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 埕區曾長期據有中心商業區之地位，然近年來本區的商業機能大幅衰退沒落 ，新近崛起的商業地帶迅速取得優勢，以致本區的商業地位日益滑落；但在面對高雄 市朝向都會化發展的趨勢中，許多規畫報告和法定計畫卻仍冀望本區扮演中心性商業 機能，漠視本區內有衰退外有強大競爭的雙重壓力，且對本區之未來發展亦缺乏具體 對策，此種規畫與現實有所歧異的矛盾必須加以修正，又為挽救本區之機能免於頹敗 之命運，則本區需要一套完整的復甦計畫，於是引發了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希望能對 埕區之更新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本論文先檢討各階層法定計畫的內涵，以知曉本區之定位；透過現況發展資料之分析 並配合問卷調查以瞭解本區之特性；再由都會區之整體觀點對本區未來發展潛力進行 評估，綜合歸納出本區衰退的原因，並掌握本區實施更新將面臨的課題。而後根據“ 機能置換”的更新理論，以“強化土地使用強度”、“改善土地利用效益”為更新之 基本原則，期望在不損傷現有商業機能之前提下，加強本區其他都市機能活動，尤其 是住宅機能之重整，以建立高品質住宅區域，促使本區經由機能之更新轉換，避免沒 落之命運。 本論文共計六章，主要分為理論回顧、實證研究和更新規畫三部分，玆分述如下： ※第壹章為緒論，闡述研究動機、目的，界定研究範圍、內容，說明研究方法和程序 。 ※第貳章對更新理論作回顧檢討，含更新之意義與內涵，實施之型態與方式，並討論 更新方式之選擇。 ※第參章進入實證研究之部分，先自 埕區之沿革探討其變遷過程，後檢討各法定計 畫之規畫內容，以明確掌握本區在都市發展歷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再根據現況資料， 對本區人口、產業經濟活動、土地使用、居住環境等發展現況加以分析。 ※第肆章則以整體性觀點對 埕區之未來進行評估，在這一章中以高雄市的發展趨勢 、現代化產業之傾向、土地利用效益和本市各商業中心競爭力之分析為主要內容，藉 以評估本區機能之發展途徑，由此而掌握本區的特性和課題。 ※第伍章進行更新之規畫，首先藉前途二章之分析對本區之更新提出基本構想，在參 考本區重大公共投資活動的影響程序後，擬定本區初步的更新內容，再依據理論和實 際狀況擇定恰當的更新方式，而後進行可行性分析。 ※第陸章提出本論文之結論和建議事項。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研究之範圍與假設 第三節研究之方法 第二章有關文獻之評述 第一節對肯博斯所著" 客觀考試之應用 "一文之評述 第二節對褚端司爾及史密德合著之" 各種改良式多項選擇測驗 "一文之評述 第三節對貝肯所著" 一種改銀式多項選擇測驗題在各種情境中之使用 " 一文之評述 第三章本研究測驗題之編製與實驗 第一節現行選擇測驗題之種類 第二節本測驗之編製 第三節本測驗之計分方法 第四節本測驗之實驗 第四章實驗所得資料之統計 第一節統計配對 第二節求各組測驗二與其標準測驗之相關 第三節變異數分析 第五章總結 第一節實驗結果之分析與比較 第二節對本研究之評述與討論 參考書目 附錄

「智慧財產權」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權利。然而著作權是智慧財產權之一種，著作權法是為了保障著作人應有之權利而制定之法律，但並非所有著作均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立法者於制定著作權法時，考量重點有三：著作人之權益、社會公共利益與國家社會發展三方面，然而著作人在創作時，往往會涉及先人文化之遺產，所以立法時仍顧及公共利益予以限制，再者著作權制度終極目標乃是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當面臨公共利益與著作權人權益保護衝突時，應特別注意兩者之平衡，考量使社會大眾能在合理程度範圍內，自由利用著作權人之文化創作，以促進國家社會發展。 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過去人類所創造的文化資產與各類的知識，可以藉由科技來加以保存、整理、傳播及利用，一方面使得知識能永久保存下來，一方面使得知識與文化資源得以共享，繼而加速文明的進步。有鑑於此，各國也紛紛著手進行數位典藏計劃，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背景、累積豐富的文化資產以及珍貴的文獻與歷史文物，現也正積極進行相關的數位典藏計劃，而圖書館的典藏受到資訊科技的影響，逐漸開始著手進行自動化的工作，並引進許多電子資源，這些資源建立了數位館藏，內容包含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也進一步參與了許多數位典藏計劃，但數位資源與數位典藏當中仍然有許多著作權相關的問題瀰漫著，而資源建立進而引發著作權的問題。 美國著作權法是全世界發展最為完善的國家之一，其使用各種方式來協助一些侵權問題嚴重的國家，而我國對於著作權法的修訂，與美國方面的淵源頗深，並由圖書館數位典藏管理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針對中美兩國圖書館數位典藏管理與著作權法之關係，擬就研究問題逐一進行分析與探討之。在兩國數位典藏管理與著作權法的議題之中，時常有相關性的議題產生，進而牽動整體修法的方向，需要相互比對。本研究藉由比較研究法的方式，瞭解兩國之間的差異性，並且透過描述、解釋、併排、比較的過程，最後進行分析之，將比較之結果做一結論，以驗證研究假設，得出具體性的建議。