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權力對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行政管制，有愈趨嚴密之勢，觀諸國內目前的研究文獻，卻多為個別消費定型化契約類型的研究，針對其整體性的研究文獻卻相當稀少。本篇論文嘗試以較宏觀之角度，從定型化契約條款規制緣由之發展、德國相關契約管制理論之討論，以及契約之法律經濟分析等面向，以現行消費者保護法的規範架構為基礎，以演繹具體之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內容控制標準。嗣以此等內容控制標準檢視我國目前有關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的行政規制模式，尤其針對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性質，及其相關內容加以分析討論。除此之外，由於我國目前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各類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甚多，本文亦嘗試著將這些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予以類型化，並逐一地提出比較評析。 第壹章「緒論」：各國對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多有採取立法、行政及司法等相關規制措施加以導正，我國法制（即立法及司法規則）因此亦深受影響，尤其是繼受德國法。惟我國有關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法制的發展則與德國法制完全脫勾，目前係廣泛透過行政立法之方式，發展頗具臺灣特色的管制模式。針對此種運用公權力以積極介入私人間法律關係的發展，從憲法及行政法角度而言，是否違反法治國原則？從民法的契約自由及契約正義而言，是否妥適？公私法彼此間的競合交錯是否造成過度管制的情形？期藉由初步討論能拋磚引玉。 第貳章「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管制之發展」：從定型化契約條款規制緣由之發展、德國相關契約管制理論之討論，以及契約之法律經濟分析等面向，探討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管為何要加以管制，以及管制所須注意的面向。 第參章「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之發展」：由於立法、司法規制的功能不足，國家遂被進一步地授權以行政手段介入管制。國家藉由行政規制填充、創造私法自治的外圍框架，理論上並非完全無著力空間，也因此造就我國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的發展。而根據我國目前實務，立法者為避免人民權利保障的疏漏，多有授權行政機關針對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進行管制的情形，因此傳統論者基於國家應保持中立或公權力不能妨害契約自由等觀點反對行政規制的立場，似未能切中問題重點，本文以為應就「何時適宜動用行政介入手段」、「動用何種行政手段」、「法治國」、「效用」等面向深入討論，並注意所採用的手段是否逸脫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的管制緣由。 第肆章「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之種類」：從行政指導、法規命令及行政處分等行政作用面向分述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之種類。 第伍章「違反行政規制之法律效果」：從行政罰及消費者保護官的不作為訴訟分述違反行政規制的法律效果。 第陸章「各類型行政規制之檢討」：針對前兩章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之種類及違反行政規制之法律效果進行檢討，該章是本篇論文的重心。 第柒章「法制上之建議-代結論」：延續第陸章的檢討，對我國現行消費定型化契約條款行政規制法制提出建言。 / With the ongoing changes of official role in the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civil contracts, the debate of whether it should be stepping into or reducing is still up in the air. Although both sides have based on profound theories,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ROC still has tighter and tighter control on consumption of standard contract terms. In light of domestic study on such subject, more paper emphasize on individual type of study instead of the comprehensive one. Therefore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aggressively play a role to create the sound framework to provide necessary substances and service to assure the func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However, its intervention of the contract content freedom should be taken by more conservative approach.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illustrate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ation on standard contract terms, also with the related discussion over contract moderation in German, and the analysis in law and economics over civil contracts. Moreover this study elaborates the concrete consumption of standard contract terms under the consumers’ protection regulation architecture. Hopefully we can reexamine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ver the consumption of standard contract terms, especially for those the standard contract terms should be posted and those should not. We can evaluate the pros and cons about that later. Besides, due to lots of regulation over those should be or not to provisions, this study is also trying to classify all to mak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e by one for your own view.

