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活動的藝術屬性深深由尼采哲學所重新揭示，在此之前，體現該觀點的是古希臘人，於其生活中，感性與理性、個體與群體以及人與大自然係彼此協調，美乃遍佈各項舉措；到了文藝復興，注重身心和諧及全人發展之人文主義再度開顯教育與藝術的親緣關係，同時影響許多教育家立論。秉承古希臘和文藝復興精神，尼采認為徒恃理性、講求規制化的啟蒙教育實為該藝術之淪喪，因這種教育雖滿足充分控約事物的需要，也造成人性失衡與分裂。有鑑於此，根植情感並著重突破法則之藝術性教育頓成其鮮明立場。第二章（教育的誕生）一開始即陳述尼采對現代教育的不滿處，例如高抬知識卻戕害本能，使人產生理性╱感性分裂等等；歸結出尼采『將現代人從現代性的詛咒中釋放出來』，以期恢復人的力與美主張後，接著介紹他從希臘文化發現之兩股動力——代表大自然創生本能的酒神及代表節制、均衡之德的日神；追求有力本能的美之表達，或者說酒神與日神共同形成的意志，便是教育參贊大自然造化之功的藝術性格顯露。而人和文化所擁有之品味、風格，乃美在教育上的具體展現。由於良好教師為施展教育藝術之首要條件，第三章（作為文化建樹者的教育家）遂探討教師角色，於尼采眼裡，教師既是人的形塑者，亦為文化的引領者，人需要偉大教師——教育家，才能展現力與美、達成文化使命。教育家之鮮明標誌，莫過飽含動能的藝術靈魂，他有雙轉化事物的纖巧細手，是自身力量豐盈的創造者和施與者；生命和存在於其藝術地思考下成為美的圖畫，並替人類未來揭示遠景；他更深明愛的藝術，從提高人類素質中使世間獲得救贖。教育家還擅長經營師生關係，將其提昇為指揮藝術、溝通藝術和贈與藝術。但從事藝術創造，瞭解材質誠屬重要，故第四章（人性、極其的人性）論述教育活動據以奠基的人性，有關人性為何的問題，『理性主體』可謂啟蒙運動之最佳宣言，此般人性看待方式除用思維界定自我、強調穩定的自我同一性外，壓抑欲望情感又為其特徵。尼采則返回自然，改賦熱情、欲望予生命原動力的首要位階，聲言人性是各種欲力充斥流動的生命形態，教育須適切引導諸多本能，凝聚成強大的『求力意志』，這股意志也是追求創造的力量，寓存身體，人之身體遂極富藝術性，不斷創新文化價值；出自身體，人的藝術性，尚由『精神三變』所鋪陳。審視人性後，第五章（超人如是說）處理欲對其改造之教育目的，人會變成何種模樣涉及多項複雜因素，有些似乎可做抉擇，有些似乎無法抗拒，設立目標凸顯人不甘受命運擺佈，希冀無盡可能地自我創造。『超人』理想的提出，誠屬尼采此番作為；尤有甚者，他更依力的強弱多寡區分人之類型，與超人美好型態構成強烈對照的為『末流之人』，『酒神人格』與『基督教人格』係另一劃分方式。是否願意迎接橫逆、承擔痛苦，乃測度力量強弱之試金石。至於自我和他人的交往，尼采仍考量力之升降藝術性地措置。擁有理想尚不充分，須提供達成之實質條件，所以第六章（文教的價值內涵）討論蘊含價值的教育內容，尼采認為，能促進力之增長、給生命帶來蓬勃朝氣即價值和美之所在，倘若踐踏人性，文教內涵便頓失意義。各項教育□，培養健全情感是他的首要訴求，倡導力量豐盈且賦予事物光輝形式之狂醉情態。談到知識，主張語文、歷史、哲學的傳授不可離開生活經驗，如此方可得享真正悅樂。關於倫理教育，他疾呼釋放非善非惡又可善可惡的自然本能，進而發展個性和自我立法。針對充滿痛苦的人生，尼采從希臘悲劇汲取智慧，以『永恆復歸』之壯闊情態超克悲苦。除了實質內涵，履行方法亦不可或缺，第七章（創造價值的文教策略）乃探究有助價值創造的策略，相較側重思辯之辯證法，尼采運用的教育策略格外具藝術氣息，包括學習如何看、聽、感受周遭環境，體會事物多面性，形成裨益生命的『視角』。妥為承襲、增生、調節能量，並減少消耗，使身體有限能量在紀律整飭下發揮最大效益。追溯價值概念的產生、流傳和演變，從揭露該過程介入之意義轉變力量替未來繪製新顏。採取距離，用懷疑、批判的態度瓦解價值立說基礎，求能獲得解放，敲響文化先聲。視提昇生命與否，更改既定價值間之排列順序，或者自為立法，創建嶄新價值。第八章（教育機制的未來）申論結合教師、學生、目的、內涵、策略各項目之教育制度，學校為文化之播種處，欲結成文化碩果，應謹慎篩選學生、施加必要規範，好孕育文化菁英；教師和學生間存在著『精神階級』，彼此講求主從次序。紀律嚴明、井然有序的學校，才是尼采心儀之美的機制。不僅如此，社會的和諧運作有賴按人格、智慧、才能劃分的『等級秩序』，高低等級間的『命令—服從』關係與各本能配合凝聚之『藝術身體』原則一貫。但本能更常相互競逐，透過人我競逐兼顧個人提昇及群體利益，便為促進文化之良美政體。 這個研究試圖藉尼采思想闡釋超乎科學駕馭範圍、介於可言說與不可言說的教育本質——藝術，其有別於審美教育或特就教育中之美學要素所做的論述，因後兩者僅將藝術當成教育之一部分來看待。

本論文研究目的，乃探討當前中共如何改革高等教育，以配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四 化」建設）之政策。全文分為一冊，六章（另緒論），約十二萬餘言，各章大要如下 ： 緒論：介紹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 第一章：「四化」建設與高等教育改革。從現代化與高等教育之關係，探討當前中共 高等教育之改革政策。 第二章：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之改革。探討中共教育行政機關及其職權演變，進而了解 最近高等教育行政之改革重點。 第三章：全日制高等教育之改革。由中共正規高等教育領導與人事體制改革、招生與 分配之現況分析，提出上海交通大學改革之實例，作為概況之說明。 第四章：業餘高等教育之改革。探討非正規高等教育在當前之作用及其改革特色與種 類。 第五章：評估。評估上述改革所遭到之困難，及其實施效果。 結論：中共高等教育改革之成效將受到「四個堅持」之限制以及對我方教育之啟示。

