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消費者對「無形服務」的外部資訊搜尋行為。根據文獻回顧，將影響外部資訊搜尋的決定因素分為四類：成本效益因素（預期搜尋利益、時間壓力及財務壓力）、消費者心理層面因素（涉入程度及知覺風險）、中介層面因素（消費者知識經驗）以及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所得水準）來分析與外部資訊搜尋行為之間的關係。而研究標的則選擇婚紗攝影業，乃因婚紗攝影在每個人的一生中具有其重要含意，加上產品屬較高價位，故消費者在決定選購之前，會有較明顯的資訊搜尋行為。 本研究採郵寄問卷的方式來搜集樣本，並以複迴歸分析、因徑分析、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對比檢定來進行統計分析。盼能藉此研究一方面提供服務業一個消費者行為的分析架構，以助其擬定較佳的行銷策略；另一方面希望將「有形產品」的消費者資訊搜尋行為研究延伸至「無形服務」，並與過去在「有形產品」方面的研究結果做一比較，以供未來學術研究參考。 而實證結果發現，心理層面的因素包括消費者涉入程度及消費者知覺風險對外部資訊搜尋行為的解釋力最高。且各層面外部資訊搜尋決定因素與「主觀」的資訊搜尋行為之間的關連性與解釋能力較「客觀」的資訊搜尋行為來得強。此外，雖然以往文獻中所提的資訊搜尋決定因素在本研究中各層面逐一檢定時顯著性多半獲得支持，但合併檢驗時，在客觀資訊搜尋行為方面，只有預期利益、消費者涉入程度兩者呈顯著；在主觀資訊搜尋行為方面則僅有涉入程度及知識經驗呈顯著，可見決定消費者對無形服務的資訊搜尋行為決定因素只有關鍵的幾項，並非所有變數均為決定因素。 在中介層面變項－消費者知識經驗的檢定方面，本研究結果支持了「消費者知識經驗」是其涉入程度與主觀外部資訊搜尋努力程度的中介變項，亦即消費者的涉入程度是透過其消費者知識經驗來影響其主觀外部資訊搜尋努力程度之高低。 而在自變數間交互作用的分析方面，消費者涉入程度與知覺風險具加乘效果，亦即涉入程度高且知覺風險高的消費者其外部資訊搜尋行為會較其他消費者來得多。此外，本研究亦證明了高涉入的消費者其主觀外部搜尋行為與其知識經驗之間的關係為倒Ｕ型。 /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information search forintangible goods.The emperical model includes such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onsumer external search behavior: perceiced benefits, time cost, financial cost, invlovement, perceiced risk, knowledge, age, gender,and income.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main determinant factor are involvement and perceived benefit.

近幾年來台灣的金融市場逐漸走向自由化和國際化，民眾開始接受使用信用卡。本研究以年費和循環信用利息為成本屬性構面，彈性刷卡額度、發卡銀行承擔冒用損失風險、旅遊平安險和累積消費回饋為利益屬性構面，來探討此六個產品個別屬性對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意願之影響。結果發現，對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意願影響程度的多寡依序為：年費＞彈性刷卡額度＞循環信用利息＞旅遊平安險＞累積消費回饋＞發卡銀行承擔冒用損失風險，且對年費此單一產品屬性的重視程度仍勝過綜合其他產品個別屬性，亦即消費者寧可沒有其他的產品個別屬性，也不願意申請需繳交年費之信用卡，可見現行信用卡之免年費趨勢確實相當顯著。由三種不同市場區隔模式中可得知，重視信用卡產品個別屬性的消費者類型皆不同，因此發卡銀行並不能對整體消費者進行單一相同的的信用卡促銷方式，必須區隔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對不同區隔集群加強其重視的產品個別屬性，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The Impact of Product Attribute in Aspects of Cost and Benefit to Consumer Behaviors --A Conjoint Approach to the Application of Credit Cards The recent trend of internationlized financial market in Taiwan has prevailed the acceptability of credit cards with general consumer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wo aspects of product attributes to define the impacts in willingness of new cardholders, namely, COST, which will focus on “annual charge”and “credit interest”, and BENEFIT, which will focus on “flexible credit allowance”, “issue bank's undertaking the risk of losing cards”, “the attached travel insurance”and“the reward policy accumulated consumption”. A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the impacts of the above factors have been showed in the rank from strong to weak as following: 1.Annual