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勞資關係體系自80年代起，即受到全球化、歐洲區域整合與全球科技產業市場變遷的影響，致使德國整體勞資關係體係呈現逐漸衰退的趨勢。然而在此整體發展趨勢之下，德國內部卻同時存在德東、西勞資關係體系分歧化發展。為了解析德東的異常發展現象，本文採用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論為研究途徑，分別以制度、組織、次級團體三個層次的分析架構，檢視德國勞資關係體系於德東運作的問題所在。 本文研究發現，造成德東勞資關係體系異常化發展的主因有二。一，東德勞動社會文化的遺緒。東德為採行中央計畫經濟、黨國極權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並沒有獨立自主的勞資利益團體存在，致使東德勞動社會行為者對於集體協商制度缺乏信任感，並且社會實存的勞資協商也因而轉為內在化，呈現出一種公司內非正式的團體統合主義。二，兩德統一下東德激進經濟轉型。兩德經濟制度統一與勞動社會整合皆是採取一種由西德主導的家父長主義式轉型策略。是故，在此情況下，德東勞動社會行為者在統一後面對的是全然陌生的新制度與新組織，並且在東西德勞動社會文化相異的前提下，統一後德東勞動社會行為者對於勞資關係體系因而產生異化的現象。 另外，本文藉由對於德東金屬、電子工業統一至今勞資關係發展的觀察，指出統一後德東不僅無法融入勞資關係體系的運作之中，甚至成為體制內不穩定因素。德國勞資關係體系運作的特色在於，它為一種包含制度制約與社會自主的治理模式，因而制度、組織、次級團體行為者三者彼此是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德西在未考量東德勞動社會文化下，貿然執行勞資關係體系的移植，此舉不僅造成德東勞動社會的失序，也間接撼動了德國整體勞資關係體的穩定。

從七０年代到現在，學生軍訓總是在許多教育問題中成為備受爭論的議題，它給予部分人士黨國不分、意識形態包袱的主觀成見，即使在台灣已邁向民主鞏固的此刻，仍未能還其文武合一的真實面貌！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急迫性，特別在台灣地區完成政黨輪替的民主化進程中，格外顯著。國防通識教育（國防教育）在協助青少年認清局勢，瞭解軍事武備的國防共識上有正面積極的作用。民主化的可貴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文武關係的發展趨勢，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武力威脅。 本文以東西方文武關係理論－－文武合一為架構,闡明學生軍訓的演變歷程，並探究其所遭遇的挑戰，包括意識形態、法令不明確以及中共強化學生軍訓等因素。作者嘗試將蛻變後的學生軍訓定位為「國家安全與學生校園安全」經世致用科學（廣義的軍事社會學），也提出一些革新、精進的建言，讓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真正落實在普及化的國防通識教育之中。 / Since 1970,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among education problems. It gives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in ideology so that the reality that it’s the combination of civil and military can’t be revealed, even at this moment when Taiwan is right on the way to the consolidated democracy. National security are most important and urgent,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take-over of political parties here in Taiwan. Therefore,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plays an a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teenagers make out the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 armaments and military provisions. In addition, the value of democratization enables us to re-examine th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eal with the possible menace by force.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worldwide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 the combination of civil and military, clarifying the processes of changes in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nd exploring the elements in challenges it encounters, including ideology, vague regulation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by Mainland China. Also, it is the first article that names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s military sociology for national and campus security,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What’s more, it offers advice 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 and progres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national security to be really carried out in univers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台灣自民國五十年代開始進入都市化，都市勞力需求大量增加，鄉村人口大量擁入都市，原住民亦紛紛的遷往都市尋求機會，成為都市最基層的勞力貢獻，隨著時空的轉變，原住民的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經濟地位並沒有顯著的改變，更可時常在都市空間上，發現屬於都市原住民特有的違建聚落，這樣的明顯印記，也反應了都市原住民對於都市之中居住問題解決的無奈與無力。 本研究首先以推拉理論的觀點分析都市原住民遷移至都市之原因，並從都市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基礎，分析及瞭解都市原住民之居住問題，以及居住問題的發生原因，以便從歷史背景、社會結構、經濟層面中釐清都市原住民之居住問題。其次，運用問卷調查與訪談方式探求都市原住民對於居住上的偏好及需求，最後則運用公平性、效率性、回應性、效能性與適當性等指標來檢討政府相關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與方案，分析是否尚有改進之空間及能否實際回應都市原住民居住上之需求，並據此提出都市原住民未來之住宅政策方向，以供日後相關研究之參考。 經由上述之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本研究獲致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都市原住民的遷移原因方面，原住民受到都市拉力與原鄉推力之影響，本研究認為隨時空轉變，近來原住民的遷移受都市拉力影響較大。