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對中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出現變化，此時期國際社會所關注是美國如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關係的變化較不被重視，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美國如何處理與中華民國關係、中華民國的駐美官員怎麼看待美國外交政策的改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與下達指示，都是本篇論文關注的重點。本研究以外交部檔案為出發點，希望藉由第一線的駐外人員的角度去觀察與分析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轉變。 從外交部檔案的內容顯示，美國在中華民國政策上的轉變主要受「關係正常化」的影響，廢除臺灣決議案、軍援案受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當中都能看到美國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影響，除了「關係正常化」的因素外也含括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國際情勢的變化。 相較於美國在中華民國政策的限縮，美國的中國政策卻是逐漸放寬，尼克森政府逐步放寬到中國旅行的限制、對中國貿易與禁運的限制，這些政策引起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表示嚴正關切，但是中華民國的嚴正關切並不能阻止尼克森推動「關係正常化」的決心。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在美中雙方的會談記錄中，尼克森接受了周恩來的五項原則，其中一項就是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已不再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沈劍虹在與羅吉斯會談時，就質疑美國已將中華民國視作島嶼「臺灣」而非中國政府的代表，在1973年尼克森的世情咨文當中正式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中華民國則改以臺灣稱呼，當中看出1972年後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改變。 美國作為中華民國最重要的邦交國也是領導世界的強權，美國如何看待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是很重要的。尤其自1969-1978年這期間美國除了維持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外，也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對如何看待「兩個中國政府」對中華民國外交的研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ecomes a focal point of international debate because it seems to be morally right but legally wrong. It challenges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and non-use of force encompassed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45 to prevent aggressions that led to the two world wars. However, since the 1990s, state practice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many of which were even endorsed by the UN or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it. In other words, the U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r insofar the only acceptable, body to authorize and legitimize any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humanitarian rationale.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UN in coordinat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and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wo cases, Rwanda in 1994 and Sudan from 2003 on, are chosen as examples to probe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 UN and try to determine what has changed and what remains steadfast of the UN practice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these ten years. By focusing on the cases of Rwanda and Sudan, this thesis is intended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In the past decade, has the UN system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with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2) What a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UN in conduct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What causes these limitations? And why? (3)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he incompetence of the UN in te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How to harmonize the UN’s conflicting responsibilities of upholding human rights and defending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new approach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at was created in recent years shows that a normative change is on the way. Besides, from Rwanda to Sudan, the UN has made progress in addressing grave humanitarian issues. However, all the efforts still have to depend on the political will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UN. Since this issue is still more a political one than a legal one,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UN will still face the difficulty of fulfilling its responsibility.

聯貸案為國內中大型企業重要的籌資來源之一，自1991年聯貸案引進台灣後，帶給金融機構眾多好處，包括主貸銀行可以利用其專業主導、分(代)銷及管理聯貸案，以賺取手續費，並且達到分散風險之目的，另一方面，亦可讓規模較小而無力自行籌組聯貸案之銀行，以多角化方式去化其資金，並且藉由與主貸銀行的關係，與新的借款人往來。對借款人的好處則是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向多個銀行申貸大額之貸款資金，並且針對需求設計客製化商品，提供借款人多元化的籌資管道。 然而聯貸案之亦有其成本及限制，對主辦行來說，因為銀行法規規定單一銀行對於單一借款人之限額，在資本有限之下，主貸銀行僅能承貸一部分之聯貸額度；而對參貸行來說，潛在成本則是當主貸銀行未將借款人資訊充分揭露與參貸銀行；對借款人來說，須負擔較一般借款更高的手續費，且必須與尋找專業度及聲譽較高之主貸行，增加聯貸案籌組之成功性。 本研究以台灣的銀行及其所主辦參貸之聯貸案為研究對象，研究包含三個子題，首先探究哪些因素會影響主貸銀行保留額度比率；第二個研究子題是探討銀行參貸之意願與銀行間互惠效果以及銀行名聲的關係；第三個研究子題，則是探討銀行參貸之意願與過去與主貸銀行之關係以及與借款人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第一、借款人資訊取得難易與否、借款用途、聯貸金額和主貸銀行名聲確實會影響主貸銀行保留額度比率，借款人資訊愈透明、聯貸金額越高，主貸銀行保留額度愈低，借款用途風險愈大及主貸銀行名聲愈大則主貸銀行保留額度比率愈高；第二、銀行參貸意願與互惠關係顯著相關，證明銀行間有互惠關係，且名聲愈佳之銀行其互惠關係愈明顯。最後，實證發現參貸銀行前一年度與主貸銀行合作之關係將影響其未來參與同一主貸銀行所主導之聯貸案之意願，然而當年度銀行之參貸意願與前一年度和借款人之授信關係並不顯著。主貸銀行保留比率多寡為分辨聯貸案特性之重要評斷標準之一，透過研究各種變數影響主貸銀行保留比率多寡，實務上可以供主貸銀行決定聯貸案保留比率之參考，增加聯貸案籌組成功的機率；本研究亦歸納出聯貸案主貸銀行、參貸銀行及借款人三方關係影響台灣地區聯貸案之特性及條件，這些研究結果可提供三方在聯貸案籌組中談判之參考。