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s a priority protection based upon a compromise as an aspect of human spirit activities achievement. With respect of it creates a statutory and potential property right for writers of which does not cover for all of writings,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copying is writ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ublic interest,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three factors. In respect of the writer as in creating to which may involved with culture inheritance affiliated rights that need to take both of upon factors into account on copyright system establishment. Particularly, how to negotiate the conflict rights to make balance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riter’s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society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the creations of writers’ copyright freely which under a legitimate range. Benefited from the help of high technique of science adoption for those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correlative knowledge preservation, organization, broadcasting, and utilization of which make a possibility of sharing cultural resources by each other and to keep progressing for human culture constantly. Consequently, adopt a digital collection plan for national heritage become a current for the global nations. In concern of the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n abunda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plentiful valuable document and historical relics that engaged in a necessary planning project for processing correlative digital collection recently. However, a solemn concern emerged by the subject of copyrights as integrating the electronic book, electronic periodical,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bank into the respective sub-subject planning.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 top faultless copyright law featured country, which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help those countries that seriously infringed by copyright tort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improve copyright revision. Especially,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Republic of China has a lo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States tha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arison study for respective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copyright between two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two study subjects of which interact debate revelation frequently tha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be into the core of two correlative digital collection managements on the direction of integral law revision. In this study, imple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juxtaposition, and comparison to analyze the comparison result. At last, a specific proposal provided by the analysis conclusion and testify assumes in this paper.

