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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法制有關公共利益衡量之研究 / Legal systenm of law expropriation measure of public interest陳文棋, Chen, Wen Ch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公用徵收乃憲法規範下之公益制度。因此，關於土地徵收法制公共利益衡量之探討，範圍即以立法、行政及司法作為中，有無切實的實踐徵收制度所具之憲法意義。研究主題「公共利益衡量」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牽涉價值判斷與利益衡量，因此，探討內容導向分為程序面與實質面為之架構。
徵收法制缺乏審議程序之必要機制，主管機關實無法客觀、審慎判斷需用土地人所評估事業計畫之合理真實性。又審議機制規範之缺漏，行政法院有其「審查能力之極限」出現，常無法勝任審查徵收個案是否合乎「公益性及必要性」。因而，對土地徵收具體實施的適法性，提供根本性審查原則，實有在徵收程序裡增訂「徵收審核標準」規範之需，如合法之原則、必要性原則、公益性原則、均衡原則等。為了健全徵收法制之運行，公益及私益之兼顧，獨立公正之公聽會，實有重新建構之需。另徵收審議委員會之層級，實有必要改制為一獨立之體制，以善盡徵收審議事權之功能。
人民參與土地徵收程序機制，內政部雖有最新規則之制訂，但其與人民程序保障而言，似有未逮。關於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規定，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增訂第十三條之ㄧ規定，其中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僅是將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之規定改為法律規定，增加第三項規定：「核准徵收機關於核准徵收前，必要時得再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依本研究探討觀之，似為較進步之立法，可賦予徵收審議委員會進行判斷徵收所需具體公共利益之機制。但其以「必要時」、「得」再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此「判斷餘地」及「裁量權限」操之於徵收機關的內政部，對於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保障而言，可謂實益不大。
土地徵收，並非唯一方法，乃是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故徵收首應遵行之要件，乃公共利益之審慎考量。徵收條款列舉之各項事業，僅是限定徵收適格事業之範圍，然實務上幾乎符合興辦事業者一經提出即准予徵收，而忽略公私益之衡量，對人民憲法上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未盡保障之能事，背離釋字第409號解釋之旨意。若「公共利益」非為「重大」與「急迫」者，即不屬「公共福祉」之範疇，而不具徵收合法性。因此，土地徵收條例適當條文內，宜增訂土地徵收「公共利益判斷標準」，其內容包括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必要因素，使公共利益之判斷趨於具體，以落實土地徵收公共利益之衡量。
憲法在人性尊嚴之要求下，賦予個人財產權之保障，乃在於個人生存必須擁有之基本資源。質言之，土地徵收條例之立法目的，對於生存權、工作權之保障，有予以明文規範之必要，以作為徵收補償項目之立法依據。基此，土地徵收條例第一條第一項應修訂「為實施土地徵收，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保障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及生存權，特制定本條例。」
內政部(簡稱該部)就特定興辦事業，開發面積30公頃以上，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等或事業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者，應於該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前，就「公益性、必要性」先行向該部土地徵收審議委會報告。此程序固可增加計畫法制公共利益與土地徵收之關連性，作為土地徵收公共利益之擔保。但觀其作業之流程，只為該部暫時權宜治標之計，對於發展經濟政策徵收土地公共利益衡量標準及機制，並無具體明確之規範，可謂流於形式之舉措。惟有確保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內容之合法性，並賦有「具體公共利益」，以維人民土地權益之保障。否則，該部此一創舉事先「公益性、必要性」之評估制度，已逾越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業領域之雷池，而亂了各司其職之法體制。正本清源之計，在於建立土地徵收審議人民參與之機制、土地徵收審核之具體基準和相關程序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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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權保障之現代意義－以2004年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修正為中心－闕銘富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日本與臺灣現今同屬歐陸公法之繼受法國家；在二次大戰前，臺灣即受日本公法支配，戰後由國民政府攜來者亦本是同根之學說與制度，故日本為了實現實效性保障人民權利與法律上利益之課題，所為之討論、改革及於行政事件訴訟法中之落實，均值得臺灣司法審判及立法修法借鏡參考。本文主要採日本修法之認識論、價值論之研究體會後，歸納而成，而日本之行政法理論主要來自德國理論的引入，取其法制為範所作的對應，自有溯源德國法制學說的必要。
本文研究架構如下：
首先以「日本行政訴訟權之保障」為題，說明緣起及研究方法與基本架構。繼以檢討訴權理論的承繼及演變、與日本憲法第32條接受裁判之權利的結合；進而論述日本自由權理論的形成以及日本行政法理論上自由權之定位；繼而論述日本接受裁判之權利的傳統意義及界限；學界對接受裁判之權利新涵意的闡述、重新建構的主張，最後解析接受裁判之權利的實效性保障應有的內涵。
其次，以「2004年修正前日本行政訴訟之問題」為題，剖析日本行政法理論上的問題點，分列（一）對訴訟基本權之定位、（二）行政訴訟權憲法上根據之不同、（三）行政訴訟之訴權成立要件、（四）實體基本權認知之差異及（五）行政法信念之拘束五個項目加以論述。繼而探討促成2004年日本行訴法修正之原因，就行政事件訴訟法之基本構造、制度上基本缺失尋其根源，並對行政訴訟實務的問題點，分析其一般實際運用狀況，並專就訴訟要件的問題點做重點探討。
