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題目為「台灣民選地方領導人物變動之分析」。然因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地 方領導人物範圍頗廣，因此，本論文限以光復後本省地方上最被重視與具影響作用的 縣市長及省議員為主要研究的對象。有時候為說明和比較其與基層領導人物之異同， 間亦有引用鄉鎮長及縣市議員之資料，以資參考或佐證，於此特先予說明。 本論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大部份為本文，第二大部份則是有史料性質旳附錄三 篇。 本文部份都十八萬言，共九章。衣論文性質可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第一章的導論 及第二章的台灣政治社會環境與演變。前章主要介紹本文的研究主旨、理論其方法； 對資料來源與運用作概略的交代，為研究清晰起見，也予以分類與分期，以增加觀察 的方便，為增強解釋和說明的份量，也設計了若干組問卷，探測地方領導人物的意見 。第二章主要是對台灣之歷史演變及社會環境概略性的敘述，俾便作為下文前導性之 介紹及引為說明之用。 第二部份計為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等共三章，第三章主要是從歷屆縣市長及省議 員的社會成份─性別、年齡、黨籍、籍貫、學歷、經歷等，依屆次觀其變化的趨向， 並分階段說明變化的現象和分析其理由。 第四章討論領導人物社會地位與變動，分析同一代間之垂直變動（又稱流動mobility ），依流動研究法，採用兩種研究途徑。 第五章是領導人物的類型與變動的分析。 第三部份探討影響領導人物變動的因素，也分為三章，即第六章、第七章及第八章； 第六章探討影響領導人物變動的個人從政行為的因素和法令變動對領導人物變動的影 響，因為從政行為的強弱與動機屬性的差別，會影響不同屬性的領導人物升降，法令 變化的影響，則對整批層次的影響且最有拘束力，其影響效果也最易見。第七章研究 執政的國民黨提名方式的變動及其對地方領導人物變動的影響，其次是研究執政黨地 方黨部與派系消長作用之間的關係。其間的關係，概可分為放任的，現實主義的、及 理想主義三種提名原則的變動關係。第八章則是影響領導人物社會因素的探討，筆者 從社會年齡組合的改變，教育質量的發展，及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等角度加以綜合的 檢討與分析。 第四部份是結論，第一節對整個論文作一綜合而扼要的總述，第二節基於客觀事實的 演變，是筆者提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展望的一個看法。

本論文的第一章中，吾人所討論的是中共建黨後的幾個早期的重要領袖人物，他們是 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和陳紹禹。 第二章、第三章討論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導與干涉，可以 說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的泛暴動政策，至江西蘇維埃的總崩潰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所討論的是中共內部或其治下所興起的反毛的意識形態與實質力量（它應該包 括第三章之第四節）。「鳴放運動」是中共狡猾地消滅期能產生更具實效的參考價值 。 黨內鬥爭，除批評「無原則鬥爭」（即一般的糾紛）外，大都稱之為路線鬥爭。所謂 路線，就是政治路線或稱總路線，是中共根據某一時期主客觀形勢而決定的任務、方 針和政策。在執行路線過程中所發生的左傾或右傾，冒進或退卻的錯誤，甚或另立路 線別樹一幟，都是黨內鬥爭的目標。但中共黨內也有權力鬥爭，即為黨的領導權的爭 奪。不過，權力鬥爭在中央黨內被視為不光榮的稱號，大都諱言真相，而以路線鬥爭 掩飾之。只有「文革」時期，毛澤東才直言是一場「奪權鬥爭」。（註二）上述兩種 性質的黨內鬥爭，往往糾纏一起，因而使外界人士以為中共內部鬥爭兼有兩種不同的 性質（註三），其實中共黨內鬥爭在上述兩種性質中有其一定的主從關係。每次內鬥 ，雖以路線上的歧異或矛盾為旗幟，但鬥爭的結果，必是權力的變動。由此可以推論 ，權力爭奪的矛盾才是一切鬥爭之本質；而路線的不同是次要的。 /

