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整理文獻研究之後，將1.候選人角色；2.大選時間因素；3.廣告類型與廣告表現三者做為切入研究問題的起始點，並據之發展相關研究假設與應用之統計方法。另外，研究方法則採用內容分析法，以了解負面競選廣告的使用情形和趨勢，文中並依相關統計方法與規則進行前測檢定與分析，務求符合客觀一致之精神。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與建議如下： 1．候選人角色(現任者/挑戰者)並非完全有效衡量或測定負面競選廣告的參考指標，「三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美國的政治生態、選舉制度和廣告文化與台灣本地情形都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而且台灣總統選舉並不存在候選人角色的基本假定，本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將「民調」結果納入考量，民調可能才是候選人與其幕僚決定負面競選廣告基調的來源，但此點須由後續研究加以證實。 2．大選時期是了解負面競選廣告表現的重要的指標，研究發現愈接近大選中後期，廣告量就會愈接近高峰，另外情感式廣告也更傾向於在大選中後期中現身，顯現在大選情勢緊繃之下，負面競選廣告的任務主要是鼓動選民的涉入感與情緒熱潮，而非學者希冀的冷靜比較或攸關公共政策辯論的廣告。 3．某些負面競選廣告的概念在未經嚴格驗證的情形之下，已經有了誤用之虞，本文研究發現某些「理所當然」的廣告表現反而出現逆轉式結局，本文建議未來應將負面競選廣告的概念細緻化，例如「廣告類型」「廣告內容主題」「訴求類型」應將三者予以區分，當可對負面競選廣告得到更為全面的了解。 負面競選廣告的研究潛力十足，但環顧文獻後可以學者們努力於各自的研究結果，卻鮮少激盪出研究共識，雖然Johnson-Cartee和Copeland兩人大力倡導負面競選廣告的初步分類，但不時還是發現某些學者以各自定義、各據山頭的方式研究負面競選廣告，本文建議將來研究可試圖建立統合性、整合式、系統式的負面競選廣告概念。

當代社會運動研究有三大途徑，「政治過程理論」探討運動所鑲嵌的政治機會和限制，「資源動員理論」強調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匯集、轉化資源的能力，「新社會運動理論」關注行動者的理念與文化因素對運動的形塑過程。二○○二年十一月廿三日，超過十二萬名農漁民走上台北街頭，抗議政府企圖消滅農漁會，使民進黨政府面臨執政後最大的統治危機。本文企圖結合政治過程理論與資源動員理論，探討農民抗爭背後的政治機會結構，農漁會與「農漁會自救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農金政策的影響。 從政治機會結構觀察，以農會及以在野黨為主的政治聯盟利用政府不同部門的利益矛盾，迫使行政院放棄原有的政策；由財政部主導的金融改革小組一開始便未考量農會代表的意見，在正常溝通管道被封閉的情況下，農會自然只能透過體制外的抗爭企圖影響政策。從動員結構來看，農漁會既有的組織網絡降低了抗爭的組織成本，但其獨特的人脈化特質，很難成為其他集體行動仿效的對象。面對來自農會體系的反彈，民進黨政府迅速以農業金融法的制定釋出善意，但在相關制度未改變的基礎上，將設置的全國農業金庫與農會體系間其實存有嚴重的制度衝突。而「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的事過境遷，也代表重新檢討農村福利體系機會的再次喪失。

自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通過，中國的農村基層選舉，便如火如荼的遍地展開，即便制度和實踐上仍漏洞百出，但民主參與的價值已逐步在村民間散播，其地方統治的形式，也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相較行之多年的村委選舉，城市的居民委會選舉，無論在制度規範、居民參與等各層面，均遠遠遜色，那麼從「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的原因究竟何在？看似簡單清楚的現代化、城市化過程，背後是否隱藏著政治動機？此即本文探索的關鍵。 因此，本研究的重心在於中國「地方菁英」及「基層自治」間的相互關係，特別凸顯新制度採行所造成的治理困境，藉以探討「村改居」此類制度變遷的原因。首先，分析村、居委會制度上的統治結構後，吾人發現，透過村、居委會制度差異，促使基層政府有制度誘因去打破村委會結構而改變現況，選擇更利己的遊戲場域，因而形成撤村改居的制度變遷，撤村改居之後，基層權力結構從過去兩元權力轉為黨政一元權力，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中，居委會結構下將更有利地方菁英解決村委會時的治理困境以及權力分化的問題。 因此，吾人認為若統治結構不變，則基層「村-鄉/鎮兩級關係」及「村-黨兩委關係」間的政治治理困境將極易產生，即便透過更換當事雙方，也無法徹底化解此類僵局，釜底抽薪之道在進行「村改居」的改制。換言之，村改居的制度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為解決治理困境、有效行政控制所進行的有意識的制度選擇。但卻因此規避村委選舉所產生的制度約束，造成民主化的倒退。換言之，本研究將透過制度變遷理論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基層治理，試圖經由改制過程與西方的制度變遷理論對話，參照中國政治發展的經驗，發掘不同於西方發展經驗的理論模型。