中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以高度自治為治理基礎,香港在1997回歸中國後已過了18個年頭,中國政府當初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所給予香港的承諾如：高度自治,資本主義,以及人權自由,然而,這些承諾在今日的香港發展的如何為此論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採取文獻分析法以及次級資料分析,並且運用官方文件和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來做為研究基礎。研究結果發現,香港的高度自治尤其是在民主發展的進程,中國政府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除了新聞自由在近年來備受波及外其他方面的人權自由皆沒有明顯受侵害的趨勢。香港繁榮在回歸之後雖然幾度陷入全球蕭條的影響但在和中國快速經濟整合的背景下,香港的經濟得以維持在一定水準,但貧富差距等問題造成香港政府及社會的隱憂。 / This research is an attempt to conduct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one-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since the handover of sovereignty from British government back to China in 1997, particularly on the aspects of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promised in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n 1984 that China pledged to be committed to sustain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way of life, capitalism in Hong Kong and this policy would remain unchanged for 50 years. This research draws heavily on secondary data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way of life, have in some parts been enchroahed up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has been ensured.

公平法第2條第3款我將同業公會規定為事業類型之一種，故得以作為聯合行為之主體，並應受公平法之規範。且由於同業公會的特性使然，造成同業公會往往成為聯合行為的溫床。 雖然同業公會得作為聯合行為之主體，且我國聯合行為的案例有相當比例是由同業公會所主導，惟在現行法的規範下卻產生了諸多爭議。首先，實務上主導聯合行為的組織類型眾多，何者為公平法所稱的同業公會？尤其是專門職業公會，其往往依相關專門職業法律有制定自律規範之權限，在公平法第46條的規定下，應如何適用公平法？其次，同業公會主導聯合行為的方式與其他事業不同，公平法第7條第4項之規定，造成了許多法律上的解釋問題。最後，在聯合行為的案例中，應如何認定行為人為同業公會？在認定行為人為同業公會後，應由何人來承擔法律責任？在確定應由何人承擔法律責任後，其所應承擔的具體法律責任為何？這些問題無論在我國實務上或學理上均為重要之爭議，不但影響公平會執法以及司法審判，更成為學者的研究重點。本文嘗試以我國與外國之法令、案例、學理，探討這些相關問題，期望能提出適當之見解以供參考。

本研究以我國行動電話通信服務業客戶服務為研究對象，探討支付費用狀況對於行動電話通信消費者對客戶服務喜好程度的影響程度以及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對於收費狀況與其他服務屬性的權衡關係，而進一步探討客戶服務收費之可能性。首先利用集群分析將全體樣本區隔成成本屬性導向群以及利益屬性導向群，再以客服使用量、通話貢獻量以及所得高低為事前區隔變數，將全體樣本區隔成高低度客服使用群、高低度通話貢獻群以及高低所得群，進而探討全體樣本以及各集群對於服務屬性的相對重視程度以及各服務屬性間的權衡關係。最後以收費可能性為主題，分別探討其在各集群中之存在關係。 經由統計分析，本研究有以下主要結論： 一、全體樣本、成本屬性導向群、高度客服使用群、低度客服使用群 高通話貢獻群、低通話貢獻群、高所得群與低所得群，最重視的 服務屬性皆為客戶服務專線收費狀況，且其相對重要性遠比其他服務屬性高。利益屬性導向群最重視的服務屬性則為接通速度，但其與其他各項服務屬性的相對重要性差距不大。 二、對於客戶服務專線收費狀況此一服務屬性，全體樣本、高度客服 使用群、高通話貢獻群與高所得群，皆必須以接通速度、接聽方 式與人員服務時間三項屬性同時抵換。而利益屬性導向群則可單 獨以接通速度或接聽方式加以抵換，或同時以人員服務時間與接 通速度或人員服務時間與接聽方式加以抵換。 三、就全體樣本、利益屬性導向群、高度客服使用群、高通話貢獻群 與高所得群而言，其客戶服務收費之可能性存在，但其前提是以 改善目前服務品質為前提，才得以維持目前消費者之滿意度。

估價理論中分離房地價格的原理，可分為土地貢獻說、聯合貢獻說及建物貢獻說，由於土地貢獻說及聯合貢獻說兩者運用常產生爭議，故本文利用89年至92年內政部房地產交易價格簡訊的台北市房地交易資料，根據特徵價格理論，建立不同房地價格分離方法的地價模型，比較以何種分離原則所產生的地價資料較為合理，並進行地價指數建立及公告土地現值評估，與現今相關地價制度比較之。 實證結果發現，在控制相同自變數的地價模型，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資料所建立地價模型，其自變數顯著程度、模型解釋力、AIC與BIC值、樣本外估計誤差均較土地貢獻模型佳，故以聯合貢獻說分離房地價格較為合理，此外，土地貢獻說分離地價平均高於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13.13%。而與現今公部門分離方法比較上，發現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的房地分離方法，在建物價格估算上多考量裝潢費用，造成高估房地的建物價格，而其地價模型在自變數顯著程度、模型解釋力、AIC與BIC值均較聯合貢獻模型差，表示以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所估計地價，並非最佳地價資料，而其分離地價平均低於以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7.98%。在地價指數方面，發現以控制土地品質地價指數的趨勢較接近房價指數，且較能確實反映市場情形，其為內政部地價指數不足之處，主要是因內政部未控制選樣品質造成指數趨勢變動偏離所致。 而於公告土地現值評估部分發現，台北市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約差三成左右，其與政府說明的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兩成差距，有所差距，由分離方法價差可知政府以較低的分離地價進行地價區段劃分，再定出公告土地現值，反而使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差距越拉越大。而於各變數的價差中發現臨街關係與使用分區的價差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可見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於個別因素修正不足，於區位因素上則無價差增加的情形，故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於區域因素修正較為足夠。