從1986年起，因為經濟大幅成長，中國的石油需求也隨之增加，但是中國國內的石油生產卻開始下降。進入後冷戰時期，中國的石油供給更已無法自給自足，成為仰賴石油進口的國家。透過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對石油安全進行討論，我們可以得知，石油不僅僅牽涉到經濟的發展，也牽涉到國力的強弱與否。因此，石油對於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的地位或是經濟發展上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國也因而必須考量石油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本研究即自地緣政治觀點，分析中國石油能源與國家安全。 中國目前建構的石油安全體系，是以國內的石油化學產業的改革為基礎，以石油化學產業為工具，建構取得油源的石油外交體系，同時積極分散油源。由中國所規劃的中南半島輸油路線，中巴、中孟輸油路線，以及已經開始建設的中俄、中哈輸油路線都是以分散石油運輸路線為目標。運輸路線的規劃就是以地緣政治為出發點考量，透過與周邊國的關係建構石油運輸。 然而，儘管中國積極推動分散油源、油路的石油安全戰略，卻也牽涉到各強國在各地區的利益問題，以及各地區內部的政治、經濟、族群、宗教等問題。例如中東內部有以阿衝突、反美等問題，非洲的新興油源國、中亞各國內部都有因為宗教、政治導致的問題，而美、俄、日、印等大國與中國也在各地有所利益衝突，即使中國與俄羅斯有合作關係，卻也在中亞地區有利益競爭的關係。所以不僅中國與各強國之間有合作也有競爭外，也必須面對各個地區內部的各種問題。 / Since 1986, China’s demands for petroleum had increased extensively with the significant growth of economy, but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of petroleum decreased relatively.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China was non-self-sufficient on supplying petroleum, and became a state which depending on importing petroleum thereout. By the discussion on the security of petroleum with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realism,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petroleum doesn’t only concer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also concern the strength of nations. Therefore, we can see that petroleu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oth on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hina must concern the influence of petroleum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reof. Then, the proposal of this thesis is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ies and demands of petroleum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China with the view of geo-politics. The petroleum security system of China was fram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volution of domestic petroleum chemical industry, so as to frame her petroleum diplomacy system to acquire the petroleum, and decentralize the sources of petroleum meanwhile. The oil pipeline ways set up by China was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goal of decentralizing the pipeline of petroleum, such as Medium South Peninsula pipeline, China-Pakistan pipeline, China-Bengal pipeline, China-Russia pipeline, and the China- Kazakhstan pipeline. Therefore, we can conclude that China set up its oil pipeline by establishimg the relations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which concerning geo-politics. However, the strategies of petroleum security that decentralizing oil pipelines and petroleum sources was involved with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powerful nations in all areas, including the conflicts of politics, economy, race, and religion. For examples,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and anti-American issue in Middle-East area. There are conflicts among the nations in middle Asia which caused by religion and politics. And there ar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USA, Russia, Japan, Indian and China all over the world. So does China conflict with Russia in middle Asia, even though there is a coopera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general, China does not only cooperate with other powerful nations but also contend against them. Furthermore, China has to face the conflicts and issues caused in every area when she promotes the strategy of petroleum security.

本文以「政治正當性」概念，作為研究先秦儒家政治論述的切入角度，並探討孔子、孟子與荀子的政治正當性論述。本文第一章首先說明論文的問題意識，並將所謂的「政治正當性」概念下定義為求完整呈現三大儒的論述原意與其所相應的時代背景，本文採用了二種分析進路：內在研究的理論分析，與外在研究的歷史背景探討。本文第二章便是著力於後者的史實研討，並依三次政治社會的大變動斷代分年，對映出孔孟荀三者不同的時空環境。外在的時空環境，是形塑孔孟荀三者論述上與時俱變的主因，但同為儒家，三人的主張有所變，亦有所不變。自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三人因應時代的思潮，將正當性的判準重心，也作出不同的強調：孔子重天，孟子重民而荀子重君。儘管如此，三人都秉守著儒家的核心價值「德」，而這也正是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箇中道理所在！第四章本文指出了先秦三大儒的論述策略，乃是採取了詮釋學的方法。同時，在先秦之後的儒家，以至於中國傳統政治的發展來看，「以聖定王」和「以王定聖」的衝突，透過政治正當性概念的分析，其實出於視角的不同所造成。最後，本文在結論中借朱學勤的話，點出當代政治學與傳統儒家的道德政治思考之差異，而儒家對政治的論述，往往形成政治學的「失位」與「錯位」，這也正是今日要研究儒家政治理論者，所不得不面對的艱難課題。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台灣能否持續提昇在全球經濟的既有地位，更攸關未來的生存發展。尤其目前台灣與世界各國經貿往來關係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局面，因此，未來在維持國內經濟金融穩定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等方面，中央銀行都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本研究係採用1998～2005年間的時間序列月資料，以計量方法中的有限時間落差分配（Finite Distributed Lag, FDL）模型，推估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等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以瞭解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且，有別於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於實證模型中加入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以探討首次政黨輪替前後，選舉因素是否會對台灣貨幣政策造成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所考量的因素，分別就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而言，中央銀行採取降低法定準備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促進經濟成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等四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的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短期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平衡國際收支等三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 　　此外，關於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對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四項台灣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足以證明在首次政黨輪替前後，台灣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並不會受到選舉因素或政黨輪替因素的影響；亦獲致支持台灣中央銀行係在政治中立的基礎上，擬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結論。因此，針對媒體評述，台灣每逢重要選舉，執政黨偏好選前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提升總體經濟表現，以贏得選舉，因而貨幣政策很有可能受到選舉因素的影響，但在對照本研究實證結果後，證明該項說法並不正確。 綜上所述，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中央銀行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關係，不但符合理論面的要求，且在統計上亦多屬顯著，即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目的係為實現其最終目標。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控制的放鬆，制度的調整與創新，種種改變無不成為中外學者對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引頸期盼的研究焦點。當中國大陸面對多種民主化路徑選擇下，「選舉」無疑是備受學者關注的一環。1998年起，「直接選舉」在城市基層社區的推動，成為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更將城市視為「民主發展的搖籃」，其高度的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帶動公民社會之萌生與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因此，選舉在城市的發展為觀察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重要標的。 有鑑於「民主選舉」具有的政治賦權意義，社區居民委員會推動的直接選舉，雖仍存在國家主導的問題，但選舉機制的修改，讓選民能自由參與、自由選擇，以及開放候選人的推薦。因此，選民是否能在此機制之下，透過居委會選舉的參與，培育出更強的政治意識，或透過選舉議題激發社區公共意識的萌芽，發展抗衡國家的社會力量？本文經由2003、2006兩屆上海居委會選舉為研究案例，探討社區居民的選舉參與情況，以「政治功效意識」和「社區意識」作為分析選民選舉參與態度之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城市社區選舉參與程度愈高者，其政治功效意識與社區意識均得到提升，但低度參與的社區居民兩方面的效果則不顯著。顯示，基層社區國家動員下的選舉參與，有助於部分社區成員強化其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激發社區意識的我群觀念。而選舉作為中國大陸基層社會自主力量的訓練，將可能有助於培養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政治參與能力，以及可能產生的非預期政治改革後果。