charge 2.Flexible credit allowance 3.Credit interest 4.The attached travel insurance 5.The reward policy accumulated consumption 6.Issue bank's undertaking the risk of losing cards The research has also found that consumers pay even more attention to annual charge tha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ther individual product attributes--consumers can accept the absence of all the other attributes but are unwilling to apply credit cards with annual charges. It has highly demonstrated the outstanding of strategic free annual charge. From the applied three different market segments, the results tells that different consumer types have different focuses of product attributes. Therefore, the issue bank has to promote accor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segments, and demonstrte on the specific individual attribut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在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浪潮下，現代企業為加強其市場競爭力，勢必走向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為主的型態，因此企業的大型化、多元化以及專業化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由於一般企業對於外部資金的倚賴甚深，因此融資決策為企業最重要的功能政策之一。故集團企業在融資上是否較非集團企業占優勢，即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研究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以公開財務資料與問卷為資料來源，利用卡方分析、ｔ檢定、無母數統計與主成份分析等統計方法來比較集團企業在融資上是否較非集團企業占優勢，研究結果如下： 　　不論是集團企業或非集團企業，融資決策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企業多有專人或專責部門負責公司的融資活動，且多會編製融資計劃，也都認為融資決策應與總體策略和功能政策配合。 　　集團企業的的負債成本與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明顯低於非集團企業；權益成本亦低於非集團企業，但僅獲統計上部分支持。 　　集團企業以抵押貸款與股票兩者為融資來源時，其取得資金的時間低於非集團企業，而在信用貸款、票券、公司債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就一般而言，集團企業的融資彈性較非集團企業為佳。 　　若以資金成本與融資彈性來衡量融資上的競爭優勢，發現集團企業較非集團企業在融資上有優勢存在。

本篇以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為為核心，在產市勞市交互運作影響下，作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的兩部門一般均衡分析。我們不僅從租稅收入面探討租稅逃漏，更將觸角延伸至至政府支出面。最後，以這樣架構下分析公共財的Samuelson條件。 　　本文大致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數學比較靜態及數值分析，討論政府的租稅工具－直接稅和間接稅，公共財，懲罰工具－逃漏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懲罰稅率，等政策工具對經濟變數尤其是逃漏的影響。第二部分，我們承襲Usher(1986)，討論有租稅逃漏時對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稅制下公共財的提供成本，亦即Samuelson條件。 　　第一部分，我們發現：所得稅率和消費稅率提高均使地下勞工比例上升。透過租稅混合效果下，對地下對黑市勞工比例影響不確定。可是隨著消費稅期望懲罰率逐漸提高，所得稅率比消費稅率對地下勞工比例的影響來得大，故租稅混合在此情況下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更佳。此外，當原本地下經濟很小及消費稅稅率較高時，則租稅混合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不太大。 　　消費稅和所得稅期望懲罰率對經濟體系的影響恰與與消費稅和所得稅的影響相反，而且前者相較於後者更能抑制消費稅逃漏，政府提高這兩種懲罰率均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然而卻是以降低地上勞工工資為代價。 　　公共財對經濟體系的變數影響不確定，但是可發現若公共財對地上經濟生產越具生產力越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 　　第二部分，我們發現：當查核成本是固定時，在有逃漏情況下，除了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的扭曲成本，亦即租稅混合對稅基的影響，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對逃漏的影響。