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下列的關係： １•寂寞感是否因性別、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 ２•自我意識和寂寞感的關係為何？不同自我意識程度者，其寂寞感是否不同？ ３•自我坦露與寂寞感有何關係？不同自我坦露方式，其寂寞感是否不同？ ４•性別、年齡、自我意識、自我坦露與寂寞感有何關係？ 本研究以大台北地區高中和大學生為對象，研究工具包括（１）寂寞量表，（２）自 我意識量表，（３）自我坦露量表，（４）個人排遣時間方式。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統 計方法為：多變項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Ｓｃｈｅｆｆｅ′法事後考驗等。 研究結果如下： １•年齡在寂寞感程度上：就寂寞感總量表、寂寞無助、缺乏友伴、歸屬感弱而言， 皆不因年齡不同而有差異。 ２•性別在寂寞或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就總量表言，無差異，男生在寂寞無助上 得分較高，女生在歸屬感弱得分較高。 ３•自我意識與寂寞感有顯著關係：其中「個人自我意識」與寂寞感呈顯著負相關， 「公眾自我意」與寂寞感呈不顯著零相關，「社會焦慮」與寂寞感呈極顯著正相關。 ４•自我坦露與寂寞感呈顯著相關：就中學組言，對母親、父親、男女性朋友、老師 的坦露均呈顯著負相關；而就大學組而言，則對父親、母親、男女性朋友的自我坦露 與寂寞感呈顯寞負相關，對老師的自我坦露與寂寞感無關，並且自我坦露程度不同， 其寂寞感有不同的程度。 綜合以上結果，加以討論，並對教育及輔導工作提出若干建議。

本文以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如國家主權為全民所有、保障人民權利及限制政府權力等 出發，檢視盧梭對民主的態度，從而探討他的民主思想的真象。 本文假定，盧梭雖然對民主抱持批判的態度，想對民主政治的一些偏差有所修正、補 救，所以提出了許多新的詮釋。但基本上他還是認同並接受民主政治的統治型態。基 於此一假定，本文就下述重點逐一進行研究： 第一章說明研究目的與範圍，並說明外在環境對盧梭思想的影響。 第二章分析全意志的意義，並指出全意志係基於同意而來，故不應被視為極權思想的 理論溫床。同時，說明全意志理論在實際應用上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第三章指出，盧梭出對人民權利－尤其自由權－的獨特界定、及其所含的意義。從而 澄清此一觀念所遭受的批評。 第四章研究重點，在探討盧梭對政府權力的設計與主權者制衡政府的制度。對於他反 對代議治也從不同角度提出反駁。 第五章除綜合上述，肯定盧梭支持民主外，並指出，他的思想對避免現代民主的流弊 似有啟發意義。

本篇論文主要在於探討一位與群眾最為疏遠的德國思想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 N NIETZSCHE，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如何看待「群眾」的問題。這工作所以能做是 因為尼采的確有許多檢討群眾的文字傳世，而「群眾意識」雖然只是尼采「超人哲學 」的襯托背景，同時卻是左右尼采思想的重要來源。此來源有些或為尼采所自知，並 形諸文字；有些則隱而不顯，甚至連尼采本人都無由察覺。因此有關「尼采群眾意識 」的探究，除了採用尼采的著作之外，還必須瞭解他生存期間的歷史與時代背景。而 經由諸多觀念的排比論衡，再參酌尼采一生重要活動予以考量，方才可以較週全的瞭 解尼采其人及思想。如此考量，可以發現尼采所以關注人類、批判群眾，並非他本人 突發的奇想，而是歷史與時代條件連帶人類觀念的消長有以致之：尼采思想十足是時 代的產物。 自從宗教信仰隕落之後，俗世成為人類的唯一生活空間，廣大的平庸群眾又是人類的 主體，他們了無大志，在人間的舞台上倏爾去來，卻又經常成為偉大心靈的壓力，這 是尼采棄絕天國、投入俗世之後，造成期許與逃避群眾 兩難猶豫心境之原因。「超 人意志」則是尼采抵斥群眾的生命寄托，然而由於尼采悲劇式的發掘出「充滿平庸群 眾的俗世是人類唯一的生活空間」，其心靈的挫折不言可喻。果真如此，「超人意志 」的創獲雖然激勵尼采生命意志的昂揚，但是不可否認，「群眾意識」的潛藏變幻卻 令尼采無法同時獲致心靈的平靜。 本論文一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介紹尼采群眾意識的時代背景，第三章析 論尼采群眾意識之發展，第四章則對尼采群眾意識加以評鑑，第五章結論認為「群眾 意識」固然是尼采「超人意志」的重要來源，卻也是「超人意志」的沈重負擔。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民意代表在當選之後，他們的行為是否會受到其選區選民的控制 或影響。本文是以第四屆台北市議員作為研究的對象，而以他們在職中反應其選區選 民需求的個人行為，作為分析的單元。 筆者假設議員最主要的政治目標是競選連任；為了達到這項政治目標，他們需要採取 一些選區服務行為，來爭取選區選民對他個人的再度支持。筆者將議員的選區服務行 為三種：探取政策立場，促成肉桶法案，和個案服務。至於議員之間在這三種行為上 的差異，筆者假設，是受到其個人的支持者在所有的選區選民中所佔的比例影響。根 據這項假設，筆者嚐試著去建構選區選民影響力與議員角色行為的關係之因果模型。 本論文僅為一冊，約五萬字，其章節則如下所示： 第一章：緒論 壹、研究目的 貳、選區選民 參、現任議員的選舉優勢 肆、議員的選區服務行為 伍、論文結構 第二章：理論建構 壹、文獻檢閱 貳、研究架構 參、變項建構 肆、研究假設 第三章：因果模型一：票源區選民對議員角色行為之影響力 壹、前言 貳、核心選民的比例 參、議員的個案服務行為 肆、議員的肉桶立法行 為 伍、因果模型的建議 陸、結語 第四章：因果模型二：選舉區選民對議員角色行為之影響力 壹、前言 貳、核心選民的比例 參、選員的個案服務行為肆、議員的採取政策立場 行為 伍、因果模型的建構 陸、結語 第五章：結論 壹、本研究的特色 貳、本研究的發現 參、本研究的缺點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近代中韓兩國民族意識的特質（共三節） 第三章：民族主義在「三一運動」中所表現的特徵（共三節） 第四章：民族主義在「五四運動」中所表現的特徵（共三節） 第五章：結論──民族主義對五四與三一的影響及其以後趨勢 在十九世紀中葉，中韓兩國在「西勢東漸」的環境之下，為了應付這種外來的衝激， 放棄了傳統的鎖國政策。當時兩國人民為了適應環境，追求了解西方而這種思想具體 表現在民族主義運動和近代化（工業現代化）的運動中，形成了中韓兩國近百年歷史 的特色。 一九一九年同時在兩國發生的「五四運動」和「三一運動」是愛國熱忱中發展出來的 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自從對外開放門戶以來，知識份子鼓吹「民族改革意識 」，而一般民眾則甚受他們這種思想之影響。 本論文主要內容，是談討以「民族改革意識」來精神武裝的民眾，如何應付當時列強 之侵略的過程。（約八萬字）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服裝意見領袖之服裝消費行為，樣本則為北市大學女生，筆者主觀 認為服裝意見領袖及非意見領袖之差別在於主要在於ヾ態度ゝ興趣、知覺ゞ危險認知 々媒體習性ぁ社會化變項等五個構面，故問卷之發展齊往此五構面發展，經由因素分 析方法在以上五構面中，分別由ヾ態度構面抽出九個因素ゝ興趣與知覺構面抽出四個 因素ゞ危險認知構面抽出三個因素々媒體習性構面抽出二個因素ぁ社會化變項構面抽 出一個因素，共計十九個因素，在經由逐次區別分析抽出九個區別變數，並於檢定。

