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教育以培育新聞專業人才為主旨，但近年的統計數據指出，新聞系仍是台灣許多高中生嚮往的大學志願，畢業後願意投身新聞職業的新聞系學生卻越來越少。在這之中，新聞系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從業意願轉變過程與原因值得探討。 本研究從Tiedeman的歷時性觀點出發，以14位不從事新聞工作的新聞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將他們的職業選擇視為一段由學習與生活經驗構築而成之歷程，並透過深度訪談法瞭解他們對自身學習經驗的主觀詮釋，分析其畢業後首份職業決定的形成過程，並循Krumboltz的生涯決定社會學習論剖析各項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 研究發現，新聞系學生的非職業抉擇實屬一段歷經新聞從業意願起伏的過程，而非一夕促成的決定。其中，大學學習經驗的影響最是深遠，而「個人的興趣與能力」、「校內實習」與實際接觸新聞實務的「校外實習」是最重要的三個節點，新聞系學生在三者之間經歷職業期望落差，對他們的新聞從業意願造成負面影響。研究者並將新聞系學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歷程分為四類：（1）發現新聞之外的職業興趣、（2）校內實習期間經歷職業想像衝突、學習挫折、（3）在校內、外實習經驗的轉換間感知新聞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以及（4）從未萌生新聞從業意願。 縱使未投入新聞業，新聞系的專業訓練仍對新聞系學生的職場表現有所助益，諸如資訊蒐集、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能力等。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對當前的新聞教育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近年醫界產生「4大皆空」或「5大皆空」的醫生專業人才斷層現象，並將矛頭指向醫療糾紛。醫師的醫療行為刑事責任問題，依醫界觀點，不僅已造成醫療人才斷層，更使防衛性醫療行為發生。醫界為減輕醫療行為刑事責任推動修法，不論從早期所言之醫療行為除罪化、醫療刑責去刑化或近期所稱之醫事刑責明確化、醫療刑責合理化，均未能如願。 為公平妥適解決醫療糾紛爭議，修法並非唯一途徑，且醫療行為刑事訴追涉及刑事政策，故本文將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醫療專庭實證分析，探討醫療過失案件在現行醫療糾紛刑事鑑定、刑事醫療專庭之專業性、刑事理論運用之缺失，及如何修正較為妥當之可行方向。 在刑事鑑定之改善，可考慮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申請覆議之機會、鑑定醫師應將法官漏未請求鑑定之爭點，主動積極記載於鑑定結果中，鑑定結果可同時呈現醫界之不同見解及輔助事證；在醫療專庭之改善，法官之在職教育，課程內容應更具系統性、醫療專庭法官不應經常輪換；在刑事理論上，現行所採之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已將因果關係和行為人之可歸責性混為一談，因此，相當因果關係應僅限於處理因果關係問題，而行為人之可歸責性認定，應引進客觀歸責理論，方能提供審判者更具體明確之判斷標準，釐清責任歸屬。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中學導師專業教育背景、管教態度對學生生活適應之影響。因此 ，所探討的問題計有：（一）導師性別對學生生活適應是否有影響？（二）導師專業 教育背景對學生生活適應是否有影響？（三）導師管教態度對學生生活適應是否有影 響？（四）導師性別與專業教育背景對學生生活適應是否有交互作用影響？（五）導 師性別與管教態度對學生生活適應是否有交互作用影響？（六）導師專業教育背景與 管教態度對學生生活適應是否有交互作用影響？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取自台北市九所國民中學四十八個班級，學生二、 ○九四人（男生一、○四四人，女生一、○五○人）。研究工具為自編「導師管教態 度問卷」及路君約教授修訂之「少年人格測驗」。統計方法採用項目分析，t 考驗及 變異數分析等方法。 全文共一冊，約八萬字，分為六章二十五節，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 究問題與假設，及重要名詞詮釋；第二章文獻探討，分別探討生活適應的意義、歷程 及衡量，教師性別對學生生活適應的影響，教師專業教育背景對學生生活適應的影響 ，及教師管教態度對學生生活適應的影響；第三章研究方法，說明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調查步驟、及資料處理；第四章研究結果；第五章結果討論；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根據結論提出建議供師資訓練機構、學校教師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這是本第一人稱敘事的論文，研究者帶著「青少年哲學教學如何可能？如何進行？如何在行動中形構課程？」的研究意圖投身另類教育現場－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由實習教師、兼任教師、專職教師暨導師，歷時凡五年，往來於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場域。教育現場提供「微觀」取向的見解與經驗；而教育理論、哲學等理論框架的研究者背景對教學信念與舉措起著指導作用，同時因「敘說」的學習及實驗計畫提供的滋養，提昇教師專業並轉化研究歷程，自我也有所蛻變。 　　是以進入論文書寫階段便超越原先研究目的，更且涵蓋：課堂如何成為參與者的心智、情意活動的平台？學習者如何超越、跨出課堂？課堂以外的諸般條件此間如何作用？面對師生關係的覺察與種種行動體驗，如何形構由教師發聲的哲學？以上種種且於反思回觀後企圖做「可普遍化」的談論，並公開教師知識，以為意者參照。 　　研究進路為質性研究方法中的生命傳記敘說取向，文本採集使用Fritz Schütze開展的敘述訪談法，訪談就讀實驗計畫期間參與研究者開設之哲學課與寫作課的兩個案例(其中一人現就讀外轉公立高中，另一仍就讀實驗計畫)，並且同時訪談其家長(本研究皆為母親)敘說文本，作為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的參照。資料分析以Rainer Kokemohr的參照推論分析為主軸，輔以 F.Schütze、Moustakas並借用Bruner和Lévi-Strauss的見解。同時研究者的相關研究紀錄與學生作品亦是重要資料。由學生文本、家長文本與教師紀錄、蒐集的現場資料，構成了詮釋現象和形構理論的三角。 　　研究結果發現敘說可作為課堂「橫向聯繫」的滋養與方法，有助於知識、技能的學習、更且聯繫學習社群的各個參與者；而對參與者的想像因敘說生命故事與家族治療的影響，將個體的「我」看作帶著家庭、文化充滿故事的生命體，而這生命有著「父-母-子」的三角結構。本研究發生的場域－青少年哲學人文的課堂－藉「外化」的作用，透過創作達致思辨，在Logos和Mnemosyne(=memory)兩面向上相輔相成，而敘說可作為創作的幫助，並且也是促成外化作用生發的一種方式。研究建議，青少年哲學、寫作等課堂可觀照討論內容與課題(theme)、進行方式和探究團體的形成。 　　在互為閱聽的學校課堂中，生命得而賦權，並增加「邂逅」的機會，從而得獲教育，生命因之蛻變。教師便是形構邂逅場域的人，預設邂逅可能條件的關鍵；他的權威用以增進聯結，並在倫理上應自我取消，而形構邂逅場域的重要能力之一，便是造型力。 　　邂逅場域的形成，正可作為學校存在的特徵、價值和經營方向，而另類教育、另類學校的存在，正是提供不同邂逅的可能條件。正如身為教師的研究者得而開展迥異於體制教育的青少年哲學與寫作課程，適可作為教育典範的競逐參照，另類教育承諾了不同的教育希望，而研究者對自身生命史與論文寫作時的教師角色和研究者角色的選擇與反思，亦可作為進行教師行動研究的參考。