在歐美國家的強大貿易談判壓力下，我國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完成藥事法第四十條之二的立法，同年二月五日由總統公布實施，進入實施資料專屬權制度的時期。 資料專屬權乃以處方藥品試驗資料為保護對象，由美國首先立法，利用貿易談判、國際協定向外推動的法律制度；美國對於新成分新藥及非新成分新藥、補充申請之試驗資料，分別賦予五年及三年的保護，於此資料專屬權期間內，其他藥廠不得使用或援引試驗資料權利人的試驗資料提出新藥上市申請。本文參酌美國最高法院於EPA v. Monsanto案例之見解，認為資料專屬權制度之法理基礎，乃係對於試驗資料權利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防止來自其他藥廠之不公平競爭；這項制度之經濟上意義，則在於藉由賦予藥品試驗資料權利人一段資料專屬權期間，要求學名藥廠必須進行其考量本身資力及市場後，不可能自己實施的藥品安全性及有效性試驗，使因而間接獲得市場獨占利益的試驗資料權利人，得到足以回收其藥品試驗資料投資之機會。 TRIPS第三十九條第三項規範保護藥品試驗資料的國際最低標準，它的保護標的限於藥廠為了取得於申請國第一次提出之「新化學成分」藥品之上市許可，所提出其花費相當時間、金錢始取得，而未經揭露之必要試驗或其他資料。會員國對於符合此項條件之資料，負有避免其被不公平商業使用之義務。本文認為所謂「不公平商業使用」，係指未提供藥品試驗資料權利人回收其對於試驗資料所為投資之機會，所為客觀上足以使得他人自其試驗資料獲得商業上利益的一切使用或應用試驗資料的行為；所以如果政府機關於「參考」藥品試驗資料權利人所提出藥品試驗資料時，未提供任何使其得以回收對於試驗資料所為投資之機會，即應認為政府機關此等參考行為，屬於「不公平的商業使用」行為。因此，資料專屬權制度可謂符合TRIPS第三十九條第三項所規範保護藥品試驗資料之標準；但如果會員國能夠建立另外一套賦予藥品試驗資料權利人回收其對於藥品試驗資料所為投資機會之制度，同樣也可以符合TRIPS第三十九條第三項的最低保護標準，並不一定必須採取資料專屬權之保護模式。 我國新修正藥事法第四十條之二採行資料專屬權制度，相關條文規定多有闕漏，本文認為新修正藥事法第四十條之二第一項之保護客體，應以「新成分新藥」之查驗登記申請人本身享有權利，為通過查驗登記所提出，且支付相當成本所取得之尚未公開營業秘密資料為限。第四十條之二第二項、第三項之保護方式，則係規定學名藥品於原廠藥品上市後滿三年，始得引據其查驗登記申請資料提出查驗登記申請，且滿五年之後，始能取得藥品許可證。至於第四十條之二第四項有關外國上市新藥的准用規定，可謂缺乏法理依據及執行可能，且實際上也不會發生任何效用的條文，建議應予刪除。 藥品試驗資料屬於原廠所有無形資產，提供適當保護以維公平競爭，有其正當性，但無論自藥品試驗資料之公益屬性、重複試驗的人道問題、重複試驗與獨占市場缺乏經濟效益等觀點來看，資料專屬權制度都有相當的負面影響，所以一套可以提供藥品試驗資料權利人回收其對於藥品試驗資料所為投資，且可以避免重複試驗或市場壟斷之「補償」制度，應有必要。 依據哈佛大學Aaron教授對於學名藥廠應分擔原廠藥品試驗資料投資之補償金，所提出的可重新調整補償金模式，每個學名藥廠都可以依據當時在市場上的學名藥廠總數，平均分擔其當年度應支付原廠的補償金比例，每個適用這套計算補償金架構的國家，都可以依據其國家學名藥產業及藥品市場的發展狀況，設定適當之參數，本文以為，乃足以替代資料專屬權制度之最佳選擇。 至於應該如何計算藥品試驗資料之成本，本文則提出下列公式： ( S ) C = --------------------------------- x ( N ) + H S +S1+S2+˙˙˙ C：學名藥廠應分擔原廠試驗資料成本之範圍。 N：原廠於第一個申請上市國家所花費的試驗資料成本。 H：原廠於學名藥申請上市國家所花費的試驗資料成本。 S：學名藥申請上市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GDP)。 S1+S2+˙˙˙：由主管機關所核定包括第一個申請上市國家的世界主要藥品市場國的GDP總和。 亦即本文認為，發生在學名藥申請上市國家的藥品試驗資料成本，應該全額列入學名藥廠應分擔成本的範圍；發生於第一個申請新藥上市國家的藥品試驗資料成本，則應該由每個學名藥申請上市國家的學名藥廠，依據該國GDP(表彰藥品支出費用)占世界主要藥品市場(包括第一個上市國家)各國GDP總和的比例，分攤其應負擔之部分。 因此，本文認為，以本文建議之計算公式核算各國應分擔之藥品試驗資料成本，並以「可重新調整補償金模式」之公式計算各學名藥廠每年應支付之補償金，應係較佳之保護藥品試驗資料模式。

圖書館除典藏當代文化外，亦負有發展教育、傳播文化、提供資 訊等功能(公共圖書館宣言)。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文明不斷向前推 展，尤以電腦科技的日益精進，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快速成長，圖書館 無論是在資料蒐集、整理、資訊的提供等功能上，都面臨數位化的需 求。 關於數位化圖書館所涉及之著作權法問題，可分為二大部分探討： 一、紙本館藏數位化重製，及數位化後透過網路提供圖書館服務之著 作權法問題。 二、圖書館直接從市面上購置數位著作，其取得與利用之問題。 壹、圖書館數位化涉及之著作權法問題 一、重製概念是否包含「數位化重製」 貳、圖書館網路服務涉及公開傳輸權 一、新法對於線上文獻傳遞服務之影響 二、圖書館內部網路使用與公開傳輸權 三、線上列印之合理使用審查 參、可否經由網路出借數位館藏 肆、圖書館取得數位著作授權之困境 一、數位著作取得、利用之限制 二、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欠缺 四、解決機制 (一)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立 (二)利用著作的送存制度 (三)電子資料庫市場的擴大 伍、修法方向 一、明文賦予圖書館數位化重製權 為了順應數位時代下圖書館數位化之時代潮流，並得以有效地保 存館藏著作，著作權法應於第四十八條明文賦予圖書館得將館藏著作 數位化之權限，為合理使用之部分。