都市拉力方面，以都市就業、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及生活便利較吸引原住民。原鄉推力方面，則以原鄉就業、謀生不易等具較大的影響。 二、在都市原住民居住問題方面，可從下列幾個面向說明 (一)經濟面向 山地社會在光復後並無法面臨平地經濟之衝擊，原鄉經濟環境欠佳，使原住民紛紛遷至都市地區，不過由於上述歷史背景及原住民之就業結構，使原住民在經濟上無力面對都市居住成本，而導致嚴重之居住問題。 (二)社會面向 從都市社會學來看，都市原住民的空間分佈逐漸向都市外圍集中並有隔離的傾向，而都市原住民由於其特殊的人口組成、家庭因素、社會階級及文化價值，常容易在居住上需要同族群的親友給予慰藉與照顧，而漢人異樣的眼光亦使得原住民在居住上容易與大社會產生隔離的現象，而寧願選擇搭蓋違建與同族的朋友共同居住，形成空間上的居住情況。 (三)綜合面向 在面臨經濟上的居住困境及社會文化上的適應問題後，部分的都市原住民選擇於都市外圍地區搭蓋違建，過去的都市外圍地區常可看到這種在空間上的明顯印記，而違建社區常常是衛生及安全堪慮，都市原住民在面臨高昂的居住成本及陌生的都市環境，常無奈的再次發生上述的現象，值得注意。 三、在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方面，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應站在原住民政策、國家整體住宅政策及社會福利政策的立場來考量，故應將原住民或是都市原住民視為一需要在住宅政策上扶植之特殊團體，並建立其補貼及引導之機制，使都市原住民在遷移都市之後皆能「住者有屋住」，而在一定時間之後，促使其自立以達成「住者有屋住」之目標。

本研究以台灣和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例，探討新興工業國家科技產業組織之形成與發展。在有系統地整理過相關文獻之後，本研究採取「社會資本」的概念進行分析。此一概念得將發展與組織社會學之不同觀點作適當的連結。唯在科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相互交錯的不同競爭場域，而各場域內有特定的資本形式，均得作為生產之投入，足以影響組織之形貌。本研究基於對新興工業國家之經濟社會發展與產業技術成長之不同階段所作之觀察，認為分屬於社會場域與技術場域的三種「社會資本」形式，對於產業組織之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效果。 在實證分析方面，本研究以先進國家在半導體產業之發展歷程為背景，再進一步透過豐富的實證資料，論證台灣和韓國有關社會場域與技術場域之不同演變過程。在社會場域方面，台灣的技術官僚與產業聚落分別在不同時期提供半導體產業組織存續之所需，而韓國的財閥經濟自始即為產業生存的原動力。在技術場域方面，台灣和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組織都發展極為理性化的型態，並形成建構全球事業網絡之基礎。 透過對台灣和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實證分析，本研究發現，第一類社會資本在建構產業基礎，迅速提昇技術能力上，具有相當之功效；第二類社會資本具有輔助性，其形成與投入是延續產業組織生命之必要條件；第三類社會資本則是進一步提升組織績效，使組織得以接續全球化發展，繼而進入核心位置。 /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in newly-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and particularly,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and Korea.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is considered as result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various fields (champs), in each of which specific capitals are provided as input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We define therefore thre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s” in two separated fields, social field and technology field, respectively, as tools of analysis. The dynamics of these social capitals is supposed to be critic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llow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capitals, the research is empirically carried out by analysis of secondary materials abou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social field, we found that the techno-bureaucracy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played sequentiall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whereas the chaebol economy, which was once the initial condition, dominates all the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Korea. Both Taiwanese and Korean semiconductor firms, however, developed into a ra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m recently. Therefore, in the expanding technology field, rational networks between these firms and other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have been established.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dissertation that a social capital of the first form has perfect functions in transgressing a technological barrier and for establishing a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a social capital of the second form has a supportive function, which provides sustaining resources for an organization; and a social capital of the third form enfor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 organiz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organization to the global stage, and becoming a core player of the industry in the world.

