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軍事區的概念屬軍事互信機制的一環，而軍事互信機制的緣起主要在「信心建立措施」，「信心建立措施」的實踐係在 1975年8月1日「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簽訂了「赫爾辛基會議最終協議書」，規範了歐洲安全、經濟科學技術和環境領域、人道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召開後續會議等結論，其中有關「建立信心措施暨特定層面安全與裁軍文件」主要規定為防範因軍事資訊缺乏而引發的誤解與判斷，造成武裝衝突的危險，各締約國應循外交管道告知對方，並主動邀請對方觀察其軍事行動與演習；信心建立措施實施至今己有近30年的時間，從歐洲、東協及兩韓實踐經驗，來探討末來台海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建構。 二、非軍事區通常是靠近停戰線的緩衝區，一般所謂的「非軍事化」是指一國不能在其領土的特定部份駐軍或是維持軍事設施，從軍事戰略的觀點來看，「非軍事區」的設置目的，主要是避免或降低武裝衝突再度爆發的可能性，所以所有的軍事力量、供應和裝備，除非另有規定，否則都應撤出「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的設立最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凡爾賽和約在法德邊境上的萊茵蘭地區設立的軍事緩衝區；第二次世界後爆發朝鮮半島的戰爭，戰後雙方簽署停戰協定，劃定了臨時軍事分界線，並從分界線上各後退2公里，形成了一個寬4公里的非軍事地帶作為緩衝區；伊拉克與科威特的「非軍事區」係1990年發生了波灣戰爭，戰後聯合國在伊、科邊界設立15公里寛的非軍事區；上海五國的「非軍事區」1996年4月25日，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五國「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及「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主要內容除了規範五國的軍事互信機制項目，其中甚至規定軍隊並從邊界各自退後100公里設立為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設立的案例其中德國萊茵蘭及伊科邊境設立的非軍事區，均因強權的野心，引發了軍事衝突而中止，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雖然維持兩韓的和平，但北韓利用地道及利用特種部隊對南韓實施攻擊或對在非軍事區間相互開火的事件層出不窮，在南韓實施陽光政策後才使兩韓的軍事衝突減少；故非軍事區的設立，僅能減少兩個敵對團體的軍事摩擦，並不能帶來永久的和平。 三、兩岸歷經了軍事衝突對峙、互不往來及和平交流、協商等時期，近期政府高層頻頻抛出善意，總統陳水扁先生提出「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具體構想及主動邀請中共指派代表一起磋商兩岸推動協商的方式，以探討「非軍事區」之劃定，惟都未獲得中共善意的回應，中共對兩岸軍事互信機看法如下：認為歐洲的軍事互信機制有歷史的條件與限制，兩岸並不存在有這些條件、而中共對兩岸協商的主要對像是美國，而非台灣、台灣所規劃的軍事互信機制有為「兩國論」及「台獨」輔路之嫌、現行「國防白皮書公布」及「海上人道救援」則係國際慣例，而非兩岸協商的結果、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必先協商「結束敵對狀態」而非協商互信機制、我方提出軍事互信機制是根本亳無誠意的，主要是凝聚民意及做給美國看、對「三通」認定為屬一國水域內的交通，兩岸關係仍然屬一國內部事務，與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無關、中共積極與其鄰國建立互信機制，獨排兩岸安全議題，企圖使台灣在東南亞地區「邊緣化」，使我在國際上孤立無援，最後不得不屈服其所訂的條件下。 四、兩岸地區要劃設非軍事區，在現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尚未能達成共識前，僅能以我單邊劃定一非軍事區，以作為雙方的軍事緩衝區，大概可區分台灣海峽地區，可作為非軍事區三項，以台灣海峽、海峽中線以西地區至大陸沿海及以金、馬等外島為劃設地區，經綜合以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分析，以金馬等外島劃定為非軍事區較具體可行。 五、兩岸缺乏政治共識致使軍事互信難落實，中共以冷處理信心建立機制，雖然台灣視信心建立機制的問題迫在眉睫，台灣針對避免兩岸軍事衝突所提出「劃定軍事緩衝區」、「建立海峽行為準則」和共同宣示「放棄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等議題，為建構兩岸和平關係的具體善意，但是以兩岸目前的互動幾乎停擺，故兩岸建立互信機制亦非常不樂觀，一般均認為短時間內條件與環境不可能成熟，由於中共的排拒，兩岸之間很難仿照歐洲經驗，建立談判互信機制；台海目前確實有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避免最近日趨頻繁的軍事行動如共軍船艦直接南北穿越台海、繞行台灣東部海域，甚至戰機飛越台海壓迫中線，很容易雙方誤判而發生誤擊事件，造成台海戰爭的爆發。台灣若要建立所謂的「軍事緩衝區」，我方也必須提出善意，現況最佳的方案只有從金馬撤軍，將金馬劃設為非軍事區，換取中共的善意，重啟兩岸互信機制。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目的，在於根據三民主義的精神與 國父、先總統 蔣公及 經國先生的新聞思想，建立適合現階段國情需要的新聞政策，以指導我國新聞事業配 合現代傳播科技的發展，不斷求進步並發揮最大功能，本論文主要是採歷史研究法， 根據文獻歸納心得。 第二章將世界新聞思潮的演進劃分為三大階段－爭取新聞自由、建立自由而負責的新 聞事業，要求雙向且平衡流通的國際新聞自由。同時介紹 國父、 蔣公及經國先生 的新聞思想，以及證明 國父三民主義新聞思想的優越，在這方面是先知先覺，其思 想精神歷久彌新。 第三章世界新聞政策的趨勢，分別介紹瑞典、西德、日本、南韓、印度五國的新聞政 策，從新聞自由的尺度、新聞事業的制度及新聞自律組織的發展三方面說明。 第四章敘述我國新聞事業及新聞政策的演進，並從其中得知建立三民主義新聞政策的 重要性。 第五章乃研究現階段我國的新聞政策，研究重點與第三章是一貫的，就新聞自由的尺 度言，主張有限制為所應為的自由，新聞事業須受各種法律的約束；就制度言，主張 報紙及通訊事業採公私營並行制，廣播電視業採公營制，就新聞自律言，主張強化自 律組織，加重職種，以確實發揮作用，最後則詳細列舉新聞政策的具體藍圖。 第六章結語。

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全面有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中共自1996年就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中共領導人更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強調以對話協商增進了解和信任，通過協調合作促進和平與安全。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雙邊國際協定、多邊國際組織，強調「和平發展」重於一切，其中「東協區域論壇」與「上海合作組織」更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新安全觀顯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勢將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調。因此，本文除探究中共新安全觀的背景與理念，更透過中共安全觀的改變、國際建制的參與，以掌握中共可能採行的國家安全政策與所面臨的挑戰。最終，並省思「新安全觀」為兩岸關係帶來的啟示。

