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人口成長快速、工商發達，促成要求都市升格改制壓力漸增，其中尤以縣轄 市即人口在二十萬左右地區增長最快。而新竹市與嘉義市縣轄市是自行政區域調整以 來首先獲得升格改制為省轄市者，其改制過程牽涉到市政需要與政治運作問題。 首先述研究方法、範圍、動機及都市升格改制義涵；第二章述升格改制發展過程及分 析獲准原因；第三章對兩市行政區域變動問題作探討；第四章探討兩市財政收支以及 爭議頗多之縣市財產劃分問題；第五章述縣市在改制時組織、職權及行政上變十；第 六章探討有關民選公職人員之安排及付會關係；第七章結論，分別由改制過程所步及 之理論、時機、問題解決、影響各方面和都市發展趨勢檢討改制案並提出個人意見。

第一章緒論，介紹俱樂部財理論發展背景，並且定義俱樂部的正確範疇。第二章基于 個人效用函數相同之假定，以個體的觀點，用數學及幾何模型來探討說明俱樂部財的 最適提供條件及會員條件。第三章放寬個人效用函數相同之假定，而以整體經濟的觀 點，來探討分析比較與前章各項條件之異同。第四章則探討現存有關文獻的一些具爭 論性的觀點；並且評介歧視性俱樂部（discriminatary club ）與多財貨俱樂部（m- lti-product club）之模型。第五章則利用遊戲理論的觀點，來檢討俱樂部內及俱樂 部之間的穩定性問題。第六章結論，總結本文的觀點，並且提示未來可能研究之方向 。 本文研究的動機乃在于，俱樂部理論已蔚為經濟、財政理論之重要一環。其研究方法 結合福利經濟學、公共財政、遊戲理論。其本身可提供地方公共財、政治軍事聯盟、 公共事業定價．．．等之研究基礎，因此乃撰此文，期有助學術界瞭解俱樂部理論之 內涵。