七等生或許可稱為戰後台灣文學史上最孤獨的行者。他像個長期處於青春期的反叛青年，堅守個人的文學信仰，期待能保有個人的「殊異之性」。長達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外在的批評、讚賞或冷落，都無法干擾七等生的創作，他不斷地以現代主義的精神創作小說，不斷地在文本中探索真實生命的意義。 　　這篇論文的第二章、第三章，主要討論七等生與現代主義的關係。六○、七○年代，台灣文壇在受現代主義的同時，也存在著抗拒現代主義的力量。本論文將對於七等生正負兩極化的評價，置放在這個矛盾的歷史脈絡中來討論，期待能釐清七等生作品之所以引發爭議的原因及爭議的焦點。 　　七等生三十多年的創作中，小說形式雖然不斷地在改變，但是他小說中的主題意識卻是不變的。「真實生命」的追求，一直是七等生小說中所關注的焦點。因此，這篇論文從主題意識出發，分別從「存在」與「欲望」探索七等生小說中的內在思維，而這兩大主題其實都是七等生對「真實生命」意義的探索。 　　在「存在」書寫方面。七等生在小說中突顯出個人存在價值受到「不合理的社會規範」、「高壓的政治體制」、「都市化、工業化」及「僵化教育」的扭曲，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在這個困境中，七等生筆下的人物不斷地追求理想，卻又失落理想，他們緬懷過去，難以適應現代化的腳步，在錯亂的時空中漂泊，隱遁似乎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但隱遁並不能解決問題。爾後，七等生在文本中，以「自我理性」的辨證，重新塑造一種思想性的哲學英雄，不論是擦骨的老頭、弱智的女子、酒店的樂師或是沙河彼岸的隱遁者，他們透過對生命的認真、對藝術的執著、對哲學的思索，都是對生命價值的肯定。 　　在「欲望」書寫方面。七等生小說中明顯帶有伊底帕期情結，對母親的依戀使得他小說中人物傾慕的對象，總帶有母親的原型。對父親的排斥，其實也是他對外在威權社會的抗拒。而七等生在書寫欲望時，著重討論的「被壓抑」的欲望，他抗拒那些只臣服道德規範、法律制度下空洞的婚姻形式。他在文本中對「理想戀人」永不停止的追求，正是他對個人理想性世界，永不止息的追求。 　　由這兩大中心主題切入，理解七等生在文本中所傳達的主題意識，再來觀看七等生那些看似怪異的敘事方式，也就更能明白這位「文壇怪傑」書寫時的用心。

本論文旨在以「作者論」來觀察導演蔡明亮作品，進而發現其電影中所隱含的「現代性」。在進入導演所經營的電影場域之前，先行從文獻中了解現代性起源與特質，由於現代性經驗範圍十分廣泛，為免後續分析過於零散，在此將現代性經驗侷限於現代化後對於「環境」、「時空」、「人際關係」、「家庭倫理」、「個人情欲」等影響。 緊接著現代性經驗與特質之後，再從現代主義等文藝活動，說明「現代性」與現代主義電影關係，並思考蔡明亮作品在台灣現代主義所處版圖位置。從現代性起源，現代主義、一直到現代主義電影，論文主體建構在社會學基礎上，並旁及當代現代性文藝創作。 理論基礎確立後，旋進入以「作者論」為主的論述。在蔡明亮成長過程中，馬來西亞故鄉生長經驗與台北異鄉漂泊經驗均對其作品產生某種程度影響，而他大學時期的劇場演出更預示日後創作；了解導演個人的生平事略後，再回歸電影文本，從「環境」、「時空」、「人際關係」、「家庭倫理」、「個人情欲」等之前探討的現代性議題著手，從中探討蔡明亮電影中隱含的現代性議題。 在「環境」、「時空」兩節中發現，在蔡明亮影片中不時出現劇中人以「漫遊」穿梭過城市，而這□的城市也如同黑色電影般呈現出陰鬱不明。兩者互相搭配下，漫遊者在漫遊間讓己身與城市脫軌，在「不存在」中進而感受到城市的存在，而這樣的存在又建立在蔡明亮以燈光、聲音、影像所建立的陰鬱城市。 「人際關係」、「家庭倫理」、「個人情欲」等後續分析，觀察到其作品中三者關係密切，個人情欲的壓抑與人際疏離有關，而這一切卻又和家庭變革不可分離，交互影響下進而呈現出現代人面臨無助與寂寞。 研究結果發現，自《青少年哪吒》（Rebels of the Neon God）以來，蔡明亮的作品，外在時空總是支離破碎；而在內在的情感表達上，家庭內部則是充滿紛爭、人與人之間無法真正溝通，而藉著多元的情欲表達，更呈現出個人存在的荒謬。 而在電影語言上則可歸納敘事薄弱（poor narrate）、不重視電影配樂及強調長鏡頭跟拍（long shot）等特點，綜合以上種種特質。他電影呈現類似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等現代主義電影風格，更表現出急速現代化下，人與人之間無助的疏離感。 /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survey the films directed by Ming-Liang Ts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eur theory, and to explore the modernity concealed in the films. The research will introduce the auteur theory first in the first chapter. Before entering the discussion on Tsai’s films, the second chapter will examine the origin and specialties of the modernity from the literatures. To avoid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s being too fragmentary, the experiences of the modernity in this paper are emphasiz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 environment”, “time and spa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he family ethics”, and “the private sex”. Next, the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modernism film with modernism and other art activities, and tries to