唐承魏晉南北朝楊隋之後，門第勢力仍然巨大，然大唐立國建基，又有一番前朝沒有 的新氣象，在融合與蛻變的過程中表現得多姿多彩，以研究社會變動為樞紐，最能發 掘出這一時代政治社會的特性。以上前輩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以及其尚未圓滿解決的 問題，激發了進一步研究的動機。（一）、唐代的社會架構如何？有沒有變動？在這 個架構中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為何？（二）、居於架構底層的人物─寒素是否宥機會進 入統治階層？其機會有多少？各階級身分變動的情況如何？（三）、士族小姓在唐代 政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族姓的興衰為何？（四）、各類人物透過那些途徑進 入統治階層？科舉、用蔭、薦辟等方式對變動有多少程度助力？（五）、影響統治階 層社會變動的因素為何？其影響的程度為何？現存的第一手資料如墓誌搨本、新舊唐 書等皆偏於政治社會的上層人物的記載，故以統治階層為研究的範圍。本文各章節希 望能力系統地解答有關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的問題。 為研究動態變化的軌跡，以及社會變動的趨向，必須將整個唐代分為若天段落，以便 利於比較研究。本文分期以「代」(Generation)為單位，每代通常是以二十五年至三 十年計，但研究中國歷史的問題，需配合皇帝的更替與政局的變化，因為每個皇帝的 繼位與政局的變動，常常引起內外大臣的更易，而影響統治階層的升降，故略微依據 朝代中皇位的轉移點及政局的變化點，要比硬性規定以一定的年限斷代(Generation) 較合於實際。從比較觀察的立場而言，本文又希望分期後的每期都大致能自成單元， 或在某事件上有若干特色。本文依這些原則將二百八十九年的唐廟（公元618-906A .D) 劃分為十一期。即： 第一期。公元618-649 A.D.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共三十二年。 第二期。公元650-683 A.D.高宗永徽六年、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 二年，總章二年、咸享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隆一年、開輝一年 、永淐一年、弘道一年。共三十四年。 第三期。西元684-709 A.D.唐中宗嗣聖、睿宗文明、武太后光宅共一年。垂拱四年 ，永昌一年。武周天授二年，如意一年，長壽一年，延載一年，天冊萬歲、萬歲登封 共一年，萬歲通天一年，神功一年、聖曆二年、久視一年，大足半年、長安四年。唐 中宗神龍二年，景龍三年。共二十六年。 第四期。公元710-732 A.D.睿宗景雲二年，太極一年。玄宗開元一至二十年。共二 十三年。 第五期。公元734-755 A.D.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天寶十四載。共二十二 年。 第六期。公元756-779 A.D.肅宗至德二年，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一年。代宗 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曆十四年。共二十四。 第七期。公元780-805 A.D.德宗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 。 第八期。公元806-820 A.D.順宗永貞半年。憲宗永和十五年。穆宗長慶四年。敬宗 寶曆二年。共二十一年。 第九期。公元827-846 A.D.文宗太和九年，開成五年。武宗會昌六年。共二十年。 第十期。公元847-873 A.D.宣宗大中十三年。 懿宗咸通十四年。共二十七年。 第十一期。公元874-906 A.D.僖宗乾符六年，廣明一年，中和四四年，光啟三年， 文德一年。昭宗龍紀一年，大順二年，景福二年，乾寧四年，光化三年，天復三年， 天祐二年。共三十二年。 /