私募制度是在「便利企業籌資」跟「投資人保護」間取得平衡的制度。本論文分為四大部分針對此議題加以探討。第一部份是比較法的介紹，以美國跟日本的立法例為主，分別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中討論；第二部分是我國法制的檢討，在第四章中說明；第三部分則是我國私募實證狀況的介紹，配置在第五章前半段；最後第五章的後半段，則用來說明對我國私募制度的展望。 □ 美國私募制度是以三三年證券法第四條第二項為起點，再透過章則D、RULE 144、RULE 144A、以及章則S等行政命令加以規範，由於其發展久遠，架構健全，因此屢為各國私募立法之參考對象。日本立法例則是以日本證券取引法第二條第三項為基礎，區分為「專業私募」與「少人數私募」G部分分別發展，再透L證券取引法施行令、還有關於第二條的定義府令加以補充。 □ 我國私募法制之架構係於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到第四十三條之八訂有最基礎之私募規範。另包括公司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以及民國九十三年六月才通過的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中，對於私募制度也都針對個別法律的特性有所規範。而主管機關亦透過大量之行政命令對技術性、細節性之事項加以補充。對此，本文分別作解釋論之探討與立法論之分析。 □ 歸結我國實證狀況，可發現辦理私募的公司可分為財務艱困公司、組織調整公司以及亟需龐大資金公司三大類。且私募制度關於籌資時程的縮短以及成本的降低，均有一定助益。然我國較特殊之的情形乃，私募之應募對象以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的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最多，機構投資人反而極少。此或與辦理私募的企業多為財務狀況不佳的公司，無法吸引機構投資人的興趣有關。 □ 最後，關於私募制度展望部分，本文探討私募與網際網路運用的配合，以及私募與海外籌資的關連。對私募制度而言，網際網路運用上的最大問題就是利用網路的優點卻剛好是私募法規的瓶頸，因網路之優點即可以無遠弗屆的接近各層面使用者，但私募制度卻禁止一般性廣告跟公開勸誘，故如何調配二者間的衝突，便有研究必要。而海外籌資是企業資金來源的延伸，在企業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的趨勢下，將會越來越重要。私募也是海外籌資的一種手段。目e財政部已經以行政命令開放海外私募，但是海外私募還必須兼顧國外私募法規，故此亦為我國私募制度之發展可注意之方向。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中英語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之態度與實踐，以期了解基層英語教師如何看待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以及他們如何在教室中實施這套新課程。同時，本研究希望藉由國中英語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之態度與實踐，再一次檢視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現況。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方法，以台北市2名公立國中英文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過程採取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為主要資料蒐集來源。資料的涵蓋面向包含：(1) 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之態度；(2) 教師對九年一貫英語課程之態度；(3) 教師對英語教科書之態度；(4) 考試及測驗對教師之影響；(5) 教師的教學技巧與能力；(6) 教師的專業發展。經由這些資料，本研究討論了三個與九年一貫相關的議題：(1) 教師的教學自主權；(2) 教師的專業發展；(3) 教科書的開放政策。 本研究並根據以上三個議題的討論結果，進一步提供相關建議，以作為教育行政單位、學校單位、國民中學英文領域教師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esent the resul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EFL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Grade 1-9 Curriculum and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how junior high school EFL teachers view Grade 1-9 Curriculum and how they implement this new curriculum in their classrooms.This study also offers another chance to take a look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de 1-9 Curriculum.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selects two participant teachers in a well established junior high school to serve as cases which work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s’ attitudes and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 In this case study, data-gathering methods include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in six dimensions: (1)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Grade 1-9 Curriculum, (2)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Grade 1-9 English Curriculum, (3)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textbooks, (4) the influence of examinations and tests on teaching, (5) teaching skills and abilities, and (6)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information, this study discusses three concerns related to Grade 1-9 Curriculum: (1) teacher autonomy, (2) professionalism, and (3) the policy of liberation of textbooks. Finally,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stemmed from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are propos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entral authority, school administrators, junior high school EFL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 on Grade 1-9 Curriculum.

