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公司係台灣少數有能力以統包商角色進軍國際工程市場之工程公司，然在國際化經營發展過程中，C公司對本身在這個產業的定位是什麼？C公司的核心價值在哪裡？C公司的競爭策略有何優勢？C公司如何改變體質以迎接新世紀的挑戰？C公司如何為股東創造最大的價值？本研究以企業評價(Valuation)及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為主軸，檢驗C公司本身體質並探討未來經營策略可行之方案。 本研究針對C公司過去五年的財務資訊分析各項影響企業價值之因子，先評析C公司各項價值因子之優劣勢，判斷C公司目前之價值定位，再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評估股價並做敏感度分析，認為影響C公司企業價值之關鍵因子，其重要性依序為營業利潤率、營收成長率、競爭優勢期間、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營運資金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現金稅率；根據這些關鍵價值因子，本研究建議C公司未來之營運策略、投資策略及融資策略之擬定應以價值創造為原則，可採行之方向歸納如下： 一、為了創造價值，個案公司之經營策略應朝產品定位與差異化方向發展。 二、短期以改善營業利潤率為首要目標，加強成本控管，改善盈餘品質。 三、把握國際工程景氣循環高點所帶來之商機，適度提升營收成長率。 四、為維繫競爭優勢期間，長期應從成本領導策略轉化為差異化策略，以此衍生創造差異化之購併策略及多角化策略。 五、購併策略以垂直整合優先於水平整合。 六、為降低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融資策略在不違反對銀行之財務承諾前提下，適度提高財務槓桿，維持最適資本結構。 七、加強在建工程與固定資產管理、儘量減少固定資產投資、處分非核心事業，並以不失去控制權原則引進外來資本擴張前景看好之關係企業。 八、財務構面的績效衡量指標應以現金流量為主要評量基礎，指標之設計以成長性為重點。

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是現今社會中不可輕視的企業議題，各種評等機構也紛紛開始針對個別企業的社會績效進行量化的評估與排名。本研究的主題即為企業社會績效的決定因素，並依據先前研究而選出規模、國際化程度、差異化策略程度、CEO的功能背景、並且加上本研究自選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競爭強度為第五個變數來解釋不同企業之間其企業社會績效的差異，以求實證研究的結果。為求有意義的研究議題、以及避免變數資料收集上的偏誤，研究界說範圍乃為美國的製造業公司。 / 研究樣本群有兩個，分別為2007、2008年由CRO雜誌公佈的「百大最佳企業公民」名單中的製造業公司。依其名單中的個別公司的平均分數作為企業社會績效，並以SPSS 8.0軟體進行相關假說的驗證。 / 研究結果證實，企業規模在兩個年度的模型中都得到實證，確定規模愈大的公司其企業社會績效也會比較好。而國際化程度、CEO外部導向的功能背景、及企業社會責任的競爭強度則在2008年模型中得到證實其與企業社會績效的正向關係。最後，企業追隨差異化策略的程度與企業社會績效的正向關係則在2007年模型下得到實證支持。根據以上結果，本研究亦藉由提出兩個年度模型的差異，來推導可能的成因。

過去許多學者檢驗過企業在選擇海外進入模式時眾多的考慮因素。其中，學者發現國際經驗確實會影響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但是只有少數學者探究國際經驗的種類與各種國際經驗對於進入模式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細分企業的國際經驗為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國際化經驗與先前模式經驗，與各種國際經驗對於企業於進入模式的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檢驗各類國際經驗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方向與程度是否相同。本研究以東洋經濟新報社內於1995年至2001年對六大區域(東亞、東南亞、南亞、北美自由貿易區、南美洲、歐洲)進行投資的3475家日本企業海外子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二元logistic迴歸模型檢驗四種國際經驗與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並非所有國際經驗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效果都相同，日本企業地主國經驗與區域經驗越豐富的時候，進入特定地主國與區域時會偏好採用合資事業；擁有越多國際經驗的日本企業則會偏好選擇獨資事業做為進入模式；擁有越多先前模式經驗，當日本企業先前合資事業比例越高時，偏好選擇合資事業做為海外進入模式。

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經濟文化關係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雖然在官方關係上曾經斷交，但是非官方的交易來往並不受影響。本研究即將探討兩個國家的企業在進入彼此的國家發展的進入策略以及在該國的行銷手法之差異。本研究探討四方對象，有馬來西亞的M公司，台灣統創代理商，台灣六角國際（日出茶太）和馬來西亞日出茶太代理商，但是本研究以針對母國，也就是M公司和六角國際（日出茶太）為主要採訪企業，從母國的角度探討企業經營環境、國際化動機、市場進入模式與母國和地主國的行銷組合。另外，其中一個小節也針對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國家經濟環境和發展、人口、氣候、人文因素進行比較以辨別出兩國的差異。其研究結果一方面可提供國內的業者參考未來的國際化佈局策略，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對於馬來西亞和台灣市場的了解。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M公司，生產馬來西亞風味方便麵和六角國際（日出茶太），直營和授權台灣手搖茶飲，這兩家不同國家和不同產業的公司進行接近兩小時的採訪，和在地主國的代理商之次級資料進行交叉比對，研究結果發現：1、兩家的國際化動機沒有顯著差異。2、因為兩家的產品性質不一和不同的經營環境和經驗背景，兩家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有著顯著地不同。3、兩個國家的國家大小、氣候、文化背景、習俗、基本建設影響母國和地主國的行銷組合之設計。 /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Malaysia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60. Although Malaysia has formally end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informal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Taiwan is still ongoing and maintaining.