吾國御史行部之制，其淵源雖其早，然以「巡按監察御史」之名行部，則始於明代。 嬗遞維新，明人於檢討其得失利弊之餘，有謂其體貌尊崇，為唐宋以來，皆所不及者 (1) ；顧炎武「日知錄」亦盛譽其「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明代）二三百年」(2) 。 一代之成法，往往即當時政治社會要求之反映；且往往亦已深植於當時之政治社會之 中，因之，該等成法任一環節之變動，皆不免牽動全局，而迫使其他環節作必要之調 整或適應。於調整適應之過程中，甚或不免有難以調整適應之苦，而＊謂「宜復舊制 」。 清代政制雖多沿襲明代者，然清聖祖時即停差御史巡按。光緒二十四年，監察御史蔡 鎮藩奏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所建議多為光緒嘉納，而復設巡按一事則不予考慮(3 ) 。 蔡氏之議雖不果行，然洪憲帝制時，各省所設之「巡按使」，則顯然脫胎於明代之「 巡按監察御史」。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亦沿襲往制，而於監察院之體制下，設置各該 省區「監察委員行署」。因之，針對該源遠流長之巡按御史行部之制，作一通盤之研 究，並而試圖作若干解說，似不無意義。 今先考論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清代巡按御史制度之考論，則俟諸異日。 /

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美兩國，雖然由於珍珠港事變而成為並肩作戰的國家，但 是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共同戰略，美國的反應，遠不及中國積極。美國由於先德後 日的基本戰略，除了繼續對華提供租借物資與空軍方面的援助，在聯合國宣言中提攜 中國名列四強之一，選派史迪威中將來華擔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參謀 長暨本戰區美軍司令，並無條件給予五億美元的貸款外，美國既未娑遣陸軍來華協同 作戰，也不曾運送大量物資援助中國。 就在美英這種重歐輕亞的態度下，緬甸終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淪陷，中外唯一陸上交通 線滇緬路亦隨之斷絕。中國抗戰形勢，遂更加困難，且種下日後中美爭執的一大根源 。 一九四三年二月至六月間，蔣夫人的訪問美國白宮、國會及其主要城市，使美國上下 對於中國的情況與立場有進一步的了解。 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的魁北克會議，羅斯福與英國道相邱吉爾，始決定聯合國於擊敗 德國後十二個月內擊敗日本的原則及其初步的作戰計劃，時距美國參戰已達二十一個 月之久。美英還原則上決定縮小反攻全緬計劃為反攻北緬，並一致認為沒有同時進攻 仰光與南緬以配合北緬攻勢的必要。凡此均為美國先德後日基本戰略以及迄無協助中 國早日強大的決心之具體表徵，而且不合我出兵的先決條件。然美英仍要求我出動駐 印軍與遠征軍入緬作戰，並交由新近成立的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英國海軍中將蒙巴頓統 籌指揮。 一九四三年十月蔣委員長在重慶黃山召集蒙巴頓、索姆維爾、史迪威、陳納德及中國 將領等討論魁北京決議案。會中決定依照委員長的提議，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開 始反攻緬甸，並以蒙氏為總指揮。委員長並提示，聯軍必須控制孟加拉灣，同時必須 在南緬實施水陸兩棲作戰，以配合北緬攻勢，對於敵人軍力不可估計過低，印度雷多 方面國軍必須有預備隊、中印空運必須維持每月一萬噸，且不得因緬戰而減少。對於 此等條件，蒙、索兩氏均無確切的答覆或承諾。無怪乎一向力主加強美國駐華空軍力 量，並反對輕率出兵緬甸的陳納德認為，事實上黃山會議「關於緬甸之役，並沒有達 成明確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個政府首長的開羅會議，即係中國促請美國採取此等有力 行動的良機，可惜會議前美國政府雖亦早已主張日本應歸還我失土，但美國無論在政 治與軍事上都顯然重蘇輕華，故決定不將史達林決意於擊敗德國後參加對日戰爭的消 息告訴我國。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對我發動孤注一擲式的空前強大攻勢，此即「一號」或「華東」 攻勢。蔣主席與陳納德對日軍此一攻勢早有所悉，故曾一再向美方提出警告，然華府 與史迪威均置諸不理。其時我遠征軍已被迫入緬、華中、華南及西南等地區軍力不足 ，逐漸敗退。 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奉命訪華即其著例。華氏訪華期間，蔣主席曾就 中共叛亂的事實、蘇聯侵華的野心，以及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詳加說明，並希望美 國對中共採取冷淡超然的立場，以有助於中共問題的早日解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首度應中共之邀，前往延安時，便完全接受中共的條件，匆 促達成五項協定。其內容自非國民政府所能接受，於是提出對案。美國積極而又長期 深入的從事調停國共之爭的努力，自此揭開序幕。 美英蘇三國同盟合作的精神於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期間，達到空前的高潮。 按前此美蘇已曾就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政治條件有所商討，故至此再經羅斯福與史達 林的面議後，即達成雅爾達秘密協定。 /

