模型，不僅可以分析解釋變數對自籌財源之影響程度，更能透過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Model)得知22個縣市之地方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地方政府的經濟因素、房地產市場狀況、稽徵行政效率與政治因素對地方自籌財源的影響不大，主要影響地方自籌財源的因素為替代財源、財政因素及為無法量化之地方特質與各縣市屬性之不同，以及總體經濟發展與政策。又透過時間效果分析，發現地方自籌財源會隨經濟景氣與房地產市場波動及租稅政策而有所影響。因此，地方財政水平不均為我國財政重要問題，導致有些地方屬性偏遠或農業的縣市，地方財政狀況欠佳，亟須依賴上級政府之補助才得以維持地方事務之推動，且地方自籌財源又易受總體經濟與政策之影響。

現金持有的概念最早是源自於營利組織。對營利組織而言，由於現金屬於低報酬及高流動性的資產，現金持有量與營利組織經營政策和股東權益息息相關。當持有過多的現金時，組織不會獲得更高的利益；但當組織持有過少的現金時，就可能會面臨資金短缺的風險以及向外部市場融資的資金成本。因此，適當的現金持有水準對於營利組織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同樣地，相對於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以及政府維持適當的現金持有水準亦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維持適當的現金持有水準能對政府財務狀況有所助益，並可以讓人民感受到政府穩健的現金管理。因此，本研究欲依循過去營利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對於現金持有之相關探討，檢驗影響臺灣各縣市政府現金持有之影響因素。 由於我國預算法之修正，以及五都升格之行政區變動，故本研究期間著重分析2001年至2010年期間之臺灣各縣市政府資訊。然而，由於受限於2001年政府公開資訊之不完整性，故本研究最終以2002年至2010年作為資料期間，共計九年；以臺北市、高雄市兩直轄市以及臺灣省二十一個縣市，暨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兩縣，總共二十五縣市政府做為研究樣本。本研究除了採用傳統混合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亦採用追蹤資料中的固定效果模型，以獲得更精確的實證結果。 在結論部分，從兩種估計方法的迴歸結果來看，由於各縣市政府之間的區域差異，因此在傳統混合資料迴歸結果中，變數影響方向較固定效果顯著。此外，由於政府環境不同於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以及臺灣政經環境之差異，因此過去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對現金持有之影響因素的研究結果可能無法完全適用於政府，仍有待改善之處。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臺灣縣市政府現金持有之影響因素，未來研究方向可以朝向探討政府是否持有超額現金及其可能影響，以檢驗政府是否具備謹慎良好之財務管理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1937-1945）中，因為日本政府所倡導的「戰爭動員」等政策與台灣所具備的地理位置優勢，台灣逐漸成為中日戰爭中協助日本政府的「協力者」。當時部分台籍作家，在這段時間中曾因各種原因，選擇前往大陸生活。這群擁有大陸經驗的作家皆是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1985-1945），受日式教育的「日語世代」。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印象大多建立在長輩傳達的觀念，模糊卻帶有憧憬。他們前往大陸後，心中的中國印象與實際接觸的大陸事物之間產生了落差。因此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觀感或是戰後（1945-）強調的「祖國」認同感受，比起未離開過台灣的作家們顯得更為深刻且不同。 本文以吳濁流1941年至1942年之大陸經驗為例。透過戰前報紙《大陸新報》、戰前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觀看吳濁流的大陸生活。並透過戰後初期小說《波茨坦科長》及戰後回憶錄《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涉及大陸經驗的內容，釐清大陸經驗「再現」於作品中的含意。以期檢視吳濁流前行研究的缺漏，補足這段研究者忽略的大陸經驗。

本文研究以總統權力、國會政黨體系與府會關係，來分析俄羅斯的總統權力及其政府體制類型。藉由評量俄羅斯總統權力與他國總統權力比較的方式，瞭解俄羅斯總統權力的範圍，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重新檢視俄羅斯政府體制是否符合半總統制的定義，探討在俄羅斯政治發展過程中，總統權力的範圍會是否受到府會一致與否（府會一致或不一致）、國會內政黨分佈型態（聯盟或單一政黨組成）與國會多數的席次多寡（過半或三分之二過半）的影響。 本文研究發現，俄羅斯現行的政府體制實際運作模式為總統制，但俄羅斯政府體制仍有向半總統制傾斜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憲法修改；二、慣例的建立，總統尊重國會多數，放棄組閣的權力。

相較於過去認為政策導向產業園區開發成效優於市場導向產業園區的研究，本論文從產業群聚的觀點重新檢視兩種園區，則並未發現上述的現象，內科與土城頂埔的發展成就，也突顯了市場導向產業園區對於產業群聚的調適性要快於政策導向的產業園區。制度架構的完整性是形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第二章理論與文獻中所提到的「公共領域」是否充足的問題。臺北新竹地區一直是世界知名的電子產業群聚地點，甚至有亞洲矽谷的美稱(Mathews, 1997)，這裡不僅匯集了臺積電、鴻海與廣達等知名企業，也有像是新竹科學園區、南港軟體園區、頂埔科技園區以及內湖科技園區等具有高新聞性的產業園區。 / 在竹科與南軟的個案中，政府都透過政策直接規範廠商規模與產業結構，單就園區開發與招商而言，明確的制度規範固然有助於降低開發招商過程的不確定性與交易成本，但就強調廠商間彼此互動而衍生出綜效 (synergy) 的產業群聚而言，完善的制度規範與政策引導反而限縮了廠商的互動機會，讓非交易性依賴的形成遭遇困境。反觀幾乎沒有制度規範的內科與土城頂埔園區，由市場自行決定進駐廠商規模與產業結構，則提供了廠商非交易依賴的形成基礎。由上可知，廠商 (市場) 而非政府政策才是產業園區創造產業群聚效應的主要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