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德國1889年建立全球第一個養老保障制度，迄今已經有160多個國家建立了不同模式的養老保障制度。在台灣，過去農業社會的大家庭制度及有限的老年人口，大部分老年人可以得到親人的照顧，安享晚年；然而現今工商業社會致大家庭制度的瓦解，復因觀念的改變導致生育率日趨下降，而衛生環境的改善、醫療進步，人口餘命逐年提高，生育率下降及老年人口的增加，台灣已於1993年正式邁入高齡化之社會。 據統計，2005年台灣老年人口依賴比例13.4﹪（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15至64歲間人口比率），在亞太地區僅次於日本的30.0﹪、澳洲19.4﹪、香港16.3﹪，而居第四，高於韓國12.6﹪、新加坡11.8﹪與中國的12.0﹪，預估2050年台灣老年人口依賴比例將高達63.8﹪，僅次於韓國69.4﹪與日本的66.6﹪。如再加上1歲至14歲與14歲以後的在學人口，真正勞動人口已無法負擔龐大的老年人口退休後的經濟生活。 20世紀90年代OECD國家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主要針對經濟的壓力，以避免經濟增長緩慢、高失業率及在一些國家不斷上升的財政赤字。我國自1950年開辦勞工保險，1984年實施勞動基準法建制第二支柱的勞工退休金制度，期使勞工退休後的經濟生活能得到基本安全保障。惟勞動基準法實施以來，勞資爭議不斷，改革的聲浪與日遽增，終於2004年6月1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並於2005年7月1日施行。本研究係針對勞動基準法的退休金制度改制的原因，其優、劣比較及勞退新制度對企業與勞工權益影響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再修法建議等為研究重點，研究方法採文獻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法規分析法，深入探討我國勞工退休金制度與勞工退休金條例修法方向，進而提出具體的修法建議，作為有關單位未來決策與修法的參考。 / Since the Germ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first retirement security system in the world in 1889, more than 160 countries have designed similar plans to protect the retirees. In Taiwan, with big families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elderly people did not have to rely too much on the retirement system. However, it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nowadays because of the decreasing birth rate and the better hygienic conditions in today’s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have made population ageing a problem for the Taiwanes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elderly dependant rate in Taiwan was 13.4% in 2005, forth highest in the Asian Pacific area, right after Japan (30%), Australia (19.4%), and Hong Kong (16.3). It was higher than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12.6%), Singapore (11.8%), and China (12%). Based on some estimates, the elderly dependant rate in Taiwan will climb to 63.8% in 2050, slightly lower than it will be in Korea and Japan.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labors to support those people outside of the labor force. The reforms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in the countries of OECD are primarily constructed to improve economic stabilit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he Labor Insurance in 1950 and established the Labor Standard Law in 1984, which have led to many industrial disputes. Thus, to reform the retirement system, the Taiwanese parliament passed the Labor Pension Law on June 11, 2004, and was effective since July 01, 2005.