locate Ming-Liang Tsai’s films on the domain of modernism. The explanation is based on the sociology theory, modernity literature and art activities, stretching from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ity, the modernism, to the modernism films. The third chapter will focus on Tsai’s growing-up in Malaysia and most of the adulthood in Taipei. The special experience has exerted some degree of influences on his films. Tsai’s participation in theater performance in college also helps his later creative works. With these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rector,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context of Tsai’s films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odernity in his films from the points of “the environment “, “time and spa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he family ethics”, and “the private sex” respectively. In analys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ime and space” in Tsai’s films, the characters are found to wander all the time through the city as gloomy as in film noir. Such a wandering makes these characters deviate from the city and further aware of the city – a typical Tsai’s city that is designated to be so dim and depressing by stage light, sound and images.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analyze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he family ethics”, and “the private sex” in Tsai’s films – It starts with the relevance of the alienation from the society and the depression of the private sex. Such relevance can in turn be attributed to the reform of modern household. – With these interactive elements, Ming-Ling Tsai expresses the helpless and loneliness of modern people.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research has a summary about Tsai’s works. Most of his films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an external appearance of incoherent time lines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s and an internal expression of struggles inside the family as well as failures of the connection to other people since the movie “Rebels of the Neon God”. Moreover, the complicated sensual encounters running through the movies demonstrate the absurdity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n addition, poor narrations, an ignorance of incidental music and an emphasis of long shots can be seen as a common language employed in his movi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elements in his movies manifests a modernist style like those films directed by Michelangelo Antonioni and further displays the desperate alienation between people in the speeding modernization.

