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基盤研究(C)(2) 課題番号:17530562 研究代表者:加藤 鉦治 研究期間:2005-2007年度

中國大陸在1993年8月31日與2000年2月21日，由大陸國台辦與新聞辦發表了兩篇對台白皮書，台灣的輿論界掀起一陣對於中共對台白皮書的討論與報導，兩岸關係的議題也倍受關注。在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中共發表兩次對台白皮書為研究時間始點，並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三大報社論針對兩岸關係的篇數、標題、立論觀點、統獨偏向及稱呼兩岸用語之差異。 研究發現，對兩岸議題著墨較多的報業，統獨偏向的立場也較為明顯。《自由時報》社論的篇數一直是最多的，甚至是其他兩報的兩倍，《自由時報》的統獨偏向也是最偏獨立。至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的統獨立場相近，社論篇數也相近。 社論標題方面，從1993年到2000年，社論標題主角都回歸以「台灣」優先，只有最偏統一的《中國時報》還以「兩岸」優先。由於2000年新政府執政，因此三大報提及「新政府」的比例大幅增加。標題主題方面，2000年三大報對於兩岸議題較少以國際觀點來談，也較少以兩岸歷史淵源來談，而較關注主權議題、國家安全以及台灣人民自決。 社論立論觀點方面，1993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聯合報》、《中國時報》比較偏統一的報業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自由時報》比較偏獨立的報業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2000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還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統獨偏向是中立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還是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而統獨偏向中立較偏獨立的《聯合報》以及最偏獨立的《自由時報》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比較偏獨立的《聯合報》、《自由時報》都關注「台海安全情勢」的同時，立場最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卻關切「兩岸歷史淵源」。 社論稱呼兩岸用語，2000年，三大報的統獨偏向都往獨立移動，因此，稱呼「中共」的比例減少。《聯合報》、《自由時報》常稱對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時報》則常稱對岸為「中國」。三大報在2000年還是最常稱呼「台灣」，但是其次就是稱呼「中華民國」、「我國」以及「台灣共和國」，可以發現國與國的思維更加明顯，而國共關係的思維較為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發現《聯合報》社論的統獨偏向與《中國時報》相近，《中國時報》不論在1993年或2000年都比《聯合報》偏統一。《聯合報》、《中國時報》與當權者的關係，由於《中國時報》與當權派的關係較《聯合報》良好，雖然《中國時報》的統獨立場比《聯合報》還偏統一，《中國時報》卻不像《聯合報》被貼上「親中共」的標籤。若硬要貼上統派標籤只要《聯合報》被歸類至統派媒體，《中國時報》也應該在列。但是在1992年底大規模的退報運動當中，《聯合報》、《中國時報》都同樣報導大陸官方談話，卻只有《聯合報》遭抨擊是「中共的傳聲筒」。本研究發現《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有相近的兩岸統獨立場、同樣的報導卻有不同的際遇，極重要的關鍵是報社與當權者的關係。

建構與發展海峽兩岸的整合可能模式，涉及層面至深且廣，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社會、心理等諸多面向，這些因素又交互影響、彼此牽引。整合理論用來探討海峽兩岸整合時，對如何實現、預測、或解釋整合現象，應具備那些變數，無論是聯邦主義學派（federalism）、交流學派（communication）或新功能主義學派（neo-functionalism），迄今仍無一致性看法。因此，運用各學派的整合理論，在時空環境的配合，發展適用於海峽兩岸整合的理論架構與邏輯，排除解決影響整合的主要變數，始能朝海峽兩岸整合發展。 海峽兩岸從1991年起，開展了「民間性、事務性、功能性、技術性」的交往與協商，卻無顯著突破與進展，兩岸間仍充滿敵意，尤其在1995年、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然針對中華民國發動導彈威懾，使海峽兩岸關係急劇倒退，幾導致軍事衝突危機。 以「和平方式」進行的整合，歐洲可說是國際整合最成功的案例，由歐盟整合進程所得經驗顯示，會員國間成立的不只是功能性的「專門機構」，同時包括一般性和政治性的「超國家機制」，如歐洲議會。質言之，是以經濟整合帶動政治整合。 綜合整合理論觀點，並參照歐洲整合進程，可將歐洲整合的途徑歸納為「共同體途徑」、「政府間合作途徑」及「不同速度整合途徑」三個途徑，而歐洲整合成功的主要關鍵又可歸納為「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整合機制」、「求同存異的整合原則」及「階段性整合模式」。 在借鑑歐洲整合經驗時，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每年均大幅成長，但政治關係卻未同步發展，緊張情勢也無改善跡象，整合理論的「外溢」效應，無法解釋海峽兩岸關係的變遷。回顧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爭議，國家定位與統、獨立場，是必須首要釐清的問題。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承傳，從歷代王朝的更迭興替史實，可以具體發現，都是以興兵作戰方式，以達江山統一的政治目的。對人類歷史來說，以「和平方式」所發展的「非武力」式整合，是創造人類最大的和平與安全。海峽兩岸整合的建構與發展，「歐洲整合」是值得參考與借境的。歐洲各國可以基於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發展需要，以一種「非武力」方式來進行歐洲的整合工程，台海兩岸中國人，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中國人的智慧，應該也可以創造一種「非武力」式的整合。因此，在推動海峽兩岸整合工程，就有些基本原則必須遵循，一是「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問題」，二是「共同追求海峽兩岸的經濟繁榮」，三是「共同努力維持和平穩定環境」。 「一國兩制」是1970年代設計產物，雖可運用於港、澳地區，但港、澳是條約割讓地收回問題，與台海兩岸的問題性質完全不同。為促進海峽兩岸的雙贏、互惠、互利，應先「擱置主權爭議問題」，共同以「構建海峽兩岸整合為目標與願景」，將主權爭議留在未來的時間去解決。 從政治與經濟面向探討海峽兩岸整合時，如果兩岸真的要「合」在一起，而不是五十餘年來所謂的「統一問題」或「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就要在「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共同追求經濟繁榮與發展」、「共同努力維持和平穩定環境」大原則下，來創造海峽兩岸整合的能動性，並以「第三種主體樣態」為整合發展的追求願景，在「有目標而無時間表」的趨同力量下，共同推動海峽兩岸的整合工程。 