稅捐稽徵法於民國99年1月6日增訂第1章之1有關納稅義務人權利之保護規定，其中第11之4條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前項租稅優惠之擬訂，應經稅式支出評估。」揭示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以確保其他納稅義務人權利。此項規定之目的，既然係就立法者訂定租稅優惠法律所加之限制，則其所謂的「不得過度」之認定標準自應遵守憲法之要求，惟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涉及優惠性差別待遇，故其究應依據平等原則抑或依據比例原則作為其認定標準？不無疑義。 我國實務上關於租稅法之憲法爭議向以量能課稅原則與租稅公平原則處理之，故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量能課稅原則及租稅公平原則三者間如何各自其發揮其應有功能而不至於相互重疊甚至架空，從而建構一完整之憲法保護體系，以保障納稅義務人權利，值得加以討論。本文認為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與量能課稅原則、租稅公平原則三者間關係，應為廣義租稅公平原則乃租稅正義，基於分配正義時，其包括水平公平要求之狹義租稅公平原則與垂直公平要求之量能課稅原則；基於形成正義時，則包括水平公平要求之狹義租稅公平原則與垂直公平要求之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由於量能課稅原則所關注的焦點應係在於所課與之租稅義務是否已反應出納稅義務人之租稅負擔能力，其側重的乃是程度深淺當否之問題，而比較接近比例原則之要求；而基於租稅正義之形成正義中垂直公平要求之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其在遏止某些租稅優惠雖可通過平等原則之檢驗卻對於其他納稅義務人權利過度干涉而侵害之情況發生，因此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之審查模式，亦應與比例原則相似；至於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要求則歸屬狹義租稅公平原則以處理因負擔租稅義務而有差別待遇之情形。 首先，關於納稅義務人權利之憲法保障依據，本文認為與其求諸於國民主權、租稅國原則及社會國原則等要求，不如肯認憲法上稅捐基本權，並就其保障範圍與界限保持開放性，留予釋憲者解釋及使用的空間，才能對於納稅人權利徹底保護。其次，從資源有限性及有效稅率的觀點加以審視時，維繫國家正常運作所需支出而相對應的租稅範圍內具有封閉性，故國家倘若就其中某些納稅義務人所應負擔之租稅義務予以減輕或免除時，則該租稅負擔勢必轉嫁於其他納稅人身上，並且由於立法者於制定各種稅率時，僅就通常情形加以考量而訂定之，並未考量租稅優惠特別係誘導性租稅優惠之特殊情形，因此除了實際稅率與名義稅率偏離部分外，當初因無法考量有效稅率而增加的稅率部分，無形中亦轉嫁於其他納稅義務人，故租稅優惠係可能對於其他納稅義務人的權利造成侵害之情形。 關於租稅優惠的審查密度，我國釋憲實務所採取的標準似乎傾向於寬鬆的審查標準，惟如此一來與放棄司法審查無異，就其他納稅權利人之保障顯係不足。本文認為基於立法者具有民主正當性基礎及其具備高度的專業技術判斷與相關資訊，足以針對財政需求而制定適妥之財政目的規範，因此立法者就此應享有立法形成空間，故應適用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於此前提下，由於任何租稅優惠均或多或少帶有一定政策性，而不同政策的實現對於全體國民均有不同程度之重要意義及影響，因此必須區分非經濟目標租稅優惠規範與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予以寬嚴不一的審查標準，再就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區分公益團體租稅優惠與非公益團體租稅優惠予以寬嚴不一的審查標準，而建構類似美國關於言論自由之雙軌雙階審查模式，不可如現行實務般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 針對非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例如：所得稅法第4條第13款規定)，由於此等租稅優惠不會對於市場競爭秩序產生重大的影響，其減免的租稅數額相對較小，最重要的是該等政策實現所需的時間較短致使租稅優惠的期間不致過長，其政策之執行極富彈性及機動性可隨時作適度調整，以及該等措施係在彌補社會福利制度不足之處，故應予以最寬鬆的審查標準，故只要立法目的本身為正當且欲達成立法目的之手段與目的具有合理的關聯時，該等租稅優惠即不致於過度侵害其他納稅義務人之權利即與憲法保障之稅捐基本權無違。至於針對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例如：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項)，鑑於此等租稅優惠對於市場秩序的重大影響、減免數額鉅大、優惠期間長且直接影響國家的競爭力等因素，應採取較嚴格的審查標準，以保障其他納稅義務人之權利；具體標準為其立法目的本身為正當且欲達成立法目的之手段與目的具有合理的關聯並輔以體系正義之觀察，惟為確保立法就租稅事項之形成空間不至於受到過度的限制，其手段與目的間應合理關聯性之判斷可從程序面出發，藉由程序確保實體正義，而此等程序要求包括租稅優惠規範應經稅式支出決定程序決定同意後其制定始具正當性，以及應以限時法為之。 於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中，則再區分非公益團體租稅優惠與公益團體租稅優惠。