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market entry mode and marketing mix in both countries of two different companies. This study targets four companies, which are Malaysia M Company, Taiwan Tongjih, Taiwan Lakaffa (Chatime) and lastly Malaysia (Chatime) but mainly interview only two founded companies, the M Company from Malaysia and Lakaffa from Taiwan. This research studies from the view of the mother land. It discusses both companies’ operating environment, the motive of globalization, market entry mod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marketing mix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host country. Beside of that, one of the chapters extends in comparing countr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weather and culture factor between Malaysia and Taiwan. This study result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in globalization strategy and improve a great knowledge about Malaysia and Taiwan market to the audience. Supported by M company, a manufacturer of Malaysia flavor instant noodle (Penang White Curry Mee) and Lakaffa, franchiser of Taiwanese beverages (Bubble Tea),two hours interview session, the comparison is showed as below: 1.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tives of globaliza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mpanies. 2. Differences in product type, differe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experience background affect the choice of market entry mode. 3. The differences of county size, weather, culture, custom and infrastructure affect the design of marketing mix in Malaysia and Taiwan market.

自從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外商赴大陸投資之熱潮，風起雲湧。以大陸豐沛之資源與取之不盡之勞動力，再加上外商科技與經營管理之整合，在可見之未來，臺灣將無法與之競爭。然而，在外商進軍大陸之際，臺灣企業並非無著力之處，臺灣可以扮演外商與大陸間之中介橋樑，由於外商因語言、風俗、文化與對大陸當地之不了，將會面臨極大之困難，此時臺灣企業恰可扮演一支援之角色，並在中介之過程中，取得未來競爭之能力與地位。而此三邊統治（中介角色）極為本研究所探究之重點。本研究依據文獻之整理，認為外商在赴大陸經營管理之過程中，其所遭遇之困難來自於四方面，即交易雙方之緊密程度、價值活動資產之專屬程度、價值活動之生產特性與廠商價值活動之生產能力。亦依據文獻歸納區分成三種：三邊仲介、網路中介與內部化支援。並依據上述之分類，本研究依據上述之變數加以推論可能之統治模式，並提出本研究之假說，本研究經個案實際訪談與歸納，並與假說加以驗證。

隨著國內投資環境的惡化、大陸實施經濟改革、以及政府大陸政策的開放 ，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廠商海外投資的主要地點。國內上市公司赴大陸投資 至今已三年多，投資的家數有不斷增加的現象，對上市公司而言，大陸投 資似乎已經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趨勢。在國外，有關海外投資對股東財富的 影響已經不少，而國內則因為大陸投資尚在初期階段，所以目前仍無相關 的論文針對大陸投資對股東財富的影響進行研究，很自然的，將造成公司 管理當局、投資者、以及政府有關單位在決策時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可 供參考，所以本研究是以這個角度來探討大陸投資對股東財富產生何種影 響，並且分析投資金額、投資型態、進入時機、經營績效、以及海外投資 經驗等五個變數對財富效果的影響。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進行實證，實證結果發現，無論以平均異常報酬率、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 、或符號檢定法進行統計檢定分析，結果皆顯示上市公司大陸投資的消息 經宣告以後，該公司股東所得到的是負的異常報酬，這表示公司管理當局 在進行大陸投資的決策時，很顯然的，並非站在增加股東財富的立場去考 慮，此結果與國外的研究恰好相反。在上述的五個變數中，經複迴歸分析 發現，投資金額、進入時機、以及海外投資經驗與財富效果有反向的關係 ，而投資型態則沒有很顯著的影響，不過在採用合資方式進入時，投資者 較偏好低的控股比率，最後，在經營績效方面，此變數與財富效果有顯著 的正向關係，此結果並不支持政府的開放原則，也就是從財務管理的角度 來看，經營績效愈好的公司愈適合到大陸投資。