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three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ethod of regul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uses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reform in Taiwan,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new system’s impacts on businesses and labors. It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本文探討我國勞工保險基金採用委員會組織方式進行的治理機制所產生的問題。目前我國監督勞工保險基金、勞工退休金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三大基金的機制主要是透過委員會組織的方式進行監督，由於三大基金的受益人非常分散，所以必須透過代理人，即政府與監理委員會來管理與監督退休金，形成所有者（退休基金受益人）與經營者（經理人）互相分離。在所有者親自經營時，其為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當然會盡力而為；而在經營者以代理人身份經營組織時，由於公司的損失，由所有者承擔，因此造成經營者可能犧牲所有者的權益，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非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造成「代理問題」的產生。而我國退休基金管理者與監理委員會的委員通常不必為基金績效負直接償付的責任，因此本研究透過探討委員會治理機制對退休基金績效產生的效果，來審視公共退休金代理成本的問題。 研究期間自民國91年至95年共五年的月資料，將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網站公佈之每月開會會議紀錄，將委員出席率、議案內容、委員提案比例分類。藉由觀察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開會紀錄，分析委員出席率、會議議案分類與委員提案比例等治理指標對勞工保險基金兩大類型收益數的影響。透過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本文所舉的委員會治理變數對勞工保險基金收益數不具完全的解釋能力，也就是說委員會的治理效果並不明顯，確實有代理問題的發生，可知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目前的治理機制尚有待思考的空間。

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徹底改變了產業與經濟結構，對勞動的生產力與生產價值產生了重大改變，而這些改變更對勞工的生存以及其老年生活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與影響。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卻也產生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工業革命瓦解了傳統的社會關係，新產生的勞動人口成為了社會中的孤立個體，失業、生活水準低落、勞動傷殘等，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 在過去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這些問題大多依賴家庭或家族這樣的團體來解決，就算國家有介入，也僅是非常有限的短期貧民救濟而已。直到十九世紀前半葉，歐洲以英國為起始，許多國家開始促進各種共濟團體的設立，也開始有國家介入規定應設立共濟基金，並在立法上擴大了雇主的責任，加重雇主在職業災害上的賠償責任。 從十八世紀開始西方各國進入工業化時代，經濟轉變的同時勞工問題也不斷發生，勞工藉由各種組織團體自助，或團結與資方不斷相互抗衡，加上政府立法、政策的介入，逐漸形成針對各種勞工問題的解決方式，直到1919年成立第一個國際性的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是聯合國負責勞工問題的國際機構，為聯合國諸多機構中成立最早、地位十分重要的一個專門機構。其成立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即是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革命，以國際公約和建議書等形式，提供解決勞工問題的策略。透過勞工立法和開展技術合作，促進"社會正義"，維護"世界持久和平"，使全人類不分種族、信仰或性別都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保障和機會均等的條件下謀求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 本研究以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為核心，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檢討我國的老年保障架構，因國際勞工組織考量了各國國情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其公約為最低基準的訂立，相關研究與建議書也僅提供綜合性的概念與建議，並非相當準確且精細的針對個別國家情況作立法建議，因此對於法令訂定及施行上的技術性層面問題，無法做直接且精準的解決，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不過國際勞工組織，對解決各種勞動問題所做的努力，勞工基本權力的維護，以及其公約普世價值的確立，都是各國在保障勞工權益，以及訂定相關法制時，不容忽視的準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於民國94年7月1日正式施行。此制度最重要的特色為個人帳戶之確定提撥制度。企業退休金採行確定提撥模式，國外經驗多以信託模式運作，與我國強制勞工提撥儲蓄、配合保證收益規範之單一基金集體運作制度有所不同。 