針對非公益團體租稅優惠(例如：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項)之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之審查，由於其不具公益性無特別處置之必要，故逕適用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之審查標準即可，亦即應經稅式支出評估程序且應以限時法為之。至於針對公益團體租稅優惠(例如：已廢止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19之2條關於技術入股5年緩課規定亦適用於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之教育、文化團體、慈善機關或團體)，由於公益團體設立及從事行為均須受到政府主管機關嚴格的管控，故當其從事於經濟性行為時，政府於其從事經濟性行為之效益及可行性業經充分評估，於認為就其設立目的之實現有相當助益時，方才會許可其從事；此外，公益性團體之財務受種種法令之限制，其透明程度亦屬高度，可受社會一般人民對監督，從而應可認為其他納稅義務人之事先程序保障已獲得充分之確保；最後，縱使立法者對其經濟性活動預測有誤，緣公益性團所得或盈餘終需使用於公益而慧澤社會，從整體觀察來看，對於其他納稅義務人權利不至於形成嚴重的侵害；職是，關於應經稅式支出評估程序之要求應予以適度放寬，得不經稅式支出評程序，然關於限時法之要求，立法者仍應遵守之。

我國民事訴訟法於民國89年修正中，與法官闡明義務相關之重要修正為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修正，強調事實及法律上法官均有闡明義務，及增訂第199條之1，將請求權基礎競合而當事人有部分請求權未為主張情形，明文為法官闡明義務範疇。另搭配書狀先行、爭點整理、當事人真實及完全義務及攻擊防禦方法適時提出等相關規定的修正及增訂，希冀以擴大法官闡明義務方式，使當事人能利用一次訴訟程序解決紛爭，防免發生突襲性裁判，並避免訴訟拖延，使當事人受適時審判，減少當事人程序上勞力、時間及費用的支出。 本論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七章為結論。第二章及第三章係簡述民事訴訟程序中，與本論文所探討之法官闡明議題相關憲法上權利、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訴權及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原則，並探討法官闡明之目的、性質等基本問題。 　　第四章為法官闡明相關的爭議問題研究。從德國2001年民事訴訟法修正法官闡明義務規定及我國法官闡明義務立法沿革出發，為維持法官之中立性應避免闡明權逾越適當性的行使，法官闡明義務必須以當事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中，有相關之「端緒」為基礎始得為之。而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應依法審判，在「法官知法原則」下，正確適用法律為法官的職權亦為義務，法律見解採用並非辯論主義範疇，當事人不能任意處分，法官審判更不應受其拘束。另法院對於審理過程中待證事實及證據資料進行評價所形成的暫時性心證，與當事人本件訴訟結果勝敗牽涉，法官對此部分暫時性心證公開並搭配舉證責任與證據提出的闡明，可讓當事人明瞭其在審理程序中尚應補充哪些事實及證據資料，始足以改變法官之暫時性心證方向，追求對自己有利的訴訟結果。末以律師作為當事人法律諮詢者的司法任務，應以適當方式為當事人爭取實體上及程序上利益而遂行訴訟，因此在當事人本人訴訟及律師代理訴訟中，法官闡明義務亦有程度上之不同，以維持兩造當事人之實質武器平等地位。 第五章為法官闡明義務的類型。從傳統及晚近學說上對闡明之分類出發，簡述此分類之缺失，末以最高法院近年來之法官闡明相關實務見解為中心，將其區分為起訴合法性、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及法律見解表明四個部分，從不同階段可能出現的法官闡明態樣進行類型化及評析。然而法官闡明權實係貫穿整個民事訴訟程序進行運作，故本文所選取之最高法院判決亦不乏在同一個判決中有不同階段的法官闡明見解。就實務見解類型化後，比較實務見解與國內外學說見解的異同，檢討我國法官闡明制度之實務現況。 第六章從法官迴避、失權效及判決效力三個部分切入探討闡明相關的法律效果。法官因逾越闡明界限之闡明而有損及中立性時，應讓當事人有聲請法官迴避之機會，而法官因闡明不當而該當法官迴避之結果時，應衡酌情況予以內部自律懲處。另法官於訴訟程序中妥為闡明後，應區分律師訴訟及本人訴訟之適時提出訴訟資料的「期待可能性」，妥適適用失權效規定，以避免訴訟程序拖延，影響當事人受適時審判權利。而學說上別訴禁止擴大及既判力擴大或減縮見解，衡諸我國民事訴訟並未採行全面強律師代理，且法律對此尚無相關依據，應保障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注意當事人程序權保障，現況下或採取保留態度較為妥適。

