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在了解在台灣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銀行、郵局的存放款利率，是有什麼樣程度的受到債券市場的影響。本文使用Eviews研究2000/01~2015/05公債殖利率、央行利率對於其他變數是否有顯著相關。首先檢驗資料是否為定態後，考量差分後資料無經濟意義，便以變動率取代原始資料，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單、多因子迴歸。結果顯示從理論或實證都能證明中央銀行透過貨幣政策、公開市場操作來影響利率，從本文研究可看出其影響力更甚於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配合相關係數來看，可推測央行的操作不僅直接的影響著銀行及郵局的利率，也透過這些利率再去影響其他利率，使得利率間互相影響使效果增強，唯一例外是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在十五年期房貸利率上有更好的影響以及解釋力。 / The main topic of the thesis i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bond market in Taiwan has influence on the bank saving rates and lending rates. Considering the data will lose its economics meaning after the first order difference, we use churn rate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data to construct single and multi-factor regression using. The result comes out that both theories and the paper’s result can show that the central bank has strong power over the rates. The central bank interest rate is a more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variable than the ten-year bond yield and has positive impact on other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at the ten-year bond yield has the best explanatory power over the 15-year mortgage rates than other variables.

績效評估成果能反饋於決策與施政運作，對政府績效的改善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這些評估過程產出的績效資訊是否有被妥善運用，是政府邁向完善的績效管理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我國中央政府推動績效管理數十年，卻仍較為缺乏對施政績效資訊運用進行檢視與探討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因而以相關文獻與國內外實務對績效資訊運用的討論為基礎，嘗試建立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施政績效資訊運用之架構，了解中央機關主管人員對於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程度，並分析影響其運用與否的原因。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針對中央13個部會的三級機關首長與一級單位主管發放問卷，從引導與控制、促進學習與改善、激勵與獎懲，以及課責等四大運用面向探討我國主管人員對於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情形，並從領導者支持、參與機會、資訊品質、個人態度、教育訓練等構面探討影響主管人員運用施政績效資訊的主要因素。研究發現大多數主管人員都能仔細瀏覽並善用各種施政績效資訊輔助日常業務之進行，各類施政績效資訊中以列管計畫年度績效評核報告的瀏覽與用於精進公務的程度最為良好。進一步針對機關年度施政績效與列管計畫績效評核報告兩類資訊探討主管人員在各面向的運用頻率，整體運用程度良好，但真正強烈表示經常運用者僅占一成至三成左右，資訊運用仍有精進與提升之空間。各種運用中以促進學習與改善面向平均運用程度最頻繁，隨後依序為引導與控制面向、課責面向，以及激勵與獎懲面向。在影響因素方面，領導者支持與教育訓練對主管人員運用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頻率具有顯著影響，各機關可善用領導者之影響力，並致力於將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營造為組織文化的方向努力。教育訓練對主管人員的運用情形亦具有顯著影響，政府機關可多舉辦相關教育訓練與實務學習，協助同仁建立運用績效資訊的能力。

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強調一元化的管理，即由政府單一主體承擔政治、經濟、社會的職能。但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重視科學發展的貫徹和實踐，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成為發展策略，使得社會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涵，民生保障成為政府的重要工作。這就使得政府不僅要做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更要履行好公共服務的供給，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民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需求日漸增加。 　　為了滿足民眾對公共服務提供上多樣化和複雜化的特點，中國政府開始關注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作用，近年來各地不斷推行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的嘗試、探索和實踐，是中國創新社會管理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是政府推進轉變職能、加快社會體制改革、建構「小政府、大社會」治理格局的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措施。中國公共服務購買的首例得追溯到1995年的上海。當年上海市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向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委託養老服務，是中國政府最早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探索。 此後，中國各地區政府如廣東、江蘇、北京、四川、浙江等地紛紛都展開了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推廣探索，公共服務購買的內容和範圍逐漸擴大到醫療衛生服務、教育服務、社區服務、培訓服務、就業服務、計劃生育服務等諸多公共服務領域。

鑑於我國分裂投票研究多數著重於縣市層級的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選舉，本文探討台灣首次於同日舉行的2012年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援引「政治矛盾」（political ambivalence）做為研究架構，分析選民的一致與分裂投票。作者假設，選民的政治矛盾程度愈高，愈可能進行分裂投票；反之，民眾的政治矛盾態度愈低，愈可能採取一致投票。作者擷取「2009年至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調查資料，運用「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與「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進行檢證。資料顯示，在總統與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以及總統與不分區立委選舉的分裂投票實證模型中，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效應之下，選民的政治矛盾態度對於分裂與一致投票，確實具有顯著影響。此外，選民的省籍、制衡觀與政策平衡等因素，也與一致與分裂投票有關。在結論中，本文摘述分析要點，並提出政治矛盾態度的研究意涵。 / In light of many election studies on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for the head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ouncilors in Taiwan, I focus on people's ticket splitting of the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campaign which is the first election holding on one da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political "ambivalence" to explain why people vote split or not. I assume the voters who have more ambivalent about KMT and DPP, more ticket splitting; and the straight ticket voters should be less ambivalence. My dates are based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 and analyzed with Binary Logit and Multinomial Logit. When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party ambivalence intensively affects voters'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not only for president and constituency legislators but for president and party block legislators, and nearly all coefficien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y the way, provincial origin, cognitive Madisonianism, and policy balancing on independence issue or social welfare correlate to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in models. I conclude the major findings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at the end.

