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以台灣政黨體系重組與憲政體制發展為題，檢證美國政黨重組理論適用於台灣個案的侷限性並試圖發展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概念型模；其次，探討台灣政黨體系變遷對於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方式與過程，並嘗試建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假說。 本文首先批判國內學界在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時，不假思索地沿襲美國政黨重組的理論，實際在方法論上犯下「生態謬誤」的明顯誤植。為了改正理論誤植的現象並滿足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除了引進學者Morgan Pederson的「選舉浮動性」（electoral volatility）的計算公式，重新檢視台灣歷年的選舉資料，並以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與深度訪談法所獲取的第一手資料來支持論文的觀點。本文研究發現指出，台灣在解嚴之後並沒有發生美國學界定義下的「政黨重組」，原因在於「政黨重組」與選民「政黨認同」的轉移有關，而台灣除民進黨選民的政黨認同較穩定外，其它政黨選民之認同穩定性均不高，從選舉浮動性的數值越來越大，可以看出台灣選民在任兩次選舉之間改變對不同政黨的投票支持非常頻繁，而其中以泛藍選民的情況最為明顯。因此，既然尚未形成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也就無所謂政黨認同的「轉移」可言。本文並以「自主性」與「系統化」兩項指標檢視台灣政黨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研究發現台灣主要政黨呈現「個人化」的低度制度化現象以及政黨結盟的高度不確定性，間接得以論證台灣尚未形成「政黨重組」的現象。 不過，「政黨重組」雖未發生，但是台灣的政黨體系確實發生了變化。本文以「政黨新組」、「雙組效應」以及「政黨體系重組」等三個創發的概念描述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特殊現象。所謂「政黨新組」係指台灣新生政黨體系中選民尚未形成穩定的政黨認同，因此選舉浮動性很高，而不同政黨的選民組合經常發生變化的現象；所謂「雙組效應」係指「政黨新組」期間，容易發生舊政黨「解組」與新政黨「重組」（部分重組）的現象，而「解組」與「重組」是來回擺盪在新舊政黨之間，因而並非美國學界「政黨重組」後所形成之長期穩定的權力平衡關係；「政黨體系重組」則指台灣的新生政黨不斷的出現與式微，形成政黨體系類型的不斷轉換。「政黨體系重組」的結果對於憲政體制在選舉制度、政府體制與政府組成三個面向上有明顯的影響。本文以政治菁英的三種角色認知：「引導」、「仁心仁術」與「用法治理」作為主觀條件，以及形塑政黨行為的「選票」、「官職」與「政策」等客觀條件，來分析「政黨體系重組」如何影響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過程。

綜觀中華民國現行國定節日的內容，即使這些節日整體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政治性節日所佔比例過高仍是其特色之一，這是討論到相關問題的輿論和學者每每指出來的。究竟中華民國歷經了怎樣的歷史發展過程，使得其政治性節日相較其他國家來得高？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國定節日的政策一方面攸關社會性時間的作息安排，一方面是官定意識型態的象徵。該政策對日理萬機的統治者而言，在眾多更具實際性、急迫性的政策雖然是「旁若末節」的，即便如此，這些節日、儀式政策仍然是政治的範疇之一，是統治者心態的一種反映，是統治者與治下人民互動的一個觸角，可以從中觀察國家權力如何藉此創造出一個社會共享的政治文化。　 　　廣義上的「國定節日」即指被官方所認定具有紀念或慶祝意義及必要，在節日相關法令規章上明白制定者，範圍上首先可包括官方政策制定的節日即政治性節日，其次是民俗節日，最後則是其他人民團體發起的節日或國際性節日等等。本文分兩大部分探析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主要是以國民黨政權黨國體制時期為主的國定節日。首先是從比較大的角度，以相關法規為主、時代背景為輔觀察民國成立以來，乃至於戰後臺灣的國定節日政策之整體變遷。其次是從既有國定節日體系中，擇要篩選數個較具代表性的節日，並將之歸納為三個面向加以進行較為細瑣的討論，即：1「國定節日中的傳統與文化」，包括：民族掃墓節／清明節、孔子誕辰紀念日等，焦點集中在觀察黨國體制下的統治階層如何在國定節日中選擇性再現國族歷史的傳統與文化，藉由「復興」的自我宣稱，強調該政權之於過去光榮歷史的延續性；2「國定節日中的國民與國家」，有：國慶日、革命先烈紀念日／青年節和臺灣光復節等，主要在討論統治者如何藉國定節日表述與國家、國民的關係，並且勾勒出該政權預設、理想的國家圖像與國民形象；3「國定節日中的偉人與強人」：國父誕辰／逝世紀念日、蔣總統華誕日、先總統　蔣公誕辰／逝世紀念日等，為特定人物打造專屬的慶祝、追憶場域，藉此強調偉人對民族、國家的勳業，將之（或自我）神化成為國民統合的象徵之一，認為這種符號化的結果有助於強人威權、黨國體制的統治。無論是上述三種面向的哪一種，都為統治權力視作有助於統治正當性的宣稱，以及共同體群眾政治認同的形塑。