違法取得之證據於民事訴訟上可否予以使用，涉及之層面甚為廣泛，最為相關者，即係對於發現真實之手段上，所容許最大界限之所在，此自涉及到民事訴訟制度上之價值判斷，因此欲釐清此一爭議問題，自有必要以民事訴訟之最上位法理，諸如發現真實之追求、民事訴訟制度之目的，以及促進訴訟等相關之基本理念予以探討，本文整理並歸納目前文獻上所提出之諸多理論，以違法取證可利用性之角度切入予以觀察，是否有所衝突抑或係理念相同之處，以尋求此議題於民事訴訟整體架構之定位；此外若係採取禁止使用之立場，為避免實質正義之完全剝奪，即須進一步探討民事訴訟制度之發展，是否已提供足以正當化禁止使用此類證據之正當性基礎，本文並以實務上最為常見之通姦案例為焦點，具體操作評估此理論基礎之可行性。 再者，職司審判之法院為達認定事實之要求，自須依自由心證而為證據取捨並為證據評價，此自為自由心證之內涵，而欲承認違法取得之證據將有禁止使用之可能者，自須探討是否法官得基於自由心證，而享有證據之利用自由，為釐清此一爭議，本文以證據能力之要件、證據能力與證據價值之區分、嚴格證明之要求，並進一步釐清民事訴訟法以及實務運作上對於各種證據能力之規範，以尋求違法取得之證據於自由心證之定位。 對於違法取得之證據倘若欲禁止使用，實務上所面臨到操作上之問題，即係基於何種理論基礎、何種審查方式、於審判程序何種階段予以審查、證據禁止之範圍均須一併納入探討之範圍予以釐清，而民事訴訟上違法取證之議題，外國法已發展出一套運作模式，因此本論文於此同時整理並歸納外國法之文獻，諸如英美法之證據排除法則之運作，以及德國法之證據禁止法則之介紹，並與我國法之制度運作互為參照比較，是否可為我國體系建構上之參考借鏡。 同時再以實務上較為常見之違反程序法，以即違反實體法所取得之證據，予以類型化分類，並以學說見解之介紹與實務見解之觀察與分析，探討是否有較為穩定性之運作模式，以符合法安定性。 最後基於實務見解對於此類議題已有為數不少之判決，本論文即以表格化之方式，予以呈現實務上目前對於證據禁止使用之審查方式為何、證據禁止使用之比例多寡、對於各種類型係以何種原因作為判斷可利用性之考量，期望能較為清楚目前實務見解對此一議題之走向。

自我國企業併購法容許以現金作為併購對價後，現金逐出合併即成為我國法制上適法之併購類型。惟現金逐出合併通常為控制股東利用股權優勢，以現金對價剝奪少數股東留存於併購後公司之手段，故控制股東是否濫用資本多數決侵害少數股東權益以獨占併購利益乃成為現金逐出合併上不可忽視之討論重點。 本文以比較日本法之觀點，針對專屬於併購之保護機制及公司法上既有之救濟機制進行比較分析，以釐清及了解現行制度於實際操作上是否確實能夠在現金逐出合併之實行過程中發揮保護少數股東之功能。討論範圍上，前者，包含「資訊揭露制度」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後者，包含「股東制止請求權」與「爭執併購決議效力之訴訟」。比較內容圍繞在此四項制度於解釋適用上之學說與實務觀點。 除保護機制之討論外，本文另從二階段收購之角度探討少數股東之權益侵害。討論範圍上，主要以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具有密切關係之控制權溢價分配及公開收購壓迫性兩者作為討論之對象，並從日本法之比較分析觀點，探討是否可透過股份收買請求權使少數股東分享控制權溢價，及解決二階段收購下可能引發之壓迫性問題。 最後，本文針對現行制度提出檢討與建議。在保護機制部分，資訊揭露制度應補強揭露內容與強化非公開發行公司之保護，股份收買請求權應調整目前實務採用之計算方式，股東制止請求權與爭執決議效力之訴訟應作一體性之調整。至於二階段收購部分，則應容許少數股東可分享控制權溢價，並暫以股份收買請求權解決公開收購之壓迫性問題。

Mitt-Infrarot-Technologie (mid-IR) ist ein äußerst leistungsfähiges Werkzeug für die Anwendung in der Molekülspektroskopie, da die Schwingungsmoden vieler Moleküle in diesem Wellenlängenbereich liegen. Der Quantenkaskadenlaser mit externem Resonator (EC-QCL) kann alle Bereiche dieses Spektrums abdecken. Das Hauptanliegen dieser Arbeit ist die Verbesserung der Leistung des EC-QCL im Hinblick auf die Breite des Wellenlängen-Durchstimmbereichs und die Laserleistung. 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bestätigen zunächst, dass der QCL die Schlüsselrolle bei EC-Systemen einnimmt: Die Effizienz des EC wird bestimmt durch die Effizienz des QCL und die Güte der Antireflex-Schicht (ARC) der Laserfacette. Die Breite des Durchstimmbereichs wird bestimmt durch das Gain-Spektrum des QCL. Im Rahmen dieser Arbeit wurden die QCL in unserer Gruppe hergestellt und vom QCL-Wachstum selbst bis hin zur Facettenbeschichtung optimiert. Eine der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in der Herstellung des EC-Systems ist die Reduktion des Reflexionsvermögens innerhalb der Facetten des Laserchips. Dafür haben wir ein neues ARC-Konzept entwickelt und auf dem beschichteten Substrat demonstriert, dass innerhalb des gesamten, sehr breiten Wellenlängenbereichs von 7–12 μm die Reflexion auf unter 1% reduziert wird. Das Beschichtungsmodell wurde außerdem auf „broad-gain“-QCL-Facetten angewendet, wodurch die