「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已漸為亞太區域所重視，其安全面向已擺脫傳統的軍事安全，包括非軍事因素，將「綜合性安全」觀念，運用在海峽兩岸的整合發展，將極有助於外交與軍事面向的整合，使海峽兩岸整合呈現出「跨越式」發展。 國際因素自然會影響海峽兩岸的關係，其中又以美國因素最為重要，但外部因素都比不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間的互動來得重要。假如海峽兩岸政府都有準備接受一個妥協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定要完全滿意的方案作為過渡措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言，應有足夠的共識供其稍加軟化其堅持，以做為會談的開端，而非一味主張中華民國不願也不會接受的「一中原則」。讓雙方得以展開協商的妥協性基礎，可以藉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中華民國正式宣布不尋求獨立的承諾，只要雙方能找出一個取代「一中原則」的會談前提。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應努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談判，直到達成協議為止，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必須承諾不使用武力，且對協議的達成不應設有時間表。 長遠的解決方案必須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整合模式」，且所構成的新政治單元（第三種主體樣態）中的兩個既存政府，均得以擁有海外代表，並與他國建立關係。將來可能達成的整合模式，必須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雙方的同意，且任何一方都要有75％以上人民的同意，才能生效。 自1979年始，近二十年的交流互動所呈現的事實，海峽兩岸的交流互動會受到政治因素及其他突發狀況之影響而出現上升或下降的變化。因此，政治因素是海峽兩岸推動整合工程影響極大的因素，交流互動的發展，若無政治因素的支持，是無法呈現正成長的。 在推動海峽兩岸整合工程，建構與發展「第三種主體樣態」的基本前提，是海峽兩岸都有極強烈的意願，以「和平方式」來推動整合的進程，彼此間的任何衝突，是透過談判、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海峽兩岸間要建立這個共識，首先要結束敵對狀態，共同在國際間宣誓，並以國際締造和平的一貫方式－「簽署海峽兩岸和平協定」，以為海峽兩岸開展和平整合工程的進程，最低限度應以「類國際關係」或「域際關係」以做為推動整合工程的關係架構基礎，並以「第三種主體樣態」來共同建構與發展未來海峽兩岸整合的願景。至於要用多少時間來達成這個「政治願景」，則應視整個整合的進程與共識而定。因此，不論「政治願景」的建構時間有多長，台海地區的安定、和平是必然的基礎，同時更可為穩定亞太地區情勢，做出極大貢獻。 美國政府鼓勵海峽兩岸從事有助於兩岸的對話，並為這種步驟背書，主要著眼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台海兩岸地區的重大利益；然美國的利益絕無法超過海峽兩岸兩個政治實體的利益，故就維護海峽兩岸彼此間的利益言，海峽兩岸是須要和平穩定的環境，以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因之，由和平對話進展至「海峽兩岸和平協定」的簽署，將是符合國際體系的期望與利益。為解決這種情況，海峽兩岸整合應堅持以和平方式，並採「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的雙軌並行非等速」的整合模式與進程，並應先簽署「海峽兩岸和平協定」，以確保整合工程是以和平方式進行。 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這句語，到底是指「主權歸屬」的涵義，還是指的是「領土完整」的涵義。對一個傳統的國家而言，「主權」與「領土」兩者是重疊的，但是對於分裂國家而言，則不必然重疊，對分裂國家言，台灣屬於中國的主權，但是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等於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屬於「整個中國」的一部分，而「整個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所有的人民。「台灣屬於中國，但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華民國的政府固然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無權代表整個中國；台灣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均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等於中國大陸地區加上台灣地區」。「誰的中國？」，應該是「中國是海峽兩岸人民的中國」。 有沒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獲得主體性，但是又不會造成「整個中國」的分割？傳統平面的「主權排他性」思考，是不可能找出答案，但如果用「垂直性思考」，可能就會找到建設性的答案。如果了解在WTO架構中，歐盟十五個國家卻擁有十六個會員體，這第十六個就是「歐洲共同體」，從WTO實際運作中，就可以了解這個「第十六個主體」所具有的法律意義。 台海兩岸用整合的方式來追求未來，在相關的領域中建立共同體，一方面可以使海峽兩岸在「合」的方面建構起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國際間解決海峽兩岸的共同出現。如果海峽兩岸能夠達成協議，創造一個除了海峽兩岸以外的「第三種主體樣態」，也就是在國際組織中海峽兩岸有三個主體存在，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另一個就是由海峽兩岸所共組成的「第三種主體樣態」。「第三種主體樣態」的意義是海峽兩岸對對方的主體尊重，但又展現出共屬一主體的雙重思維。換言之，就是「互為主體、共享主體」的觀念。如此海峽兩岸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共同創造海峽兩岸整合的能動性。 「第三種主體樣態」的權利與義務，是否會隨著海峽兩岸整合的程度而逐漸加重？是否會隨著雙方整合的深廣化，由「第三種主體樣態」逐漸取代海峽兩岸的主體性？畢竟整合進程是充滿能動性的動態發展，則留待未來的時間去證明。 海峽兩岸願意朝整合發展，並承諾共同建構與發展「第三種主體樣態」，自然要相互依存與信任共識。中華民國必須做出不從「整合式的中國」分裂出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必須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決其所稱的「台灣問題」，並以和平方式建構「第三種主體樣態」的「整合式的中國」。海峽兩岸的相互依存與信任，是海峽兩岸整合催化劑，建立一個「有目標而無時間表」的海峽兩岸整合方向，是雙方所能達到的最佳平衡點，是海峽兩岸共同創造雙贏的戰略機遇，而「第三種主體樣態」與「整合式中國」的概念，就是海峽兩岸雙贏的基本點。 在借鑑歐洲整合經驗探討，並輔以整合理論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文化等面向探討海峽兩岸整合可能模式時，所顯現的事實上是「惟有海峽兩岸在趨於一同，甚或整合為一個『第三種主體樣態』時，在全球化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始有具有競爭的充分能動性，方能成為全球範圍內的首要競爭者；若走向永久分裂及兵戎相見，均將弱化競爭效能，甚且倒退二、三十年」。因此，海峽兩岸的整合具有「合者兩利、分者兩害」關係，必須揚棄「統」、「獨」鬥爭，並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以建構、發展「第三種主體樣態」為追求整合願景，在「有目標而無時間表」的動態整合進程，創造屬於海峽兩岸人民的世紀。