本研究「魚在水裡哭？-男女性在職進修公務人員多重角色、性別期待及其因應策略」旨在運用角色理論、性別角色理論、男子氣概及父權體制等概念，分析公務人員的生命經驗，以描繪我國公務人員已婚在職進修角色壓力情境、解構我國公務組織性別環境及父權體制歷史系絡滲透情形，並對我國公務人員投入在職進修之角色衝突、兩性身處之性別歷史系絡提出建議，進而呼應性別主流化之趨勢，促進兩性合作之公務文化。 本研究兼採「配額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法，以大台北地區已婚公務人員為研究範圍，選取7位已婚育有子女之女性公務人員及10位已婚育有子女、現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相關規定使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時間在職進修國內公私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之男女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使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蒐集所需資料。 資料分析部分除從角色內壓力、角色間壓力兩面向分析我國公務人員多重角色壓力現況，更利用已婚在職進修男性與已婚在職進修女性、已婚女性與已婚在職進修女性的比較，了解男女性別差異與女性角色數增益對壓力之影響，次從性別差異出發，更深層的處理背後隱藏的性別意涵及性別環境。從男性主不了外、女性主外仍得主內看到女性面對的逆流；再從齊頭式平等看到反齊頭式平等之性別差異對待，我們不只看到女性、也看到男性的痛苦。 結論部分除呼應論文主題「魚在水裡哭」，使用隱喻的方式以水中游魚比喻我國男女公務人員、勾勒我國當代公務組織性別環境外，也提出在職進修公務人員多重角色衝突之因應策略，並針對父權體制歷史系絡下之性別壓迫現象，從個體認知面與制度文化面進行建議。個體認知面認為公務人員不分性別都應該重新檢視自己及父權體制系絡滲入生命的方式，避免「性別盲」，並且重新定義「不可能」、「你應該」，放下傳統性別角色期待加諸於自己的包袱，讓自己的生命充滿更多彈性空間，此外更應該看重自己在歷史系絡對性別環境可以扮演的角色，不自我設限，了解自己的能力與自我實現的方向，並且相信信念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結果，最後，用最大的堅持，一步歩朝自己的夢想邁進；制度文化面則建議應推崇現代人的道德觀，喚醒國人對於道德價值的重新省思，促進兩性的互重互愛，進而達到兩性合作共生的新社會秩序！

中國大陸是世界自然災害發生、災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具有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率高、分佈地域廣、造成損失大等特點，對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造成多方的嚴重破壞與影響。 目前中國大陸的災害管理主要是縱向的災害管理模式，即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主導災害管理，並堅持「政府集體領導、上下分級管理、部門分工負責、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災害管理體制，劃分為國家級減災管理、省級減災管理與地方級（城鄉社區）減災管理等三個層次，凸顯中國災害管理體制出現不少問題，也暴露出中國應急救援工作存在薄弱環節。 因此近年來，中國逐步形成自然災害的管理處置體系，災害危機管理工作也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但2008年發生的雪災、川震，是中國在「SARS」危機結束後，所遇到最為嚴重的危機事件，對中國「統一領導、分級負責、條塊結合、屬地管理」的處置體系，進行一次全面性的檢驗。同時，也對中國政權建設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以及兩岸關係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中國政府在面對自然災害格外謹慎，深怕直接影響其政府形象及認可度。 儘管中國因著災害事件接踵而來，在管理應處上逐步學習改善，但評估中國在2008年自然災害的應對中，災害管理仍落後於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與中共中央的要求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中國未來在應對自然災害管理組織、制度、能力和作為等，還需許多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 Mainland China, having many features of disaster such as various species, high happening frequency, extensive distribution, great damage etc.,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situatio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These features also cause serious