身為供應商，服務一個開始國際化的客戶是其企業成長的重要契機，為了因應客戶海外設廠，廠商面臨不得不跨出母國市場的壓力。臺灣過去是全球許多資訊產品的生產重鎮，但近年來許多廠商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將生產線移至亞洲(如中國大陸、越南等)、北美(墨西哥)或歐洲(捷克)等國家，臺灣的供應商開始感受到客戶外移的壓力，中心廠將生產基地外移，連帶促使其上游產業也陸續跟隨其客戶至一起至海外進行投資，在考量組織資源與客戶服務的天平上，供應商在此議題必須做出重要的抉擇。是該在當地設立完整價值活動的子公司，還是以出口方式來服務？是否存在其它折衷的策略選項？不跟隨客戶進行國際化，可能因無法維繫買賣關係而喪失該客戶，跟隨客戶國際化，又面臨到環境的不確定性及跨國營運的挑戰，企業需要尋求可以兼顧客戶關係與維持原有優勢的營運方式，同樣面臨客戶在海外設廠的情境，為何供應商在價值活動的國際化上會有不同的決策？對於製造業的供應商而言，營運活動之佈局尚未獲得完整解答，因此，本論文探討之研究問題包括：(一)當母國客戶在海外設立製造據點時，供應商的國際化跟隨策略為何？(二)當母國客戶在海外設立製造據點時，供應商價值活動的跟隨決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以供應商為研究對象，與客戶接觸之價值活動為分析單位，針對研究問題一，透過個案研究，本研究探究國際化跟隨策略之內涵，發現「價值活動之地理位置」與「價值活動之決策權」為跟隨策略之兩個重要構面。針對研究問題二，透過問卷調查，本研究證實跟隨決策之影響因素：供應商對客戶的依賴關係會增加供應商決策權外移程度；供應商內部作業鑲嵌程度愈高時會促使廠商採取價值活動留在母國；客戶集權程度愈高時，供應商之價值活動與決策權均傾向留在母國；價值活動與客戶海外據點之知識與決策鑲嵌程度，會促使供應商將價值活動與決策權均移往地主國。 本研究從個案資料及組織間關係的依賴、同形及鑲嵌觀點等理論觀點，以供應商之主要客戶海外設廠為主要研究情境，探討供應商之國際化跟隨策略內涵與影響因素，並進行理論意義與實務意涵之討論。 / As a supplier, serving an international customer is a key opportunity of growth. Taiwan was a major manufacturing country of many electronic products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But in recent years, many firms, for cost or service concern, start to move their production lines to China, Vietnam, Mexico, Czech Republic, etc. The suppliers of these firms face pressures from customer migrations. By exporting to serve the customer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 can not be well-kept. By Setting up a completed value activities subsidiary, the suppler face the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of cross-border operations. To or not to go, it’s an important decision the supplier must make. Furthermore, facing the same situation, customer’s FDI, why firms chose different strategies？ This paper considers both inter and intro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s to discuss this issue. Two research questions are investigated. First, to quickly respond to the key customer’s demand in the host country, what is supplier’s customer-drive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Second, what factors would affect supplier’s customer-drive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n other word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but a supplier’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to service home customer’s demand in the host country. This study takes the view of a supplier, who faces the key customer set up manufacture unit in host count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ssues, this study adopted two study researches. At first, this study took 7 case studies form 6 companies to confirm the decision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We found that the locations of activities and the degree of decision power ar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supplier’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Secondly, according to survey results from 103 supplier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include below. (1)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iers’ dependency and decision power in the host country. (2) The higher internal-embeddedness of the activities, the higher possibilities the location of the activities would located in the home country. (3)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s decision centrality and decision power in the host country. Also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s decision centra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the location of the activity would located in the home country. (4) The higher external-embeddedness of the activity, the higher possibilities the location of the activity would located in the host country. Also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embeddedness and decision power in the host country.