再以「2004年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之修正」為題，介紹2004年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修正的基本旨趣；除技術性之修正項目外，擷取與實效救濟國民權利利益直接關係之修正點，大別為行政訴訟救濟範圍的擴大以及暫時救濟制度的整備兩項，分項論述（一）撤銷訴訟原告適格的擴大、（二）新增課予義務訴訟、禁止訴訟；明示公法上當事人訴訟之確認訴訟修正前的問題點，修正的意義及如何活用的論點、（三）緩和停止執行之要件、新增暫時課予義務及暫時禁止制度的意義及活用論點。
承續前章之修正項目，以「修正法之運作實態」為題，分項論述（一）撤銷訴訟原告適格之擴大、（二）新增課予義務訴訟、禁止訴訟；明示公法上當事人訴訟之確認訴訟（三）緩和停止執行之要件、新增暫時課予義務及暫時禁止制度等修法後，實務界之回應，以及各該修正點所殘留之課題。
接續以「修正法之再修正」為題，分列修正法產生之新問題、修正法下學者之新構想及再次修法之課題三大項目，論述2004年修正法理論尚未整理部分的探討、新滋生的運用上及解釋上的難題，以及今後應再檢討之大課題。進而，論述學者活用修正法的解釋空間，意欲達成實效保障國民權利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所作的新構想，為行政訴訟權實效保障之現代意義提供素材。
末以「行政訴訟權保障之現代意義」為題，論述基於前面章節的檢討，所顯現的行政訴訟權實效保障之現代意義，並以展望作為代結論，展望台灣行政法學界及實務界朝實效保障人民權利利益的有效救濟之借鏡，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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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控制 = Research on risk control of China'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 Research on risk control of China'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宋晨 January 2010 (has links)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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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權錯誤、爭議及衝突之研究陳錫平, Chen, Hsi-p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我國依現行法律之規定，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此制度固然有助於審判專業化，提升法院權利保護之效率與品質。惟於事件審判權歸屬難以判斷時，可能發生之審判權錯誤、爭議及衝突，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影響甚大，為程序制度設計者（立法者）、運作者（法院）及使用者（當事人）須審慎面對之問題。
近年來，此等問題雖已成為學說實務討論之時興議題，惟有關學理研究仍未臻成熟，相關修法建議亦失於粗糙。有鑑於此，本文嘗試自法、德等法制先進國家獲取知識與靈感，據以為檢視及改進我國相關法制之準據。除具體論證現行法本身、實務運作以及相關改革方案之缺失與不足外，本文亦另闢蹊徑，分別從解釋論及立法論提出改進建議。
依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審判權錯誤之法律效果為裁定駁回。此等駁回規範未考量當事人選擇審判法院可能遭遇之特別困難，將此判斷困難之不利益全數轉嫁由尋求權利保護之人民負擔，已不符合憲法有效權利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並已牴觸比例原則。近年來，受到德國法之啟發，學說及若干大法官意見書，接連呼籲藉由「合憲性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排除審判權駁回規範之適用，改採審判權移送。此等呼籲，本文認為於方法論及論理方式，皆有可議之處。在方法論上，本文主張採「合憲性法之續造」或「超越法律之法之續造」。至於論理方式，則在大法官歷來有關憲法訴訟權內涵所為解釋之基礎上，擷取德國審判實務之經驗，依循方法論上有依據之方式，論證得出類推適用「管轄權錯誤移送規範」於審判權錯誤情形，及目的性限縮「審判權駁回規範」，為憲法有效權利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不過，相較於合憲性法之續造，修法明文採納審判權移送，仍是比較理想之方式。
關於審判權爭議，我國現行法基本上採取慎重、緩慢之「判決－上訴程序」，將審判權爭議事項與本案問題一併處理，而未就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為特別規劃。法院於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審判權歸屬爭議，唯有待本案程序確定終結，始告確定。故而，凡尚未確定之本案裁判，均存有遭上級審以欠缺審判權為由予以廢棄之風險。以德國立法例為藍本之司法院相關提案，雖是確立「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立法原則，惟仔細觀察當可發現，相關草案並未一併引進德國法有關審判權爭議之特別審級救濟程序，或變更我國既有之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依本文推測，此應係出於規劃者對德國相關法制之誤解。對此疏漏，雖有論者嘗試提出解釋論之補救建議，惟鑑於現行法律關於審級救濟制度之明確規定，此項基於誤解而生之疏漏，似已非學理所能彌補。法律之結構性缺陷，有待立法之導正，始能釜底抽薪，真正解決問題。故而，本文建議應於立法層次，就審判權爭議規劃特別之審級救濟程序，以符合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立法原則。
至於審判權衝突，絕大部分問題非出於法律本身，而是出於向來大法官及學說誤解與濫用統一解釋制度，承認行政機關（甚至監察院）得藉由聲請統一解釋禁止普通法院裁判公法上爭議事件，創設行政機關得爭執普通法院受理訴訟權限之「積極衝突程序」。釋字第128號解釋及釋字第466解釋，為其事例。至若釋字第115號解釋，實為行政院為推翻最高法院判決所提之「非常態」統一解釋聲請案。本號解釋原因案件真正之問題點，在於普通法院應否受行政機關形成處分之拘束，而與審判權衝突，甚或審判權歸屬無關。此等程序均違反憲法明定之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分工原則，以及權力區分與制衡之國家根本體制。消除此等背離法治國原則之程序，只需大法官變更見解，依法不受理此類案件即可，無關法律之修正。