destruction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Presently, Mainland China takes the vertical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mode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leads the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and insists forming a system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ing, classifying administration , responsibility divided and giving region the priority.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national,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It reveals many problems in disaster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d exposes insufficient ability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emergency and rescuing sufferer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China gradually forms a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dealing with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kes a certain progress. However the snow disaster and the earthquake of Sichuan, occurred in 2008, were the most serious accidents we ever met in China after the SARS crisis, These contingencies urge China to entirely check the processing system of integrated leading, classified responsibility and possession administration. Simultaneously, these experiences also make a decisive influence to the China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on political affairs, economy, military, societ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us, the China government carefully confro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afraid it influences the image and approve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China gradually learn and improves the measures in dealing with the continued accidents, but assessing that China in 2008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management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so it is still a large gap to conform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for China it is still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perfected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systems, capabilities, and actions etc.

本論文選定十八個民主先進的內閣制國家(佔全世界五十五個內閣制國家的近三成左右)為研究對象，包括英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法國(含第四共和及第五共和)、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盧森堡、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冰島、日本。至於研究時間則限定在一九四五年至二○○○年七月初為止，共計五百六十三次內閣的組成結果。 在方法論上，本論文擷取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取徑。在總體制度層面上，主要是採取「法制的和比較的研究途徑」(legalistic- 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本文探究聯合內閣形成之前的制度安排，包括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之安排，前者界定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互動關係，而後者為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設下法制規範，兩者都間接地影響一個國家政局的穩定性；另外，社會結構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階級、種族、語言、宗教和地域等分歧面向所形成的團體對立，各以政黨為其利益的代言人，進而影響聯合內閣的形成。所以，在從事聯合內閣的比較研究時，實有必要對各國的政府結構、社會結構和選舉制度先行瞭解，以掌握靜態法制面的成因。 本論文還進行動態的統計數據，針對「有效政黨數目」與其他變項(如「不成比例性」、「議題面向數目」、「內閣存活率」、「內閣型態發生率」等)進行統計的迴歸分析，以找出兩種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另外，本文在針對特定主題時(例如選舉制度改革前後的變化時)，採取「小數量比較法」(small-N comparison)的研究策略，例如第五章第四節就是專門以紐西蘭、義大利和日本三國為個案比較的小單位，分析這三個國家在選舉制度改革前後，在平均有效政黨數目、不成比例性以及內閣型態發生頻率上的變化。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交互運作下，女性銀行員在銀行業的僱用管理制度下是否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在勞動過程中的工作處境又是如何 ？經由本文的探討，獲得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 我國現有的銀行經營型態或管理風格大部份受到日本父權文化的影響，承襲 了以「家庭性別分工」為基礎的日本式經營模式，除了造成女性行員過去結 婚後就必須離職外，整個工作場所的制度設計也屬於男性導向，而非性別中 立的。女性行員被分派到父權體制所建構的低貢獻的職位上，使得女性在考 績、薪資、訓練或升遷的機會上不及男性，只有靠著年資慢慢的升遷。由於 父權體制的性別分工，使得銀行業寧可多僱用人力配置容易的男性而少僱用 女性，以減低成本，這也是為何銀行業長久以來一直維持一定的男女僱用比 例的原因。 二、 對銀行業而言，女性被分派的服務性內勤工作，相較於男性的外勤工作，更 能控制其勞動過程，銀行業除了設計一套防弊的作業程序，更為了提高工作 效率與服務品質而引進科技，不斷的改變服務性工作的作業方式，即便是為 了方便客戶而給予櫃台人員些許工作上的相對自主性，但銀行卻能利用電腦 、號碼機、監視器，以及碼表來控制櫃台工作人員的工作速度與品質，以便 在櫃台行員的勞動過程中賺取剩餘的勞動價值，使得從事櫃台工作大多為女 性的銀行員對其生產活動、產品、同僚與自身產生了疏離感。 三、 銀行為了提高服務品質，提供客戶資訊自動化的服務，但卻減少了大多為女 性所從事的櫃台服務性作業量，雖然近年來新銀行的成立，與各家銀行的快 速擴充據點，對於女性櫃台行員的需求並未明顯減少，但近日政府已宣佈停 止核准新銀行的設立，以及未來銀行間相互合併的趨勢，櫃台作業人員的需 求應有減少的可能，而相對的，理財性、開發客戶，以及規劃的人才需求會 增加。但是這些增加需求的工作資格與條件早已被父權體制建構為男性的工 作，女性不易取得這些工作機會，即使銀行內部開放機會讓女性銀行員們選 擇，但是在銀行以性向測驗和面談篩選過的女性行員，大多不自覺的已接受 男性建構的價值觀，對於理財性、開發客戶等有業績壓力的工作不感興趣， 而寧可從事原來的櫃台工作。不過，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學歷越高的女性 行員越能接受銷售導向的工作。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供女性銀行員、政府與銀行業具體的建議及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

本篇論文主要研究的主體為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希望能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許多文獻資料，探討俄羅斯政治發展的背景。並以此背景為基礎，研究當前俄羅斯政治體制變遷的影響因素。另外，本文也將探討在一九九三年俄羅斯新憲法的架構下，俄羅斯各政治權力間的互動和相互關係和探討目前俄羅斯政治體制的運作情形。最後，探討當前俄羅斯政治發展的趨勢與其面臨的困境和解決之道，並試著研析俄羅斯政治體制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 The article's main role i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Russian Federation.