我國政府審計制度建制迄今已有五十餘年，歷經軍政、訓政害憲政三時期，其間不惟 民主政治的推行已有相當進展，即審計思潮亦有重大變遷，而現行審計制度無論在觀 念上或建構上卻大多仍因襲固有，殊少革新。加以國人對政府審計的功能普遍缺乏認 識與瞭解，未能予以應有的重視，因此現行審計制度是否適合現代民主國家之需要， 令人不能無疑？著者從事政府審計工作多年，根據個人親身體驗及觀察，印證學術理 論，以檢討審計制度之現況，並提出改革研議，期能恢宏審計功能，而有助於匡正政 府財政收支，提高政府施政效能，健全民主政治體制，及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全文共 分七章二十五節，約六萬餘字。第一章 現代政府審計理論之探討。第二章 我國審 計制度之沿革。第三章 審計機關的職掌與業務。第四章 審計機關的隸屬與組織。 第五章 審計人員的進用與保障。第六章 審計專題研究。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營業稅課稅資料處理，由於財稅當局之重視，近年來不斷的研究與改進，如試辦 電腦處理課稅資料、更新營業稅服務區制度等，已促使急速趨向於現代科學化。 由於我國實施統一發票制度，加以稅務機構組織體系未能劃一，課稅資料處理上尤其 對進貨、銷貨勾稽上，未能達到系統化之稽核功能；又因工商界會計制度不甚健全， 國民租稅教育不夠，如是虛設行號、地下工廠等逃稅圖利等情事再發，如何強化課稅 資料處理以防杜逃漏，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務。 營業稅課稅資料之影響，依據六十四會計年度之稅收分析，直接有關連者為營業稅、 印花稅、貨物稅、娛樂稅、筵度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全部及綜合所得稅之五○％， 合計占總稅收之四○．五五％（表一之１），足證對財政收入影響甚巨。間接亦可促 使所得分配公平、產業結構合理，因此努力於營業課稅資料之處理，可產生多種效益 。 我國現行營業稅、印花稅及貨物稅等間接稅，常有重複課稅稅負滾積現象，對經濟發 展不無阻礙。前賦改會曾於民國五十八年聘請國內外專家研擬加值型營業稅，以期改 革，其所以遲遲尚未實行，除了顧慮物價波動外，另一重要的因素乃為我國現行營業 稅課稅資料之處理尚難發揮稽核功能，實施新稅，條件欠缺，難臻理想，所以課稅資 料處理之研究工作，益形重要矣。 本研究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以研究動機權作本文之前導。第二節「營 業稅之理論分析」，先說明營業稅之性質，再就租稅負擔、稅收彈性、資源配置等對 於直接稅與間接稅孰劣孰優問題加以探討，從理論上觀察間接稅並非惡稅，我國現行 營業稅或擬議中加值型營業稅均屬間接稅，在現階段仍占很重要的地位。 第二音「我國營業稅之現狀及檢討」，第一節「我國營業稅之現狀」，除了很扼要說 明營業稅之課徵範圍及對象，課徵標的及稅率結構，課徵方法外，特別加重探討「更 新營業稅服務區制度」及「運用電腦處理營業稅課稅資料」，以配合稅務行政之改革 。第二節「我國營業稅之檢討」，分成重複課稅問題、營業稅之逃漏問題、虛設行號 問題、統一發票問題、課徵標的及稅率結構問題，及課徵技術問題就實務上提出檢討 ，以作為改進之參考。 第三章「營業稅課稅資料處理」，為本論文之重心。份量較多。第一節「概述」、第 二節「我國營業稅課稅資料之分類」，分稅籍管理資料及一般課稅資料二大類。依據 實務作精密之規劃。第三節「我國營業稅課稅資料處理方法」，首先從課稅資料之處 理程序：搜集、整理、通報、查核及納稅分析等加以圖示並說明，以瞭解全貌其次對 試辦運用電腦處理營業稅課稅資料之情形，亦作詳細解說。第四節「各國有關課稅資 料處理之比較」，依次介紹比利時、丹麥、西德、愛爾蘭及美國等先進國家之稽徵方 法，並繪製比較表分析，從而檢討我國制度之得失。第五節「我國營業稅課稅資料處 理之檢討」，先從課稅資料處理方面除依處理程序逐項檢討外，並配合台北市稅捐稽 徵處六十三會計年度課稅資料查核運用情形報告表作實證分析。其次對運用電腦處理 課稅資料方面，亦參照桃園縣稅捐稽徵處試辦結果之統計資料為佐證，加以檢討分析 。 第四章「改進建議」，依據以上研究心得，就營業稅課稅資料處理方面，試擬改進辦 法，以供財稅當局參考。並將擬議中加值型營業稅課稅資料處理計劃作扼要之說明及 提供建議。 第五章「結論」，將前述各部份作一總結。

由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係中權力不對等與對利益要求的目標不一致以及委託代理結構中委託人與代理人同樣存在著資訊不對稱與目標不一致的特性。是以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之間必然存在著委託代理問題，代理人常常只會追求著自己的目標，甚至會損害整體利益，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一切矛盾與問題起源自中央權力大過地方，因此中央動輒使用「決定」與通知這類的行政性指令，取代應該經由制度或是法制的模式來調整諸如財政管理體制等政策，造成地方擁有較多的資訊，但在權力上卻無法脫離中央而獨立。換言之，地方在某些程度上仍受中央所控制，在分稅制實施之後，中央與地方雖然各自有其所屬的稅種，但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的分成比例以及何種稅種屬中央抑或地方，這些事項縱然不致於全盤由中央決定，但未來中央與地方定會共同協議與決定財政資源的分配比例。 是以由委託代理理論來驗證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關係，本論文發現中央與地方之間所產生種種問題，乃是因為缺乏制度化以及法制化所致，中共中央以行政性指令來達到其分權、集權的目的，這些措施卻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係為促進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及中央、地方之間財政資源配置產生變動的重要誘因。在此前提下，制度變遷促成市場機能逐漸恢復，以及經濟發展使得生產、就業結構改變。是以由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結構產生根本的改變、中央與地方對於財政資源的配置仍未訂定合理的比例，以及中央政府仍然能夠主導資源配置這三方面觀之，未來只有在中央主導下與地方協調共同決定財政資源的分配比例，這是本論文研究的發現。