醫學在當代受到社會科學的青睞，一般被認為是自1980年來，學術潮流中社會科學對所謂「人的科學」的省思和再出發，包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等都有新的研究取向，而醫學社會學亦屬於這一潮流，並特別是受到傅科對現代醫學的研究和貢獻的影響。(D. Lupton, 1994:5-6)。本篇論文屬於這新興的醫學社會學思潮中批判性的觀點，主要是在古典社會學的社會變遷理論中，尋找「傅科吊詭」(the Focault paradox)的問題意識的位置。 　　在第一章中，除了回顧和整理醫學社會學的發展和脈絡外，主要的工作還是回應八零年代之後對醫學社會學重返社會學的呼籲，建議將醫學社會學回歸到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地位。以此，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析計畫，也就是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性的」(social)以及「社會的」(Societal)分析層級，討論醫學和社會變遷的問題。也就是將健康(Health)視為一種救贖財，放在西方社會宗教世俗化的過程中來看待醫學的發展；以及將健康作為一種財富(Wealth)的形式，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中的分析策略。 　　第二章，論述現代醫學的社會歷程，主要將健康作為救贖財放進「以社會道德、倫理和價值為核心的宗教社會學」中來討論。主要是將醫學放在理性化的洪流中來看待，以及醫學作為新的道德控制機構的過程，在本章中我們討論了韋伯(Weber)理性化的牢籠、以及傅科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凝視以及帕森思(Parsons)對美國醫療體系成為重要的價值系統的分析，並在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討論醫學的社會歷程。 　　第三章，採用「將健康作為財富形式的分析路徑」，在這章中我們比較了馬克思和盧梭等兩種對健康和財富的辯證典範。也就是在民主的進程中和資本的積累的歷史趨勢裡，詢問醫學如何來到我們的生活，在本章中除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還討論了美國式民主和醫療社會學的關係。 　　在第四章中我們檢討將醫學社會學作為一般理論的侷限，並以傅科吊詭－也就是公民權的擴張和國家的限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變遷中的未來趨勢作總結。 　　最後，本篇論文還附錄一篇現代醫學在臺灣的發展，以十九世紀末的防疫和抗爭事件為例，往國家意識和認同的過程中，討論民族的身體和國家的身體的抗衡。

本文研究臺灣地區的族群居住隔離，以1956年至1990年間四次戶口普查報告資料為主，分析臺灣地區中四個族群（外省人、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及原住民）於1956年及1966年兩次戶口普查報告資料中的居住隔離狀況。以及兩個族群（外省人及本省人）於1956年、1966年、1980年及1990年四次戶口普查報告中的居住隔離狀況。並以1990年戶口普查報告資料進行族群居住隔離因素探討。研究中使用 D指數及P*指數，作為居住隔離程度的指標。 結果發現原住民與其他三個族群的居住隔離程度顯著高於另外三個族群，印證「種族居住隔離效果」高於「族群居住隔離效果」。台灣地區族群居住隔離的區域差異十分明顯，南部地區的居住隔離程度顯著高於其他地區，而都市地區的隔離程度最低。三十五年來省籍族群居住隔離程度逐次降低，而區域性的差異則依然存在。族群居住隔離指標的使用的確可以表現出實際的族群居住隔離現象。「鄉鎮市區」與「村里」次級單位的使用在實際指數的形成上的確存在差異。 本文在省籍族群居住隔離因素的分析結果上，支持「同化理論」的觀點。也就是省籍族群間若是社經差異越小則省籍族群間的居住隔離將逐漸降低。而「眷村」等制度性因素亦是影響台灣地區族群居住隔離的重要因素，而此一因素為台灣地區所特有的現象。本文分為五章共使用26張表、20張圖以及兩個指標的計算方程式。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

本文以貫時性的描述，探討日治時期（前）至今台灣哺育知識變遷。研究者根據官方對於母乳哺育率的調查資料以及田野研究，將台灣哺育型態分為三個時期：母乳哺育期（~1970）、配方奶粉哺育期（1971~1990）和混合哺育期（1991~）。本文企圖分析哺育型態的轉折，以社會學的角度，將哺育知識的變遷帶入歷史時空架構和社會文化脈絡之中詮釋，並突顯行動者的角色及位置，描繪行動者與結構之間互相形塑的樣態。 　　從歷史的意義考察，本研究發現哺育型態的轉變和產程的質變聯結在一起。傳統時期的哺育知識（或母職建構）與生命歷程密不可分，存在於女性的「私相授受」之中，與女性的生活經驗交織在一塊，本文以「母性互助系統」稱之。然而隨著醫院生產成為主流，在產後病房中，則是應用兒科醫學的科學知識作為哺育指導方針。定時定量的哺育知識與配方奶粉的瓶餵實作，成為此時期的主流哺育知識，形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工哺育時代。而在當今的混合哺育期，則由於母乳哺育訴求與固有產科結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引導出哺育者對「新哺育專家」的需求，並詳細介紹國際認證泌乳顧問（IBCLC）目前在台灣的發展和執業狀況。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ereb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bout infant feeding have changed in Taiwan from the Japan-ruled period to recent years. By analyzing how the transition occurred in patterns, it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feeding knowledge, along with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has shaped and been shaped by social acto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e find that feeding knowledge has varied with the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cess of birth-giv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feed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rse of life of female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vate life, interwoven with their life experience. As in-hospital birth-giving becomes the mainstream, the “medicalized” and therefore “scientific” parenting authorities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feeding and nurturing. Nevertheless, the idea that mothers should breastfeed their children remains unchallenged nowadays. It brings about the conflict between appeals for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and obstetrics structure. Under this trend, new expert systems in feeding teaching, such as Inter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Lactation Consultant (IBCLC), emerge.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了解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對學習成就的影響。但根據科技社會學的觀點，研究者認為電腦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可能會依性別而有所不同，因此兼論性別對電腦使用型態和時間的影響，以及在不同的性別脈絡下，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是否仍然相同？ 為達上述之研究目的，研究者使用中央研究院2001年「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的全國國中生家長和學生樣本進行分析，該資料庫實際調查樣本數為20,004，但實際分析樣本約在10,000到12,500之間。