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索台灣與東南亞籍跨國婚姻子女其自我概念、外表形象與族群認同之內涵及三者概念之間的關連性。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透過參與觀察、焦點團體以及個別深入訪談等多元方式從事資料蒐集並以歸納方式進行分析。本研究對象主要包括了五個類別的青少年：外表具有明顯族群特徵的跨國原生家庭青少年、外表不具有明顯族群特徵的跨國原生家庭青少年、外表具有明顯族群特徵的跨國繼親家庭青少年、親生父母皆為台灣人的跨國繼親家庭青少年以及特殊類別青少年。本研究產生幾項主要發現：(1) 跨國家庭青少年在自我概念上的形塑與一般青少年無異；他們皆能以抽象字眼描述自己，並運用多種不同面向以建構其自我概念。在當中，父母和同儕為影響其自我概念的重要他人。(2)外表亦為跨國家庭青少年自我概念的重要面向之一，尤其是女性。此外，跨國家庭青少年所持之審美觀與一般青少年並無明顯差異。(3)跨國家庭青少年均已發展出初步的族群認同，能選擇自身的族群身份以及運用族群相關線索來區分「我群」和「他群」。同時，外表特徵影響自身揭露族群身份的經驗與方式，具有明顯族群外表者較無彈性選擇族群身份界定與揭露方式。(4)對於擁有明顯族群外表特徵的跨國原生家庭青少年與特殊類別青少年而言，他人對其族群身份與外表特徵的評價，會明顯地對其自我概念產生雙重影響，其中性別亦為一個重要因素。對女性來說，明顯的族群外表特徵（例如膚色黑）容易降低她們對外表的自信。本研究的結果，期望能對跨國家庭及族群研究，相關決策者，以及台灣社會大眾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among self-concept,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physical appearance in th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composed of Taiwanese and Southeast Asians. The study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and the sample comprises five categories: th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ith identifiable ethnic physical features, th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ithout identifiable ethnic physical features, th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stepfamilies with identifiable ethnic physical features, the Taiwanese-born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stepfamilies, and the special category. There are several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F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concept is similar between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 general Taiwanese adolescents; they are able to describe themselves in abstract sense and present their self-concept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Parents and peers are significant sources of influence in their construction of self concepts. Second, the perception of physical appearance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self concept in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is is especially so to female adolescents. Moreover, the perceptions of beauty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of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tend to coincide with those of the general Taiwanese adolescents. Third, th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have developed preliminary ethnic identities, which are shown by their abilities to indicate their ethnic memberships and to distinguish the ethnic in-groups from out-groups. Furthermore, physical appearance tends to affect the ways and experiences of revealing ethnic identities. Adolescents with identifiable ethnic physical features generally have less power to negotiate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Fourth, to thos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ith identifiable ethnic physical features and the adolescent in the special category, others’ opinions of their ethnic memberships and their ethnically denoted physical appearances can powerfully shape their self-concepts, and gender act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is linkage. To the female adolescents from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ith identifiable ethnic features, their self-esteem is likely to be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heir ethnically denoted physical appearanc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academic fields of transnational family study and ethnicity, as well as to policy makers and the general Taiwanese society.