至於數位化之館藏，無須區分已 公開或未公開發行之著作，蓋即使未公開之著作，亦有以數位化重製 保存以及提供利用之必要。不過，對於數位化重製仍須有一定之限 制，亦即，若在市面上已有相關之數位化著作存在，則不得再就館藏 數位化，而應付費取得使用之權限。 二、限制圖書館數位化服務之範圍 基於數位著作保護技術措施尚未成熟，若直接賦予圖書館就數位 重製後之著作，可透過網路或類似管道提供公眾利用，將造成著作權 人之嚴重損害。因此，數位化後之館藏，在館內使用時，僅限於數位 化資料之檢索用途、全文內容閱覽，若讀者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要求圖 書館重製著作，則僅能提供紙本的版本，不得將全文內容之數位化檔 案交與讀者利用；又就實體館外之使用者，圖書館僅得提供線上目錄 檢索，但不得提供線上資料全文內容閱覽及線上列印。若有此需求， 仍須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或同意始得為之。 三、增訂法定授權制度給予著作權人補償 在賦予圖書館數位化重製權利的同時，應採取前述的法定授權制 度或其他類似著作權補償制度，對於著作權人經濟之不利益加以適當 補償，以衡平雙方利益。圖書館依法進行數位重製，須向著作權人給 付主管機關所制訂公布之使用報酬。 四、學術論文資料庫之建置 本文認為，為了促進學術交流與進步，或可賦予圖書館建立論文 數位化全文之資料庫，以提供檢索、網路傳輸及線上列印。為避免影 響層面太廣，其範圍應限於依照「學位授予法」取得學位之本國博碩 士論文。不過此種利用將對論文之著作權人造成影響，應增訂法定授 權制度，給予著作權人一定之補償，才不致於不合理地損害著作人法 定利益。 五、圖書館共同營運準則之制訂 本文建議，為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可仿照美 國之CONTU(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gical Uses Cppyrighted Works)，制訂供圖書館營運遵守的準則，以使圖書館在 進行重製或其他圖書館服務時有所依循。

知識分享是實現成功知識管理的關鍵步驟，然而在公共組織中的成員，當他們去分享自己的知識時，不僅需要花額外的時間和努力之外，甚至可能還會減少他們自己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和競爭價值，因此將成員個體的知識轉換組合成組織整體的知識，相形之下會更不容易達成。故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哪些因素會影響公共組織成員中的知識分享行為，因此本研究模式中的構念係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社會資本理論以及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 / 本研究根據這些相關理論所提出之構念發展出涵蓋社會心理(例如外在報酬、預期互惠及樂於助人)、組織系絡(例如認同、信任及支持分享的規範)以及資訊科技(例如資訊科技使用)等三組因素層面的整合性研究模式，並認為這三組因素層面下的變數都會影響成員的知識分享行為。而本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政府所屬之一級行政機關單位的員工，經過叢聚隨機抽樣後，抽出16個市府所屬之一級行政機關單位中850位受訪者，有效問卷數為524份。而本研究採取結構方程模式(SEM)途徑來檢定本研究模式之假設關係與模式配適程度。 / 研究結果除了發現本研究模式配適度良好外，也發現模式內生變數部份中的知識分享意圖與知識分享行為有高度的正面影響關係，而知識分享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認知對於知識分享意圖也有正面的影響關係。而模式外生變數部份，預期互惠、樂於助人和組織認同感對於知識分享態度有直接的正面影響；此外組織信任和支持分享的規範對於知識分享的主觀規範有直接的正面影響；還有資訊科技使用對於知識分享的行為控制認知有直接的正面影響，而令人訝異的是在本研究中的外在報酬對於知識分享態度卻是直接的負面影響。 / 因此基於這些研究結果的發現，認為增加員工間的知識分享行為和參加知識分享活動是和正面的社會互動文化有所關聯，因此除了型塑出彼此相互信任、認同的組織氣候或文化之外，也必須建構出易於知識分享的組織規範(如創新、團隊合作和尊重多元價值等)。然而知識分享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換活動，因此還要強化成員分享知識的內在動機(如樂於助人)。所以鼓勵公共組織中的管理者和員工彼此間能夠保持頻繁的社會互動，以建立彼此間的人際信任與預期互關係，還有對組織整體的認同與信任，以促使成員產生分享知識的意圖。最後給組織中的公共管理者與政策制定者一個啟示，知識分享還是需要有一個知識分享環境或文化，因此管理者應該確保有效地創造出易於知識分享的環境或文化，以促使知識分享行為的產生。 / Knowledge sharing is a critical step for 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However, sharing knowledge not only requires time and effort but also reduces value or power in the public organization. Therefore, individual’s knowledge does not transform easily into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ividual’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in the governmental context. The research model includes various constructs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capital theory ,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Hence, this research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model and unveiled three sets of critical factors: psychological(extrinsic rewards,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enjoyment in helping other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rust , pro-sharing norm)and technological(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that are believed to affect th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Data collected from 524 employees i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research model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pproach. /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overall structure theorized in the research model.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was predicted by the employees’ intention towards knowledge sharing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in turn was predicted by employees’ attitude towards knowledge sharing,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The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enjoyment in helping others and identification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knowledge sharing. The perceptions of extrinsic rewards exerted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attitude.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pro-sharing norm positively influenced employees’ subjective norm. Additional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towards knowledge sharing. /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an increased effort to encourage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knowledge sharing activities is associated with a positive social interaction culture. Specifically, reinforcing individual’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creating a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characterized by trust, identification and pro-sharing norm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both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to socialize and interact frequently with each other by means of driving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Finally, the study ha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manager and policy maker to formulate policies and appropriatel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creation of a knowledge sharing culture.