自由貿易風潮席捲全球，在國外競爭對手紛紛進入台灣市場、或是與我國貿易夥伴結盟的壓力下，台灣的企業不得不進軍國際市場，進行國際化擴張來確保企業永續發展。傳統理論主張，國際化享有分散市場風險的好處，也幫助企業可借到更充裕的銀行資金，有助企業經營發展。然而，從管理層面來看，國際化也會使得管理風險上升，並且讓銀行不易監控，代理成本問題惡化，導致拉高資金借貸成本，以致造成企業營運危機。因此，本研究要探討企業進行國際化是有利還是不利公司營運穩定以及公司借得資金。 本研究參考相關的文獻，從公司國際化的程度以及涉入國家類型兩個層面，來探討國際化對營運風險以及對借貸能力的影響，並提出三個假設：首先，先看國際化程度跟公司營運風險是否有U型的關係曲線，是否有一個最適的國際化程度使營運風險為最低。再來看國際化程度跟公司借貸能力是否有倒U型的關係曲線，是否有一個最適的國際化程度使借貸能力為最強。最後換個角度，看企業國際化涉入國家的金融發展程度，是否也會造成國際化程度相同的企業營運穩定跟資金借貸有不同表現。 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規模較大的廠商為樣本來進行實證研究，應用事件研究法，取各廠商2004年到2009年間的平均值為研究資料，樣本數為208家。採迴歸方法分析資料，以資產報酬率的變異、長期債務相對股東權益的比例，分別作為衡量風險及借貸能力的依變項，自變項則有代表國際化程度的海外銷售比例或國外資產比例、代表市場金融發展程度的銀行放款佔GDP比率之加權平均。控制變數則有獲利能力、公司規模、研發支出、成長潛力、及產業別虛擬變數等等。 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化程度跟營運風險有U型關係，跟借貸能力有倒U型關係，國際化程度高於或低於某最適水準（國外資產比率45%，外銷比率55%），都會使營運風險上升、借貸能力下降。企業國際化活動涉入國家金融深化程度對借貸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會增加營運風險。

台灣表演藝術產業正受政府重視，但因國內市場小，各團體仍須開拓國際市場；相較樂團和舞團，劇團之附加價值率較高且國內目前極少相關之國際化研究，故本研究欲探討劇團首次進入國際市場的原因及過程、對其國際化有正面影響之因素，以及國際化歷程中面臨的困難和解決辦法。依據文建會資料並拜訪我國劇場產業之父吳靜吉博士後，選擇當代傳奇劇場和優表演藝術劇團進行個案研究之深度訪談，建立六大命題，發現管理高層若具國際經驗或英語溝通能力、不同市場的經驗性知識、政府補助，皆對劇團之國際化有正面影響，另外劇團的社會資本和網絡關係對於其快速初始國際化到心理距離較遠之市場具正面影響、劇團的網絡與人際關係對其初始國際化亦有正面影響。 / The performance arts industry has been gradually emphas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ince 2004. However, faced with extremely limited domestic market, performance arts groups should transcend home context to explore more opportunities. Compared with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groups in the industry, theater groups are with higher value-added rate while having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y do the first foreign market entry, what drivers facilitate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how they overcome obstacle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from Professor Jing-Jyi Wu and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and Utheatre are chosen to be subjects of in-depth interview. Six propositions are then developed after interviews and data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rivers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ater groups include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Business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favor their quick first entry into markets further away in psychic distance. Moreover, contacts and networks also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ater groups’ initializ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人民幣是否可能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國際貨幣，甚至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此即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對此，本論文進一步提出三個研究問題：一是如何測量當前的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二是如何測量當前的人民幣資本開放程度？三是資本開放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影響為何？ 為此，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PCA），以建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CIDI）與人民幣資本帳開放程度（CAOI）。其次再利用動態追蹤資料模型──系統一般動差估計法（SGMM），以檢證各項人民幣綜合競爭力對於貨幣國際化程度的影響。最後，本研究進一步梳理人民幣資本帳開放的進程，並結合上述所有實證分析的結果，進而預估漸進資本開放下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研究對象包括人民幣在內的33種國際貨幣，研究時間則起自1999年歐元成立，迄於2009年。 