農村居民對社區更新及宅地重劃意願之高低，是 村社區更新及宅地春劃成敗之關鍵 ，也是決定該計劃可否實施之基本條件；因此尋求影響 村社區更新及宅地重劃意願 之因素，乃是推行該計畫之基本前提，俾從中發現影響因素而提出對策，以利農村社 區更新及宅地重劃之推行。 本論文興壹冊，計五萬字，分成四章，研究內容係於民國七十三年，以台灣省十三個 農宅改善示範村里之初勘或複勘地區的一一○位居民為樣本，訪問他們對農村社區更 新及宅地重劃之意願的高低及幾項可能影響更新及重劃意願之因素的態度，而以皮爾 生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 ）及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 sion）為主要分析 方法，以尋求影響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影響農村社區更新意願的重要因素，有「居民對居住環境的態度」、 「居民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的 解程度」、「居民改善居住環境的經濟能力」，結果 顯示，對居住環境愈不滿意者、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的 解程度」。而影響農村宅地 重劃意願的重要因素，「居民對 地重劃措施的 解程度」、「居民對農村社區更新 措施的 解程度」、「居民的風水觀念」、「居民改善居住環境的環境的經濟能力」 ，結果顯示，對 地重劃措施愈為 解者、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愈為 解者、風水觀 念愈弱者、改善居住環境之經濟能力愈強者，均有愈高的農村宅地重劃意願，其中最 有解釋力的因素為「對農村社區更新措施的 解程度」與「改善居住環境的經濟能力 」。本研究也以某些 景因素，檢驗該等背景因素對主觀態度之影響，結果證實「所 得」與「人格特質」、是極有意義的背景因素，與許多主觀態度有顯著關係；而其他 的背景因素，則沒有很高的解釋力。

本論文以一九二○年代前期台灣知識份子的非武力抗日運動為研究主題。日據時期 的台灣，在日本殖民政府高壓統治下，被治的漢民族雖深懷不滿，但武力反抗均告 失敗。到一九二○年代，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逐漸崛起，在歐戰後民族主義、民 主政治、社會主義等思潮刺激下，改以合法手段展開了非武力的反抗運動。這運動 由東京留學生肇始，在島內得到廣泛的響應。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 協會、台灣民報等三者為中心，形成一個全面性的改革運動，對台灣社會發生了強 大的衝擊。隨著運動的發展，意識形態與利益相殊的知識份子之間也逐漸發生了歧 見與衝突，終而公開分裂。 #2810305 #2810305

冷戰結束之後，Francis Fukuyama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所謂「歷史的終結」，Fukuyama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事實上，在西方，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正在終結。而西方不同國家中，與經濟發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處水平和存在問題有關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將繼續存在。就是說，全球出現所謂「意識形態的空場」，而Fukuyama提出了 「意識形態終結論」，但這種「空場」很快的就被多極化的政治勢力所填充，成為多元文化思潮競逐的場域。「族別意識」和「區域意識」的空前覺醒和加速擴散，各民族國家越來越重視和守護「本民族的族別屬性」，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這個時候，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出「文明衝突論」：在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目標的歷史客體，而是與西方一起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形構者。因此，以「民族特色」為口號的「第三世界批評」成為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合法化依據與必然策略，一方面張揚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抹平趨勢的最好藉口；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主義帶來的自給自足或尋找自我現代化路徑的口號成為加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突然結束，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這直接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使國際關係學者們重新思考世界事務中「文化」和「認同」的理論地位。 因此而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何去何從？更具體的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單一同質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蝕、或消滅，反倒呈現跨國文化與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況。因此，歷史、文化與政經環境的「差異」便成了在「全球／本土連續」中必須要考量的課題。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裡，「本土」與「全球」的真實風貌如何？真是處於壁壘分明的態勢中嗎？我們不免要問：在可預期的未來，西方世界對其社會理路所進行的內在性轉化，是不是締造整體人類新文明的唯一（或至少最重要）動力？面臨著此一可能來臨的歷史轉捩點，非西方地區的「文化」到底可以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所述及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何去何從？