「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為名的永久性政府間組織，以中文及俄文為正式語言，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及地處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建立於1996年的「上海五國」機制，2001年中，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機制，同年6月15日，六國元首共同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宣佈在「上海五國」機制基礎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當時中共藉著這個機制與俄羅斯及中亞四國開始展開邊境地區信任和裁軍的談判，而這也是「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開端。 本論文以「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為研究主題，首先主要探討的目的為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其軍事合作形成的背景有那些主要因素、其演進的歷程及其內容，其次「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主要內容有那些，接著探討「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不論外部或內部有那些限制因素影響軍事合作，最後逐一分析「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合作對全球、區域及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未來的發展。 研究發現隨著「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逐漸加大，中共在中亞日益提昇的力量也形成對俄羅斯的另一種挑戰。2007年6月27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協定」，使聯合軍演朝向定期化、常態化與制度的趨勢發展，而「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雖然有許多內外的限制因素，但是其範圍及影響層面卻日漸擴大，對全球、亞太地區或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都產生重大的影響，不論兩岸和平談判如何發展，我們都要密切注意「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對我軍事、外交等層面所造成的威脅。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s the first permanent inter-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amed by one of the Chinese cities. Its official language is Chinese and Russian, and its members include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epublic of Kyrgyzstan, Republic of Tajikistan and Republic of Uzbekistan.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established in 1996, was the forerunner of SCO. In 2001, Republic of Uzbekistan joined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and in the same year of June 15, the leaders of the six countries announced a joint statement－"the founding declaration of SCO", which declared SCO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 By using this mechanism, China started the negotiation, which is about a mutual trust of boarding area and disarmament issues with Russia and four center Asia countries, and this mechanism started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CO.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SCO. First, it will be discuss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Shanghai Five" to SCO, including what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of forming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ts courses of evolution and contents. Second, we talk about 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the SCO’s external or internal limitation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Finally, we analyz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ituation in global, regional,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step by step.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CO, that the China’s influence in center Asia is increasing, which will form another challenge to Russia. On June 27, 2007, the six members of SCO signed “an agreement of holding joint military maneuvers among SCO members” to have them held periodically, normally, and systematically. From now,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limit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and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global, Asia Pacific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No matter how the peac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will go, we must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fact that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could cause Taiwan’s military and diplomacy to be under threat.