「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為名的永久性政府間組織，以中文及俄文為正式語言，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及地處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建立於1996年的「上海五國」機制，2001年中，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機制，同年6月15日，六國元首共同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宣佈在「上海五國」機制基礎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當時中共藉著這個機制與俄羅斯及中亞四國開始展開邊境地區信任和裁軍的談判，而這也是「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開端。 本論文以「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為研究主題，首先主要探討的目的為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其軍事合作形成的背景有那些主要因素、其演進的歷程及其內容，其次「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主要內容有那些，接著探討「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不論外部或內部有那些限制因素影響軍事合作，最後逐一分析「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合作對全球、區域及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未來的發展。 研究發現隨著「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逐漸加大，中共在中亞日益提昇的力量也形成對俄羅斯的另一種挑戰。2007年6月27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協定」，使聯合軍演朝向定期化、常態化與制度的趨勢發展，而「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雖然有許多內外的限制因素，但是其範圍及影響層面卻日漸擴大，對全球、亞太地區或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都產生重大的影響，不論兩岸和平談判如何發展，我們都要密切注意「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對我軍事、外交等層面所造成的威脅。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s the first permanent inter-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amed by one of the Chinese cities. Its official language is Chinese and Russian, and its members include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epublic of Kyrgyzstan, Republic of Tajikistan and Republic of Uzbekistan.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established in 1996, was the forerunner of SCO. In 2001, Republic of Uzbekistan joined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and in the same year of June 15, the leaders of the six countries announced a joint statement－"the founding declaration of SCO", which declared SCO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 By using this mechanism, China started the negotiation, which is about a mutual trust of boarding area and disarmament issues with Russia and four center Asia countries, and this mechanism started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CO.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SCO. First, it will be discuss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Shanghai Five" to SCO, including what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of forming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ts courses of evolution and contents. Second, we talk about 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the SCO’s external or internal limitation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Finally, we analyz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ituation in global, regional,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step by step.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CO, that the China’s influence in center Asia is increasing, which will form another challenge to Russia. On June 27, 2007, the six members of SCO signed “an agreement of holding joint military maneuvers among SCO members” to have them held periodically, normally, and systematically. From now,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limit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and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global, Asia Pacific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No matter how the peac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will go, we must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fact that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could cause Taiwan’s military and diplomacy to be under threat.