文化創意產業乃近年來政府所大力推動的重點產業，儘管文化究係一種「服務」或「產業」，爭議頗多，然而睽諸世界先進國家，如英國設有事權統一之文化媒體體育部(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職司全英文化政策之擬訂，並以發行彩券部份收入，鼓勵新穎多元之創作；再如丹麥政府早就發現企業界和文化界的語言渾然不同，發現國家需要教育課程來訓練學生如何經營文化事業，這包括建立對整個產業的知識，能夠斡旋協調、解決衝突，並擁有處理預算、智慧財產權、合約及版稅的能力，於是當務之急，是希望商學院可以把注意力多放在文化界的發展潛力上，增加相關主題、課程和所謂「第三級教育」的訓練；澳洲則就文化產業核心，從精英藝術與社區藝術之論述，進一步發展到休閒與娛樂；其文化態度，亦跳脫文化公民權之爭論，邁入文化消費期。凡此種種，皆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角度，作為施政方針。 　　反觀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經營環境日益艱困，至今未有事權統一之「文化部」，文化創意政府分工上，教育部獨置身事外以及至今未能建立諸如好萊塢的「完工保證」制度以吸引投資者等，因此本研究所欲探討之主題計有四項： 1.文化創意產特質為何？與過去台灣所擅長的製造業的價值鏈、商業模式等，有何不同？ 2.政府政策之制訂與產業界之需求，其緊密度為何？是否尚有政策調整之空間與方向？ 3.文化創意產業之經營者係一「守門人」之角色，此守門人之角色如何整合「線上成本」與「線下成本」中之各個成員角色，在「彈性專業化」的合作關係中，形成一種商業模式？ 4.文化創意人普遍缺乏避險觀念，因此如何「以銷定產」，透過「創業財務」理論，經由「高概念」與「國際分工」募集資金，迴避風險，是為本研究所要深入探討的主題。 / The idea of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s been putting forward by the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even though the arguments of culture being as a service or an industry remains disputable. However, policymakers in more advanced countries have moved beyond the debate and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ustries at different level: The United Kingdom sets up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as the solo division in charge of policy formulation. Part of the income from National Lottery is devoted to encourage creation; Being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usiness professionals and creative talents, Denmark educates students with the know-how of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skills of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solving and the abilities to deal with budget, copyright, contract and royalties. It also urges business schools to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by adding more topics, classes and so-called “tertiary education” to their curriculums. Australia, on the other hand, has extended the core value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elite and community arts to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t has moved from the phrase of debating cultural citizenship into cultural consump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we can conclude that culture and creativity se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industries” rather than “services” for policy measures. On contrar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become difficult f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in Taiwan. There’s no one single government entity to take account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course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not partake in studying the vision for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for the industries; Lacking of completion guarantees leaves investors with big doubts and consequently hi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e resources. To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1.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ies. How are they different from the value chains and business models of manufacturing that has dominated Taiwan's industrial sector? 2.The gaps between current policies and the real needs of the industries. What can be done to fav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s? Any adjustment to make or ap-proach to establish? 3.The role of decision makers in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ies as “gatekeepers.” How do they control the above and below the line costs and utilizing the concept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to manage their businesses? 4.The sales and marketing of creative products. Traditionally, creative talents have little knowledge on risk control. How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or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existing provision in the market? How to avoid risk and raise money by bringing in the notion of “high concept” and “co-production” in filmmaking?