就是說，中國從七○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中共要中國對外開放，就必須進一步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的同時，也要面對西方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這是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主體」／「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還有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更不斷地強調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在中共歷經了領導人的更迭、政策的變動乃至於東歐共黨國家與前蘇聯的瓦解衝擊之後，「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現今仍然堅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內容究竟是何指？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我們要如何來瞭解這些變化的意義？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指在透過對文化霸權、全球化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之說明，探討文化／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和中共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了解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和社會意識形態之社會脈絡，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內涵、歷史演變，用以檢視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落入何種文化霸權的宰制或影響，進而從中分析中共意識形態、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間的深層關係，而指出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其中，「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如果更進一步的釐清本論文所要論證其問題的目的，則會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面臨的困境，也是我想思考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中國」／「中共」如何面對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霸權」？；第二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共意識形態屬性如何轉變？其與文化霸權又有何關係？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提出些問題：中共已經是否由「文化霸權」為中心來建立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是一個具有文化霸權屬性的呢？如果說「是」的話，他們理論內涵是甚麼呢？因此，在此探討文化霸權與中共意識形態之關係，而進一步的分析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內涵及其性質為何？；第三是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第四是「中國特色」不僅將是中共對內各項政策作為的辯護基礎，同時也將是以抗拒國際體系外來文明價值對其政權挑戰與威脅的重要精神資源。也就是，中共以「中國特色」作為形塑並延續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性手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為嘗試解釋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中國主體」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壹、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如何面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八○年代與九○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想，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八○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到九○年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進入了全面擁抱全球化或與世界「全面接軌」的時代。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同步的，但是，在九○年代，知識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義思潮，或者稱為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果說八○年代是「西學」擴張的時代，那麼到了九○年代則是「國學」復興的時代。 九○年代的中國也有後殖民狀態，就是說，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帶有後殖民主義語境的「反西方的文化霸權」，也是由官方 / 精英知識份子 / 民眾一起建立「另一種文化霸權」。在九○年代，中國是以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的文化。更進一步說，九○年代的中國語境，一方面在批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即是「中華性」。也就是說，這種在九○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在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帶有一種「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語境。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的。