本研究以三位候選人的粉絲專頁作為觀察的對象，以了解粉絲專頁在競選中所扮演之角色。透過分析Facebook本身的行銷特性，並討論Facebook上的回饋機制（「讚」、「評論」與「分享」）；另一方面則討論網路選戰在國內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再以歐巴馬對社群網站應用的經驗，點出社群網站作為競選工具的可行性，以回答本研究的問題與目的：（1）訊息主題與訊息呈現方式的差異與粉絲按「讚」、「評論」與「分享」的差異為何？（2）三組候選人的粉絲專頁經營策略有何差異？本研究希望透過對訊息內容的分析，以及三組候選人粉絲專頁經營策略的分析，整理出屬於社群網站競選的經營方式。 透過「內容分析法」對訊息與「讚」、「評論」和「分享」之關係進行分析，本研究整理結果並提出對經營粉絲專頁訊息之建議：（1）形象塑造上以抓住候選人特質為主，但不偏離真實樣貌；（2）訊息主題的經營應有較多能夠呈現候選人真實想法之主題；（3）訊息呈現方式雖以複合式訊息較容易被分享，仍不可忽略文字訊息之重要。另外，本研究亦同時對三組候選人陣營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其粉絲專頁經營策略，發現三組候選人經營粉絲專頁背景的共通性在於增加「訊息曝光度」；在訊息主題的決策上，大抵都是在主軸底下做細節的延伸和攻防；且從效果評估來看，他們也都認為經營粉絲專頁具有一定成效在。 從三位總統候選人的粉絲專頁訊息內容分析以及經營策略來看，本研究認為，透過經營粉絲專頁能夠讓訊息曝光能達到一定的成效。另外，本研究也建議，應該要以「虛實交會」的手法並行，讓粉絲能夠從虛擬世界中走出，與候選人在真實世界中相會，讓線上與線下的關係能夠更緊密。 /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Facebook pages in electoral campaign. The objectives of observations in this study are the three Facebook pages in regard to the thre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sai Ing-wen, Ma Ying-jeou, and Sung Chu-yu). To establish the applicability of using SNSs as campaign tools in election, the study generates research questions as follows: (1) Among messages of observed three candidates’ fan pages, how are topics and ways of expression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feedback mechanism? (2)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trategies of three candidates’ Facebook pages? Drawn from 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nsive interviews, suggestion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image building of candidates should manifes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flamboyance; (2) topics and content of messages should reflect those candidates’ true opinions; (3) the multimedia format of messages are forwarded more often, but the influence of text message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As to strategies of candidates’ Facebook pages,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suggests managing Facebook pages could enhance the degree of ‘message exposure,’ the subject of message decisions are based on some main topics, and there are a few successful cases for using Facebook pages as a campaign tool. In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evidences for enhancing ‘message exposure’ by running Facebook pages in this study. Furthermore, to arouse more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among Facebook fans, political campaign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both ‘cyberspace’ and ‘reality.’

This research uses the 2010-post election survey by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and trac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s of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Facebook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and mobile phones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direct paths are traced through the paths of wider view exposure and the credibility to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O-S-O-R model is used to guide the path analyses for this research.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both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and Facebook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expose respondents to a wider diversity of views, but that it does not lea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all three mediums are found to be credi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leading to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 different strengths, while Facebook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also leads to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us, credi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even suggests the possible need for an opinion leader. This is especially so for the use of Facebook, which has the best balanc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tructure its friend network of identifiable people, organisations, and institutions. Facebook also provides the best platform for critical debate and engaging potential voters. Mobile phone political use is also supporti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is more questioned in terms of whether the participation it brings is able to lead to critical debate.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acebook, social media, mobile phones,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wider view exposure, credibility.