韓少功是八０年代崛起的知青小說作家、尋根文學先鋒，於西方文學對大陸文壇浸漬漸廣背景下，明確提出關注本土文化、文學傳統的理念。這樣的思考路數以更複雜的呈現方式貫穿於他「後新時期」的創作裡，且表現在他的「打破文體」嘗試中。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為何以韓少功「後新時期（一九八九年起）」的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選擇「後新時期」作為概要的研究時間範圍，是因從八0年代末尾開始的「後新時期」無論在文學或政治上，都開始了一連串重要的轉變，韓少功亦明顯意識到文學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相應的創作實踐。 　　論文第二章全面探討韓少功研究中罕為人系統論述的散文創作，韓少功「後新時期」以來減少中短篇小說的創作而轉向更多「散文」創作，乃和九０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論爭」及後期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對他的思想刺激密切相關，散文中的重要主題皆意在回應論爭中的焦點概念。 　　論文第三章分析「後新時期」韓少功雖減產但仍傾注關懷的中短篇小說。這些文本中無論是對文革創傷或革命化記憶、知識份子啟蒙角色或知識菁英醜態，都以諧謔反諷風格淋漓解剖，但一代人的理想消失與沉痛恆在隱然其間。 　　論文第四章析論《馬橋詞典》如何以傳統文學中「筆記」形式結構小說，用以呈現駁雜紛繁的民間生活，顛覆以往文藝政策對「真實」的規範。此外，析述文本如何以對「小說語言」重要性的強調取代對小說思想標準的強調，融古漢語、方言、歐化普通白話、大眾化政治話語於一爐以進行思考，借此思考漢語如何現代化、並達到抵抗西方文藝主導權的意圖。 　　第五章分析長篇小說《暗示》裡如何對文革經典象符、現代化媒象進行解讀，以瓦解革命意識形態及進步主義迷思。其次，析論《暗示》如何仿擬九０年代盛行於大陸的「文化研究」策略，由此形構出《暗示》擷取文化象符以進行拆解的文本結構特色。 　　第六章探討長篇散文《山南水北》如何承《馬橋詞典》的「筆記」實錄風格，記錄遷居湖南八溪鄉後鄉土生活種種，其次，探討文本如何對比城鄉生存處境、又如何重新觀照傳統文化、展現與大自然對話的意圖，以此與中國的鄉土文學傳統及當代鄉土寫作對話。

組織文化觀點是組織理論中對組織的一種新的思考方式，主要是因因反抗傳統結構或系統學派組織理論而產生。但許多組織文化文獻又落入傳統「技術旨趣」以及將文化視為「變項」的思考方式，使得組織文化觀點變得了無新意。因此在本論文中，首先將文化定義為一種隱喻的方式，即認為「組織就是文化」，而不僅是為了管理或控制方便，或為了提高生產力、增加承諾感等因素而控制的變項。同時認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種「質的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因此文化研究必須依循質的研究系絡來進行，進入現場，感同身受，建立個例式的研究成果，而非如量化研究般的通則建立，因為那無法了解組織文化的全貌。 　　其後本論文提出整合性、分化性、斷裂性的組織文化觀點，並將整合性與分化性觀點置於現代性系絡下，斷裂性觀點則置於後現代性系絡下加以思考，企圖產生一種組織文化的新思維。現代性系絡強調的是整體性的訴求，理性的運用，並企圖建立後設理論以統攝其研究領域，整合性觀點強調文化的整體性、一致性、清晰性與共享性；分化性觀點則強調次文化團體共識與文化的不一致性，分化性觀點是對比整合性觀點而產生的，雖然已有後現代性的轉向，但仍將其列入現代性思考中。斷裂性觀點則強調模糊性，認為這才是組織文化的本質，並以分延、解構、擬象等後現代語彙來詮釋組織文化的內涵，反對共識的建立，強調對差異的尊重與模糊性思考方式，使組織文化一詞產生新的詮釋。 　　結論中除針對本論文中強調的重點再加以闡釋外，亦認為組織文化對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上而言，是一種「意義的追尋」，透過此種體認，使組織成員對組織生活與自身(self)之存在有新的體認。