作為一種古老的政治鬥爭方式，恐怖主義不僅破壞了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同時也給予國家社會極大的損害，甚至讓國家與人民陷入互不信任的狀態，最後則導致社會動盪和分裂。在美國911恐怖襲擊後，恐怖主義逐躍昇為一個重大的國際問題。並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網路的普及等，形成所謂的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恐怖主義依靠地緣政治擴張逐步擴大其影響及勢力範圍，並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 但是，由於各種條件限制的差異情況，如國家制度的差異，政治精英的配置，國家反恐戰略的不同，將導致反恐帶來不同的結果和影響。本文將深入研究國家反恐制度、政策，並利用恐怖攻擊案例討論的形式，來對反恐政策造成的影響作討論。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討論反恐政策影響到國家政治的反饋，並採用政治系統理論為分析框架，討論反恐的影響和反恐政策對各不同體系帶來的變化。在個案討論上，本文將使用俄羅斯和中國的恐怖活動為例證。採用恐怖攻擊案例作為輸入項目；討論俄、中兩國的反恐政策等作為輸出項目；最後，則建立出反恐輸出帶來的反饋影響及效果。以討論造成其回饋不同的政治環境之相關變數。

推究民主政治的源頭來講，民主政治根源希臘兩個文字：demo及kratica，前者意味平民，後者代表統治，兩者合一便是平民統治的政府。而在代議政治之下，要實現主權在民的方式就是透過定期選舉來決定政治領袖的去留，此種決定政治人物去留的過程也是一個簡單的課責行為。既然民主政治的內涵包括實現人民主權以及強調領導者的責任時，政府理所當然應為其所表現負起責任，並透過選舉接受人民的檢驗，這也帶出了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在民主運作過程中的必要性。 過去學界在討論臺灣選民是否有選舉課責之行為時，多在探討投票抉擇與施政表現或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性，忽略了制度的重要性，從選舉制度的觀點上，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形塑出不同的政治效果，選民對於投票的對象也受限於選制差異的影響，課責行為當然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文探討臺灣選舉是否存在選舉課責？而影響選民進行課責的選制差異有何不同？透過過去十年來的選舉經驗，瞭解選舉課責在臺灣現有的立委選舉制度之下的發展狀況。 本研究透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來理解不同的選制之下民眾的課責行為之差異，研究發現根據選舉課責之定義，三種不同的立委選制都有明顯選舉課責之行為，且以政黨作為課責連結的投票方式，PR選制比SMD的課責強度更是明顯，在2008及2012都可以得到驗證；SNTV雖較不強調政黨間的競爭，但仍有明顯之選舉課責行為，但礙於資料限制無法與其他選制進行比較。換句話說，選制因素在課責表現上所造成的差異並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強弱之別」。一致政府責任歸屬問題雖較分立政府明顯，但因台灣並無共治之經驗，課責的區分依然不明顯。