另一方面，公共財對地下勞動比例和消費稅稅基的影響也關係著公共財的提供成本。當查核成本是內生期望懲罰率的函數時，此時查查核成本是非固定的，公共財的提供成本除了受前項的考量因素影響外，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及公共財對淨查核成本的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從理論的探討與實證的研究出發，評估國內以香菸稅做為反菸工具時的可行性與適當性。 　　由於近些年來，在反菸團體大力地宣導吸菸有害健康的警訊之下，香菸似乎被貼上了罪惡的標籤，除了對人體健康有直接的危害之外，吸菸行為在醫療資源上的浪費與經濟成本上的損失更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因此，除了一般性的租稅課徵之外，許多的學者都主張應再對香菸課以重稅，以期減少社會大眾的香菸消費量。不過在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指出，目前在探討吸菸行為所引起的疾病成本或外部成本時，都忽略了外在環境的改變與其他因素的影響，而使得菸害成本有被高估的可能，因此反對重課香菸稅。其次，由於香菸稅基本上是屬於銷售稅的性質，因此在課稅之後，勢必會對經濟體系造成若干程度的影響，所以本文在理論探討的部分，除了分析香菸稅的理論依據之外，亦將課稅之後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果做一分析與整理。 　　而在實證研究的部分，本文則利用主計處「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的原始電腦資料，以橫斷面與虛擬長期追蹤模型資料(pseudo panel data)分別估計國內的香菸需求函數。根據研究的結果顯示，國內的香菸價格彈性在-1.35~-1.56之間，表示當價格上升10%之後，香菸的消費量將減少13.5%~15.6%，可見以香菸稅做為反菸工具的效果相當地顯著。 　　總之，若政府的政策是以維護國民的健康而欲減少國內的香菸消費時，透過對香菸課稅的方式確實能達到「以價制量」的既定目標，而且其政策的效果相當地顯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香菸稅的課徵，雖然可達成上述的反菸政策效果，但卻也會造成租稅累退與超額負擔的發生；甚至由於菸害成本的高估現象，而使得香菸稅率有偏高的趨劫。因此，政府在訂定香菸稅的政策時，除了考慮價格效果之外，同時也必須平衡其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如此才能訂出適當的稅率以充分反映與矯正外部成本的發生。因此，一個最適香菸稅率的決定，則是未來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了。

我國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貿政策，帶動了持續穩定的經濟成長並累積鉅額的外匯存底。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的日益蓬勃，國內的投資環境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廠商為求企業之經營成長及競爭優勢，無不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市場規模，因此形成一股前往海外投資的熱潮。本文主要目的是利用「或有請求權法-購入選擇權(CallOption)」訂價理論分析國內出口廠商面對各項投資環境之不確定性因素衝擊時，如何決定「對外投資之最適時機」。因此，本文模型具有下列幾特點：（一）以個別廠商之觀點，探討對外投資之最適時機。（二）探討投資國及地主國生產成本相對變動時，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三）探討投資國及地主國外匯匯率變動時，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四）探討投資地主國享有對外優惠關稅待遇時，對本國廠商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五）探討廠商之研究發展成果與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

近年來，隨著國內產業結構之轉變，以及金融自由化政策之推動，企業經營環境已隨著大幅改變。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探討這些轉變對於國內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是否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本研究資料乃取自教育部EPS資料庫與臺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樣本期間為民國78年到82年，共120家上市公司。研究方法主要採用變異成份模型(Variance Component Model)與誤差成份模型(Error Component Model)來研究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並作共線性檢定、自我相關檢定及異質性檢定，若有異質變異數之現象產生，則以White [1980]之方法加以修正。 　　變異成份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在分析資本結構的時候，以個別公司為分析單位較以假設個別公司同質的整個產業為分析單位為適當。 　　誤差成份模型實證結果發現（一）在全部產業方面：獲利能力、股利支付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相關；資產抵押價值、成長機會、規模大小、稅盾利益、金融開放程度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相關；而營運風險、研究發展費用率、廣告費用率與負債比率雖不顯著，但是為負值。