東南亞海域的海洋運輸在亞太地區經濟成長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旦海上環境遭受猛烈恐怖襲擊，全球的船運和貿易活動立即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是麻六甲海峽的特殊地理環境，讓恐怖份子很容易在良好策劃下，完成海上恐怖攻擊活動。後續該地區的保險金額將會高得驚人，造成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海運、亞洲地區的貿易、全球經濟的成長都會受到波及。這也正是為何執恐怖世界牛耳的「蓋達」組織正在積極組建「海軍」，對海上恐怖攻擊展現高度興趣的主要原因。近幾年來東南亞海盜有漸趨暴力的傾向，加上「蓋達」組織的阿富汗基地受創，部分幹部落腳於東南亞，更加深人們對於手段殘暴的海盜與海上恐怖主義的聯想。「蓋達」業已投注許多心力發展海上攻擊能力，如果再與東南亞恐怖組織分享研究成果的話，情況勢必更加棘手。 本文特別針對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與泰國等五個國家作分析，檢視各國所發生的海上暴力事件以及處理的方式，並且研究各國主政者對於恐怖主義的態度。此外，對於與海上恐怖主義有關聯的東南亞恐怖組織包括「伊斯蘭教祈禱團」、「阿布薩耶夫」、「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等，分析其有無跨界發展的能量與發動海上恐怖攻擊的能力。文中也試著從「東協」及其相關組織以及「聯合國」、「國際海事局」、「國際海事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全球性的機構分析其面對新興海上恐怖主義活動的回應，進而整理出促進東南亞各國在海上安全維護上更進一步合作的措施。最後針對台灣的海上反恐作一檢視，希望可以從全球海上反恐的努力獲取經驗，與全球反恐接軌，提升國家海上安全的保障。 關鍵字：海上恐怖主義活動、「蓋達」組織、麻六甲海峽、九一一事件、東南亞、海盜。

本文之研究以1971 年東南亞國協簽署的《和平、自由與中立區宣言》內容為 契機，進一步探究冷戰時期東協區域中立化發展的過程；從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進 行分析，東協的中立區建構乃借用了國際法「中立化」的精神，並透過在地化的發 展，演變出適合東協區域的規範如「不干預原則」與「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等。 而區域的中立化發展回應了東協在冷戰時期的核心利益，維持國家主權自主，不受兩極霸權的操作與干預，以尋求穩定的發展「國家建立」過程；但區域卻未形塑具體的「中立區」機制，或是具有約束力的條約與規範，而僅是以政治性宣示、聯合宣言來表達其區域共識，這是東協長久以來維持和平的規範特色與互動模式。 面對後冷戰時期區域環境的轉變，東協區域中立化的發展面臨調適的過程，透過簽署《東協憲章》與發展安全共同體來加強東協制度化層面，但卻依舊受到既有的區域中立化規範所影響，東協應如何在效率的強化與「不干預原則」中尋求平衡乃當前的重要課題；同時，在東協推動安全共同體的整合過程中，區域的共識卻因為與周邊國家的主權爭端－「南海議題」而遭受破壞，這考驗著東協能否在2015年如期完成安全共同體建構的行程表。

新加坡是一個以國際為導向的城市國家（city-state），以貿易及工業為其生存的主要依據，因此它的外交政策一向十分靈活與務實，常常是經濟及政治工具彈性交互運用，所以，不論是與有邦交或無邦交的國家都能維持密切關係，目的在促進貿易成長與更廣泛的貿易接觸，多年來，新加坡就是以此作為與外國互動的基礎。 為什麼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會和美國發展出密切的政經關係？為什麼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願意付出諸多關注於此一小島國家？本文將以新加坡為主體，分別討論李光耀時期新加坡與美國的政治、經濟關係與發展演變。

本論文是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簡稱新馬）為範圍的「土生華人」文學研究，主要對象是被稱為「峇峇」的土生華人從19世紀至今所產生的文學，亦兼及印尼地區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的比較研究。 本論文架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分為五章。緒論除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主體架構外，主要為研究對象的釐清與相關名詞的界定，並回顧峇峇的語言及文學的研究概況。 進入「本論」第一章「峇峇的語言使用」，筆者分別從峇峇的母語——峇峇馬來語和峇峇福建話，進而是「父語」福建話、再到外來語的英語和華語著手，透過這四種語言在新馬地區尤其峇峇社會中個別的使用狀況與相互消長的分析，以對峇峇社會的語言與文字使用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可以說，峇峇的語言使用是與近現代華人移民海外及西方殖民東南亞的歷史是發展息息相關的。 第二章「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首先是介紹峇峇馬來文報刊雜誌的出版概況，此為羅馬化峇峇馬來語書寫之始。其次從所得的文獻資料並配合第一章的研究心得，從外部的出版概況，條析出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從興起、繁盛到沒落三個階段的發展情形；接著從作品內部進行剖析，發覺翻譯作品從作品的展演形式看，又可分為前、後兩期不同的階段。