對於真正之審判權衝突，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行政訴訟法第17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本文，已有妥適之解決途徑。目前殘留而有待修法解決者，主要是大法官解決審判權衝突可能曠日廢時之問題。固然，對此問題，目前已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以資因應。惟此一規定僅適用於繫屬於普通法院之案件，行政訴訟法則無類似規定。又縱使案件繫屬於普通法院，當事人如未能達成合意，解釋延宕之風險依舊存在。故而，此一規定僅能局部避免聲請大法官解釋費時之問題。此外，由於無任何配套規定，此一規定反而有引起其他難解問題之風險。為妥善解決大法官統一解釋可能費時之問題，保障人民之適時權利保護請求權，本文建議仿效法國立法例，立法限定大法官對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聲請案，須於適當期間內作成解釋。
最後，攸關審判權衝突制度成效之統一解釋效力問題，為本文所關注之焦點。依向來通說，統一解釋應與法規違憲審查一般，不得觸及法院裁判之效力，審判權衝突須於統一解釋後經再審程序始能獲得終局解決。如此迂迴之審判權衝突解決途徑，往往迫使當事人放棄尋求司法救濟。本文自釋字第540號解釋獲得靈感，從憲法第78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等規定出發，佐以近來大法官相關之不受理決議案及相關外國法制，重新詮釋統一解釋制度，確立統一解釋之目的與構造，進而提出「統一解釋審查標的及效力二元論」。根據此一理論，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可分為一般抽象之命令及個別具體之裁判。大法官統一解釋之際，除闡釋法律或命令（審查基準）之意旨外，對審查標的是否牴觸審查基準，不僅有審查權，並有拒斥權。依其審查結果，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命令牴觸法律或上位階之命令時，得宣告該命令為無效；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裁判違背法律時，得宣告該裁判為無效。前者（命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具有一般、對世效力，後者（裁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僅具個案效力。在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案件中，大法官於釐清引起衝突之審判權分派法律所指之審判法院後，應宣告引起歧異案件中，審判權認定有誤之確定終局裁判為無效。依此脈絡，審判權衝突即可因統一解釋之作成，直接獲得終局解決，而無須於解釋後再經再審程序。因此，釋字第540號解釋之理由書，宣告普通法院對受理事件權限認定有誤之裁定「不生拘束力」，應可解為違法裁定經無效宣告（廢棄）之結果。對此，司法院之相關提案理由，亦已正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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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公司之非常規交易法律責任 / The Legal Liability of Controlling Company for 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邱姮瑜, Chiu, Heng Yu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在法律面各具有獨立法人格，但在經濟面共同為聯盟經濟體。法律上允許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不對等的控制支配關係存在，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之財務、經營或人事具有控制支配力，可使從屬公司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當該行為不合於一般營業常規（本研究簡稱非常規交易）時，從經濟學角度，非常規交易或因集團整體運作需要，或因風險彼此瞭解或共同承擔等，致交易條件與一般常規不同，並非絕對無效率或涉有不法目的，完全禁止反有礙市場效率，故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及我國等，對於非常規交易行為立法採不禁止，只是管制方式不同。我國公司法重視從屬公司權益之保障，制約控制公司適當補償或損害賠償責任；證券交易法則就行為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以刑責相繩；所得稅法基於租稅公平，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納稅，所謂不同法律立法目的所欲保護的法益不同，對於非常交易行為課以的法律效果也不同。
本研究以公司法第369條之4規定作為探討主軸，除認識、剖析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所得稅法對非常規交易的規範目的及構成要件外，釐清控制關係、非常規交易等意涵也是很重要的，概實務案例上，非常規交易的確是不法利益輸送或掏空公司資產行為最常藉用的手法，主要原因除了控制與從屬關係外，非常規交易複雜難辨亦是原因之一。又控制公司支使從屬公司為非常規交易行為可能產生三種法律後果，一為直接損害從屬公司的權益；二為直接損害控制公司少數股東或債權人權益；三為同時損害從屬公司少數股東及其債權人權利。我國公司法、證交法及所得稅法基於不同立法目的而律定規範制約控制者責任，引進控制股東之受託義務、公司法人格否認、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深石原則及代位訴訟等法理基礎與實務判例來作制約，保障受害者權益，立法意義值得肯定。但沒有一種責任機制能夠在所有情況下都發揮作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加強控制公司責任，並賦予從屬公司或少數股東相對應的防衛工具，某種程度也影響了企業集團整體利益之運作，又法律正義權益平衡的設計，恐因舉證責任的關係，而難以落實。國內非常規交易規範行之有年，但商業交易行為推陳出新，以及跨境交易查證困難等，法制上及實務上面臨一些問題，本研究試著歸納並提出建議意見，希望法律正義得以伸張，經濟發展與利益保護得以衡平。 / The controlling company and the subsidiary company is independent in law, but in the economic side together for the Union economy. The law allows them to 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t is not absolute inefficiency, so the advanced countries does not prohibit, but different control mode. Different legal legislative purpose is seeking to protect legal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o legal effect is different.