（二）在製造業方面：獲利能力、股利支付率、研究發展費用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相關；成長機會、稅盾利益、金融開放程度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相關；而營運風險、廣告費用率與負債比率皆不顯著，但為負值，而資產抵押價值、規模大小與負債比率亦不顯著，但為正值。（三）在非製造業方面：獲利能力、廣告費用率、股利支付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相關；資產抵押價值、規模大小、研究發展費用率、金融開放程度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相關；而營運風險與負債比率呈不顯著，但為負值，而成長機會、稅盾利益與負債比率呈不顯著，但為正值。

「強制性財務預測」不但規範在何種情況下須發布財務預測，同時也規範在何種狀況下須作財務預測更新。不論第一次預測或更新均需經會計師核閱。因此，「強制性財務預測」比自願性揭露要審慎得多，但其資訊成本也高。盈餘預測的準確性為其是否有用的先決條件。一個高成本的規範，如其所產生資訊的準確性不高，則其必要性便存疑。本研究首先對此一問題加以探討。實證結果顯示， 「強制性財務預測」規範下的第一次盈餘預測和 「天真模型」(Naive Model)下的盈餘預測比較，其準確性較高。由此可推論「強制性財務預測規範」對盈餘預測資訊約有用性應有助益。 　　「財務預測更新」會增加資訊成本，而「財務預測更新與否」係依據「預測盈餘」與將來「公告盈餘」的差距來決定。「財務第一次預測準確性」影響「預測盈餘」，而「盈餘操縱」則影響「公告盈餘」。因此，「財務第一次預測準確性」、「盈餘操縱」均與 「財務預測更新與否」有關，而且「盈餘操縱」的需要性亦受「財務第一次預測準確性」的影響。本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對此一問題加以實證。結果顯示，「財務預測未更新組」的「財務第一次預測準確性」較高，但其「盈餘操縱」情形亦較嚴重。 　　受規範公司的「盈餘操縱」會影響「預測更新」成本，因而其經濟實質。投資人投資這類股票，其投資報酬的影響因素為何？本研究以「行業別股價指數變動」代表總體面及行業面因素，以「當期盈餘」代表個別公司面因素，以「盈餘操縱」代表「財務預測成本」，並以迴歸分析探討各因素對股票投資報酬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行業別股價指數變動」、「當期盈餘」、「盈餘操縱」與「股票投資報酬」均呈正相關。 　　「盈餘操縱」除與「財務預測更新」的資訊成本有關外，尚可能影響其他契約成本。本研究懷疑「盈餘操縱」會因「財務預測曾否更新」而有不同的目的。本研究以虛擬變數迴歸分析為工具，探討「盈餘操縱」對股價變動的影響力是否會因「財務預測更新與否」而不同？實證結果顯示，「盈餘操縱」對股價變動的影響力並不因「財務預測更新與否」而不同。 　　此外，「使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經驗」應有助於相對準確性的提升。本研究實證「盈餘第一次預測準確性」的同時，額外針對這個問題加以實證，結果顯示「非新上市年度樣本」的盈餘第一次預測準確性優於「新上市年度樣本」。此一結論應能給證管會若干鼓舞，只要持續推動「強制性財務預測規範」，「盈餘預測準確性」將因受規範公司經驗的累積而提升，預測資訊約有用性會因而加強。

自從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外商赴大陸投資之熱潮，風起雲湧。以大陸豐沛之資源與取之不盡之勞動力，再加上外商科技與經營管理之整合，在可見之未來，臺灣將無法與之競爭。然而，在外商進軍大陸之際，臺灣企業並非無著力之處，臺灣可以扮演外商與大陸間之中介橋樑，由於外商因語言、風俗、文化與對大陸當地之不了，將會面臨極大之困難，此時臺灣企業恰可扮演一支援之角色，並在中介之過程中，取得未來競爭之能力與地位。而此三邊統治（中介角色）極為本研究所探究之重點。本研究依據文獻之整理，認為外商在赴大陸經營管理之過程中，其所遭遇之困難來自於四方面，即交易雙方之緊密程度、價值活動資產之專屬程度、價值活動之生產特性與廠商價值活動之生產能力。亦依據文獻歸納區分成三種：三邊仲介、網路中介與內部化支援。並依據上述之分類，本研究依據上述之變數加以推論可能之統治模式，並提出本研究之假說，本研究經個案實際訪談與歸納，並與假說加以驗證。

美國的租稅正義公民會社(Citizens for Tax Jusitce)在一九八五年發表一篇震撼美國政府、企業界與學術界的研究報告，文章中指出美國最大約兩百五十家大企業中，有半數以上，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當中 ，至少有一年未納一毛錢的聯邦所得稅，或者甚至收到聯邦的退稅款。這篇報告引起美國財經學者與會計學者對公司租稅負擔的熱烈探討，亦對美國國會通過一九八六年租稅改革法案(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取消投資扣抵、擴大稅基並加強最低稅負(alternative minimum tax)之稽徵有重要的影響。 　　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我國上市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負擔，是否受到企業規模、產業別以及稅制變化之影響。本研究使用我國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之「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取出自民國七十三年到民國八十一年連續九年間，相同八十家上市公司所構成之縱查資料（longitudinal data或panel data），利用二元固定影響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等方法進行分析，發現上市公司之規模越大有效稅率越低（租稅負擔越低），顯示較大的上市公司可能運用較大的政治力量來減輕其租稅負擔，此結果代表用租稅來反映政治成本的政治成本假說(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不適用於我國的上市公司。