八○、九○年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的建立。 貳、中共如何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全球化？ 在當代中國，中共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時候，也就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容易落入由中國在文化的差異性上去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本質主義，就是說，他們強調由自身「本土性」去批判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標準。他們在批判時，所用的仍是區隔「你」、「我」或是「我」、「他」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是更加「嚴格」的區分出來。在根本上將「中國」與「西方」區隔開來，將「我者」與「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更具體的說，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就是通過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一直是中共在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重要工具，藉由強力區隔西方／非西方或東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 參、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核心有所轉變。 九○年的中國就形成一種「官方」與「民間」都有所反應／認知的情勢，使得中國在九○年代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的意涵。這與過去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由「社會主義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九○年代更是明顯。換言之，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是由「親西方」向「反西方」轉換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的「純粹」與「實踐」面向結構位置的徹底改變，而會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意識到自身的被後殖民化而導致「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一種意識形態由「西方中心」向「東方／中國中心」過渡的表現。「中國主體」取代馬列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最核心，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必／不能再以馬列主義來當作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它必須回歸到中國主體上來作建構，「三個代表」就是最佳代表。之所以會發展成一種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中重新建構以中國主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不只是標誌江澤民自身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完成，其實更大的意義也正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主體的建構完成。 肆、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 對中國的政治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上轉變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內容上，而是在其轉化方式上。目前中共對於「三個代表」中所述及的「先進的文化代表」是否已建構起支撐其進行統治的「文化霸權」之實質內容，「三個代表」所具備的「與時俱進」的創意，是用了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文化霸權」，它不是單單依靠「階級權力」強加於人，而是在社會中，從社會關係交織成的動態的權力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及接受私營企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入黨等主張，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漸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靠攏。因此，「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簡言之，「三個代表」的本質就是「文化霸權」的實踐。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製造「文化霸權」的核心社會過程之一。 伍、辯證統一性的中共意識形態 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其「兩面性」（dualities）的特質，就是指向來存在於中共意識形態裡所具有的爭論性特點，如理論／實際、純粹／實踐、「左」／「右」、市場／計畫、保守／改革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解釋空間。而此種「兩面性」的特點即根源於其官方意識形態信仰體系內涵的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上呈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辯證統一性」的發展，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辯證、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意識形態之辯證、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的辯證。同時要面對的是政治範疇／經濟範疇、黨的思想／社會思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的／西方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兼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簡言之，中國現在面臨的既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也有自身「獨特性」的問題。 