近期的租稅文獻認為影響一國公司所得稅稅率政策制定的國際因素最主要為國際間的租稅競爭，政治經濟文獻則強調政治才是最後決定租稅的關鍵因素；然而過去的實證文獻幾乎並未針對兩者綜合討論。因此，不同於過去的租稅及政治經濟文獻，本文除探討來自鄰國的稅率競爭及經濟因素對一國之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影響外，同時亦分析法定公司稅率是否受到政治運作如政府體制與貪腐等因素之干擾。本文的樣本跨越全球五大洲，涵蓋不同開發程度之50個國家於1985-2007年間的追蹤資料，採用固定與隨機效果模型來估計，結果得到法定公司稅率同時受到國際租稅競爭與政治因素的顯著影響，但國際租稅競爭所給予的影響力較強；而且政府品質越差、政體為議會制的國家之法定公司稅率會較高。另外，開發程度越高的國家，對於稅率壓力的反應越敏感。

政府支出與國民所得的關係一直是學者們所關切的問題，因為政府支出是否能促進經濟成長，亦或隨著經濟成長政府規模不斷的擴大，其中的關係一直沒有一定的定論。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凱因斯革命」企圖以增加政府支出來挽救景氣，認為透過財政政策的介入能影響有效需求，進而對抗景氣循環維持經濟的穩定；而在研究政府支出成長時，1877年德國財政學者Adolph Wagner所提出政府活動遞增法則(Law of Increasing State Activity )是最常被用來解釋公共部門的成長，所謂的華格納法則是指 「政府部門的活動其重要性會隨著經濟發展或是所得的增加而提高其重要性」。 故本文的主要目的除了參考Islam(2001)的模型，研究政府支出與國民所得的因果關係外，本文將政府總支出分成政府消費支出、投資支出、移轉性支出，檢定不同性質的政府支出指標是否符合華格納法則。近年來政府規模逐年下降，因此不同時期經濟發展階段對於華格納法則可能有著不同的詮釋，故本文不同於以往的文章皆以某一段期間來研究華格納法則，而將時間序列的資料區分為民國五十六年第一季至八十四年第四季的資料，以及民國八十五年第一季至民國九十二年第四季的資料來分別驗證台灣地區華格納法則是否仍成立，所用的方法以Johansen的最大概似法，檢定政府支出與國民所得的長期均衡關係並驗證政府支出相對規模的所得彈性是否大於零；若變數間存在共整合關係，則以誤差修正模型來檢定政府支出與國民所得因果關係。 而在研究政府支出成長時，公共支出所購買的財貨勞務的內容可能不同於國民所得，政府支出的物價水準與一般消費的物價水準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以相同的物價水準來平減名目政府支出以及國民所得，可能無法得知明確的實質的政府相對規模，故本文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在於以實質政府相對規模與名目政府相對規模兩種不同形式，研究實質政府相對規模的成長趨勢是否與名目的政府相對規模的成長趨勢是否有所不同。 研究結果發現，在第一階段樣本期間，不論以名目政府相對規模或實質政府相對規模作為政府規模指標下，華格納法則在台灣地區中皆不成立；在第二階段樣本期間，除了實質政府移轉性支出外，其餘的名目或實質政府相對規模作為政府規模指標下，華格納法則在台灣地區中是不成立的。故華格納法則在台灣地區是否成立，與不同的政府支出類型、名目或實質變數和本文所區分的時期有關。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作為全球化代理的台資企業，在進入昆山當地的經濟社會後，對其地方治理模式造成如何的影響？且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其治理模式如何歷經不同階段的變化？本研究的重點，在藉田野訪談資料，分析昆山個案，尤其以昆山地方政府與其外資大宗—台資企業—間的互動模式，探究昆山地方政府如何在側身全球化的過程中，展開地方治理機制的調整適應。根據作者調查發現，昆山的地方治理模式，在歷經1996至2000年的過渡期後，已從昔日擴大參與、協商妥協者型的「合作夥伴關係」，逐步朝向強調政府主動引領、決策貫徹的「發展型國家」發展。對此，作者將集中探討昆山地方政府，如何為帶動地方的經社發展，而逐步調整其與臺資企業間的互動與協商模式。因此，本研究的成果，將有助理解中國沿海的發展動力，並藉此觀察外資/全球化將如何導引、促成此種不同於理念中「全球時代」的單一制度形式。

