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許多中共高等教育研究中，不難發現學者在研究中共高等教育決策時多以極權及意識型態角度來看待其教育政策之決策。文化大革命時期之高等教育政策更視之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模式達到顛峰。但是以極權╱意識形態模型來觀察高等教育領域政策，似乎無法完全說明彼時期之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吾人便思索是否能尋找出另一種研究途徑的詮釋，更合理地解釋意識形態指引的集體行為現象。 基於以理性選擇途徑中若干特點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相近，本論文擬嘗試以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來做一分析，希望由其中可以得出一個更細緻的分析。 本文共分為五部分，第一部份說明論文的研究主旨、動機、範圍等。第二部分則說明現階段本研究領域發展的狀況。第三部份說明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是理性選擇研究途徑的內涵。第四部份則是以理性選擇途徑使用於中共文革時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變的分析，最後於第五部份說明論文的結論。 經過本論文的論述，吾人發現以極權/意識型態模式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高等教育政策演變過程有其缺陷，尤其在個人行為動機及集體行為的形成上有許多無法描述的情形。而以理性選擇途徑分析其演變過程，反而具有其優勢，這樣的結論提醒吾人，若將研究提高到方法論層次將有助於發現新的事實。並且，同一政策若能以多種典範下的研究途徑，例如透過釋義典範下的詮釋學途徑、批判理論等理解同一項政策，一定能使得既定的事實呈現更加完整及多樣的理論風貌，並擴充吾人的視野。 這樣的分析亦可以提醒後續研究者，是否文化大革命以外的時期亦可以理性選擇研究途徑來觀察？是否文化大革命的高等教育政策領域之外的政策、諸如經貿政策、外交政策、國防政策等亦然？若能繼續這方面的研究，相信這將會是一個極為有趣的課題。

資訊是所有生命體的構成要素亦國家發展的資產，如何使用資訊決定了如何生活及運作、社會如何發展。資訊政策的發展可追溯至16世紀時政府管制資訊的政策，直至1960年代起資訊政策的內涵才由「規範資訊的移動與使用」轉至「資訊相關議題」，美國政府於1993年大力推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之後，世界各國無論發展程度均開始正視「資訊化發展」對國家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如何利用有限的國家資源來增加國家競爭與建全社會發展便成為各國關注的重心。因此，本研究從資訊政策中發展出「公共資訊政策」的概念，並分為理論與應用兩個層面進行討論，以呈現公共資訊政策的面貌。 公共資訊政策，強調具有國家整體性與國際性的宏觀視野，從國家整體發展與公部門的立場著眼以發展出一套管理「資訊生命週期」的整體策略，即針對資訊的取得、生產、處理、傳遞與應用等過程所制定的一套公法、管理規則與政策。 一、理論面 首先先介紹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相關理論、方法論的內容，期望能透過各種內涵與政策制定理論的呈現；並透過公共資訊政策的定義與範圍的釐清，將政策的內涵區分為法律、社會、經濟、政治與科技等五大層面，並針對各個層面提出相關的議題內容進行討論，提供研究與發展的基礎。 二、應用面 經由公共資訊政策內涵與理論面的發展，提出六項公共資訊政策的原則作為政策發展的指標，並應用本文建構出來的公共資訊政策架構，針對「國民卡」之個案進行研究。 近年來，公共資訊政策在實現社會發展上的重要性，逐漸為世界各國肯定。公共資訊政策的目的在於透過前瞻性、整體性與計畫性的規劃以減輕資訊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建構出資訊社會的發展藍圖，以引導政府重新思索其在資訊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公共資訊政策之探究-理論、方法與議題 目 錄 第1章 緒論 第2章 文獻探討 第3章 法律面之議題 第4章 社會面之議題 第5章 經濟面之議題 第6章 政治面之議題 第7章 科技面之議題 第8章 結論與建議

安非他命與古柯鹼皆屬心理興奮性藥物(psychostimulants)，在藥理上有很多功能相似的機制，而且兩種藥物濫用成癮的問題一直是臨床及基礎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就動物行為模式而言，安非他命與古柯鹼具有影響包括反射性及制約學習性的行為表現的效果。若針對藥物的酬賞性做探討時，制約性場地偏好行為模式的相關研究益發受到重視，本研究實驗一先針對此作業之操弄時間及環境變項做一探討，再研究安非他命與古柯鹼之作用機制。過去的研究發現，週邊注射安非他命或古柯鹼與某環境刺激配對能引發制約性引發場地偏好的傾向，但兩藥的行為現象卻對藥理的操弄呈不一致的結果，隱含兩藥背後的神經機制可能也不同。其中阿控博核是一個值得再驗證的區域。阿控博核被認為是動機系統與運動系統的介面。此部位因其解剖及生化功能的異質性，故實驗二針對其次分區進行中樞藥物注射，於是直接將安非他命(10，15μg)與古柯鹼(50，100μg)分別注射於阿控博核之次級區。結果發現安非他命直接注入阿控博核核區或古柯鹼注入阿控博核殼區可表現顯著的場地偏好效果。基於阿控博核所含有的麩胺酸神經末梢源自內側前額葉皮質，實驗三則發現安非他命或古柯鹼注入內側前額葉皮質可引發制約性場地偏好行為。實驗四將麩胺酸專屬受體抑制劑與安非他命共同注入核區或與古柯鹼共同注入殼區，結果發現不論NMDA或non-NMDA受體抑制劑均減抑了安非他命與古柯鹼注入阿控博核不同區所引發之制約性場地偏好的效果。最後實驗五利用內側前額葉遭破壞的受試，發現古柯鹼注入阿控博核殼區所引發之制約性場地偏好的效果受損，但不影響安非他命注入阿控博核核區所引發之制約性場地偏好的效果。