研究者依不同目的，進行T考驗、卡方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多元迴歸的統計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中生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對學習成就有影響： （一）從未使過電腦的國中生，學習成就最差；使用過電腦的國中生，電腦使用型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會因性別和使用時間而有所不同。 （二）電腦使用時間超過3小時的國中生，學習成就最差；使用時間不到3小時的國中生，電腦使用時間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會因性別和使用型態而有所不同。 二、國中生性別對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有影響： （一）在電腦使用型態方面，國中女生「人際取向」和「學習取向」的比例較高，國中男生則以「娛樂取向」比例較高。 （二）在電腦使用時間方面，國中男生不論是在總時間或個別使用型態（人際取向、學習取向和娛樂取向）的使用時間皆高於國中女生。 （三）不論性別男女，「學習取向」的使用時間都最少，「娛樂取向」的使用時間次之，「人際取向」的使用時間都最多。 三、不同性別國中生電腦使用型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有差別： （一）國中男生「學習取向」使用型態的學習成就與「娛樂取向」大多沒有顯著差異，只有在使用時間「2到3小時」時，「學習取向」才顯著地高於「娛樂取向」。而「學習取向」和「娛樂取向」的學習成就在使用時間「不到3小時」前，皆高於「人際取向」。 （二）國中女生「學習取向」使用型態的學習成就較高，和國中男生不同的是，她們是在「娛樂取向」和「人際取向」之間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差異，而使用時間大於1小時以後，國中女生「學習取向」和「娛樂取向」兩者的學習成就也沒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國中生電腦使用型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有差別： （一）國中男生電腦使用時間越長學習成就越低的情況發生在「學習取向」和「娛樂取向」型態，在「人際取向」裡不同時間沒有顯著差異，不論使用時間多長，學習成就都一樣差。 （二）國中女生電腦使用時間越長學習成就越低發生在「學習取向」和「人際取向」型態，在「娛樂取向」裡不同時間沒有顯著差異，不論使用時間多長，學習成就都不太高。 研究者從主要的研究發現檢視科技社會學理論，提出三點反省：一、科技本身仍對社會具有影響力，但也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二、科技不只形塑特定團體的利益，也同時將損害形塑進去；三、不同的社會團體在使用科技時會互相排除，並不是優勢族群就會自動勝出。 從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研究者建議家長應為子女購置電腦設備，而教師及家長應引導孩子做有益學習的使用，控制使用時間以及注意使用電腦時的兩性公平。研究者也認為在後續研究上，可從質化方法探索形成差異的真正成因；也可從量化方法分析數學或語文等其他學習成就，或以不同變項為分析脈絡、不同年齡層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及探討更專業的電腦使用中的性別差異。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alize the effect of the types and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on study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I argue that the effect of computers on study achievement will be different by gender. Therefore, I will discuss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types and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and investigate if the effect of the types and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on study achievement will be the same under different gender context?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se purposes, I analyzed the nationwide sampl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These samples (N=20,004, but approximately 10,000~12,500 in analysis) came from “2001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ollected by Academia Sinica. Statistical methods of this research are Student’s t-test, Chi-square test, one-way ANOVA, two-way ANOVA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listed below: 1. The types and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influenced their study achievement: (1) Students who have never used a computer have the worst study achievement, whereas when students have had experience of computer usage, the effect of types of computer usage on their study achievement is different both by gender and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2) When students’ time of computer usage is over 3 hours, they have the worst study achievement. But for those using a computer less than 3 hours, the effect of time on their study achievement is not the same by gender and the types of computer usage. 2. Gende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influenced the types and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1) In the types of compute usage, girls have a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relationship type” and the “learning type” than boys while boys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type” than girls. (2) In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boys spend more time than girls, no matter on total or individual types. (3) Regardless of gender, students spend least time on the “learning type” and most time on the “relationship type”. Time spent on the “entertainment type” is in the middle. 