隨著產業環境的改變，製造業的附加價值越來越低，品牌已經是繼品質之後，成為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之關鍵。也因此，品牌的建立成為台灣產、官、學界十分重視的課題。學術界和實務界對於品牌的建立，與品牌權益的解釋眾多紛紜，然而這些品牌權益模型涵蓋的構面都不太一樣，且品牌權益的建構順序也不相同。本研究目的是整合各品牌權益的模型，建立一個完整而周延的品牌權益構面，並發展有學理基礎的品牌權益建構順序。 本研究收集學術界及實務界普遍在運用的品牌權益模型，以邱志聖（2006）提出的策略行銷分析架構，以及交易成本的觀念為出發點，整合其他的品牌權益建構模型。並且提出「品牌外顯效益」構面，補足策略行銷分析架構在建構品牌權益的不足之處。研究提出品牌權益的構面包含有：上市後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品牌外顯效益、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以及專屬陷入成本。並以Roger（1962）提出的創新決策過程為理論基礎，建立本研究的品牌權益模型建構順序。 本研究提出品牌權益的建構順序，應該是在新品牌上市前，1. 先從降低外顯單位效益成本開始。而新品牌上市之後，2. 應逐步降低買者資訊搜尋成本，3. 建立品牌外顯效益，4. 降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5. 降低買者專屬陷入成本，6. 跟買者建立專屬資產。企業應按照上述順序建立品牌權益，可以讓投入的行銷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研究選擇5個不同產業（家具、電腦、鞋、飲料、通訊）的知名品牌（IKEA、Acer、NIKE、可口可樂、NOKIA），收集各知名品牌建立時採行的行銷活動，以本研究建立的品牌權益模型來作分析。研究發現各知名品牌，皆按照本研究提出的建立順序建構品牌，證實本研究提出的品牌權益模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

身為一位學習「戰略及國際安全」並從事「野戰戰略」與「中外戰史」研究與教育的軍人，深知唯有堅實的國防武力，才能在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文攻武嚇下，以「勝兵先勝」之作為，來達到「止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確保「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之達成，然基於深切體認到「兵凶戰危」，不忍國人與大陸之對立紛爭而引發戰火，導致同胞「生靈塗炭」。自當從「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等戰略及國際安全之考量，研究「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藉由國際間已實施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以下簡稱CBMs），期能喚起台海兩岸之領導人，本著同根同源，藉展現誠意、溝通、協商、交流，進而建立互信，以降低兩岸緊張情勢，避免因誤判而引發衝突，進而導致戰爭發生。 「信心建立措施」的主要概念，在於透過資訊交換與交流，增加彼此的瞭解，避免雙方因對彼此軍事意圖的誤解，而導致擦槍走火，引發衝突與戰爭。並希望透過「軍事互信機制」等交往原則的確立、軍事行動的規範，以及檢證措施的運用，建立台海兩岸彼此信任之關係，以達到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確維台海兩岸安全與永久和平之目標。 本論文「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研究」，其主要的理論基礎是參考國際間已施行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該措施見諸於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的「最終議定書」（Final Act）。而在歐洲中立及不結盟國家提議下，至1986年「斯德哥爾摩會議文件」（Document of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第二代的「信心建立措施」被歐洲各國改稱為「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以下簡稱CSBMs ）。一般而言，後者較前者更強調軍事意涵的重要性及查證措施的使用，也意味脫離前者的萌芽階段，進入較繁複、具體、強制發展的階段。除歐洲與亞太地區外，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都有相關類似的安排。1991年，南北韓所簽訂的「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協議」與「朝鮮半島非核聯合宣言」，中共、俄羅斯及其他三個中亞國家於1996年4月26日所簽訂的「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均屬於「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冷戰結束後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所倡導的安全對話，也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一環。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可採用「信心建立措施」（CBMs）各類作法，即（一）宣示性措施（declaratory measures）、（二）透明性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三）溝通性措施（communication measures）、（四）海上安全救援措施（maritime measures）、（五）限制性措施（constraint measures）、（六）查（檢）證性措施（verification measures）…等，並參考國際間建立互信之成功案例，區分目前已在執行的公布「國防報告書」、宣布「軍事演習之種類、範圍、時間、地點」、遂行「海上救難行動」、建立「海峽中線共識」…等，並配合國統綱領的進程，再分為近、中、遠程軍事互信作為，逐步建立台海兩岸軍事互信，降低緊張，化解衝突，以避免導發台海間之戰爭，共創台海兩岸中國人之雙嬴。 當前台海兩岸之紛爭，乃導因於雙方領導人及政府之互信不足，故在推動台海兩岸互信機制時，初期階段，須由單方面展現誠意、培養互信，在時機及條件成熟後，則雙方展現誠意、建立互信，當然我方應審慎規劃，並時時觀察，若中共仍抱持傲慢心態，未能遵守相關協定，必要時可以停止各項交流，以免單方面對中共做出過多的讓步，以確保我國家安全與利益。 