綜觀上述結果顯示安非他命與古柯鹼的酬賞特質所引發行為的神經機制可能不同，腦中之內側前額葉皮質及阿控博核對兩藥的行為效果有不同的涉入。 / The function of the nucleus accumbens (NACC) has been suggested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the rewarding effects of psychostimulants.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he neural substrates for amphetamine and cocaineto produce behavioral effects can be different. As conducted in Experiment 1, a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CPP) task with procedures for amphetamine microinjection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manipulation of conditioning environment. In conside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NACC, Experiments 2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CPP effects after local infusion of amphetamine (10, 15 μg/site) or cocaine (50, 100 μg/site) into the core and shell subareas of NACC. Amphetamine microinjection into the NACC core significantly produced CPP, whereas such effect only appeared under treatment of the high dose of cocaine into the shell area. Lack of the CPP effects for amphetamine or cocaine infused into the boundary areas of the core and shell regions was seen in Experiment 2 (part B). In Experiment 3, the involvement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was challenged for amphetamine and cocaine on the CPP task. Both doses of cocaine and the low dose of amphetamine locally infused in mPFC significantly produced CPP. In Experiment 4, glutamatergic 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APV (0.5, 1 μg/site) and non-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CNQX (1 μg/site)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CPP effects of amphetamine infused into the NACC core. This antagonism was also true for the cocaine-induced CPP in the NACC shell. Thes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other cortical areas can modulate such CPP effects, in particular the mPFC. In Eperiment 5, lesion of mPFC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cocaine-induced CPP in the shell area but not for the amphetamine-induced CPP in the core area. Taken together, the NACC is an important neural substrate for mediating the rewarding effects for amphetamine and cocaine on the CPP task, and such effects can be dissociated as drugs locally infused into core and shell areas. Glutamatergic projections originating mPFC may provide some motivational information to the NACC. The mPFC may distinctly be involved in the motive circuit of cocaine- or amphetamine-induced CPP in the NACC.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at different processes are involv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CPP for microinjection of amphetamine or cocaine into the NACC subareas.