身為一位學習「戰略及國際安全」並從事「野戰戰略」與「中外戰史」研究與教育的軍人，深知唯有堅實的國防武力，才能在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文攻武嚇下，以「勝兵先勝」之作為，來達到「止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確保「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之達成，然基於深切體認到「兵凶戰危」，不忍國人與大陸之對立紛爭而引發戰火，導致同胞「生靈塗炭」。自當從「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等戰略及國際安全之考量，研究「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藉由國際間已實施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以下簡稱CBMs），期能喚起台海兩岸之領導人，本著同根同源，藉展現誠意、溝通、協商、交流，進而建立互信，以降低兩岸緊張情勢，避免因誤判而引發衝突，進而導致戰爭發生。 「信心建立措施」的主要概念，在於透過資訊交換與交流，增加彼此的瞭解，避免雙方因對彼此軍事意圖的誤解，而導致擦槍走火，引發衝突與戰爭。並希望透過「軍事互信機制」等交往原則的確立、軍事行動的規範，以及檢證措施的運用，建立台海兩岸彼此信任之關係，以達到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確維台海兩岸安全與永久和平之目標。 本論文「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研究」，其主要的理論基礎是參考國際間已施行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該措施見諸於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的「最終議定書」（Final Act）。而在歐洲中立及不結盟國家提議下，至1986年「斯德哥爾摩會議文件」（Document of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第二代的「信心建立措施」被歐洲各國改稱為「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以下簡稱CSBMs ）。一般而言，後者較前者更強調軍事意涵的重要性及查證措施的使用，也意味脫離前者的萌芽階段，進入較繁複、具體、強制發展的階段。除歐洲與亞太地區外，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都有相關類似的安排。1991年，南北韓所簽訂的「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協議」與「朝鮮半島非核聯合宣言」，中共、俄羅斯及其他三個中亞國家於1996年4月26日所簽訂的「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均屬於「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冷戰結束後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所倡導的安全對話，也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一環。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可採用「信心建立措施」（CBMs）各類作法，即（一）宣示性措施（declaratory measures）、（二）透明性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三）溝通性措施（communication measures）、（四）海上安全救援措施（maritime measures）、（五）限制性措施（constraint measures）、（六）查（檢）證性措施（verification measures）…等，並參考國際間建立互信之成功案例，區分目前已在執行的公布「國防報告書」、宣布「軍事演習之種類、範圍、時間、地點」、遂行「海上救難行動」、建立「海峽中線共識」…等，並配合國統綱領的進程，再分為近、中、遠程軍事互信作為，逐步建立台海兩岸軍事互信，降低緊張，化解衝突，以避免導發台海間之戰爭，共創台海兩岸中國人之雙嬴。 當前台海兩岸之紛爭，乃導因於雙方領導人及政府之互信不足，故在推動台海兩岸互信機制時，初期階段，須由單方面展現誠意、培養互信，在時機及條件成熟後，則雙方展現誠意、建立互信，當然我方應審慎規劃，並時時觀察，若中共仍抱持傲慢心態，未能遵守相關協定，必要時可以停止各項交流，以免單方面對中共做出過多的讓步，以確保我國家安全與利益。 從研究中可以深切體會，台海兩岸維持和平與穩定，是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期盼，也唯有「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才能避免雙方因誤解、衝突，而刺激中共以武力犯台，或引爆戰爭。故僅提出具體建議，供決策單位及後續研究此一問題者參考： 壹、台海兩岸不可輕啟戰端。 貳、推動兩岸間制度化互信機制。 參、藉助國際友人加強多邊協商促進兩岸交流。 肆、審慎擬定建立軍事互信措施之優先順序。 伍、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立法逐步執行。 陸、賡續研究集思廣益尋求兩岸雙贏策略。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雖然還有相當多的困難與窒礙，但相信只要台海兩岸領導人有決心，必可早日達成兩德統一與兩韓和解的光明坦途，這也是台海兩岸中國人所衷心期盼的抉擇，但願不久的將來，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均可走出免於戰爭與殺戮之夢魘，進而同享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和平幸福生活，共創台海兩岸的繁榮與發展。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新興的電腦犯罪、恐怖主義、非法移民、國際販毒、槍械走私、組織犯罪等問題，向為各國所共同關切。傳統安全係以戰略和軍事威脅為主，而非傳統安全威脅則來源多元、形式多樣，所呈現者又以各式跨國組織犯罪最為顯著。本論文以兩岸交流衍生之大陸民眾偷渡入臺、毒品走私、組織犯罪等議題來闡明臺灣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此外，尚須因應「國家認同」等源自內部治理之「內發性威脅」等「危機」。 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向外擴散及向內滲透特點，與傳統安全問題間沒有明確界限，兩者具有相互轉化的特性，一旦非傳統安全問題失控或激化，可能被迫須以傳統軍事手段解決。故非傳統安全的範圍是動態的，難以界定，有鑑於兩岸交流衍生之非傳統安全議題相當龐雜，本文乃選擇對個人、社會、國家、國際體系等各層次皆會造成安全威脅的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組織犯罪以及恐怖活動等四項議題為主要研究課題。 當前全球化的發展潮流勢不可遏，安全研究的範圍究應「擴展」還是「窄化」，廣泛受到學者的重視與辯論，主張「擴展」之學者所持的理由是，許多非軍事面向的議題，影響並威脅國家安全至鉅，應該擴大安全研究的範圍。而傳統安全研究學者則認為，若將安全議題太過於擴大，將造成研究焦點無法集中，以及安全實質內涵空虛的弊端，故本論文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當前對我國非傳統安全具指標性之大陸非法移民的深層結構、兩岸毒品走私現況和未來發展、跨境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發展趨勢等課題，並提出因應建議。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一般研究(B) 課題番号:03452285 研究代表者:上杉 喜彦 研究期間:1991-1992年度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で電子化したコンテンツを使用している。