國外退休基金運作過程，主管機關多針對受託人、受委託之基金經理人、資產保管者等人之「忠實義務」加以規範。強調以忠實義務條款，將忠實義務人處理事務之方法標準化，以保障勞工大眾權益。但我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條文內容，並未針對其所謂「管理人忠誠義務」作實質內容規範，同時在違反效果部份也附之闕如。 本研究以忠實義務之起源「信託關係」開始討論，進一步介紹英、美、香港信託法及退休金法中，相關忠實義務之實質內容與違反效果，並從「忠誠義務、謹慎投資注意義務、與授權義務」三方面探討忠實義務之相關規範。 最後本研究建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應充實相關實質內容與違反效果，將管理退休基金之各忠實義務者行為標準化，同時建議我國未來基金經營架構可朝信託模式邁進，以金融機構或雇主為受託人，輔以成立補償基金或受託人購買專業彌償責任保險的方式，將企業退休金制度回歸自由經營本質，而政府權位則提升至監管機制。

合併與收購，是企業達成企業目標或進入不同的產品市場快速成長之最佳方法，不論在時間或成本之花費皆優於企業內部之成長。再加上「全球化」一詞之出現更使得企業併購如火如荼地展開。 然而許多人卻對此感到憂心。因為企業併購現象如此之頻繁，不是一件好消息。只要有企業併購之情事，那麼就會有人失去他的工作。留用下來之員工還必須面對勞動條件之變更、企業的管理方式、企業內部政策等等之大幅大的改變，此外還必須經歷一段時間相當長的摸索期去適應整個公司的文化以及制度。由於人是公司最重要之資產，若企業需要用併購方式來達成企業本身策略目標，那麼必須留意企業併購對勞動契約之潛在衝擊及影響，舉例來說：在企業併購過程中對員工之保護是否得宜，以及若因企業併購而有工作條件變更之可能性時，受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員工，是否有拒絕留用之權利。這些勞動議題都是值得被探討以及思考的。 大體上來說，企業併購都會有人才流失之情形。若希望能留住關鍵人才，那麼就必須要對併購過程以及程序處理得宜，透過遵守勞動法令規範配合及早進行以及詳細規劃之一些管理措施方案，如：留才管理、確保雙向溝通之可能等，皆能有效增加員工對組織之承諾以及經營效率之提升，也就能符合併購所要達到的「縱效」。我們也必須對因併購衍生出勞動權利保護進行了解並對此作一深入之探討。 /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quick ways of attaining the critical mass necessary for reaching global markets, rather than organic growth. Globalization is currently the main reason for organizations to merge or acquire. Nearly everyone agrees that being on the subordinate or acquired side of a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is bad news. Many people lose their jobs. The survivors often have to make severe adjustments to new routines, management, policies, jobs, and a protracted period of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With respect to the potential impacts from busines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o labor contract, such as: protection to employee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f the employee to be continuously hired under mutual agreement of both old and new employers can reject such continuous employment; change of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wake of busines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etc. In a word,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ctivity creates vulnerability to talent loss. In order to begin the healing process and to ensure employees remain engaged,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ed laws must clearly state a tangible vision and plan of action. Also, We require further observation on whether or not such regulations are capable of addressing all kinds of possible labor contract issues arisen from and relating to the busines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失業使勞工薪資所得中斷而造成生活不安定，嚴重衝擊社會安全、影響政經安定。現階段的台灣經社結構快速轉變，企業為提升競爭力而節約人事成本或企求組織合理化而對國內就業市場產生衝擊。故如何推動勞動法制改革及照顧弱勢族群的工作機會，以追求企業與勞工的「雙贏」，乃當前不可忽視的重要關鍵。 