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

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海軍展開了現代化工程。美國無疑是亞太地區安全的關鍵性角色，由於中美兩國存在戰略上的衝突，美國藉由駐軍、美日安保形成對中共的圍堵，其中美國海軍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中共海軍現代不乏對此一戰略態勢的回應。綜觀目前中共海軍的現代化發展，將使中共擁有「局部制海權」與「有效核嚇阻」的能力，提高美國介入東亞局勢的風險。對美國的影響包含兩個層面：其一，美國在東亞地區領導與影響能力將會縮小；其二，美國的軍事戰略優勢將受到挑戰。

不論就詩學研究或詩之創作來看，詩學理論，皆可謂居於重要的樞紐地位；進而言之，作為研究對象的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更可說是臺灣當代詩學理論之先行者，本就擁有值得學者深入鑽研、多方思索的重要價值——故此，對於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在詩學理論方面所留下的諸般成果進行深究與細思，就臺灣當代詩論的整體面貌而言，實有廓清源頭、釐清基調的深刻意義。 而之所以選擇「象徵」與「現代」作為研究開展的雙主軸，乃是因為此二關鍵詞彙本來就是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之詩論內容的交集與重心；換個角度來看， 若證諸歷史之客觀現實，則可發現不論是「象徵」或「現代」，其在語義使用上的共同表現，大致上皆包含了學術思想之特定主義（例如西方文藝思想理論中出現於浪漫主義之後的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現實詩壇之具體派別（像是19世紀的法國象徵派與20世紀的中國現代派）以及詩學理論之普遍概念等常見類型；而就本文之研究目標來看，作為詩學重要概念的「象徵」與「現代」，方是筆者最為關切的焦點所在。 具體而言，紀弦、覃子豪、林亨泰三人在建構詩學理論時所提及的作為詩學普遍概念使用之象徵，與詩之結構型態、功能用途，以及詩之創作方法、閱讀方法與批評方法等詩論重要範疇，皆關係密切——簡言之，不論是詩本體之結構形塑、詩功用之順利發揮、詩創作之全面開展、詩閱讀之無礙得意，以及詩批評之價值呈顯，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皆一致認為，其中所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便是所謂的象徵。 所不同的是，或因個人特質之差異，或因現實處境之不同，紀弦等三人在開展其象徵詩論時，各有其側重之特點：例如，對於紀弦來說，如何透過具有可感形象特質之情緒與現實，將詩之本體順利象徵而成，乃是其象徵詩論中用力最深之關鍵；而對覃子豪來說，不論是將詩中具體形象之塑造過程加以細剖祥分，提出由外到內、主客交融與添意於象之三階段說法，以及接著探討詩中具象與抽象之意、三類美感和語言文字之間的關係，在在皆顯示出其對詩創作論與象徵之密切關心；至於在林亨泰的象徵詩論中，除了同樣兼顧紀弦與覃子豪所提及的各項詩之理論外，其對象徵一詞所具備之內涵意蘊，可謂闡釋週全：簡言之，透過對於西方學術理論的思辨、中國三○年代具體詩作的分析與詩學範疇之創作議題的審慎探索，林亨泰提出所謂的象徵既曾被視為象徵主義之根本性質，又能作為詩作韻味之產生關鍵，還可詮解成由實到虛的想像飛躍——此，亦為影響林亨泰在開展各式象徵詩論時所依憑的根本軸線。 至於在紀弦、覃子豪和林亨泰之詩學理論中與現代相關的部分，亦即針對所謂現代詩而專門提出的各式詩論中，最重要便是對新之概念的全力看重：簡言之，不論是在本體之範疇，亦或是創作之方法，紀弦等三人皆共同認為，新穎獨創，便是現代詩所最須具備的主要特質；此外，對於詩中各式可感之意象來說，亦為紀弦等三人眼中，在開展現代詩之本體論與方法論時，皆須格外留心之處——因為，意象不僅是現代詩組成元素中具有核心價值的一類，更是詩本體結構得以相互連結的重要樞紐，且亦在詩之創作過程中，肩負了使各式抽象元素能夠被順利表現的艱鉅任務。 