最後第四小節，筆者嘗試透過田調期間所得的一本「峇峇馬來語籤詩翻譯本」的研究，談談中國通俗文學及民間信仰對峇峇文化的影響，以及峇峇人在以峇峇馬來語翻譯中國籤詩文時所透露出來的多元文化意象。 接著進入第三章，著重探討「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從所得資料彙整的結果看來，峇峇馬來語的書面創作量不及翻譯文學，尤其散文體的作品寥寥可數。然而，缺乏書面的創作文本並不代表峇峇沒有創作文學，「峇峇文學即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長久以來因書面創作的匱乏而對外界造成的假象。事實上，因文化的接觸和語言的掌握，早期的峇峇社會非常熱衷於馬來語詩歌的吟誦或創作，惟傳統上多屬於民間的即興創作，詩文的流傳也多以口耳相傳，較少以書面語呈現及保存。峇峇馬來語的詩歌體裁源自馬來古典文學的班頓（Pantun）及莎雅爾（Syair）體，因此相較於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這類文學形式更具馬來色彩，也更能凸顯峇峇被馬來文化涵化的事實。從早期（峇峇）馬來語詩歌在峇峇社會的流行程度看，若當初這些詩歌能被紀錄下來，其作品數量的豐盛絕不亞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作品。因此第三章主要是針對筆者這些年來所收集到的峇峇馬來語詩歌作品進行統整分析，以反駁峇峇文學只有「翻譯作品」而沒有「創作文學」的質疑。 第四章分別介紹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無可否認，以峇峇馬來語作為峇峇母語（或「族語」）的地位，峇峇馬來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核心性」是不容撼動的，但若從「人」（民族）的角度檢視，在肯定其作為民族文學的重要表徵的同時，以峇峇文化發展上語言使用的多元現象看，我們也不應忽略峇峇人當中有用其他語言書寫文學的事實。在峇峇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各語言之間一直是相互影響的，呈現在文學上的情況也與此相去不遠。因此，第四章主要是承前三章語言使用多元的文路，對峇峇的文學書寫歷程中較隱性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進行概觀介紹，以作為峇峇馬來語文學發展的一個補充瞭解。我們發現，峇峇馬來語的興起與峇峇漢語能力（文學）的衰退脫不了關係，而峇峇馬來語（文學）的沒落則或多或少歸因於峇峇英語文學的興盛。 在前四章的基礎上，第五章筆者嘗試把峇峇文學擺在民族文學的位階上，與其他相關文學：（第一節）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第二節）馬來文學和（第三節）馬（新）華文學進行比較分析。尤其針對學界在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印尼語發展、以及印尼新文學發展上的研究成果所導致的聯想：「(新馬)峇峇文學、馬來語以及馬來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峇峇文學將如何自處？本章最後筆者將峇峇文學擺在「國家文學」的氛圍中去瞭解，在新、馬多元民族的社會中，各民族文學之間的認定是如何？而峇峇文學又是否可以在強勢的政治取向及意識型態包圍下，在眾主流（民族）文學之中找到自我的定位？ 最後是本論文之結論。筆者承前文的研究脈絡，輔以民族文學界定的三條件（族屬、創作語言、內容題材）檢視峇峇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契合或可行性（非單指文本存在的必要性和文學性問題），並在各系語言文學的比較分析中，檢討峇峇文學對於峇峇社會文化發展的回應及影響。

「地緣政治」從字面上來看，就知道它是與地理、政治有關的課題研究，從深層的角度來看它則是以地理的宏觀思維來解釋一個國家的政治行為的科學。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是永久存在的，因而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總會有一定的影響和制約。中西方學者的對地緣政治地理的詮釋都不盡相同。有必要先將地緣政治理論的淵源、定義及形成的因素加以深入探討，以建構本文研究立論之基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兩極對抗終結後，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無不針對此一新的國際環境重新思索未來的發展與相應作為，以利其在新的國際體系產生醞釀過程中，爭取國家的安全發展與最佳角色、地位及對全球之影響力。中共利用地理上海陸兼備的特色及廣大經濟市場需求的優勢，積極營造有利其爾後綜合國力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並已躍昇為國際多強體系中的「一極」。