在財務會計的研究上，經常以政治成本假說為基礎來解釋經理人員為何採用可降低當期盈餘的會計方法，亦即假設政治成本假說為正確，則企業規模愈大，愈容易受到政治上的監督（例如稅捐單位的嚴格審查），其政治成本愈大，為了避免這種政治成本，規模愈大約企業愈可能採用降低當期盈餘的會計方法。但是由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同租稅來表示政治成本的政治成本假說在我國並不成立，因此，未來有關之研究，在解釋我國公司規模對會計方法之選擇的影響時，不能直接從政治成本假說的觀點來解釋。 　　本文亦參考國外有關文獻，將我國與美國上市公司同期間(1986~1989)的租稅負擔加以比較，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有效稅率低於美國，但其主要原因為我國上市公司有虧損所引起。 　　本文另外亦使用產業的虛擬變數來分析不同產業是否有不同的租稅負擔，檢定結果顯示產業別對租稅負擔有顯著的影響。最後，本文比較民國七十五年營所稅自30%降為25%與實施加值稅前後，公司租稅負擔的變化情形，發現七十五年稅制變動後，規模愈大之上市公司須繳愈多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 A 1985 study by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examined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burden of 250 largest U.S. corporations. They found that almost half of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paid absolutely nothing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or received tax rebates, in at least one of the four years from 1981 to 1984.This thesis intends to examine the income tax burden of public companies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whether firm size, specific industry and tax system change will affect the income tax burden of public (listed) corporations. Financial statement data of the public corporatio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Econometric Programm- ing System (EPS) data base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ain sample consists of eighty corporations that appear in all nine years over the 1984-1992 period. 　　To control for individual company and time heterogeneity and reduce omitted variable bias, fixed effects models a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arger the corporation's size the lower the effective tax rate (the lower the corporation's tax burden). It indicates that larger corporations may have more political power to reduce their tax burden.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 is not justified in Taiwan's public corpor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ffective tax rates. 　　This thesis also analyzes whether tax burden varies across industr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 corporation's tax burden is related to the industry in which the corporation operates. Fin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es of corporation's tax burden pre and post 1986 when the highest statutory business income tax rate was reduced from 30 percent to 25 percent and the value-added tax was adopted in the same year.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fter the tax system change in 1986, large corporations paid more business income tax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