民國57年通過卻遲遲未能實施的《勞工保險條例》第74條中關於實施失業保險給付的規定，被多數專家學者、民意代表視為可行方案之一。故行政院體察民意而通過《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自民國88年1月1日起實施。但如何在兼顧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並避免失業保險制度負面影響的前提下，使失業保險成為有利於人力資源提升和經濟發展的「促進就業」政策，是政策規劃時值得注意的方向。 台灣地區失業率向來是亞洲國家最低，也幾乎是全球少數可以控制低於2%的國家，惟隨著工業化的演進，自民國84年下半年來失業率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而逐漸上升，民國88年是2.92%，而平均失業週數，民國88年底已上升至28週，這顯示大部分的失業者已是屬產業結構調整下無力再獲工作機會的長期結構性失業者。 失業保險為一種在職社會保險，意旨在保障有工作能力的被保險人，當遭遇非自願性失業，而未獲適當工作之前，依法領受失業給付，以維持其基本經濟生活及促使其迅速再就業為目的。其最終目的是促使失業勞工迅速再就業，而非消極地生活救助。其成敗關鍵在於財務的分擔是否沉重及就業輔導、職業訓練機構是否足以服務所有失業者並表現應有的效率。就業安全的內涵，主要包括人力規劃、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失業保險等四項。目前有68個國家對失業勞工提供現金給付，約八成國家以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為主，我國初期承繼早期社會救助措施對於失業者的輔助，偏重被動消極提供生活基本需求的失業救助，隨著政府態度與國際趨勢的轉變，才朝向主動積極幫助失業者在就業的失業保險規劃。 失業保險制度在各國推行有年，雖未能完全改進失業問題，但至少協助解決了某部分的問題。惟較令人擔心的為可能導致失業率上升及龐大的財務危機，所以在設計制度時在給付條件與內容上必須做較嚴格的規範，以減少對工作誘因的影響。台灣地區目前尚能控制於低失業率水準，還有利於失業保險基金的累積，否則隨著社會問題的繁多且複雜，如加入W.T.O等對勞動市場產生重大衝擊之因素，政府功能角色的扮演將由五0、六0年代之管理者角色演變至目前之服務者角色，服務的滿意度越高，民眾對政府之向心力也越高。 總結來說，因《勞工保險失業給付》開辦匆促，應有支配套措施未見完善，致使政府需另有就業促進津貼與就業輔助金的實施，為了避免制度的複雜紛亂讓勞動者產生無所適從的無助感，甚至因為求助無門而喪失或放棄其領取失業給付的權利，台灣未來仍應努力使台灣就業安全體系更落實、完整。但社會福利終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個經濟體不可能無中生有，部分人得到福利與補貼必來自他人所得移轉。而不論以政府稅收補貼或保險費率間的所得重分配方式進行，其所能動用的整體資源是一定的。政府在重視社會福利政策之際，是否可能為了政治的討好模糊了福利政策的目的,對國家造成不良後果，將有待全民審慎監督。

由於目前世界上已實施健康保險制度的國家均面臨到醫療費用不斷上漲的問題，導致保險財務難以負荷。根據許多研究皆發現一合理的醫療支付制度不僅可以改善財務之虧損，也足以影響到醫療服務的品質。 　　本論文主要是以勞保局所核付的六種眼、耳鼻喉疾病為研究對象，探討醫師對其診療行為的差異性，同時探討影響此差異性的因素；接著探討勞保甲乙丙表的實施對醫師診療行為的影響，最後加入醫師的薪資制度因素，一起探討對醫師診療行為的影響。而本研究最終的目的是要藉由對過去所實施的勞保支付制度的影響進行研究，以作為全民健保在制定醫療支付標準時的參考。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 　　1.醫院特性（級別、屬性別）對各項醫療費用的影響十分顯著，反而病人特性（年齡、性別）對各項醫療費用的影響並不是非常顯著。 　　2.勞保甲乙丙表的實施，對於某些項目因支付標準的提高，使得本研究中的六種疾病在病房費、檢查費、手術費及費用合計方面，大多數都有明顯地上升；而藥品因取消依進價加成的支付方式，改以進價支付，且再支付定額的藥事服務費，故大多數疾病的藥劑費都有明顯地下降。 　　3.六種疾病的住院日皆有逐漸縮短的趨勢，對於醫療費用的節省而言，的確是一個好現象。 　　4.醫師薪資制度對六種疾病的住院日數及各項醫療費用皆有顯著性的影響，但由於調查各醫院醫師薪資制度的問卷設計在薪資制度的分類上未盡詳細，以致於所作的結果無法顯現出薪資制度對六種疾病有一致性的影響。 　　針對本研究的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1.本研究的結果在藥劑費方面雖有明顯地下降，但未進一步探討病人在用藥數量及藥劑注射的情況是否有所改善，將來可針對此作進一步的探究。 　　2.本研究由於資料的限制度，無法將醫院特性間，以及與薪資制度間的交互作用納入複迴歸模式中，因此將來若有充分的資料，便可將這些一併考慮進去，使得迴歸模式更完整，結果更具說服力。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政府保險費的補貼對勞動市場產生的影響，以及該影響所產生之勞工流動的現象，皆為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題。 　　研究結果發現，在各種不同之勞動供給及勞動需求彈性下，政府保險費補貼對工資率的影響即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政府對被保險人的補貼會使勞動市場之均衡工資率下降，但當勞動供給無彈性及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時，此影響即不存在，意即市場均衡工資率將不因該補貼政策而有所變動；至於政府對雇主保險費之補貼方面，除勞動需求完全無彈性的情況外，此種補貼的施行通常會使工資率上升，而就我國情況來看，由於各產業的勞動需求有彈性，而台北市大、小家庭已婚男性的勞動市場之勞動供給曲線已達後彎階段，故政府保險費補貼會使工資率上升，而在其他勞動市場的情況下，由於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故政府對被保險人的補貼會促使工資率下降。 　　