在中共意識形態重建中，中共藉由「有中國特色」一詞重新強調中國主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對西方中心價值／東方主義建構的抗拒，同時強調中國自身在國內社會、國際舞台上相對於西方的主體能動性。中共將「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一起中國化，一方面在堅持中國特性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並由此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共藉由這個中國化與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告訴中國人民，全球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也有權參與；全球化不該再是西方的全球化，而應該是中國的全球化。 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所凸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其實是處於一個尚待發展而仍未完善的階段。然而，正是因為這樣，它同時具有兩項特質：一個是主體性的思維特質；另一個則是開放性的體系特質。而這兩者則是共同建構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未來朝向「文化霸權」發展的可能路向，使其得以一方面運用「中國特色」來詮釋其「社會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其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來鞏固「中國特色」所需要的主體價值。如此一來，中共的合法性與權威，就可以在「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雙重論證與文化霸權路向的發展過程中，開始尋找鞏固政權的生機。更進一步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框架的確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要能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衰退危機，更要建構出主導未來發展的思維準據。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能維護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更要回應當今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化的優勢挑戰。也就是說，中共嘗試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形式與中共政權統治的權威力量來建構一個具有特定規範指涉意涵的「新的文化霸權」論述體系。 最後，本論文認為，在整個世界朝向全球化的脈絡發展之時，中共追求經濟上的成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做的努力，也必須跟上世界潮流。隨著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意識形態的體系化之建構完成，伴隨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出現，一個兼具有「主體」特質與開放意義的價值體系和實踐經驗，將從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應對方式轉向，而進一步積極地與世界其他不同的文明展開互動，並在一個相互滲透與相互規範的權力場域，進行跨國域的文化霸權競逐。

摘 要 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世局的變動而轉移，由立國之初的孤立主義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今更躍居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外交政策的動向自為世人所關切。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如民意輿論、利益團體、政黨、行政部門、國會、大眾播媒體、總統聲望等等。在美國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大眾傳播媒體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更隨著資訊事業的蓬勃發展而加重其份量，大眾傳播媒體如何正確地向人民報導政府的外交政策，又如何將民意反映於外交政策上是一重要的工作責任。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中，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而使得民意在何種條件下，會支持或不支持行政當局的因素，在決策者做決策時倍受重視。 本研究認為，在美國未來的維持和平與人道干涉行動中，民意所扮演的角色是必要受到限制的。民意對於國際事件反應的主要來源，基本上消息是來自電視媒體，如果民眾持續對國際危機的反應，主要根據影像的傳送，則民眾的反應中只有純粹的情緒層次，而欠缺對於美國執行危機任務其中複雜與危險全盤的理性了解。在美國以民為本的民主社會中，民意對於外交決策佔有相當的影響力，政府中的決策人士亦重視民意與輿論，在民意不支持甚至反對行政當局的情況之下，容易造成美軍草率的撤軍，使任務失敗，例如此次的索馬利亞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便可以由本論文印證。近年來，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論證探討了美國未來人道干涉的角色，但本研究著重在「探討民意與美國海外用兵兩者間的關係」，重點在研究索馬利亞個案（1992-1994）。且必須回顧美國先前的海外用兵經驗，其中最值得借鏡的是「越戰」與「波斯灣戰爭」。戰爭後期在國內輿論大力反戰的聲浪中結束的越戰，行政當局記取了在越戰的慘痛教訓，對未來美國處理海外用兵時的新聞媒體表現，予以管理，故在爾後的波斯灣戰爭中，便對當前影響民意最巨的新聞媒體，實行新聞檢查制度。 儘管美國涉入各個海外危機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行政當局與媒體和民意之間的關係，必須有良好的溝通，不但有利於軍事任務的成功達成，且可以成為一個可供日後處理海外危機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