從研究中可以深切體會，台海兩岸維持和平與穩定，是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期盼，也唯有「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才能避免雙方因誤解、衝突，而刺激中共以武力犯台，或引爆戰爭。故僅提出具體建議，供決策單位及後續研究此一問題者參考： 壹、台海兩岸不可輕啟戰端。 貳、推動兩岸間制度化互信機制。 參、藉助國際友人加強多邊協商促進兩岸交流。 肆、審慎擬定建立軍事互信措施之優先順序。 伍、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立法逐步執行。 陸、賡續研究集思廣益尋求兩岸雙贏策略。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雖然還有相當多的困難與窒礙，但相信只要台海兩岸領導人有決心，必可早日達成兩德統一與兩韓和解的光明坦途，這也是台海兩岸中國人所衷心期盼的抉擇，但願不久的將來，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均可走出免於戰爭與殺戮之夢魘，進而同享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和平幸福生活，共創台海兩岸的繁榮與發展。

一、信心建立措施，最早出現於1975年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簡稱CSCE）的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所簽署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嗣後，被國際間廣為運用以降低敵對國家間衝突與避免戰爭的重要途徑與模式。信心建立是一系列的相對措施，旨在促進彼此了解，防止誤判和誤解，其重要條件是雙方能持續漸次的降低敵對緊張關係，使得雙方能在協談中尋求和平解決爭端的共識，成為一種常態性互動式的行為模式。 　　二、不論是先前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或是改組後的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在策訂信心建立措施的條文上是依據當時的背景環境及相對的威脅程度來策訂，並結合時空移轉，環境變遷循序增修訂，在互信不足的狀況下採較寬鬆的措施作為，以增加互信的基礎為主，在互信條件較成熟的時候，則相對採取較嚴格及緊縮的措施作為，而非一成不變，更不是可一次到位的。 　　三、中共從改革開放開始，施政的重心在於政局穩定及經貿發展，中共力求營造與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以全力從事經濟建設。在對外改善關係及參與信心建立措施之基本立場與原則：（一）推動多極的國際新秩序；（二）消弭「中國威脅論」；（三）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在過去十多年當中，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看法由負面的、消極的，轉而採用信心建立措施來改善與潛在衝突國家間的關係。在相當的程度上可印證，中共對其它國家所推動之信心建立措施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而中共也從推動信心建立措施獲得實質之利益。 　　四、兩岸關係正處在十字路口，如何化解僵局，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初兩岸焦點問題，兩岸是戰是和，也是亞太地區穩定與否關鍵。兩岸間現況的互信措施在不具正式的條文約制下，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默契式的互信措施。兩岸之所以遲遲不能展開正式信心建立措施，仍存在的幾個問題癥結：如單方面的共識匯集不易、缺乏脈絡連貫的運作組織體、中共正統自居的傲慢；雙方面的一個中國的認知困境、缺乏溝通有效途徑、漸趨失衡的兩岸軍力；在多邊方面的第三者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效能不彰的第二軌道、多邊組識國家的選邊站等問題。在兩岸間推動信心建立措施或許解不開兩岸政治上的結，推動兩岸信心建立措施最大的目的，是在促進兩岸雙方以和平的、溝通的方式，達成互信、共存、共榮的目標。信心建立措施最終目標固然在於追求穩定、確保和平，但它是一種過程與方法，是通往和平之路的開啟，而不是終點。不論是美蘇間的互信機制或是歐洲的信心建立措施亦或是東協間的安全對話，甚至東西德統一、朝鮮半島正在進行的和解，都是經過長時期的醞釀、溝通、協調，且相對方皆隨著時空而逐步調整修訂各自觀點與包容，並藉助區域組織、第二軌道或第三國的協助，待最佳時機或相對方咸感需要時，始建立相對間的互信措施。

本論文主要由兩篇文章所組成，探討有關跨國購併活動中目標公司的選擇，以及聯貸市場中參貸銀行的選擇。第一部份旨在分析市場集中程度與跨國購併在垂直相關產業的議題。Beladi, Chakrabarti and Marjit (2013)建立一般均衡寡佔模型，連結當地國的市場競爭力和跨國購併在垂直相關產業的論點。他們模型認為當地國家的垂直整合程度會改變國外主併者策略優勢。我們使用1990年至2012年涵蓋86個國家，之全球購併活動案件，我們衡量當地國家的市場競爭與垂直整合程度，呈現當地國家前期的市場競爭力將會誘發國外市場主併者進入，以垂直購併的方式購併當地國家之目標公司。本研究結果提供了實證性的結果來支持過去理論之發現，認為產業的集中程度會影響跨國購併。 本論文的第二部份，在研究知識技能互補和銀行商譽在參貸銀行的選擇，觀察主貸銀行該如何選擇參貸銀行之決策分析。延伸Diamond (1991)的商譽建立假說，透過主貸銀行本身的特性因子與工作經驗，來探討主貸銀行選擇參貸銀行的誘因動機。研究結果發現，當主貸銀行具有較高的自身商譽佳、經營及投資具效率性、內部監理機制較佳、且市場經驗較為豐富時，會誘使主貸銀行減少對高商譽參貸銀行的需求。呈現知識技能互補的現象於主貸銀行選擇參貸銀行的決策。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我們對聯貸銀行團商譽互補現象及分析。 / Two essays are compri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to study on choices of target firms in cross-border M&As and choices of participant bank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In the first essay,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cross-border M&A. Beladi, Chakrabarti and Marjit (2013) present an oligopol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identify the linkages between loc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ross-border