本研究主要動機在於兩岸關係的複雜與動態發展的特性，不能簡單的一言以蔽之，複雜在於中國的變化以及兩岸主權的特殊性。本文聚焦的重點在於，透過角色理論的爬梳，先探討中國角色型塑的過程。透過中國的歷史自我以及中國是天下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兩相結合整理中國的角色變化。尤其在中國邁入現代後賦予其「身分」與「地位」兩個自我概念，再試圖整理現代中國自我認知與他者投射後產出的角色。透過中國大陸的角色建構過程，分析中國在特定時間內的角色以及其特性。 其次，透過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以及中國自身的角色變化，觀察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兩個不對稱理論的案例實踐中，中國作為大政治實體展現出的特性。中國在實踐中越關係以及中朝關係時，一方面受到自身角色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不對稱關係交流中的限制，並不能無視小國意願的為所欲為。因此。透過中國與越南和朝鮮的關係實踐，可以對於中國在大小政治實體概念中，處理兩岸關係的啟示。 最後，整理不對稱理論中小國對於大國的可能選擇，以及中國大陸的角色變化，搭配兩岸關係三十年間的重要轉折點，將兩岸關係分為四個具有重要特性的時間段。希望藉此回答中國大陸自身在兩岸關係中的變與不變。

基隆港市1980年代後期經濟衰退，以及台灣青年面臨崩世代的情境，基隆都市治理失能如同台灣發展的縮影，全球化下艱困的大環境，讓青年世代無法追求「大幸福」而轉向「小確幸生活」，看似微小的幸福，卻也是個體能動性的所在；青年對於國家施政的不滿，透過新媒體串聯，興起2014年318太陽花運動，新世代青年開始展開行動，訴求返鄉或在地紮根，醞釀政治上的第三勢力和青年參政風潮。 2014年基隆老中青三代文史工作者集結，展開C23行動聯盟抗爭運動，訴求保留西二三碼頭倉庫，要求經濟與文化發展並存。而後基隆各青年團體相繼成立，依持他們的秉性、習癖和握有的各類資本，依照旨趣分別關注在政治、文史、新公民運動等面向，將台北的現代性發展、社運精神帶回基隆操練，像是基隆青年陣線的民主小草青年參政的政治實驗；黑鳶之都與基隆青年陣線的許梓桑古厝打掃運動，以行動介入，翻轉地方空間，舉辦梓桑文化祭與「影．響．台．灣」活動；雞籠霧雨則關注地方文史和社會議題，深具批判意識的犀利文筆，持續展開新文史運動；阿普蛙工作室形塑的「新公民運動」，誓言立足基隆，創辦社會企業，走入學校、團體與社區，目標形塑寰宇主義的世界公民，不斷積累社會資本，在都市或台灣各地社區不斷行動，是進行社區(會)場域的改造與復興的「遊戲世代」。 基隆青年的都市改造運動，間接促使2014年民進黨籍林右昌市長的當選，而基隆青年都市改造運動持續與「新政治」的交互影響。最後，本研究認為「世代共融」乃是尋覓理解台灣都市新政治的解藥。 / Since the economy of Keelung city had declined in the latter mid of 1980’s, the youth in Taiwan is now experienc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declined generation”.(崩世代) In 2014,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new social media, the youth had took the streets and stepped forward def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which is called “the Sun Flower Movement”. In this study, one can see how the trend of youth participation was formed, and the path of “the third power” in politics to be deliberated. In 2014, the culture workers from every ages in Keelung gathered together for the movement of C23 action, fighting for reservations of the west no.2 and no.3 wharf warehouse and asking for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ots of youth people groups have sprung up in Keelung since then, bringing back into Keelung the essence of modern development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aipei. These youth people groups, such as Keelung Youth Front(基隆青年陣線), KeelungRain(雞籠霧雨), and Wa’s up studio(阿普蛙工作室), etc., have different dispositions, habiuts and capitals, and they have divergent interests in political, cultural, new civil movement fields. The youth people group in Keelung give rise to the youth movement of urban renaissance in Keelung, and it also indirectly contributes to the rotation of ruling parties in Keelung. The youth movement of urban renaissance is continuously interacting with the “new politic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ge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new politics in cities of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