3. The types of computer usage exert a different effect on study achievement in different gender context: (1) To boys, most differences in study achievement are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learning type” and the “entertainment type” except that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is 2~3 hours. The study achievement of the “learning type” and the “entertainment type” is higher than the “relationship type” when they use a computer for less than 3 hours. (2) To girls, the study achievement of the “learning type” is higher. But different from boy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tudy achievement are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entertainment type” and the “relationship type.”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in study achievement are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learning type” and the “entertainment type” when they use a computer for more than 1 hour. 4.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exerts a different effect on study achievement in different gender context: (1) To boys,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ore time one uses a computer, the less study achievement he has only occurs in the “learning type” and the “entertainment type.” Study achievement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vers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in the “relationship type.” No matter how long the time is, the study achievements are all the same bad. (2) To girls,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ore time one spends on the computer, the less study achievement she has only occurs in the “learning type” and the “relationship type”. Study achievement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vers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in the “entertainment type”, no matter how long the time is, the study achievements are not high. After reflecting over the theory of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from findings, I bring up three opinions: 1. Technology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by itself, but it is affected by social factors as well. 2. Technology shapes not only the benefits of specific groups but also the damage. 3. When using technolog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will exclude each other. The superior group does not always overwhelm inferior group automatically. From the findings and outcomes, I propose that parents should purchase computer equipment at home, and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lead children to use the computer in a benefic way, control the time of computer usage, and keep an eye on gender equity when children use a computer. I also suggest in the follow-up other researchers could use a qualitative way to explore the real reason of difference and use a quantitative way to analyze other achievements (ex. math and literature). They can take other variables as context, take other ages as objects, and discuss gender difference in professional computer usage.

在龐大且開放的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傳統的信賴模型由於缺乏完善的信賴程度更新機制，很容易出現節點間推薦優良服務的效能低落、服務熱點產生、甚至是無法有效排擠詐欺服務的問題，因而導致額外成本的付出。本論文利用社會學行動理論與人際環境關係理論，設計的一個新的信賴模型。在此信賴模型中，發展節點間的 「合作」、 「競爭」 以及 「同業公會」 等橫向關係，提升節點間信賴程度的更新效率，進而增進信賴模型的穩定性。我們設計了一個有視覺化介面的分散式計算環境動態模擬器，以測試信賴模型在面對動態環境中無法預期的計算節點 「上線」、 「離線」、 「無預警當機」 甚至 「出現詐欺服務」 時的應變能力。模擬實驗證實，我們的信賴模型在整體服務滿意度、計算成本等指標上，均有較佳的表現。 / In a large open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due to the lack of a good mechanism for trust update among computing nodes, traditional trust model often encounters problems such as low quality of service recommendation, occurrence of hot spots, and no effective mechanism to exclude deceptive nodes. In this thesis, we use the action theory and inter-person relation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to design a new trust model with relations between nodes such as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guil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trust update. We have designed a dynamic simulator with a visual interface for distributed computing to test the abilities of the trust model under scenarios such as bringing nodes on-line, taking nodes off-line, unexpectedly service outage, and occurrence of deceptive nodes. Our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our trust model has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various indices such as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computational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