本文以中國1997~2003年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淨移轉支付為研究對象，運用量化之研究途徑，分析中國近年來中央政府資源分配之財政目標變化，以及影響此財政目標之主要因素。依據本文實證結果分析顯示，在1997~2003年這段期間，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資源分配方式由過去以穩定社會環境、發展整體經濟為主要目標，轉以均衡各地情況為主，於此同時，影響此財政資源分配模式之主要因素為區域政策之轉折，並推論中國區域政策的產出與執行，並非如一般所論，僅是領導人安定環境、攏絡民心的口頭宣示和空頭支票。 / Through examining the transfer payment from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seeks to discover the logic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It goes on to compare the modes of financial transfer in different years to see whether China has devoted more resources 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if so, which factor make that happen. My findings suggest that China does adjust the logic of resource allocation, shifting from pro-growth to pro-balance through these years. And, the key that trigger such change is the modification of regional policy instead of reshuffle of top leadership.

多層級政府間符合公平效率分工原則為物價穩定及所得重分配的兩項功能由中央政府負責，資源配置則應屬於地方政府的職責。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探討臺北市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之財政意涵，亦即是否符合多層級政府職能分工公平效率的原則。 透過臺北市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趨勢分析及支出內涵的探討，同時藉由迴歸實證分析影響臺北市財政支出結構的主要因素，可以發現：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方面，較屬配置面，應由臺北市政府負責，臺北市因師生比降低而使教育支出增加，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已占歲出的最大項目，符合多層級政府分工原則。 經濟發展支出方面，較屬配置面，應由臺北市政府負責，臺北市因第三級產業比提高而使經濟發展支出增加，但卻因為市府財政狀況及社會福利支出的排擠而減少，占歲出比例目前落居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之後，不符合多層級政府分工原則。 最後，在社會福利支出方面，較屬分配面，應由中央政府負責，臺北市因稅課收入增加及執政黨別的影響而使社會福利支出增加，臺北市社會福利支出占歲出比例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為臺北市政府第二大支出項目，不符合多層級政府分工原則。

30年來，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極大的貢獻，但兩岸官方所公佈的統計數據皆難以瞭解台商在中國發展的實際狀況。透過文獻彙整、統計數據分析與適當的估算公式，本文有系統地估計台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本文估計：(1)、自1979年至2008年，累計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金額高達1,222.85億美元，佔同時期累計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的14.34％。(2)、自1980年至2008年，累計台商在中國國際貿易的總額為1兆4,458億美元，佔同時期中國國際貿易總額9.89％。(3)、2008年底，台商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數為1,443.41萬人，佔同時期中國勞動就業人口數的1.86％。(4)、自1992年至2007年，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約為878億美元，佔同時期中國財政稅收總額2.69％。 　　另外，根據以上的估計成果，本研究繼續以資本形成、國際貿易、勞動就業及財政稅收四個指標，估計台商對江蘇省、廣東省及上海市經濟發展的貢獻。本研究發現，以直接投資金額來看，江蘇省為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最高的省份，但若以進出口總額、雇用就業人口及繳納稅賦總額來看，則廣東省才是最高的省份，上海市除了繳納稅賦總額相對較高以外，其他指標都是三個省市中相對最低的。 　　最後，本研究以國際貿易及勞動就業兩個指標，衡量深圳鴻富錦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上海達功電腦有限公司及蘇州名碩電腦有限公司三家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本研究發現，深圳鴻富錦精密工業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也是台商在中國雇用勞動就業人口數最多的企業。此外，上海達功電腦有限公司及蘇州名碩電腦有限公司，不僅對中國國際貿易與勞動就業產生極大的貢獻，亦分別是上海市及江蘇省規模最為龐大的台商電子資訊製造業。 / For 30 years, Taiwan Businesspeople provide immense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yet the official statistical figures published by the cross-strait officials a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aiwan businesspeople’s development in China. Via compilation of literature,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data, and appropriate formula for estim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stimates contributions of Taiwan businesspeople via direct investment towar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paper estimates: (1). From 1979 to 2008, Taiwan businesspeople’s total direct investment amounted to USD 122 billion, accounted for 14.34% of China’s same time total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2). From 1980 to 2008,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in China’s total international trade amounted to USD 1,445.8 billion, accounted for 9.89% of China’s same period total trade volume. (3). By the end of 2008,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employed 14,434.1 thousand workers in China, accounted for 1.86% of China’s same period labor population. (4). From 1992 to 2007, Taiwan businesspeople contributed an approximated total of USD 87.8 billion in tax payment to China, accounted for 2.69% of China’s total same period fiscal revenue.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stimated results, the study continued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aiwan businesspeopl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hanghai City with four indexes, capital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employment of labors, and fiscal revenue. The paper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he direct investment, Jiangsu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amount of direct investment invested by Taiwan businesspeople in China. However, in terms of total volum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employment of working population, and total taxes paid, Guangdong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amount of investment. Besides having relatively more total taxes paid, the values of other three indexes of Shanghai City are the smallest relatively. Finally, this paper used two index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mployment of labors,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three Taiwanese enterprises, Hong Fu Jin Precision Industry (Shenzhen) Co., Ltd., Dagong (Shanghai) Electric Appliance Co., Ltd., and Maintek Computer (Suzhou) Co., Lt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ong Fu Jin Precision Industry (Shenzhen) is not only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largest export volume in China but also the enterprise hir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kin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Dagong (Shanghai) Electric Appliance Co., Ltd. and Maintek Computer (Suzhou) Co., Ltd. are not only enterprises which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mployment of labors in China, but also are the largest-scaled Taiwanes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Shanghai City and Jiangsu Province, respectively.