在日益競爭激烈的聯貸市場中，發生超額認購之情形越來越普遍。當公司發生超額認購後，通常會對貸款條件進行調整。本研究使用LPC資料庫與Compustat資料庫，並且依據「超額認購後公司的調整情形」作分類，分別研究其後續資金運用之決策上有何差異。實證結果指出，超額認購後調升貸款金額的公司中，投資機會較高之公司群後續將資金運用於資本支出上，投資機會較低之公司群則是將資金以現金形式保留在公司內部，且兩者均不會將資金發還給外部投資人。另外，此兩類公司之經理人薪資以及紅利均上升，但是卻伴隨著較差的盈餘表現，印證公司內部存在某種代理問題。尤以投資機會較高之公司群而言，前三大經理人持股反而在高額認購後下降，更加深股東與經理人之間存在代理問題的疑慮。

2008年發生全球性的金融風暴，造成經濟不景氣、消費力下降，企業紛紛減緩投資、擴廠計畫。本個案建築師事務所受此影響，業務量大量減少外，又面臨競爭對手削價競爭，致使每人平均產值逐年下滑。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本個案建築師事務所，重新檢視其策略方向，進行詳細的策略規劃，並擬定行動方案，以期能提升事務所的業績表現。 本研究首先將建築師事務所的執業體制及產業環境做完整的檢視及分析，並蒐集新的業務機會。接著應用司徒達賢（2005）的「策略矩陣分析法」，對於本個案建築師事務所進行分析，找出過去事務所成功之前提條件，研究其變化，並進行策略的調整。最後依據Kotler & Bloom（1984）的「專業性服務行銷策略」，做行銷策略的擬定。 經過策略分析發現，本個案事務所過去業務來源主要倚重在高科技廠房大型專案，但經濟不景氣及激烈競爭下，事務所必須拓展其他建築市場，或承接一些小型專案，以有效運用閒置人力，並須進行組織調整，以增進人力調度的彈性及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根據策略分析結果，本個案事務所擬定以下行動方案：（1）強化其業務能力，透過網站、社交圈及關鍵字等方法，積極尋找潛在客戶。（2）調整其組織架構，清楚劃分權責，讓員工可同時加入多個專案團隊，藉此培養員工專案管理能力，人力也可做更有效率的運用。（3）設計暑期菁英計畫，擴大招募管道，並引進新的績效考核制度，以期望從計畫中招募優秀人才，並運用考核制度協助員工成長，提升整體員工素質及能力。最終希望能透過以上行動，提升事務所的業績表現。

隨著社會與環境的快速變遷，政府傳統的單一權力控制模式已經無法有效解決公共問題與滿足民眾需求，因此世界各國政府改造趨勢多以治理取代過去由上而下的統治與管理思維，並且尋求政府體制以外的非政府夥伴加入公共事務管理與公共服務產出的行列，而公私協力治理模式之運作更是廣受學界與實務工作者的關注與重視。 本研究試以臺北捷運聯合開發制度檢視我國公私協力之運作執行，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萃取相關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參與經驗，探討我國公私部門在捷運聯合開發之協力過程中所產生之限制與問題。 研究發現我國捷運聯合開發過程中的公私夥伴關係僅建立在制式化的契約基礎上，並無法有效回應開發作業所呈現的複雜動態變化，同時合作雙方也缺乏具體的協商機制與行為共識，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政府在政策規劃與設計階段必須將各行動者的參與動機和參與目的納入考量，同時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雙方亦須透過協商互動來確保彼此的合作意願，透過資源共用和權力互賴而完善我國捷運聯合開發之公私協力治理模式。 / With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 rapi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has been not solved the public problem. Hence, every country toward the governance to replace the top-down and seek for non-governments to be public administrators. Therefore,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s popular for scholar and practice workers. This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Taipei Mass Rapid Transit(MRT) System with the respect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e will discuss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limits and problem in MRT joint developments through the references and deep interview, gaining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scholars and practices workers.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MRT joint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basic on the contracts. It could not respond efficiency the complex dynamic and both sides lack negotiation systems and arrangement at the same time. Consequ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ountry have to consider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from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both side have to ensure cooperation willing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and to achieve the perfec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rough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of power in the MRT joint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