中央對地方干預的工具包括利用強制性責任(Mandate)來賦予地方政府執行某些政策的責任，或者也可能利用補助制度來干預。近年來，各國聯邦或中央政府預算赤字的惡化，促使其利用強制性責任方式，將財政責任及負擔轉移給下級政府，以降低赤字及負債。此種由中央將財政成本移轉給地方負擔的強制性責任，我們稱之為「無財源提供之強制性責任(unfunded mandates)」。 無財源提供之強制性責任主要問題的核心在於：「融通(funding)」--成本應由誰負擔，以及「強制性的命令」--應由何層級的政府來作決策，中央（聯邦）政府抑或地方政府。針對中央強制性責任是否應給予地方財源融通，研究顯示，在地方存在淨利益外溢問題時，中央利用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此配置扭曲現象，不論是否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均能使資源達成有效配置。根據效率與公平原則，利用中央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淨利外溢的問題時，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反之，若地方存在淨外部成本問題時，根據效率與公平原則，利用中央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此問題時，中央則不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若中央以強制性責任來強制規定全國最低施行標準時，基於公平與效率原則，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 在一國存在二級政府的制度下，若中央基於財政困難之因素，強制的將此負擔移轉給地方，可能會影響人民所可享受的最適公共財及私有財水準，在特定條件下，將使人民福利水準降低。理論上，均衡時中央與地方所提供的每單位公共財所帶給人民的邊際效用應相等，中央應自行負擔所提供之公共財所有財源。 有關強制性責任所造成的財政成本負擔，以台灣省為例，中央強制性責任確實對地方財政產生影響，且實證結果顯示，有些強制性責任將部分的財政負擔移轉由地方政府負擔缺乏理論上的依據，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由此可看出，在我國中央政府財政赤字趨於嚴重的同時，似乎有利用強制性的財政移轉來降低中央赤字的現象。但是中央政府卻忽略了此種財政負擔移轉的合法性、經濟性與公平性。

本篇論文以將國民政府視為革命新政權之假設為論述基礎，試圖對北伐階段的歷史進行更清楚的分析。首先列入討論的是革命政權，或謂新政府的行為模式探討。其中包括：革命的意義及發生背景、革命政權決策的產出及新政府之外交取向，末了再以上述理論基礎為根據，闡明國民政府之革命政權本質。以後論述內容均以國民政府此一特質為分析要點。在第三章中將影響國民政府外交決策的外部因素做一分析，首先提到的是自辛亥革命以來的國內局勢及國民黨發展空間之背景，接著對談到國民黨與英、美、日三國的關係，進一步則對影響北伐時期國府甚鉅的聯俄容共政策有所說明，蘇聯對國民政府而言，有著根本內在的影響，而英、美、日三國則左右著廢除不平等條約談判。第四章則述及國府內部的決策考量，例如：排外運動之風起雲湧、南北對峙的時代背景及國民黨內分裂狀況對決策產出之影響。除此之外，執行政策者如陳友仁、伍朝樞及王正廷三人本身的考慮亦為決策重點。分別提及影響決策制定的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後，將提出幾件較為人注意的對外交涉個案，以佐證上述之分析，租界之收回、關稅自主及治外法權之撤廢是論述重點，不過基因於五卅慘案和南京事件分別亦帶有群眾外交之始末意義，因此也附帶一提。而在結論中將對所謂「革命外交」之意義重新審定，進而對整個外交成果做一回顧。

醫學在當代受到社會科學的青睞，一般被認為是自1980年來，學術潮流中社會科學對所謂「人的科學」的省思和再出發，包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等都有新的研究取向，而醫學社會學亦屬於這一潮流，並特別是受到傅科對現代醫學的研究和貢獻的影響。(D. Lupton, 1994:5-6)。本篇論文屬於這新興的醫學社會學思潮中批判性的觀點，主要是在古典社會學的社會變遷理論中，尋找「傅科吊詭」(the Focault paradox)的問題意識的位置。 　　在第一章中，除了回顧和整理醫學社會學的發展和脈絡外，主要的工作還是回應八零年代之後對醫學社會學重返社會學的呼籲，建議將醫學社會學回歸到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地位。以此，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析計畫，也就是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性的」(social)以及「社會的」(Societal)分析層級，討論醫學和社會變遷的問題。