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Russian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some approaches and documents,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 influences evolution of present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Besides,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political powers to know present situation of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last part,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know the tendency and dilemma of present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its possi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國民黨在1950-1952年進行黨的改造，改造後的國民黨不旦逐漸形成強人威權體制，更在穩固青年這塊社會基礎的需求下成立救國團。成立後的救國團在表面上是國民黨的外圍青年團體，然而實際上則是由蔣經國主導團務，以貫徹強人的意志。 由於國民黨重視知識青年甚於社會青年，因此成立後的救國團在工作上也較偏重在學校的組訓。1950年代的救國團在工作上主要是透過在校軍訓、寒暑假青年營隊、愛國教育三方面來施行。這三項工作皆是以針對知識青年為主。 於在校軍訓上，蔣經國改變原本國防部的規劃，將軍訓的性質由軍事性的養成預備幹部轉以政治性的組訓高中以上全體學生，以使軍訓能順利與其他團務工作相配合，來達成灌輸愛國教育以及穩定學校的功能。然而軍訓的施行卻不甚順利，在設備、教官等問題以及遭受《自由中國》的批判下，蔣經國遂於1960年放棄軍訓的辦理。 另外在寒暑假青年營隊中，救國團一改組訓全體學生的方式，而是透過開放報名或是自行甄選來選拔優秀知識青年或社會青年加以組訓，希望透過性質以及內容不一的營隊來培養各種專業人才。另外在營隊中則透過愛國教育的共同課程，使救國團所想傳達的意識型態能透過較為娛樂的方式傳播。 救國團的愛國教育除了透過軍訓以及寒暑假營隊實施外，也透過文教宣傳以及大型愛國活動來散佈。這兩項工作的對象主要也是知識青年，然而在動員能力上高中以及大學則有差別。尤其在愛國活動中救國團在高中能透過校長來動員學生，在大專方面則往往是知青黨部的社團代表起頭，顯示救國團在高中較大專有更強的動員能力。

一九八○年代女性小說新浪潮興起時，廖輝英的《油蔴菜籽》曾和李昂的《殺夫》並列為女性小說扛鼎之作，與蓬勃發展的女權運動相互輝映，對臺灣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廖輝英一方面以小說襄贊婦女運動，一方面以散文提出女性主義柔性革命的訴求，推動兩性關係合理化。她的革命主張兼具理性與感性，以理性喚醒女性自覺，以感性寬諒男性在兩性關係巨變期的反動和敵意。她既不鼓吹女性與男性為敵，也不主張擺脫為人母的天職，而是強調兩性和諧互助，與張牙舞爪的激進派女性主義者截然不同。公正持平的態度使她的女權主張更容易被大眾接受，也稍稍化解媒體與學界對女性主義的戒心。 本文探討廖輝英小說體現的女性主義柔性革命訴求，統分為六章。 第一章緒論揭示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範圍。 第二章探討廖輝英的生命歷程與創作生涯。第一節探討原生家庭對其創作的影響，第二節敘述她曲折跌宕的文學路。 第三章分析廖輝英小說暢銷之成因。第一節說明外在因素，包括工商社會的文化需求、女性主義思潮與女性小說大盛、媒體推波助瀾；第二節說明內在因素，即廖輝英自身創作特色，包括寫實反映婚戀問題、別具一格的角色塑造、豐富的社會生活內涵、犀利明暢的語言風格。 第四章分析廖輝英女性意識在小說中的映現，說明她如何解構父權體制、批判婚姻對女性的箝制，並建構了怎樣的新女性典型。 第五章說明廖輝英的女性主義柔性革命訴求，一是兩性關係合理化，包含平權婚姻、職場男女平等；二是鼓勵女性成長，包含經濟獨立、人格獨立。 第六章結論分析她在文壇的評價，並說明其作品的文化意涵及社會價值。

本文係以非西方國家而於短期間內躋入開發國家行列之日本為個例，以其行政體系之 發展過程及現象為研究主題。 為探討階段性發展或不同類型發展之特徵起見，乃參照政治結構之變動，法制建構之 情形及社會經濟發展之進度等因素，區分為五期，分別加以析述。 全文分為七章，前後二章係緒論及結論，第二至第六章即按期論析，凡三十餘萬言。 各章要旨如次。 第一章分為三節，臚陳本文研究之意義及動機，闡釋行政發展與變動、現代化、成長 及發展行政之區別，並與政治發展之關係，提出個人試擬之界說。嗣即提出研究之範 圍及分析架構等，明示本文研究之準繩。 第二章係以現代化準備期為對象，始於明治維新，迄於一八八五年創立內閣制為止。 第三章係以立憲君主政治及法制確立期為對象，始於內閣制成立，終於一九三一年進 入戰時體制前夕。 第四章係以戰時體制之動員期為對象，在維持原憲法體制下，以特別法規配合戰時需 要。 第五章係以占領期的對象，此一階段，在盟總管理下改革政治行政體系。 第六章係以自主期行政體系之發展及運行為對象，本期整個行政體系之內容，植根於 占領期建立之架構，惟為匡正前期在外力改革下矯枉過正之缺陷，並配全科學管理技 術之進步、經濟之高度成長、社會結構之急遽變化及民主意識之滋長，再度引起行政 體系之修正，以提高體系之適應能力。 第七章結語，係依據行政發展論所關心之問題，綜述影響日本行政發展過程之動因， 及其結構功能調整之現象，並於檢討發展階段之後，歸納為國家興建型、體系完成型 、外力改造型、發展型及戰時變則型之各種徵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