Reflexion auf 0,75% über den gesamten Emissions-Wellenlängenbereich reduziert werden konnte. Ein weiterer Schwerpunkt dieser Arbeit ist die Entwicklung und Konstruktion von EC-Lasersystemen. Es wurden zwei kompakte Laser vom Littrow-Typ entwickelt, die von 920 cm-1 bis 1190 cm-1 durchstimmbar sind und die eine Pulsleitung von 0.45 W erreichen. Außerdem wurde eine neue optische Konfiguration des EC-Systems vorgeschlagen um eine höhere Ausgangsleistung zu erzielen. Dieser „Intra-cavity Out-coupling Laser“ erreicht eine Pulsleistung von 1 W und den gleichen Emissionbereich wie die beiden Littrow-Laser. / Mid-infrared (mid-IR) technology is a very powerful tool for molecular spectroscopy since vibration modes of many molecules lie in this wavelength range. The External-Cavity Quantum Cascade Laser (EC-QCL) can cover any part of this spectral range.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mprove EC-QCL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wavelength tunability and laser power. The theoretical study about Quantum Cascade Laser (QCL) and EC systems has confirmed that the QCL plays the core role of EC-QCL systems; the power efficiency of an EC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ower efficiency of QCL and AR-coating of the laser facet. The width of the tuning range is determined by the gain spectrum of QCL. During this work, QCLs have been fabricated in our group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se factors were carried out with various approaches, from QCL growth to facet coating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making EC systems is to reduce the intra-facet reflectivity of the laser chip, and we first proposed a new anti-reflection (AR) coating concept and demonstrated its performance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community, achieving good reduction of reflection of the AR-coated substrate over 7-12 μm range, keeping below R < 1% reflection over the entire spectrum. The coating model was applied on broad-gain QCL facets, and the reflection was reduced to 0.75% over the entire emission wavelength range. Furthermore, this work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 of laser systems, and two compact Littrow-type lasers and an EC system with a new optical configur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achieving good performances; tunable from 920 cm-1 to 1190 cm-1 and 0.45 W pulse power. The new type of laser, an Intra-cavity out-coupling EC laser, was also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power output and achieved over 1 W pulse power with keeping the same tuning range as the Littrow-type.