在財政適足的原則下，尋求公平與效率間的平衡點，一直是租稅制度所探討的重點，而針對租稅結構的討論更是焦點所在，可是對於稅務行政組織的檢討卻相對不受重視，惟一國租稅制度主要係由該國租稅結構與稅務行政組織所構成，所以不僅是租稅結構會影響國家整體資源的配置，稅務行政組織的調整亦是。觀察我國稅務機構之形成，諸多興革，每為遷就現實環境需要，暫行從權，欠缺具長期性、整體性與前瞻性之規劃，使得整個組織架構不甚協調。目前各級政府財政狀況日益惡化，行政效率亦履遭詬病，政府再造或是行政組織重整已成各界關注的焦點，因此本文先藉由相關文獻研究歸納採行稅務行政一元化或二元化之優缺點並與實務觀察作比較分析，再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EA）從效率面著手，以臺北市稅務稽徵組織（臺北市國稅局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為樣本，除可瞭解稅務行政機關之效率表現外，亦可藉由實證數據佐證，重新評估現行稅務行政組織架構之妥適性。本文依據相關文獻研究及實證分析結果作以下結論：一、整體而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在總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的表現與穩定度，均不若臺北市國稅局，顯示無效率的原因除了資源運用的無效率外，未在最適規模下經營，亦是主要原因。二、就近十年來的變化觀察，2003年以後，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雖然在純技術效率表現上能與臺北市國稅局並駕其驅，但其規模效率之表現卻更形惡化，致總技術效率與臺北市國稅局相較仍有相當差距。三、推論原因，應為2003年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由國稅局收回自徵，地方稅捐稽徵單位雖然在資源使用上已作調適，但為達便民之效，仍維持原先各稽徵所的設置，造成規模不當，致無法在最適規模下從事稽徵工作。四、採行稅務行政一元化體制可收簡政便民、經濟節約、人員運用調度靈活且不影響地方財政自主等優點，佐以稽徵效率之實證數據，檢視我國現行稅務行政二元化的組織體系實有重行評估回復一元化體制之必要性。五、對民眾而言，政府係一體的組織，任何政府再造或組織調整工作，應有更大格局作通盤的考慮，才能真正運用有限資源並提升行政效率。基於提升稅務稽徵效率，避免稅務行政人力與資源配置的浪費，本文建議採取稅務行政一元化之組織體系，將地方稅委由國稅局代徵，地方稅務人力移撥至國稅局，或者整併為內地稅務局，統理內地稅之稽徵，藉由資源重組、整合的方式，讓有限的資源可以獲得更靈活的調度與運用。另為減少阻力，代徵經費可以視地方財政狀況從輕或是免除，以提高地方政府或議會同意的意願、降低合併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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