Les amours de l’ombre et de la lumière ont depuis longtemps hanté l’imaginaire chinois grâce à l’art des lanternes magique et bien avant, à celui des ombres chinoises. Dès la fin du XIXème siècle, le cinéma français est présent en Chine où ce « divertissement occidental nouveau-né » aux particularités techniques et artistiques inédites s’est fait accepter. La présente étude tente de découvrir, classer, analyser et synthétiser d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peu connus afin de montrer le processus de développement du cinéma en Chine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a diffusion du cinéma français et son acceptation par les spectateurs chinois. Cette analyse sera menée ici jusqu’à l’éclatement de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en 1937. Comment, en tant que production artistique et ambassadeur culturel aux séductions multiples, le cinéma français a-t-il dépassé ses frontières nationales et influencé le cinéma chinois - voire la société chinoise ? Ce questionnement impliquera une étude approfondie de l’histoire du cinéma chinois des origines et abordera quelques spécificités des cultures chinoises. / In Chinese cinema, shadow puppetry theatre and magic lantern have long been their ancient form of storytelling and entertainment.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French cinema was present in China, whereby their 'new born occidental entertainment' with their particular technique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was accepted. The following study attempts to discover, classify, analyze and unify little-known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inema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diffusion of the French cinema, and its reception by the Chinese public. This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between 1897 up to the end of the Manchurian war in 1937 - How, as an artistic production and a cultural ambassador pass beyond his national borders influencing the Chinese cinema, as well as the Chinese society? This question involv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nema, exploring som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 对光与影的迷恋，让中国人自古就有了“灯影”，“皮影戏”等娱乐艺术形式。自19世纪末法国电影传到中国, 中国开始接纳“西洋影戏”这个带着科技与艺术特性的“新生儿”。本文试图发掘，梳理，辨析，整合历史文献资料, 结合中国电影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 来考察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法国早期电影如何在中国大陆进行传播，以及它们如何一步步被中国人接受。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的产物，法国电影又是如何在它跨国的旅行中，施展着它作为文化使者的魅力和影响, 并以此细化对中国早期电影史的认识。

Si le Japon est reconnu comme un pays émetteur de touristes internationaux dur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son gouvernement met en œuvre dès le début du XXIe siècle des politiques visant à inverser cette tendance : l’Archipel veut s’imposer comme une destination touristique majeure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L’enjeu que représentent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dans les politiques nationales est souligné à travers l’histoire du pays. Un état des lieux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u tourisme des étrangers sur le territoire japonais est ensuite proposé sur la base de plusieurs indicateurs, débouchant sur des modèles structuraux. Parmi