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若勞動市場之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則其工資率將會因此而降低，但當該市場之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且勞動需求完全無彈性時，全民健康保險的施行反而會使其工資率上升，然多數的情況是：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工資率的變動會呈現不明確的狀態，其將隨當時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動方向。 　　由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將促使勞動市場之工資率產生改變，但由於政府對各類被保險人補貼比例上的不同，造成各產業及各類被保險人工資變化上的差異，進而產生勞工流動的現象。在同一產業不同類被保險人的流動上，由於經實際工資計算的結果得知：就同一產業而言，以「自營作業」之身份投保者將獲得最低之實際工資，「公民營事業、機構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次之，而「職業工人」最高，因此推論勞動者將較喜愛受雇於人的就業型態，同時有一定雇主之勞動者亦會傾向加入職業工會，設法以「職業工人」的身份投保。如此即造成各類被保險人相互流動的現象。 　　而政府實行該補貼政策時，在無法縮減其他公共支出的前提下，必會以課徵其他租稅的方法來籌措財源，若此財源來自於綜合所得稅，除勞動供給無彈性、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及勞動供給曲線為負斜率且勞動需求有彈性的情況下，一般而言，此租稅的課徵會使工資率進一步上升。而我國之勞動市場多數屬於勞動供給為正斜率，而勞動需求為負斜率的型態，故若財源來自於綜合所得稅，則將會使工資進一步上升。至於以其他租稅做為補貼財源時，就一般分析而言，某些租稅的課徵會造成工資率的上升，但有些租稅反而會進一步降低工資率。然就實務上而言，由於我國加值營業稅有稅基廣、稅收穩定及課徵阻力小等優點，故本文認為，若我國一定要施行此保險費之補貼政策時，其最適之財源籌措方式應以課徵加值營業稅為宜。 　　然本研究發現，政府保險費之補貼將造成工資率的改變，進而扭曲被保險人就業型態及投保單位的選擇，並且產生勞工流動的現象，如此將造成社會的福利損失，再者，若該補貼之財源來自於各種扭曲性租稅的課徵，則政府保險受的補貼將更進一步產生社會成本。

本文擬以第三代政策執行理論為觀點, 並提出一個適合台灣地區勞資關係 政策的分析架構及變數 再分別檢視其對政策執行的影響。全文的安排如 下: 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政策執行的理論分析,探討執行的研究途徑與三代 政策執行理論;第三章勞資關係現況,探究有關工會組織 ,勞資爭議,團體 協約,分紅入股,勞資會議的實施情形; 第四章則為理論架構對勞資關係現 況的解釋;第五章結論。 文中提出一項重要的結論為由於我國勞資關係立 法皆是修定國外的法令制度而得, 但卻未對其精神加以深究,並由於法規 本身的明確性及周延性不足,導致執行的成效不佳。

本文採歷史結構方式分析我國三個時期，工會與政黨之關係。第一個時期為我國威權轉型時期階級政黨的實踐經驗，即工黨、勞動黨及勞工陣線的『社會民主模式』提法。第二個時期為我國民主轉型期，這期間工會與政黨之關係，特別是我國全國總工會多元化後的局面。第三個時期為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我國工會與政黨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我國近期將以美國式的商業主義型工運為主，但基層廠場工會仍有日本型工運的模式存在。其它的工運、工會組織也可能以類似開發中國家的對抗型工運，或國家/政黨補助型的工會形式存在。 / By employing a historical/structur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R.O.C. The first part analyzed the leftist-parties experience in Taiwan. It includes the “Labour Party”, “Workers’ Party”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expression” of Taiwan Labor Front. The second par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especially after the national confederation going to the plural road. The third par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DPP government period. In the future, the unionism in Taiwan will be mainly analogous with the American business unionism. But in the factory level, there will be an analogy between the unionism of Japanese model and Taiwanese enterprise unionism. Some Taiwanese unions will be analogous with the unionism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y model. They will have some attributes of opposition unionism and state/party sponsored unio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