In this study, First,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he legislative purpose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 in the Company Act,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and the Income Tax Act. Second, understanding and clarifying the meaning of control relationship, 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 etc. Third, jurisprudencing fiduciary duty, 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fiction,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doctrine of deep stone and derivative suit. Finally, summarizing cases from the substantive issues,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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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釋憲結構論法律違憲審查宣告方式之選擇謝礎安, Hsieh, Anthony Chu-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隨著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行憲至今將近六十個年頭，從一開始國政動盪不安的年代，經過威權體制的時代，到現在民主憲政成果逐漸落實，「憲法的守護神」—大法官，在這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藉由憲法上賦予的解釋憲法—違憲審查權限，大法官累積至今作成了六百多號解釋，在憲政運作與民主國、法治國的建構上多有建樹，尤其對人民基本權的保障與維護，比起民主憲政已開發國家來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當眾人皆稱讚大法官所帶來豐碩的憲政成果，違憲審查制度所帶來的相關問題，也逐漸浮現。尤其是大法官角色的變遷—藉由指示立修法、擴張適用、創設規範，成為「代位立法者」。本文原始動機很簡單：大法官在釋憲時難道不會犯錯嗎？大法官所言與決定的價值，均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嗎？從此動機出發，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在於，大法官行使的違憲審查權若定位為司法權之行使，亦即其運作必須與政治權力的運作相區隔，則大法官做為代位的立法者，如此積極的立法作為，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與民主的價值，而有值得商榷之處？是否應該對如此權力的行使設下界限？
因此，本文首先檢視我國的釋憲結構，試著找出吾國制度獨特之處—對客觀法秩序維護的重視。其次，整理分析1994年至2004年間，大法官對法律違憲審查的解釋案，以研判司法者積極程度並找出立法者對司法解釋的回應內容，作為大法官成代位立法者的實證。最後，提出理論上的想法與建議，試著從解釋效力與宣告方式的層面著手，尋找立法權與司法權間的平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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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共同打擊跨境犯罪之研究－2008年後大陸地區人民非法來臺案件為例 / The Study of the Cross-border Crime:The Case study of the Entrance to Taiwan Illegally黃柏森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傳統的國家安全威脅之應處，係以確保國家軍事、政治及外交衝突等國家安全問題為目標。隨著冷戰結束後，全球化時代來臨，國際戰略環境的變遷與威脅性質的演變，「非傳統安全」威脅已逐漸取代「傳統安全」威脅。換言之，傳統安全思維僅著重在主權國家的軍事安全層面，非傳統安全則是基於整體人類安全的考量。我國在面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下，如何調整適應環境之變化，以確保生存及發展，已成為當前刻不容緩之要務。
非傳統安全議題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經濟及金融安全、自然生態環境安全、網路資訊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疫情傳播、恐怖主義、跨境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洗錢等。中國大陸對臺威脅亦包含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性質。傳統安全係以軍事戰略威脅為主，非傳統安全威脅則來源多元、形式多樣，所呈現以走私、海盜、偷渡、偽造貨幣、詐欺、洗錢等跨境犯罪最為顯著，
本論文將探討兩岸共同打擊跨境犯罪背景發展，並分析兩岸交流衍生之大陸民眾非法來臺所呈現之態樣與現況，闡明我國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希冀由相關資料分析比較，藉此驗證現行實務面執行運作成效，並針對實務運作所面臨之困境提出研究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建立一個兩岸和平安全的互動環境。 / The aim of deal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to ensu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aspects of military,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mes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changes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al of threat evolves. As a result,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threats have gradually taken the place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treats. In other words,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only focuses on the aspects of military security of a sovereign state, whereas the consideration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 based on the general human safety. While confronting with threat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t’s crunch time to make adjustments and adaptation so as to ensur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 issue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re extremely wide-ranging, mainly includ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curit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security,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terrorism, transnational crime, narcotics and smuggling, illegal immigration, piracy, money laundering, and so on. The threats to Taiwan from China include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he main threat of the traditional threats is military hostility, whil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tem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come out in multitudinous form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transnational crime such as smuggling, piracy, stowaways, currency counterfeiting, fraud, money laundering, etc.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the cross-strait joint fight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tern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of the people from Mainland China resulting from the cross-trait exchanges, as well as explicates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confronted by Taiwan, whereupon, in the hope of examining the practice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materials, proposed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these predicaments are finally concluded as a reference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build a peaceful and secure environment for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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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ーロッパ地域人権法の憲法秩序化－－その国際法過程の批判的考察小畑, 郁 23 March 2016 (has link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法学) / 乙第12992号 / 論法博第188号 / 新制||法||155(附属図書館) / 32920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公法専攻 / (主査)教授 淺田 正彦, 教授 酒井 啓亘, 教授 濵本 正太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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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立法權限衝突與法規競合－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6號解釋談起 / 無(null)楊秦岳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對任何一種憲法體制來說，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問題作為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內容，予以明確定位。 與此同時，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重申地方自治原則。1985年通過的多國條約《歐洲地方自治憲章》，1985年通過、1993年再次通過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對地方自治的關注，這意味著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的積極意義在世界開始得到討論，並逐步得到明確。與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相伴隨的是地方公共團體事務優先原則的確立，即市鎮村最優先、然後是省市縣優先的事務分配原則，而中央政府只負責全國民、全國家性質的事務。地方自治可定義為，國家特定區域的人民，由於國家授權或依據國家法令，在國家監督下自行組織法人團體，用地方的人力財力物力自行處理自己的事務的政治制度。