本論文的發現三：一是，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進展相當快速。但截至2009年年底，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還很低，遠落後於美元、歐元、日圓，以及英鎊等主要國際貨幣。不僅如此，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也遜於俄羅斯盧布、巴西里拉，以及印度盧比等開發中國家所發行的貨幣。 二是，過去10年來，人民幣資本帳開放程度不升反降，截至2009年年底，人民幣的資本帳開放程度維持在零，這表示：人民幣是世界上管制最為嚴格的貨幣。相對而言，美元、歐元、日圓，以及英鎊的資本帳開放程度至少都在70％以上，特別是英鎊的資本帳開放程度更趨近於完全開放。 三是，根據SGMM的實證結果顯示，網路外部性、經濟規模、金融市場規模、貨幣穩定度，以及資本開放程度都是影響貨幣國際化程度的關鍵因素。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利用發生機率（odds ratio），以計算不同資本開放情境下，人民幣成為前10大國際貨幣的可能性。結果顯示，如果人民幣的資本帳開放到73％左右，人民幣便可擠進前10大國際貨幣（發生機率為65.6％）。 不過，這只是最為保守的估計。原因有二：一是，隨者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以及人民幣預期升值的脈絡下，國際市場對於人民幣的需求原本就很高。此時，人民幣資本帳如果能適時開放，則人民幣的國際持有將大幅增加。換言之，本研究沒有考量到，各貨幣競爭力因素與資本開放程度之間的加乘效果。 二是，資本開放不僅直接對貨幣國際化程度產生影響，也會透過擴大金融市場規模與網路外部性等其他貨幣競爭力因素，間接對貨幣國際化程度造成影響。這間接效果，本研究也沒有考量到。因此，可以預期的是，只要人民幣資本帳能夠漸進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將比本研究所預估的高出許多。 /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the Renminbi (RMB) will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ven challenging to the U.S. dollar. In order to examine above question, this paper take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1. B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es (PC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wo indices: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index (CIDI)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degree index (CAOI); 2. By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SGMM), this paper analyzes factors affect the CIDI, including economic and trade size, financial system,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nfidence in the currency’s value, and CAOI; 3. According to the PCA and SGMM results,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odds ratio of RMB becom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e reserch achiev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progress very fast, but the RMB CIDI is still very low, its CIDI far behinds the dollar, euro, Japanese yen, and pounds. Seco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RMB CAOI is not increased but decreased. Its CAOI is at zero in 2009, this means that: the RMB is the most stringent controls in the world currency. In contrast, U.S. dollars, euros, yen, and pound CAOI are at least in more than 70%. Third, according to the SGMM results, economic size, financial system,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nfidence in the currency’s value, and CAOI are key factors affect the CIDI. Based on this output, this paper forecasted that if the RMB CAOI is open to about 73%, RMB could be squeezed into the top 10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e odds ratio is 65.6%)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is is only the lowest estimates. This is because that this paper did not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each currency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and CAOI. Therefore, if RMB CAOI continues open, the prospect of RMB CIDI is much higher than estimated by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