eux, le département d’Okinawa apparait comme la zone la plus touchée par le phénomène touristique, d’autant plus que la structure spatiale des espaces touristiques dans ce petit archipel reproduit le système observé à l’échelle nationale, justifiant de focaliser l’analyse sur cette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Pour évaluer la pertinence du tourisme international à Okinawa, l’approche adoptée repose sur une analyse cartographique et des travaux de terrain. Centrés sur le chef-lieu d’Okinawa, la ville de Naha, ces travaux regroupent des enquêtes d’opinion à propos des touristes étrangers menées auprès des commerçants, des entretiens avec des fonctionnaires et des entreprises, mais aussi des relevés relatifs à l’affichag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dans les boutiques. Les résultats de ces travaux sont ensuite décomposés en quatre catégories : l’impact économique, les rapports sociaux, les représentations symboliques et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Des disparités émergent au sein de la ville, ainsi qu’un manque d’adaptation de la part des locaux vis-à-vis de la clientèle étrangère,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 communication. L’appareil touristique local est conçu pour répondre à une clientèle domestique et, en ce sens, la croissance des arrivées de voyageurs étrangers s’accompagne d’une série de problèmes. Néanmoins, une « proximité culturelle » s’établit à l’égard de certaines nationalités de touristes. En parallèle, non seulement une hiérarchie des attraits culturels se dessinent mais aussi l’ensemble du système de représentation touristique se complexifie lorsqu’il est appréhendé à travers le spectre des touristes internationaux.Le champ d’observation prend ensuite du recul afin de recontextualiser cet état des lieux dans la perspective des politiques nationales. Ces dernières ont gagné en cohésion au fur et à mesure qu’émerge au Japon une volonté décentralisatrice. Aujourd’hui, le tourisme relève en grande partie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vis-à-vis desquelles Okinawa fait figure de précurseur, sinon de pilote. En outre, la gestion publique du tourisme est largement inscrite dans une tendance libérale, marquée par des privatisations et un rapprochement entre acteurs publics et privés. Le tourisme international apparait comme une solution pour résoudre en partie des problèmes internes (baisse démographique, contraction future de la demande intérieure, dynamisme socioéconomique des espaces en déclin), de même qu’il doit amener, du point de vue culturel, une meilleure compétitivité du pays en termes de rayonnement (en particulier par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asiatiques), ainsi qu’une « ouverture » identitaire.En somme, cette thèse emprunte essentiellement à la géographie du tourisme, usant de concepts tels que la touristification, l’attrait et l’attractivité culturelle. Elle propose une étude inédite du territoire japonais perçu en tant qu’espace du tourisme international, de même qu’elle intègre dans cette analyse la question du rapport à l’Autre, de l’interaction entre trois échelles (locale, nationale, transnationale). Surtout, elle met en lumière de nouveaux éléments de connaissance sur Okinawa, ce Japon « autre » qui révèle certaines réalités de l’Archipel. / Even though Japan is considered as a providing zone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t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ts government has been setting up policies aiming to reverse this trend. Japan wants to brand itself as an important tourist destination in the world. Inbound tourism is emphasized in Japanese history as an