尤其是中國大陸位於亞太地理位置的中心，而且是目前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中國大陸乃是全球人口最多、市場需求容量最大、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若中共能夠針對其地緣政治環境之特色，因勢利導，調整因應，以海陸交鋒的地理條件採全方位輻射同步發展的模式、以優勢的文化背景吸附多數鄰國為伍、以平等互惠爭取周邊強國的支持，則其後續的發展潛力不僅能成為亞洲區域或歐亞大陸的權力主宰者，更足以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基於全球經濟發展與經貿整合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共未來地緣政治發展的主軸仍然會指向經濟方面，同時透過睦鄰政策的持續推動與夥伴關係的建立，營造一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大陸地緣政治板塊。進而藉軍事變革的力量，將解放軍改造成一支能有效執行防衛國土的地面部隊、能達到對強權嚇阻的飛彈部隊、能走出大洋的空中武力與遠海艦隊。並以「上海合作組織」及「六方會談」打擊國內的三股勢力，同時爭取東北亞區域事務的主導權；積極參與「東協」組織，在經濟上維持東南沿海的經濟整合與發展及建立可以聯繫歐洲的地緣經濟板塊，在政治上突破美國的圍堵，爭取東南亞地區政經命脈的主控權。最後是發揮「博鰲論壇」的最大影響力，建構一個真正屬於「亞洲人的亞洲」、「中國的亞洲」的地緣政治理想。 冷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大環境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國際互動模式及經濟發展的主流意識等地緣政治環境特色，對即將成長、茁壯的中共而言，無非是一種新的機遇。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周邊地區既有美國在西太平洋、中亞地區軍事部署上的圍堵；以及周邊「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興起，加上鄰國潛在的糾紛衝突及領土、主權、資源的爭奪等複雜交錯的危機，對中共內外環境及爾後的向外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與挑戰。中共在此機遇與挑戰相互拉扯的過程中，若能「掌握機遇，積極發展」及「厚植國力，迎接挑戰」，將在未來的地緣政治發展開創出嶄新局面。 一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周邊安全與發展的環境，也決定了它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國家在地理上的根本特性，其影響具有恆久性。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對外政策。」任何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利益、威脅與未來發展，都與該國的地緣位置息息相關。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行為必然會受到地理的制約，為了建構符合本身利益的地緣政治環境，就必須掌握形成地緣政治的因素，充分運用地理的優勢，同時避開地理的限制，才能夠達到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目的。總之，檢視中共在冷戰結束後所呈現的國家政治行為之目標，可歸納惟下列幾點地緣政治的戰略意涵： 一、營造「多極化」的格局－打破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二、提升大國地位－突顯中共崛起的意志與決心，並爭取對國際政治權力的分配。 三、擴大順從中共周邊的勢力範圍－強化對周邊地緣政治板塊的影響力度。 四、遏制「台獨、疆獨、藏獨」的分離勢力－維持中國大陸地緣政治內外環境的安全與穩定。 台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中國大陸的東緣，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央樞紐地帶，這個自然地理特徵限制著台灣必須朝向南北或東面方向發展，也就是要以經營亞太地區作為發展的主要腹地。冷戰結束後中共也趁勢在亞太地區安全、政治、經濟領域中積極建構扮演主導及領航的角色，主要目的除了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外，就是要藉此強迫他們在台灣與中共兩邊作出明確的選擇，以達到孤立台灣的目的。此外由於中共地緣政治的發展效用，已反映出中共在國際影響力漸次上升，促使美國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下，在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關係中，美國選擇向中共傾斜的發展。未來在中共逐起崛起的大環境不變狀況下，美國也將被迫向中共靠攏，相對地稀釋了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這將是台灣未來安全與發展的一大警訊。 冷戰結束後，隨著美蘇兩強對抗格局的消失，在全球各個區域普遍響起經濟發展及經濟整合的熱潮，在現代國際發展趨勢而言，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發展途徑，將能創造另一個政治、外交地緣政治新局，其中以「自由貿易區」模式的發展最具成效。預期未來「地緣經濟」勢必成為國際體系建構與發展的一個主流模式。最後來觀察陸地與海洋兩者的相互關係，陸地會對海洋構成控制的效果，海洋則對陸地產生包圍與封鎖的作用，在現代的國際政治權力環境中，它們都可以具體呈現出國家權力的所在。