本論文於結構安排上，首章係為緒論，內容涵蓋有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架構；而於第二章將探討限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法理基礎及所涉基本權干預；第三章則對於事證提出及失權規定立法例之加以介紹；第四章則首就我國民事訴訟法一般訴訟促進義務下之失權制度，為要件及效力之介紹，再以其為基礎下，探討特別訴訟促進義務、特殊訴訟促進義務之失權規定要件、效力介紹及異同比較，並對於具法律重要性之實務見解予以評析；第五章則除探討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失權規定與其他同法程序制度之價值調和問題，復將對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68條之2及第276條規定為合憲性控制之操作；第六章則為本論文綜整及結論。

老年所得保障的問題，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所共有的社會問題。臺灣、德國與美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基本上都是採用所謂的「三層保障的模式」。第一層保障為國家所建立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制度，第二層保障為企業或雇主所設立的企業退休給付制度，第三層為個人的自我預護（包括儲蓄、保險、置產等）。本文主要是探討第二層的「企業退休給付制度」之法律問題。臺灣的「企業退休給付制度」（也稱之為「企業退休金制度」），是採強制性為主，自願性為輔的雙軌制度，自願性制度所佔比例無足輕重。在強制性制度中的實施型態是採「單數型態」，而且由「單一組織」承擔實施。美國的「企業退休給付制度」稱為「年金（退休金）計劃(pension plan)」，德國的「企業退休給付(betriebliche Altersversorgung)制度」也稱為「企業年金(Betriebsrenten)制度」。這兩個國家向來都是採用自願性制度，「實施型態」與「實施機構」也都是採「複數型態」。 關於企業退休給付的法律保障，臺灣於1984年在勞動基準法中納入「退休規定」，對勞工退休金制度的設立、實施型態、實施機構、財務準備與給付內容皆制定最低的法律標準，然而對於勞工的退休金期待利益如何保障與雇主陷於支付不能時退休金請求權如何保障等重要問題，皆欠缺規定。德國於1974年制定「改善企業退休給付法」，採有限度的立法，對已設立的企業退休給付制度制定最低法定基準，特別注重「退休給付期待利益之保障」與「退休給付支付不能時之保障」；同一年美國也制定「勞工退休所得保障法」，採取全面性的立法，不僅注重「勞工退休給付權利之保障（包括對退休給付期待利益之保障）」，也同樣針對「退休計劃之終止與支付不能的情形」設有特別的保障。 本文主要是以臺灣的「勞基法退休規定」，德國的「改善企業退休給付法」與美國的「勞工退休所得保障法」等法律規定為基礎。針對同一問題，分別探討臺灣、德國與美國的法律制度。第一節首先探討企業退休給付制度之歷史發展，企業退休給付制度究竟如何形成？如何逐步擴展？法律如何回應？在立法之後又面臨何種問題？第二節首先討論退休給付制度的核心法律概念，以及其如何與雇主的其他給付相區別。接著進一步探究勞工請求雇主給付退休金之法律基礎為何？然後再探討企業退休給付之法律性質。第三節分析企業退休給付制度，以何種型態實施，如何運作，在組織上產生何種法律關係。第四節探討企業退休給付的財務準備。第五節以給付為中心，探討企業退休給付的一般法律保障，包括：請求退休金的法律要件為何？請求範圍如何決定？如何與社會保險給付整合？如何支付？在面對通貨膨脹壓力時又如何因應？第六節探討企業退休給付期待利益如何保障之問題，詳細探討德國與美國為何要保障退休給付期待利益？在何種情形下，退休給付期待利益不可喪失？勞工退休時，退休給付期待利益如何實現為退休給付，如何計算其數額？勞工離職時，可否一次結清將來的退休給付權利？勞工轉換工作時，退休金債權是否可隨同移轉？最後一節探討退休給付發生支付不能之情形時，有何解決辦法？第五章比較三國退休給付法律制度有何異同？有何優缺點？並檢討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提的「勞工老年附加年金保險險制度」草案，與「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之優缺點，並探討我國勞工退休金制度法律改革是否存在其他不同的途徑。？最後一章總結前面各章之研究所得作成結論。 / Old-age income security is a sharing social problem of 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ree tiers (pillars) of economic security」 has been used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in Taiwan, Germany and U.S.A. The first tier is obligatory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countries; the second tier is the composition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created by companies or employers; the third tier is personal advance arrangements (include saving, purchase of insurance, investment, etc.). This dissertation concentrates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in Taiwan is a double-track institution. While the voluntary part of it is rather insignificant, this institution is mainly in obligatory part. This obligatory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is designed to be only one type － defined benefit plans, and there is only one designated funding agency － the Central Trust of China. In U.S.A.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used to be called “private pension plans”; in Germany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used to be called “company pensions (Betriebsrenten)”.　These two countries adopt voluntary institutions. The types and funding agencies of their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are plural.