mergers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Their model predicts that a vertical integration at home change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for foreign acquirers. Using firm-level data from 86 countries between 1990 and 2012, we calculate proxies for loc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how that lower (higher) pre-merger local competition at home country will increase (decrease) mergers between a foreign firm and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home firm.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s for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 on the decisions of cross-border M&A. In the second essay,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ies and bank reputation on participant banks choices, we focus on the decision of lead arrangers on participant bank choice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We extend reputation building theory (Diamond, 1991) and model the lead arranger’s partner choice problem through the effect of self-related and task-related factors. Our paper show that when lead arrangers have higher reputation,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market experience, lead arrangers tend to choose less reputable partners. These results help to explain how lead arrangers, through their partner selection decisions, manage the reputation pool among bank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摘要 本研究採用賽局理論 (stag-hunt model) 來推論假設南海海上交通線 (SLOCs) 安全合作的情形．根據結果顯示，爭奪南海的國家，其解決衝突最好的策略應以合作的方式來提昇無論是在石油進口、貿易活動以及該地區船隻航行等方面的安全性。 為縮短假設情境與現實情況的差距，一方面，我們找出海上交通線安全合作之難點：主權、資源、和軍事發展；另一方面，也提出能促進其合作的正面因素：舊有的海上聯合巡邏、非傳統安全合作相關領堿、以及未來的南海行為準則 (SCS COC)。 最後我們介紹了「南海太平島提案」，試圖建立與協調新的海上聯合巡邏來降低該地區的緊張關係，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並改善衝突的情況。 根據本研究結論表示，我們的研究發現以及一些政策將能協助實施南海海上交通線安全的合作。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pplies game theory (stag-hunt model) to a hypothetical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on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 protection in South China Sea (SC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ory, the best option for all disputant countries in the issue is to cooperat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ecurity of their oil imports, trade, and ships crossing the region. To overcome the gap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the reality, we have identified those factors that will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on on SLOCs protection, sovereignty, resources,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ose that can be used to counterbalance the effect of negative ones, previous joint maritime patrol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SCS COC). Finally, we have presented the South China Sea Peace Island Initiative, a proposal to coordinate and create new joint maritime patrols in the region as a mean to reduce tensions, build confidence,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utants. We conclude presenting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s well as those policies that will be useful to implement cooperation on SLOCs protection in 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