換個層面來看，除了新穎獨創之高舉，以及對意象之重視，可說是同時籠罩詩之創作方法與本體層面的重要特性外，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對於現代詩亦提出了其他值得我們反覆省思的詩論觀點：例如，在現代詩之本體層面，紀弦等三人除了看重創新與意象之外，同時亦不斷呼籲對於詩之內在層面應抱持絕對的重視，並亦相當強調現代詩中審美感受的存在，對其總體性質、細部類別與基礎根源皆作出了詳盡的探討；至於，在現代詩之創作方法範疇來說，除了前述所提及的堅持創新與注重意象外，對於物我交融的週全闡釋，亦可說是紀弦等三人現代詩論中無法忽視的寶貴意見。 總的來說，通過以上的各式討論，當可推知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之詩學理論，在內容上可說展現出大同而小異的整體特色——詳言之，儘管對於詩中所蘊涵的音樂元素、感性之情與理性之思，紀弦等三人因各自有其獨特之堅持，故而在意見上無法形成統一；但是，除此之外，不論是對由實到虛之象徵關係與詩之結構型態、功能用途、創作方法、閱讀方法與批評方法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現代詩與新穎獨創、強調意象、重視內在、講究美感與物我交融等重要概念之間的彼此聯繫，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皆表現出了十分協調且得以相互融通的類似觀念。 更重要的是，在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的詩學理論體系中，所謂的由實到虛之象徵關係，以及兼具創新等五項特點的現代概念，不論是從西方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之前後脈絡，又或者是從西方文藝思潮與現代詩之本體概念的交集聯繫來看，對紀弦等三人來說，詩學層面中的象徵與現代，本就是能夠相互交融、彼此貫通的重要詩學觀念。換個角度來看，在創建一己之詩學理論時，能夠將象徵與現代所蘊涵的各式特性，順利無礙地與詩學理論中各式重要論題充分結合，當可作為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在詩學理論方面確實樹立起值得研究者不斷探索之重要成就的最好證明。

層級政府間的財政關係，並非靜態不變的結構，而是動態演化的結果。需隨外在經濟 社會發展與政治組織結構變化，作適當的調整。在這種動態過程中，財政學者發現在 大多數的國家，政府收支的發展型態呈現「財政集權化」(Fiscal centralization ) 的傾向。其主要意義, 乃表示在不同層級政府間之職能分配, 有自然集中於上級政府 的情形, 如中央或省。 長期而言, 主要影響因素為工業化與現代化帶來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遽烈改變。如交 通運輸設施的改進, 效能高的大眾傳播系統與個人所得水準的提高。其影響所及, 除 了提高經濟個體的移動性, 使得公共財貨和勞務的利益及成本的分攤範圍擴大, 區域 間的外部效果增加外, 並且導致要求減少區域間的公共財貨和勞務享受水準的差異。 進而使得中央政府之租稅課徵權相對增加, 提高政府間補助金的重要性。除此之外, 技術進步所致的生產規模, 亦使中央政府能夠較有效率的提供公共財貨與勞務。 財政集權化的分析, 並非否定地方財政自主功能, 亦非僅是強調中央財政權力的擴張 。主要目的在凸顯層級政府間的財政權限分配, 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 產生質的 轉變。即由傳統的「互相協調」, 演變為「互相合作」。亦即同職權可以截然劃分的 上下分層關係, 轉為難以截然劃分, 必須共同合作, 如大理石般的垂直分層的財政權 限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