首先說明，本文並不著重於法制史之研究。蓋刑事訴訟之動態發展，研究範圍仍應以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主軸，其中我國實務呈現新舊見解交錯影響之狀況，相關的偵審歷史痕跡將於相關章節鋪述，並涉及我國歷年相關學說發展。 關於我國實務見解研究，著重於我國最高法院歷年來所做成的判例，並輔以2003年修法前後最高法院關於偵訊自白的判決、刑事庭決議，其中並納入相關的初級審、上訴審法院判決、座談會以及檢察署研究決議，比較分析我國實務界對於偵訊自白概念與判定證據能力的處理模式。之後並檢討我國實務見解產生的問題。 本文亦將分析我國學說對於偵訊自白的處理，尤其是學說判定偵訊自白證據能力的議題，嚴重受到實務見解「自白法則」之影響，導致偵訊自白的證據能力難以為有系統的說明。相較於此，本文擬從我國歷年修法之相關法制進行研究，並以德國、美國的現行法、判決實務、學說討論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在相關議題上，採擇歐陸法系典範的德國學說、實務論述、並及於近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的法律繼受國美國及日本的學說與相關實務見解，部分並佐以筆者所知悉的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論述時尤著重於相關概念的說明，特別是在外國學說或實務引介時，探討其所所涵蓋之範圍，避免文義上之誤解 。

在數位內容下載市場蓬勃發展的同時，非法傳輸的流量亦不惶多讓，是以DRM機制成為了著作權利人進入網路世界的絕佳後盾，以DRM提高複製的門檻，並據以實施其商業模式，故於各數位內容核心產業皆可見DRM應用之蹤跡，卻同時引發了究竟DRM是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亦或Digital “Restriction” Management的爭議。是天使？或是惡魔？便形成了人們對於DRM的不同觀感。 本研究係從技術、法律以及管理三個面向分別切入，由技術面看DRM保護著作物之極限何在，由法律面看相關科技保護措施之立法造成何種影響，合理使用的空間是否因DRM之實施而造成限縮，接著由管理面向看DRM在數位內容產業價值鏈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其與價值鏈上各端權力角力衝突之關係，最後由標準面看目前DRM相關標準的運作以及互通性標準的發展趨勢。並從個案研究觀察DRM在不同產業情境中的應用。 本研究認為，DRM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其關鍵在於商業設計運用。而在盜版問題無法完全根絕之情況下，以DRM作為因應之道將使得受限內容之經濟價值不若自由流通之內容，因為內容產業的發展關鍵在於「人氣」，而盜版永遠無法取代創意與使用者對於內容之需求。因此，既然無法防堵非法傳輸之現象，則不妨與之直接面對面進行作戰，權利人既掌握了關鍵的內容，則可以針對盜版的弱點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就我國目前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情境來看，現階段或許有採取DRM進行保護的必要性，以便在推動合法消費市場之際，平衡兼顧保護著作權人以及著作利用人之權益。然而，在虛擬世界中欲全面防堵非法散佈有其技術上之侷限性，消費者亦多半養成了免費取得之使用模式與心態，因此長期而言，或許應設法從創新的商業模式來扭轉此態勢。 / Though the use of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t is still widely used in the digital world. Advocates think of DRM as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pyrighted works while opponents often suggest that the term “rights” should be replaced by “restriction” to best describe how DRM works.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issues of DR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starting with the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to see how DRM works and found out that DRM technology does have its limitation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That’s the reason why treaties and legislations such as the WCT, WPPT, and DMCA are needed to build the last ditch in the war with piracy. However, the attempt backfired as companies other than rights holders used it as a way to prevent market competition. As the rights holder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access of their work with DRM, there comes another dispute about the “Paracopyright” effect.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use of DRM divests the users of the rights they had in the analog world, such as simply lending a book to a fri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 cost benefit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benefit of using DRM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obviously overwhelms by its cost and risk. In the context where the content provide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device manufacturers all attempt to dominate the whole value chain, DRM also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s for that purpose. Closed ecosystems are built one after another especially in the online music industry in order to bundle the consumers with specific players and music services and thus caused the antitrust issue. The online music industry and the e-book industry were chosen as case studies in the fourth chapter of the thesis. Based on different industry context, DRM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would differ and therefore results in a variety of business models. For example, the consumers in the US are relatively more aware of the use of DRM and are more willing to pay for authorized content. In contrast, the awareness of DRM of consumers in Taiwan is much lower and the price they are willing to pay is also far lower than what the music labels can accept. As a result, the streaming model prevails over pay-per-download model in the online music market of Taiwan.