資訊時代的來臨，使得館員自身的工作範圍變得更多元，而館員的工作不在侷限於傳統的流通、編目以及傳統的參考服務。讀者對於館員的要求也不再只是「借還書的圖書館員」，對於圖書館的要求也不再只是「借還書的地方」，讀者對館員的要求是，多元的資訊服務，以提高圖書館整體的服務品質。因此，在此種環境下，館員必須利用不斷地自我學習及接受繼續教育等管道獲得新知，增加自我的工作能力，跟上時代的需求，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因此繼續教育對館員的成長非常重要。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法，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藉由英美兩國圖書館學會對於館員的繼續教育情形作借鏡與整理，讓我國圖書館學會能根據英美圖書館學會的先例以及方式，選擇適合我國圖書館學會舉行繼續教育的方式與課程。 英國圖書館學會在西元2002年與資訊科學學會合併，對於英國圖書館學界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其中對於研習班與特殊興趣小組而言，更是增加了一些與資訊科學相關的研習班與興趣小組，因此，讓圖書館學不再只是傳統的圖書館學，而是因應時代成為資訊化社會的圖書館。美國圖書館學會對於繼續教育十分的重視，除了每年藉由年會所舉辦的各個主題的研習班之外，更在西元1999年開始了專業教育會議（Congresse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簡稱COPE），在近幾年已經舉辦三次，每次所探討的重點不一，其中以第二次專業教育會議（COPE II）對於專業館員的繼續教育作了很深刻的討論，並將討論的結果交付美國圖書館學會實行與研議。 英美圖書館學會對於繼續教育的比較，可分成四個部分作比較，由於國情的不同，因此兩國對於館員繼續教育的方式除了一般的研習班之外，英國多了所謂的特殊興趣小組，讓會員們能根據自己的喜好而加入與學習，而美國則是對於繼續教育的政策與實行的方式舉辦了專業教育會議，讓圖書館專業人員對於繼續教育的認可、與制度有重新的認識與方針。 最後就英美圖書館學會的繼續教育的優點，向中國圖書館學會提出的建議為：（一）建立中國圖書館學會的領導地位；（二）制定館員的繼續專業教育計畫；（三）擬定圖書館員的繼續專業訓練手冊；（四）加強研習班的內容多元化；（五）研擬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認可制度。 /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librarians can not be traditional librarians. Just working for the traditional circulation、cataloging and traditional service. Fac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volution, librarians must adopt new strategies and educate themselves through continuing education. This thesis presents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policy and workshop in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CILIP) and in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CILIP’s aim is to provide the highest quality workshops, onsite training and executive briefings for al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ff. All our workshops are tailored to meet the learning,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moder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every Member of CILIP is entitled to join two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free of charge. In the ALA, 1999 Annual Conference meeting the ALA Executive Board, decided to set up for a subcommittee with developing a preliminary outline for a 2nd 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appointment of a steering committee to plan such a congress was approved at the Board’s Fall 1999 meeting with the 2nd Congress to be held late in 2000.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1.Establishing the leader position for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O.C.；2. Drafting the Librarians Training Headbook fo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3. Diversifying the contents of workshops； 4. Formulating the plan fo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e librarians； 5 Drafting a system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e librarians.