巴塞爾資本協定是一個非強制性的國際銀行監管制度，若世界各國均遵照此協定，能夠提升各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進而降低國內與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然而，在其非強制性的本質下，有些國家的實行程度相當高，但有些國家實行程度相當低，本論文的核心問題在於理解世界各國實行巴塞爾資本協定的差異。本論文採用國際政治經濟理論中的理性選擇理論，以一個簡單的國際與國內政治壓力模型，描繪出各國政府試圖降低銀行監管規範所帶來的國際與國內政治成本總和，以求得最適化的金融監管規範。 根據此模型的內涵，本論文假設：若一個國家是個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低，且擁有一個弱勢且較無法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的巴塞爾資本協定通常較低；若一個國家並非為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高，且擁有一個強勢且較能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能實行較高程度的巴塞爾資本協定；若一個國家是個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低，且擁有一個強勢且較能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較不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因此能夠自行決定巴塞爾資本協定的實行程度；若一個國家並非為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高，且擁有一個弱勢且較無法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將部分實行巴塞爾資本協定，且將帶來相同程度的國際與國內政治壓力，以最小化政治壓力之總和。 在實證分析部分，我採用並分析了涵蓋91個國家，從1973至2005年的時間序列資料，以及一份涵蓋150個國家的問卷資料，以進行量化迴歸分析。此外，我針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銀行監管制度的變遷，進行兩國的個案研究與比較，其資料包括第一手的訪談，以及第二手的統計、學術研究、媒體報導、與專家評論等資料。量化與兩個個案的實證結果支持了本論文的核心論點。 / This dissertation seek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countries comply with high level of Basel Accords while others ignore this global governance regime. It adopts a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at treats a government’s bank regulation preference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shows that if a country is more economically powerful (weak) or less (more)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on global markets, and has a weaker (stronger) executive branch that is unable (able) to shield itself from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it is more likely to realize lower (higher) level of Basel Accords. If a country is powerful or not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on global markets, and has a strong executive branch, it has more leeway to decide the level of bank regulation. If a country is weak or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on global markets, and has a weak executive branch, an equilibrium level of bank regulation will cause equal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that minimize the aggregate pressure. For quantitative tests, I collect time-series data covering 91 countries from 1973 to 2005, as well as a cross-national survey dataset covering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In addition, I conduct two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China's and Taiwan's changes of bank regulations since 1980, which rely on first hand interviews and second hand data.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ults support political pressure hypotheses.

在本研究中，我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之間的共事網絡的蒐集和分析，探索的是胡錦濤時代的黨國權力的集中化特徵。作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列寧式政黨，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初期依然保持了對中國的有效的威權統治，其政權的穩定和不穩定性是外界高度關注的焦點，但長期以來也因為資訊的不透明而被視為「黑盒子」。因為任何組織或者制度都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中的，而組織內的共事關係是使組織作為組織運轉的重要社會關係，對共事網絡的研究有助於釐清中共作為一個菁英式政黨的組織邏輯。研究結果顯示，傳統的恩庇侍從、派系或者官僚模型對中共權力集中化的解釋都是有限的。在胡錦濤的第二屆中共中央總書記任期內，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中出現的是高度的團體與團體之間鑲嵌的狀況，結構洞大量地存在。而在控制了政治資歷變項的影響後，開放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對十七大政治菁英在十八大後擔任黨國的重要職位的機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社會鑲嵌應有助於解釋中共的威權韌性。 /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colleague net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17th Central Committe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arty state’s power centralization in the Hu Jintao era. As a highly organized Leninist party, the CCP still effectively maintains its authoritarian control of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regime has always been of great interest to outside observers, but its elite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seen as a “black box” because of its lack of transparency. Insofar as al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are embedded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colleague relationships inside an organization are key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facilitate the organization to run as an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CCP’s colleague network would help to explicate the elitist party’s organizational logic. My finding suggests that classical models of patron-clientelism, factionalism, or bureaucracy provide only limited explanation of the CCP’s current form of power centralization. During Hu Jintao’s second term serving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Party, there exist a great amount of mutual embeddedness and structural hol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inside the colleague network of the CCP’s political elit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qualification variables, their amount of social capitals in open network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chance of occupying more advanced positions after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Social embeddedness helps to explain the CCP’s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