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DRM also vari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Before the digitalization of books, authors already had libraries providing free copies as piracy do today, and the prevalence of scanning machines and copy machines makes it even harder to prevent illegal file sharing. Accordingly, there is far less reason to use DRM in the e-book industry than in the online music industry. DRM technology is neutral in itself, and the key point is how it is designed based on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The defect of DRM is neither a technical nor a legal issue, but rather a business issue. As piracy can never be eradicated, coping it with DRM would only make the value of restricted contents much less than freely distributed contents. Popularity is what really matters in the content industry. DRM has its technical limit and causes so many legal issues accompanied with the cost and risk of maintaining such fragile systems. What rights holders have in hand are the creativity and the market’s need for new content, which could never be replaced by piracy. So why not fight it face to face?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However, local consumers have entrenched mindset of “free” contents. In present context, DRM is somehow needed while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legal market, in order to provide sufficient incentive to enrich the society with more and more creativity, and fairly protect both the rights of content providers and content users. But in the long run, a more creative or even subversive business model should be the solution to meet the trend of digital convergence.

本論文延伸英國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者Glenn Rikowski提出之「學校教育生產勞動力」的「勞動力理論」，論述現代資本主義中學校教育與資本積累的關係，指出受學校教育作為創造「商品化勞動力使用價值」的關鍵機制，將促進剩餘價值生產。此過程具有生產使用價值、生產交換價值、操持、強制性等四項特性，本身就可視為是一種「勞動」來觀察。本論文將此過程稱為「求學勞動」，以馬克思主義對其進行分析，提出「求學勞動理論」。 本論文發現，基於資本主義下資本積累需求與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壓力，求學勞動將是一種異化的強制性活動，且具有(1)提高僱傭勞動的「剩餘價值率」，及(2)教育增額工資日益減少甚至低於教育費用的「再生產不足」等兩重剝削機制，以促成剩餘價值生產，維持資本主義體制。 運用國家理論觀察，求學勞動的內涵在國家中介下，除了滿足不同的資本積累需求外，也須透過政治控制與社會整合以滿足社會正當性，是故在不同的社會條件和權力分布下，將有著變動的「開放空間」，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危機」。 而自馬克思主義相關成果分析求學勞動，本論文發現求學勞動的過程包含著「競爭排序」與「權威控制」，使得「意識型態」得以運作，促成異化求學勞動與僱傭勞動持續運行。而為了用以抵擋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趨勢，求學勞動有著更加異化、競爭化、階層化、延長化、貶值化、新自由主義化等諸項趨勢，但也有著包含反體制運動、教育改革及階級鬥爭的「反趨勢」可能。 本論文也運用了理論成果，針對台灣的「升學競爭」與「高教擴張」之現象及成因進行分析。本論文認為台灣升學壓力的原因與資本積累需求及勞動力競爭壓力相關。僅透過「廣設公立高中大學」、「取消人力規劃與強制分流教育」等方法，不足以消解升學壓力，反而恐將延後、強化、轉移競爭壓力。除非教育改革能(1)去除資本需求與其對勞動力的影響，(2)促成平等化的階層結構，(3)使教育資源分配的平等化，才有可能改變升學競爭壓力的結構原因。而1990年代台灣的高教擴張政策，非但無法達到其宣稱的目標，反而傾向「教育私有化」政策，更鞏固了「公私雙元高教系統」，強化競爭與階級繁衍。 最後，本論文指出基於求學勞動與僱傭勞動之間具有抽象結構的共通性，隨著客觀情勢惡化與集體行動的努力，具有打造出「工學聯合」的共通階級意識基礎，以共同投入改革或革命實踐的可能。 / This dissertation was inspired by the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ist Glenn Rikowski’s “labor power theory”, seeing schooling as producing labor power for capitalism,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ing and capitalism. From the Marxist point, I find that schooling is the key mechanism of producing commercial use-value of labor power, and will produce more surplus-value in the wage-labor process. I use Marxism to analysis schooling as a kind of labor, and naming it “schooling-labor” to propose a “schooling-labor theory”. Because capitalists chase higher profits for accumulation and labor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education or working opportunities, the schooling-labor would be a forced and alienated activity, consists of two mechanisms of exploitation for capitalism: (1) improving the surplus-value rate, and (2) causing “insufficient reproduction”. The content of schooling-labor is mediated by the State to satisfy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social legitimation at the same time, so under different social elements and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ere are “open spaces” to be mediated, and may result of different crises. I find that the competition and authoritative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labor make the ideology work to maintain the alienated schooling-labor and wage-labor. Moreover, for countervailing the tendency of “decreasing profit rate”, schooling-labor would turn into situations consist of alienation, competition, stratification, extension, and inflation; but however, there are also “counter-tendencies”, including anti-system movement, education reform, and class struggle. After all, I use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and cause of “competition fo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I find that the expand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c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need and competition, but caused the privat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public-private polariz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reproduction of class. Finally, the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at because the uniformity between schooling-labor and wage-labor, the objective worse situation, and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actions, there are possibilities to manufacture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students and workers” to engage in reform or revolution.

摘要 觀察著作權法的演進，可說是一部為因應新興科技帶來著作利用型態改變，所造成衝擊的歷史。而現今著作權法面對資訊科技進步，所造成的法制衝擊時，卻因採取反規避措施等激烈的因應手段，造成著作權法制針對數位著作保護之爭議，出現了原先為平衡權利人利益與促進文化創作發展之兩大目的，發生了失衡的現象。該現象的發生，似乎於某種層度上，驗證了德國學者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觀察資本主義社會演進的歷史脈絡後，結合馬克斯的社會進化觀點與盧曼的系統論，所主張的晚期資本主義下的四重危機。 而隨著國際間有關數位著作保護的立法趨勢，無形中賦予了著作權人擁有對於他人接近其著作，幾乎完全的管制權利；而合理使用原則之適用卻遭受科技管制的嚴重限縮，使得著作權的保護對象，究竟是表達方式或是無形的概念，產生了保護界限的模糊，著作權法制似乎已轉往著作權利人之一方傾斜。如此的法制發展，將可能造成法律系統的內在衝突與矛盾，危及系統存在的正當性，進而產生數位著作權法制上的合法性危機。 本文試圖依循哈伯瑪斯有關溝通理性與擴大參與以型塑公共領域的主張，尋求爭議解決的可能途徑。並試圖藉由新興之創作共享授權機制（Creative Commons），結合網際網路之互動特性，嘗試探討網路中出現創作之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可能性。並期待開啟以強化社會對話與互動的溝通模式，來尋求爭議問題解決的討論開端。 /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opyright Act reflects the change of publication displaying methods due to technology. Legislators create Anti-Circumvention Provision in reaction to the shock of technology progression on Copyright Act. However, these provision triggers the debate on the purpose of Copyright Act on publication protection, whether it is to protect the obligees or to enhance publi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henomenon verifies Jürgen Habermas’s argument on the four crises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 which combines Marx’s evolution of society, Luhmann’s system theory, and Habermas’s own observ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The legislative trend on digital copyright protection gives the obligees almost complete control over their writings. However,“fair use” is limited by technology restrain. As a result, the Copyright Act seems to be tilted towards obligees. Such development may create inner conflict and endanger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law system. Moreover, the legitimation crisis on Copyright Act may be aroused. This thesis is aimed to solve the debate based on Harbemas’s claim on creating public sphere through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larging participation. For example, the writer combines creative commons and the interactive feature of the Internet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public sphere on the Internet. In sum, this thesis is intended to resolve the Copyright Act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