也就是將健康(Health)視為一種救贖財，放在西方社會宗教世俗化的過程中來看待醫學的發展；以及將健康作為一種財富(Wealth)的形式，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中的分析策略。 　　第二章，論述現代醫學的社會歷程，主要將健康作為救贖財放進「以社會道德、倫理和價值為核心的宗教社會學」中來討論。主要是將醫學放在理性化的洪流中來看待，以及醫學作為新的道德控制機構的過程，在本章中我們討論了韋伯(Weber)理性化的牢籠、以及傅科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凝視以及帕森思(Parsons)對美國醫療體系成為重要的價值系統的分析，並在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討論醫學的社會歷程。 　　第三章，採用「將健康作為財富形式的分析路徑」，在這章中我們比較了馬克思和盧梭等兩種對健康和財富的辯證典範。也就是在民主的進程中和資本的積累的歷史趨勢裡，詢問醫學如何來到我們的生活，在本章中除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還討論了美國式民主和醫療社會學的關係。 　　在第四章中我們檢討將醫學社會學作為一般理論的侷限，並以傅科吊詭－也就是公民權的擴張和國家的限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變遷中的未來趨勢作總結。 　　最後，本篇論文還附錄一篇現代醫學在臺灣的發展，以十九世紀末的防疫和抗爭事件為例，往國家意識和認同的過程中，討論民族的身體和國家的身體的抗衡。

競爭策略的風潮，在80年代由Porter帶入了最高峰。但是隨著企業組織的 日漸龐大、區域整合的盛行和國家競爭的日趨激烈，使得合作策略成為組 織購併、內部成長及市場交易外另一種取得所需資源的策略性選擇。在合 作策略風起雲湧的同時，靜態和比較性靜態的合作理論已不足以去解釋合 作此一課題的重要性，其並無解釋合作在時間的變化下如何去演進，以及 如何去協調、轉變和終止。然而為了去解釋廠商間的合作關係如何去因應 環境之變化，動態理論是需要的。而產業生命週期理論是劃分動態演進的 工具之一，因此本研究以產業生命週期的觀點來觀察合作策略演進的情況 。本研究採用定性的個案研究法，透過文獻整理出與合作動機有關的環境 構面以及合作策略的構面，去觀察環保產業、ＩＣ產業、重電機業以及成 衣業中合作策略的演進情形，從而得到以下發現： 1.在不同的產業生命 週期階段，會有不同的風險、市場潛力及關鍵成功因素。 2.風險的高低 ，會影響到合作的結構程度、期間、依賴程度以及統治類型。 3.市場潛 力的大小，會影響到合作策略的方向。 4.合作策略的形態將會與產業之 關鍵成功因素相配合。 5.不同的產業生命週期階段，將適用不同的合作 策略。在策略涵義上，廠商應隨著產業生命週期的演進，調整自己的合作 策略，以因應風險、市場潛力以及關鍵成功因素的變化。合作是借力使力 的好方法，但是仍要謹慎使用，在有限的資源下選擇最適的合作策略，才 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台灣上市櫃公司從事現金增資之決策是否受公司所處生命周期及市場時機影響，並進一步探討增資公司是否因市場時機有囤積現金的現象。 本研究檢視民國83年1月1日至95年12月31日止，共十三年期間台灣發生之現金增資。本研究以羅吉斯回歸檢定企業生命週期與市場時機之替代變數，發現兩者對台灣上市櫃公司增資意願之影響皆為顯著，而企業生命週期對增資之影響比市場時機的影響更大。雖然生命週期與市場時機的替代變數皆為顯著，但迴歸的預測模型對增資機率的解釋力低，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增資公司於增資前後的現金水準變化。最後發現台灣增資公司利用市場時機進行增資而短期現金水準提高的現象並不算常態，多數公司於增資後會用盡增資現金，且多數公司若未進行增資則可能面臨現金短缺的狀況。因此，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市場時機與公司所處生命週期雖會影響現金增資之機率，但只能解釋為一小部分的增資動機，而大部分的公司之所以從事現金增資是因為面臨現金短缺，為避免進一步的財務危機而向資本市場籌資。