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nsion, the relevant laws were enacted in Taiwan, Germany， and U.S.A. Regulations about employee retirement benefits were included in the “Labor Standards Law” enacted in 1984 in Taiwan.　These regulations created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requirement of benefit, funding and funding agency, benefit formulas of retirement plans.　However these regulations　lacked protection of pension expectations and rights to pension against insolvency or bankruptcy of supporting employers.　In Germany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bout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Act on Company Pensions” in force since December 1974.　This Act regulated very limitedly. It established minimum standards for company pensions, especially relating to protection of pension expectations, and pension benefit rights against insolvency of supporting employers. In the same year 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 (ERISA) was enacted in U.S.A..　This comprehensive employee benefit law not only stressed on protection of employee benefit rights (including protecting vesting right), but also created insurance for pension plan terminations.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compares the legal institutions relating to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in Taiwan, Germany and U.S.A.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statute laws relating to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of these three countries.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research.　Chapter 2、3 and 4 discuss the legal institutions relating to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of these three countries. In each section of each chapter the same problems are discussed. Section 1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and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laws, including how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have formed and expanded, how the law regulated, and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caused after enactment of the law relating to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Section 2 firstly discusses the core legal concept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 each country, and how it differentiates from other benefits of employers. Then this section probes into the legal bases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claim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Section 3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how they operate, and legal relations that have been produced. Section 4 explores pension funding.　Section 5 discusses the general legal protection of pension benefits,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requirement of benefit, payment of benefit. The question of how supplementary pension integrates with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and counteracts the effect of inflation is also discussed.　Section 6 discusses how the relating laws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protect pension expectations, why the laws of Germany and U.S.A. protect pension expectations, when the pension benefit rights are nonforfeitable, how the nonforfeitable benefit is accrued, under which condition a nonforfeitable benefit can cash out, and whether the nonforfeitable benefit is portable when the employee changes the job?　