important stake in its national policies. The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bound tourism in Japan is then proposed by a series of indicators, leading to structural models. In doing so, the Japanese territory “consumed” by foreign tourists is organized through a space trend called “multipolar binuclear”, including a main axis followed by pioneer front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relevance of inbound tourism in Okinawa,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based on map analysis and fieldworks. This was centered around Okinawa’s capital, Naha city. These fieldworks gathered surveys from shopkeepers about foreign tourists, interviews wi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and samples concerning the visi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local shops. The results are divided in four categories: economic impact, social relations,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Disparities are revealed among the citizens, but also a lack of adaptation to foreign customer servic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Local tourism production is still targeting toward Japanese customers, which is why the growth of foreign tourists arrivals is accompanied with a range of issues. However, a “cultural proximity” is felt towards two kind of foreign tourists, according to their nationality. Also, a hierarchy is drawn about the inner “cultural appeal elements”. While the entire system of tourist symbols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it is observed through the prism of inbound tourism.The scope of observation is then widened in order to recontextualize these elements within the processes of national policies. Tourism related policies became gradually a coherent whole as the decentralization measures have developed in Japan. Nowadays, tourism is mainly hand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mong whom Okinawa Prefecture is appearing as a precursor, as a guide. Besid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ourism is obviously involving in a liberal trend, leading to privatizations and hindered 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Indeed, national policies are aiming to promote inbound tourism as a response to certain issues. The growth of foreign tourist arrivals is conceived as a solution to internal problems (demographic slump, upcoming contraction of the national demand, socioeconomic revitalization of declining areas). It also must lead to evolutions in terms of culture, meaning a reinforced influence worldwide (particularly towards Asian countries) and an identity-related “openness”.Concerning all these aspects, Okinawa Prefecture provides an important function as an experimental area. Each of its success are being reproduced in other parts of Japan. Furthermore, Okinawa is playing a complementary role, influencing and guiding national models in terms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r even in terms of transculturality.In other words, this dissertation borrows some tools to the French geography of tourism, using concepts such as touristification, appealing elements and cultural attractiveness. It provides an unique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territory seen as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cluding thoughts about the relation with the “Other” in Japan, abou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ree scales (local, national, transnational). Above all, the thesis enlightens on a new kind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Okinawa, this distinctive piece of Japan , which reveals unexpected realities of the nation.