二十世紀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世界，在1974至1990年間全世界約莫有三十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轉型到民主政治體制。此波民主化浪潮始於南歐國家。次一波則發生於拉丁美洲國家與中美洲國家。再者為東歐國家。最近一波則發生於非洲與前蘇聯國家。最後，亞洲地區亦於1970年代迄今，開展民主轉型進程。於此其中，俄羅斯與台灣皆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國家。 戈爾巴秋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在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毅然提出了「改造」(Perestroika)的新戰略及其基本原則。起初，戈爾巴秋夫改造之主要目的在克服蘇聯經濟停滯不前的現象，稍後，戈爾巴秋夫發覺，僅在經濟領域內進行改造，很難收到預期效果。因而，戈爾巴秋夫決定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此舉開啟俄羅斯進行民主轉型之先河。 在台灣，1986年時，執政的國民黨，面臨國外民主化浪潮與國內黨外運動要求更多政治權力的雙重壓力下，始對國家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造。時至李登輝主政，順然延續此波政治自由化之態勢，並進而開啟台灣民主化進程。 本文選擇俄羅斯與台灣兩國作為比較與研究之目的，著眼於俄羅斯與台灣的歷史發展軌跡中，從執政黨創立、政黨型態、國家肇建、國家機器之運作以及最終邁向民主化的種種背景、情境與模式皆具備著相當程度上相似，進而，試圖探討民主轉型在俄羅斯與台灣開展之動因、民主化途徑模式、及主政者之策略運用，並分析在戈爾巴秋夫與李登輝主政下，俄羅斯與台灣寧靜革命之肇發。 關鍵詞：第三波民主化、寧靜革命、俄羅斯、台灣、李登輝、戈爾巴秋夫

基於單一文化之困境與美學意識之衰微，台灣另類教育在二元對立的邏輯運作下，常遭受負面的誤解或打壓，普羅大眾對於另類學校學生最常見的質疑便是：「以後要怎麼跟人家競爭？」、「如何考基測？」、「出去有辦法適應嗎？」，為探究另類學校學生的生活世界及其進入體制內學校的跨體制經驗，本篇論文嘗試以敘說探究開採夏天—一位華德福學校學生的生命故事，從而了解其學習世界的變遷及內在的適應歷程。研究發現，華德福學校具備自由、對話、創造之特徵，以即興的學校圖像作為陶養創造性人格之可能條件，促使夏天在面對基測和進入體制的衝突中展現出自我組織的生命樣態，而即興美學中的自由遊戲精神與複雜思維，不僅啟示了教育引發創造的本質，同時也為另類教育學提供更多元的定位基礎。 / Because of the conformity of culture and the lack of aesthetics,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Taiwan is usually misunderstood or suppressed in the logic of binary dualism.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to alternative schools’ students are “How do they compete with others in the future?”, “How do they prepare for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and “Are they able to adapt to the life outside?”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world of an alternative school’s student, Summer, and her experience of transferring to normal school, narrative inquiry i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her state of min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e Waldorf school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of freedom, dialogue, and creation. And its picture of improvisation provides Summer with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creative personality. As a result, she shows the attitude of self-organization when facing conflicts in the cross-boarder process. In addition, improvisation’s spirit of free play and complex not only reveal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as creation, but also provide alternative education with more diverse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