The la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legal protection against insolvency of employers or termination of pension plans. After comparing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and its legal protections of Taiwan, Germany, and U.S.A.，chapter 5 examin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recent drafts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reforms proposed by CLA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in Taiwan. One is “Draft of the Old-age Supplementary Insurance of Employees” , and the other is “Draft of Employee Pension Act “ . The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other ways for reforming supplementary pension plans institution of this country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chapter.　The last chapter puts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eceding chapters into a conclusion.

我國學者關於民法上抗辯權之著述，偏重於個別類型中重點問題的探討；本論文則係從總論的角度檢視抗辯權制度的共通問題。由於在抗辯權理論下，係以其法律效力—「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與強調效力的發生以抗辯權人之主張為必要—「主張之必要性」，作為該制度之兩大特徵；而質疑抗辯權制度之獨立性與正當性的學說，亦以撼動此兩大支柱為要務。是故，本論文即以抗辯權之「法律效力」及「主張之必要性」為兩大主軸，對民法上各個抗辯權進行分析整理，首先澄清何謂「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此等抗辯權效力所造成之法律狀態，與請求權消滅乃至於權利本身之消滅有何不同，是否仍不變動原有的法律關係，因而與形成權有別；其次探求強調「主張之必要性」的理由何在、能否貫徹，各該抗辯權以此特徵在訴訟法上與權利障礙抗辯及權利消滅抗辯區隔，是否均切合制度設計的意旨，並檢討目前學說實務對於訴訟上抗辯權主張之處理方式，是否能落實立法原意，或者有背道而馳的疑慮。 抗辯權制度起源於羅馬法時代程式訴訟中的exceptio，本屬訴訟法領域之概念，發展至今日卻成為實體法上權利，惟仍不脫濃厚的訴訟法色彩。因此，在抗辯權制度之研究上，諸多重要問題若未能兼顧實體法及訴訟法層面從事討論，往往失之偏廢而欠缺全面性的考量。有鑑於此，本論文整合了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觀點，對於涉及此二領域交錯之問題，重新予以檢討，尤其，時值近期我國與德國民事訴訟法就相關規定均有重大修正之際，關於抗辯權之闡明與當事人及法院應盡之訴訟促進義務，更是著力的重心之一。 第一章緒論，提出研究動機及所欲探討的問題，並說明研究主軸、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第二章介紹抗辯權制度之發展及其基本理論。第三章民法上個別抗辯權之學說與實務分析，針對第二章所列舉出之民法上抗辯權，以「法律效力」及「主張之必要性」為兩大主軸，個別討論其對請求權實現性之影響，以及抗辯權效力之發生，是否均以抗辯權人之主張為必要。第四章抗辯權之效力及其實現，首先整合第三章之內容，重新組織抗辯權之效力，以呈現「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的具體內容；其次討論兩大爭議問題：已行使之抗辯權之「拋棄」，以及抗辯權排除債務人給付遲延責任之效力；最後檢討抗辯權與形成權之界線，思考抗辯權在實體法上之定位，是否能與形成權截然劃分。第五章抗辯權在訴訟上之處理，首先討論抗辯權之行使是否限於訴訟上主張，始生效力，被告在訴訟外主張抗辯權者，法院得否斟酌；又，訴訟上如何認定被告有無抗辯權之主張；其次討論法院就抗辯權之闡明權與闡明義務，指出向來通說實務關於得否闡明抗辯權之標準的問題所在，並呼應新法精神予以再檢討；最後，當事人及法院之訴訟促進義務亦屬不可忽略之一環，認為被告應於適當時期為抗辯權之主張，並在賦予當事人充分程序保障、防止發生突襲的前提下，透過爭點整理程序解決拋棄或撤回抗辯權主張之問題，同時確立兩造應受拘束之規範；而在法院善用現行民事訴訟法進行計畫性審理、集中審理下，採用一造辯論判決是否會不當剝奪被告主張抗辯權之機會的疑慮，應能降到最低。第六章結論，分為「從法制史中獲得之啟示」、「關於現行法制下之解釋及適用」、「關於立法論上之建議」三部分，總結本論文對抗辯權之過去、現在、未來的看法。

定型化契約條款的發展自二十世紀以來，普遍地擴及一切的商品服務業，此種普及之情況在勞動生活實態中亦不例外。在勞動契約的締結過程中，雇主多以預先擬定的契約條款，單方面向勞工提出，就締約實力而言，勞工多半處於弱勢之一方，對於契約內容之形成難有影響力，通常僅能在接受與否間選擇，契約自由原則在此無法達到其保障契約內容的實質正當性功能，從而對於定型化勞動契約之內容有加以控制、審查之必要性。 然而定型化勞動契約之司法控制在我國現行實定法之狀態下，有其適用上之困境，我國制定法中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規範，以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第11條至第17條）最為詳盡，然而該法所適用之對象受到立法定義之侷限，非消費性契約無消保法之適用，勞動契約因而無法直接適用上開規定。我國民法債編於民國88年的修正中雖增訂民法第247條之1，作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原則性規定，然此一規範內容僅涉及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控制，其立法密度顯然小於消保法之規定。 為了釐清定型化勞動契約控制在我國法上之適用依據，本論文蒐羅大量法院判決，觀察法院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於勞動契約中之現狀，並譯介德國法制相關討論及規範，希冀對此問題有更進一步之認識，進而提出妥適之解決之道。 本論文首先從定型化契約之理論出發，分析定型化契約須受控制之理由及其控制之基本模式。其後詳述我國法制現狀，探討在法律適用困境下，如何進一步建構起定型化勞動契約之法律體系及適用依據。為能釐清定型化契約的司法控制體系，本論文以大量篇幅分析比較我國與德國法制，依序探討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定義、納入契約及異常條款之判定、不明確條款解釋原則、內容控制等相關重要問題。再者，若契約不被納入成為契約內容，或者因顯失公平而被判定無效後，其法律效果為何，亦為本論文所要探討之議題。最後，以勞動契約常見之四種定型化契約條款為題，介紹我國法院之處理方式以及德國法制之討論，期能藉由比較法上之分析作為我國將來法律解釋及立法之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