在中央地方立法權限上，以我國憲法為例，憲法第171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172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另外，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在中央法制範圍內建構憲法、法律、命令的三層的上下位階關係。論及地方法規與中央法規之位階關係，由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之地方法規，屬國家法律體系內之一部分，為求國家法律體系之完整及統一地方法規自應受法律位階理論之拘束。 故我國憲法第116條規定：「省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者無效。」、第125條規定：「縣單行規章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者無效。」。
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6號解釋中，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禁止性交易，究竟限制人民何種憲法上權利，主要有二種見解：其一主張涉及性自主權，其二主張涉及工作權。 後者最重要理由是提供性服務以收取對價應認為是一種職業而應納入憲法職業自由之討論。憲法第15條職業自由所稱之職業，原則上只要是人民用以謀生的經濟活動即足當之，毋庸沾染太多道德或價值判斷的色彩，至於該職業應否管制或如何管制始為正當，則是後續的問題。 性如果可能作為一種謀生的工具，人民有沒有以性作為謀生工具的自由？性販售行為可否受到憲法對職業自由的保障？ 如果立法者不是採取全面禁止的手段，而是合目的性地鑑於政策需要，對從事性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職業之自由，予以適當限制，則由於「根據職業自由的三階理論」此類管制手段性質上屬寬鬆之合理審查的範疇，立法者反而能獲取更大的政策形成空間。
爰上所述，本論文提出主要研究問題如下：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對於性販售行為僅僅有所管制，而非全面禁止，是否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牴觸？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規範位階為何?是否為法律？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與與社會秩序維護法效力關係又為何？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對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效力影響為何？是否可直接逕依中央法律，亦即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處行政罰？有無侵犯宜蘭縣政府地方自治權限空間疑慮？處罰之理由或相關理論基礎為何？中央地方法規衝突對憲法上性工作者之工作權保障程度及影響為何？地方政府的自治權限有無憲法保障且不容中央恣意侵犯領域？中央或地方法規其中之ㄧ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定期失效或立即失效時有何種影響? 兩者法律關係影響為何？究為取代關係或遞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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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滿洲國法制 / The Legal System of Manchukuo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吳欣哲, Wu, Hsin-che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這是一篇法制史論文，主旨在以宏觀角度來研究日本殖民政策與傀儡政權「滿洲國」法制之間的關係。
在「九．一八」事件之後、滿洲國成立之前，日本方面曾就滿洲何去何從有過爭論，日本最後確定了「滿洲建國」之方針。透過滿洲國中央政府體制之設計、「日系」官吏掌握樞要，日本建立起對滿洲國「內面指導」的體制，實質上操控滿洲國法令之制定。
滿洲國成立之初，日本對地方各省的實質控制程度尚淺。日本先與地方勢力妥協，進而仿效明治維新「廢藩置縣」之經驗，以制度設計及政治運作為手段，漸進地達到中央集權的目標。而在基層地方行政組織方面，日本原本師法統治台灣、關東州、朝鮮之故智，採傳統中國的「保甲制度」；惟滿洲國後期則改採類似日本近代法的「街村制度」。總之，日滿當局相當成功地將國家權力深入地方基層。
日本人相當重視滿洲國的司法建設，致力於司法機關之改組與增設、司法人員換血及日系人員之引進、在地司法人員之培養與考選．．．等等。為了塑造滿洲國「獨立國」的假象及整合權力機制，1937年日本撤廢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惟在滿日人的實質地位並未受太大影響。
在鞏固政權及維護治安的要求下，滿洲國的刑事法制究竟呈現何種面貌？其與「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時代思潮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日滿當局如何在滿洲國建立起近代化的治安體系，也是本文關心之所在。除了法制面的論述之外，本文將分析滿洲國刑事司法的實際運作、對當地人民帶來何種影響。
日本拓殖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民商經濟法制？這個問題將分為三部分回答。第一部分探討滿洲國民商法典之制定及其與日本法之關係。自始至終未完成立法的親屬、繼承法，本部分亦對其延遲的原因及其立法「要綱」加以分析。第二部分乃以日本移民滿洲政策與滿洲國土地法制間之關係為主題，研究日滿當局藉由何種制度設計來便利日人取得土地，並探討此種制度對當地華人造成的影響。第三部分則以「特殊會社」為中心，論述「計畫經濟」、「統制經濟」下的滿洲國經濟法制，及其實際的運作成效。
本文認為，滿洲國法制，不能單純地視為日本攫取殖民利益的工具。它的某些部分，吸納了當時日本學者、政治人物的改革理想，故有一定的進步性、實驗性。而在實踐上，日本殖民統治者，尤其是司法部門，在滿洲國奉行了相當程度的「形式法治主義」。因此，滿洲國法制及其運作，雖不脫「殖民地體制」之本質，卻仍具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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