本文以「代書」作為考察核心，剖析代書在台灣經歷性質相異政權統治下，代書內涵與意義呈現何種轉變，以及代書定著於台灣社會的歷史動因。 今日台灣社會法律事務的分工具有濃厚「日本因素」。日治時期的代書不再單純扮演「代筆」腳色，在「生活法律化」的脈絡下，代書成為國家與人民的對話窗口。代書與台灣人的接觸表現在法院訴訟、土地登記、政府行政規制等面向，由於國家對民間滲透力道日益強大，連帶為代書撐起一片執業空間。代書在日治時期的職業化與專門化，伴隨近代國家腳步而來，也因此在職業建構、自我與社會觀感上，深受國家力量左右。 代書的專業化表現在業務內容緊貼國家法律。1923年以後因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法」(1935年改稱司法書士法)施行於台灣，導致代書分化為司法與行政代書人。司法代書人的管理、考選交由各地方法院長；行政代書人仍由地方州廳警察進行管理。相較以往警察當局僅要求代書人身分素行，法院更著重從業者的法律專業能力，水準約與法院書記相當。司法代書人不論在人數、地域分布及可親性上，都比辯護士具有優勢，對於近代西方法的傳播，特別是物權概念以及西式法院使用上，影響力不容小覷。由於法院將司法代書人視為輔助司法運作機制之一，調控從業人數，讓司法代書人維持在水準以上，吸引不少台灣人投入此一由國家「法律」所承認的職業，在日治中後期改變了原以日本人為主的職業族群結構。 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其歷史經驗中，並無相類似於台灣本地的代書脈絡，因此對於代書的認識與需求，仍停留在舊中國的歷史記憶。戰前台灣的代書脈絡，當局先暫以「司法書記」與「土地代書人」保留。但前者在1969年以「疏減訟源」為由遭廢，自此消失在國家法中；後者由廢除轉向接受的歷程中，跌宕起伏，耗費極大社會成本。國家長期對代書採取消極態度，民間仍舊延續日治以來與代書的互動經驗，雖國家法與民間對代書的體認不相重合，但代書在民間所累積的厚實法律生活基礎，終讓原無代書之制中華民國法體制，融入台灣民間社會既有歷史經驗，承認代書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藉著聆聽教師的敘說，我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理解教師專業認同的歷程，及此歷程所彰顯的意義世界。以Mead談論的自我概念作為基礎，我認為教師專業認同的概念是一發展性的歷程，而不將其視為本質、本體或範疇。此外，個人的認同歷程在敘說中展現也是我所強調的另一個重點，也就是說，個人在向聽者敘說裡頭展現其生命經驗，而聽者得以藉著語言的力量理解敘說者的生命經驗。奠基於此，研究者（我）才得以理解教師（受訪者）的敘說。 我採用「教育學傳記研究」作為研究取向，並以德國學者Fritz Schütz發展的「敘述訪談」作為資料採取工具，蒐集而來的資料即是我所謂的「文本」或「故事」。訪談的對象是小卉 -- 一位成為國小教師五年左右、服務兩所學校的初任教師。訪談結果在轉錄成逐字稿後，依據Schütz所提出的文本分析流程進行文本結構描述，並嘗試詮釋以析出故事抽象概念。 經過文本結構描述和分析，逐漸呈現「選擇」、「在比較中了解自己」以及「愛與被愛」的教師故事圖像。然而，我並未只是停留在故事詮釋的階段，而更進一步和其它教師敘說進行對話，其目的在於企圖呈現「我們如何看待教師故事、發聲」的議題。最後，我反思本研究的價值以及教育學傳記研究的意義。 / The purpose of my research is mainly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a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by listening teacher’s narrative. Also,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meanings represented by this process. Based on Mead’s concept of self, I argued that the attribut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might be better viewed as a developing process than essences, substances or categories. Furthermore, one’s identity process revealing from narrative is other key point in my study. That is to say, one displays his or her life experiences with a narrative to listener, and then the listener understands the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power of languag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methodological basis, I (researcher) could make sense of the teacher’s (interviewee) narrative. I adopt ”Biographic Research in Pedagogy” as my research approach, and collected raw data called “text” or “story” with “Narrative Interview” developed by Fritz Schütz, a Germany sociologist. After interviewing the first teacher, Little-hui, who just has been working about five years in two elementary schools, I followed Schütz’s procedures of text-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ttempt to catch abstract concepts in hui’s story. After the process of structure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 “choosing”,”knowing self by comparing with peers”, and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gradually showed up to be images of Little-hui’s story. However, I didn’t stay right in the position of story-interpreting. Moreover, I situated these images a dialogue with another inquires of teachers’ narratives, and attempted to raise the issue of “how have teachers’ stories, voices, or narratives been viewed and treated in the context” for discussion. At the end, I reflected on the value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meaning of “Biography Research in Pedag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