摘要 本研究採用賽局理論 (stag-hunt model) 來推論假設南海海上交通線 (SLOCs) 安全合作的情形．根據結果顯示，爭奪南海的國家，其解決衝突最好的策略應以合作的方式來提昇無論是在石油進口、貿易活動以及該地區船隻航行等方面的安全性。 為縮短假設情境與現實情況的差距，一方面，我們找出海上交通線安全合作之難點：主權、資源、和軍事發展；另一方面，也提出能促進其合作的正面因素：舊有的海上聯合巡邏、非傳統安全合作相關領堿、以及未來的南海行為準則 (SCS COC)。 最後我們介紹了「南海太平島提案」，試圖建立與協調新的海上聯合巡邏來降低該地區的緊張關係，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並改善衝突的情況。 根據本研究結論表示，我們的研究發現以及一些政策將能協助實施南海海上交通線安全的合作。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pplies game theory (stag-hunt model) to a hypothetical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on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 protection in South China Sea (SC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ory, the best option for all disputant countries in the issue is to cooperat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ecurity of their oil imports, trade, and ships crossing the region. To overcome the gap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the reality, we have identified those factors that will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on on SLOCs protection, sovereignty, resources,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ose that can be used to counterbalance the effect of negative ones, previous joint maritime patrol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SCS COC). Finally, we have presented the South China Sea Peace Island Initiative, a proposal to coordinate and create new joint maritime patrols in the region as a mean to reduce tensions, build confidence,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utants. We conclude presenting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s well as those policies that will be useful to implement cooperation on SLOCs protection in SCS.

本論文旨在探討中共海洋戰略發展之相關條件、環境、具體措施，以及對周邊國家所產生的影響。後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緩和，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地區爭端和衝突反而浮現出來。因地緣政治環境的改變，台海、南海地區已成為區域衝突的引爆點。中共研析波灣戰爭之經驗，放棄「早打、大打、打核戰」時時臨戰之觀念，強調「質量建軍打贏高科技局部戰爭」之策略，故調整戰略方向由陸上走向海洋，以保障其國家利益、國防安全及完成統一中國之企圖。就整體國力言，中共自1978年實施經濟改革後．，經濟成長快速，國家競爭力上升，無庸置疑，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經濟大國。而蘇聯解體後，中共來自北方威脅降低，有利其海洋之發展。又因沿海海洋爭奪及領土紛爭問題亟待解決，更全力擴展其海軍武力。中共在 1998年就制定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海洋議程」，提出中國海洋事業永續發展政策。同年中共國務院在國際海洋年會中提出《中國海洋事業發展白皮書》，其中明文主張「中國是發展中沿海大國」。中共大力發展海洋戰略，已為亞太地區安全投下一個變數，亞太各國均深感不安。加上區域內互信機制不夠健全，中共時時對台灣文攻武嚇，更增加地區衝突之危險性。故未來台海、南海問題最後是以和平方式或兵戎相見收場，中共的戰略作為就顯得十分重要。 關鍵字：亞太戰略；國家戰略；海洋戰略；海軍戰略；海軍現代化；海權；積極防禦；近海防禦；局部戰爭；太平洋島鏈；兵力展示，有生戰力；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遏制點阻滯；海洋經濟；指管通情系統；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南亞國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