政府在傳達政令時需藉由宣導訊息與民眾溝通，而訊息設計必須考量不同訴求、結構和表現的搭配，來呈現不同的宣導內容。本研究目的有三：1.不同年代的交通安全宣導廣告訊息內容表現之差異。2.不同主題的交通安全宣導廣告訊息內容表現之差異。3.目標閱聽眾（target audience）對於交通安全宣導節目訊息的認知效果。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與焦點團體訪談（FGD）進行交通安全宣導廣告與電視節目個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一）訊息訴求的運用：年代、主題不同與訊息訴求方式無關。（二）訊息結構的運用：年代早期傾向運用正反面訊息並陳的「雙面訊息」來呈現廣告內容，而近期較多單獨使用正面或反面訊息的「單面訊息」廣告。（三）訊息表現的運用：不同年代在「語言」、「音樂」、「旁白」、「配音人員效果」、「場景」和「演出人物人數」的運用上有顯著差異；而不同主題在「場景」和「演出人物人數」的運用上有顯著差異。（四）「劇情式」節目比「趣味競賽式」節目具有較佳的宣導效果。

每一次開發工業區後的租售策略成敗，涉及政府對每一個企業設廠機會的掌握，使決策者採取恰好的策略，但這不容易。政府為了順利出售土地而採取價格補貼策略，在台南的實踐卻落入困境也需要進一步討論。緣此，本研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政府對工業區的治理，促進公私合作的條件是什麼？合作需要怎樣改變制度？而檢視各種制度之間的互補與替代關係是重要的。本研究目的，首先，解釋政府需要新的分工及策略，其次，運用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新策略的發現，再者，運用實證研究解釋企業實踐區位選址的策略，最後，提出政府可發展的新策略及引導企業的制度創新。本研究以台南科技工業區(南科工)為案例，將Hotelling模型延伸為空間博弈的情境，探討企業如何思考進駐南科工的決策？基於探討企業家的決策模式而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量化研究的AHP法，將企業家的決策因素進行權重分析及排序。 本研究的重要結論與發現，首先，政府在工業區治理的分工角色，是建立產業發展的遊戲規則，但它在挑選贏家策略是以高科技產業為目標，使得目標外的企業需求被忽略。其次，政府運用在工業區治理及租售的策略，關注在土地價格補貼策略，而忽略了非價格策略，進而使自身陷入租售困境。同時，政府策略確實會影響企業為了優化營運而選擇進駐南科工，而其中新舊顧客的成功轉換是改變區位的關鍵。再者，企業進駐南科工的選址策略，顯示企業追求規模的優化、運用制度互補來發展新機會、以及尋求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與技術進步，是重要的策略思維。在企業是否改變區位選址的策略與權重分析方面，區外企業維持原址，在於未意識到經濟動機及機會因素下的新利益，也忽略新制度可對應新市場機會。而企業選址進駐區內的策略，主要是經濟動機上十分重視潛在利益，也學會運用認證制度及結合政府資源來改造產品品質及形象。最後，受限於新機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區外企業的區位會更鄰近夥伴企業，形成地理群聚下的比較利益。而來自顧客的訂製要求、挑剔與議價，使他們發展良好的交貨承諾與執行能力，為大廠確保生產連續性而取得新訂單，這增強了他們的生存機會。本研究建議，政府可運用工業區制度結合相關認證制度，輔導區外企業成長，協助區內企業建立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新的制度安排及交易平台，為區外企業成長形成新的推力，企業更願意改變區位選擇進駐南科工與政府合作。這些新的討論與博弈理論的觀點，對於補充南科工的租售策略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台灣與韓國同在2000年前後開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電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發展項目。電影產業包含的專業層面廣，具有帶領文創產業發展的角色。兩國的電影產業各自經歷過輝煌期，然而發展至今，台灣電影不管是在產量、數目、票房上皆不及韓國，本文企圖去探究造成今日電影發展局面差異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觀點認為台灣與韓國在電影產業上發展的最大差異在於是否提供一個友善電影發展的環境契機，友善環境必須依靠政府、企業、社會去共同打造，而在創造電影友善環境的過程中，政府部門若能融入企業家精神，轉向領導式、追求市場導向、目標導向、滿足顧客需求的企業型政府，將有助於電影產業的振興。因此本文以文獻分析去進行台灣與韓國兩者的比較研究，從企業型政府的特色出發，去分析兩國在政府決策、政府組織、電影產業結構、電影資金、經濟環境及企業結構等方面的差異，企圖找出台灣電影產業外來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